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漢權校長主理的「國史教育中心」舉辦了一個有多所中小學參與的歷史比賽，其頒獎典禮找我去作一個演講，給我的題目有點嚇人，「漢朝到今天中國GDP的故事」。
最初「口輕輕」的答應了，到準備時才知道要做大量的功課才可應付，但想到香港學生的歷史知識長期有虧欠，辛苦一點也是義不容辭。
這題目涉及的儼然是一份中國經濟通史，甚至是世界經濟通史。在不到一小時的時間內，面對的聽眾雖有何漢權、丁新豹等歷史學家，但大部分是中小學生，所以我只能採納較簡單的架構，突出GDP與人口、生產力與制度之間互為因果的關係。
中國去年人均GDP 為1952年89倍
我們若找來中國及世界其他國家GDP的歷史數據，並將其畫為圖表，不難發現，基本模式都是一樣的。即從公元零年開始計，不論是總體GDP（已扣除物價變化因素，下同）或是人均GDP，都是長期停滯不前，而且是處於很低水平的停滯。但在近代，GDP與人均GDP卻突然飛升。若用圖表去表達，則呈現一個左右倒轉了的L形，先是一條橫綫，接着代表GDP的曲綫突然向上，速度之急，使它看來像一條垂直綫。
西方國家的GDP在文藝復興以後已略呈升勢，到了19世紀中葉工業革命以後才加大升幅。至於中國，1952年的人均GDP與公元零年時幾乎完全一致，低得很，但2023年的，卻是1952年的89倍！長期停滯，近代急升，是中國及世界人民收入的最概括寫照。我們是現代人，難免要慶幸我們的人均GDP比我們兩三代以前的先祖要高出約88倍。
這裏有個問題，GDP是一現代概念，從前的統計數據也嚴重不足，為何我們可比較到1952年與漢朝的GDP？說穿了也不複雜，1952年時世界雖已有了一些歷史上所無的產品，如收音機、汽車等，但人民的絕大部分消費品仍是與吃與穿有關，在這些方面，1952年跟漢朝的可比性依然頗大。
但當然，愈近現在，新產品層出不窮，把當代人民生活水平與二千年前作比較，便愈是容易荒腔走板。在包括中國的世界經濟史中，我有一位已經過身的經濟史家朋友麥迪遜（Angus Maddison），他花了一生之力去考證歷史上的經濟數據，貢獻至大，我用的也是他的數據。
我們可以將中國與西方世界稍作比較。在文藝復興以前，中國的人均GDP一般高於西歐國家，但若論總體GDP或總體經濟力量，中國因為人口遠多於西歐，所以總體GDP也一直高於西歐。此現象在鴉片戰爭年代才終結，西方國家生產力上升，輾壓中國，後者雖然人口眾多也頂不住。但到了2015年左右，中國在急速追趕後，GDP又再超越西歐。
食物產量增 人口與GDP拾級升
這裏要提一提印度。她的人口在歷史上與中國是叮噹馬頭，有時高於中國，有時低於中國，但在1700年以前，她的GDP絕大部分時期高於中國。不過，在她變成英國殖民地後，人口與GDP都現頹勢，跌在中國下面了。今天她人口恢復世界第一，但GDP與中國差距仍大。
我們若把GDP與人口作一比較，容易見到二者關係密切，尤其是在工業革命之前。二者互動的模式大致如下：生產力若有進步，食物產量增加，可使社會支持到多些人不用生產，只是讀書搞文化，那個時期的文化會十分燦爛，北宋時的人文薈萃便是一例。但食物產量增加的更鮮明後果，卻可能是生育率上升，人口增加。告子與孟子辯論時，認為「食色性也」，人類維持自身物種的存在之道，便是吃與生育，與大多數動物無異。
所以在食物生產能力進步後，大家在吃飽之餘，便忙着製造人口。人口上升，GDP也會拾級而上，但GDP被較多的人口分薄之後，人均GDP也就上不了去，社會跌入貧窮陷阱中，無法自拔。
歷史上，中國的人口受戰爭與饑荒影響，頗有波幅，但她亦得益於生產力的重大進步。在近代工業革命以前，中國社會生產力的進步主要並非來自工業，而是在農業。農作物新品種引入，產量增加，支持到更多人口所需的熱量。宋真宗（998-1022）期間，早熟稻品種從印度支拿的占城傳入，稻米種植從180天以上一造減至130天左右，一年便可有兩造，產量增加。宋朝時高粱也從原產地非洲引入，蒙古人統治後，高粱廣泛傳播。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多種美洲農作物傳入中國。玉米、番薯、馬鈴薯、花生等的引進，幫助了中國人民利用山區等邊緣土地的生產，過去用不了的土地，現在可種這些物種，大大幫助中國人民的食物生產。
現代人均GDP猛升 生育率卻降
此種新品種的引入是科技進步的一種，在歷史上，此種科技最終只帶來人口增長，人均GDP未見上升。為甚麼在現代社會情況不一樣，科技進步後，人均GDP猛烈上升，生育率卻下降，部分原因或與社會制度有關，下回分解。
(香港經濟日報 2024-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