上周談到歷史上的中國經濟曾長期停滯，1952年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扣除通脹後，下同），比2,000年前的漢朝還要稍低，但此後經濟卻以幾何級數上升，2023年人均GDP竟是1952年的89倍！
此種形態在西方國家同樣出現，不過，她們從停滯到急升，發生的時間比中國早了近200年，升勢也不及中國這麼急劇。
宋朝科技領先 「革命」未現成謎
西方國家在工業革命出現時，才呈現明顯的收入升勢，但在200年前，每年1%的增長率已足被視為可傲視全球。為甚麼工業革命及在此之前的科學各種突破，比中國早了這麼多年？要知道，科技史大師李約瑟（Joseph
Needham）發現，在宋朝中國的科技水平早已遙遙領先歐洲諸國。工業革命為何沒有理所當然的在中國首先出現，這便是著名的「李約瑟之謎」。
這謎題有一定的重要性，數十年前，在中國科技與工業仍都遠遠落後於西方世界之時，它尤其能吸引到大量歷史學家、經濟學家與科技專家的關注。不少前輩也特別在意，要創造甚麼條件，才可使科技革命與工業革命一樣在中國也能出現，今天中國既然已成世界製造業的第一超級大國，上述問題的關注度或會減弱。
「李約瑟之謎」並不是可輕易解釋的，諸家說法已有不少，有些也言之成理。我是經濟學家，自然會從經濟角度看此謎題，我的看法不見得是要取代別人的理論，但我相信可作重要的補充。
擴充市場 須靠高效交易系統
我以前多次說過，生產力的進步，除了倚靠科學及知識的利用外，最重要的因素便是勞動力的分工是否細緻。分工愈細，勞動力愈能專注做事，也愈能找出更有效率的生產程序。但勞動力分工不是要分便可分，設想在人煙罕至的窮鄉僻壤，居民要生產自己全部的消費用品，哪能分工？现代經濟學鼻祖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在《國富論》第3章中有名言，勞動力的分工受限於市場的範圍，我們可把此理解為市場愈大，分工的程度便可更細。近數十年全球經濟一體化後，市場大幅擴大，工業製品的分工亦演變至每一產品都可涉及一道生產供應鏈，不同的環節都由不同國家或企業負責。
從上可知，工業革命的前提是有一個足夠龐大的市場，使商品可無遠弗屆，從而使細緻的勞動分工變得有需要而且可行。在古代歷史上，要擴充市場，一個必要條件是有一個高效可靠的交易系統。
北宋時的貿易，往往要靠價值不高、運輸困難而且沉重的鐵錢作交換媒介，十分不便，於是出現了「交子」，這是紙幣的雛形；南宋時進化為「會子」，更是具備了很多現代貨幣的特性。政府需要多少貨幣，可自行印刷發行。「會子」背後有實物財寶作儲備支撑，但儲備率不用很高。有了一套人民信任的貨幣後，可把它作為交易時的工具，亦可以是儲值的工具。紙幣與白銀或黃金等貴金屬不同，數量不受缺金缺銀的限制，印製紙幣的成本亦遠低於換取或開採貴金屬的成本。有了紙幣，貿易方便得多，可以大幅擴大市場的規模。
不過，紙幣的優點亦成為它的弱點，南宋時的末代皇帝為了軍費，便濫發「會子」，很快地「會子」便貶值，大家不再信任它。朱元璋開國時也發行過紙幣，但他一樣抵受不了誘惑，印發太多，造成通脹，明朝的紙幣也廢掉了。代之而起的是用白銀作貨幣，但中國缺銀，要靠輸出茶葉、絲綢、瓷器等產品到南洋及歐美各國換取玻利維亞及日本所產的白銀。從近年發现的幾艘明朝南海沉船所载的貨物可見，中國與南洋貿易繁榮。中國經馬尼拉及墨西哥城轉至歐洲的海上絲路，在明朝一樣發達。中國輸出有價值的商品，換回的卻是被當作貨幣本身消費價值不高的白銀。由此可見，中國也參與了全球化貿易，本也有可能慢慢促成更大的市場更細的分工，但有兩個因素使中國沒有如西方國家般通過大航海，建立及剝削殖民地去為自己積累財富。
積累財富成空 無力再拓工業
第一個因素是白銀是用來做貨幣，若是用紙幣，便不用付出這麼大的代價，靠大量輸出自己商品去換取白銀。第二個因素是中國明清二代辛苦積累的白銀，後來都被不平等條約清空掉。歷史學家王裕巽估計，從1567年海禁開關至1644年明亡，中國通過貿易順差共流入3.3億両白銀。明亡後貿易繼續，1681至1800年，共流入4.58億両白銀。以致有人認為，世界一半的白銀都到了中國。不過，甲午戰爭後中國要賠日本2.3億両，八國聯軍後，要賠4.5億両，中國貿易的成果都被搶光，如何有餘錢發展科技與工業？
(香港經濟日報 2024-9-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