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屆諾貝爾經濟學獎有兩位得主，霍爾（Robert Hall）及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兩人皆寫過關於經濟穩定政策的經典文章，後者算是我芝大師弟。
他們都是大名鼎鼎的高手，但我認為他們研究的焦點不是最重要的頂尖題目，經濟學家最應關心的應是甚麼制度才最能助益經濟增長。
哪種制度對經濟最有利？這是一個長期有爭論的議題，但它不會有簡單的答案，制度與經濟的關係是多層次的，不易掌握。20世紀的歷史凸顯了一個天然實驗，蘇聯式的計劃經濟與美式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孰優孰劣？蘇聯因走上極端路綫，不理市場訊號，很多產品無人問津，同時亦有不少產品嚴重缺貨，最終經濟敗壞，蘇聯崩潰，計劃經濟被丟進垃圾堆。
不過，若我們據此便認為資本主義完勝，政府也完全不用為未來制定規劃，那麼我們便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西方國家所實施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並非真正意義上的自由競爭市場，而是充滿了扭曲的市場，所以也未能把經濟帶到最好的狀態。
先說近期的，美國對多個國家發動關稅戰，這是對國際市場的最大扭曲，哪裏算得上是自由市場？美國的小眾利益集團，對經濟有非同尋常的控制，例如加州多年來一直想建高鐵，卻總是有石油商支持的势力跑出來阻撓，美國在中東的政策不符美國利益，但美國依然為了以色列而打仗，又大量用納稅人的錢去補貼以色列政府，這如何說得上是按市場規律辦事。
就算是二百多年前，英國與美國在工業革命之初，也是大搞保護主義。英國依靠船堅炮利，對中國強行輸出毒品鴉片，卻反被英國政府說成是自由貿易。
西方雙重標準 扭曲「自由市場」
我們可看出，西方國家往往用雙重標準去判定政策，自由市場一詞常被濫用。自由市場是個好制度，我們要批判的，是政客對市場的扭曲，而不是市場本身。
反倒在中國，80年代改革開放之初，民間的企業家湧現，檔攤小販賣鄧麗君的錄音時，完全按競爭性市場規律辦事。90年代珠三角的民營企業家，隱隱然已把珠三角建成世界工廠。2000年後，中國加入了世貿組織，在最具競爭性的世界市場如魚得水，中國是全球經濟一體化最大得益者及捍衞者。所以我們判斷誰支持市場經濟誰反對，不能只看表面。資本主義國家並無好好的捍衞自由經濟制度，反倒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最反對保護主義。
我們也應指出，中國最成功的大企業，如華為、百度、大疆、騰訊、比亞迪、阿里巴巴、小米等，盡皆民企，亦是市場經濟的得益者。
自由市場機制是我們所知，配置資源最無浪費的機制，它的最大優點，我相信是能夠把人民的積極性動員起來，不會出現「做又三十六、不做又三十六」的現象。人民為了自己利益、自己前途而努力，在市場機制下，可使到國家也成為得益者。換個角度看，市場有能力把各自為政只追求利潤的企業或個人組織起來，從而發揮巨大的力量。
港首份五年規劃 非搞計劃經濟
香港多年來常被評為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這是否實至名歸，我們不用爭論，但我們可注意特區政府推出了一份「五年規劃」的方案，這是否意味着香港要放棄自由市場，搞計劃經濟？要注意，特區政府用的字眼是「規劃」，不是「計劃」，二者有微妙的差異。「規劃」一般指帶有方向性，但較為靈活可以隨時改動的計劃，倘若特區政府發現過去的一些想法因經不起市場考驗而作出修改時，我們倒不能說香港在搞計劃經濟，放棄市場。市場與規劃本應是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兩者皆可以互動的機制，也許這才是最符人民利益的。特區政府把「五年規劃」翻译为Five-Year Plan，這不太对，用Five-Year Planning 更符合「規劃」的原意。
哲學中的辯證法一向指出，互相矛盾的對立概念或機制，往往都會互相轉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例如文化大革命對中國破壞極大，但在過程中，中國的官僚制度也受到很大打擊，以致在改革開放年間，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及民企，不至於被官僚體制一棍打死。若無文革，80年代的改革開放很可能不會出現。
我們相信，戰爭不利經濟，和平有利經濟，但我們若思想放開一點，倒也可發現，坏事也可包含好事。歐洲國家在工業革命前其實長期地在打仗，從16世紀開始，歐洲從本來擁有400、500個國家，打到只剩20、30個，一些大國，如西班牙、英國、法國及今天的美國，大部分時間都捲入了戰爭。為甚麼她們仍會出現工業革命？原因之一是戰爭使她們不能不組織起來，不斷嘗試着利用新科技去贏得戰爭。
中國戰國時的墨子反對攻擊別國，主張防衞，並替秦國建立高效的組織制度（例如「連坐法」便是出自墨子，不是商鞅），使秦國由弱轉強，不再怕被別人滅國，秦變強後，便不再理會墨子的和平主義，反去侵略別國。但這亦說明，戰爭有可能促使國家組織起來，這樣她們的力量才能發揮。
中國包容規模提高 創經濟成功
兩年前取得經濟諾獎的3位經濟學家認為包容性制度對經濟最有利，所謂的威權國家，如中國，不符這標準，所以經濟好極有限。沒有一次經濟諾獎比2024年那次更荒謬，歐洲國家大搞殖民地掠奪別國資源，美國進口黑奴，又把美國原居民幾乎種族滅絕掉，那有甚麼包容性？但她們的工業革命卻可以搞起來。反觀中國，創造出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經濟成功，扶貧、解放女性、幫助農民等政策上得以落實，這是把包容的規模極大的提高。
包容不是壞東西，對經濟亦可能有利，但說西方國家懂得包容才有工業革命，卻是歪曲了歷史。由是觀之，制度與經濟增長的關係複雜，我們仍需細察歷史才能找到答案。
(香港经济日报
2026-1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