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用土地才能壓抑樓價 (雷鼎鸣)

國際經濟環境波譎雲詭，量化寬鬆似完未完，歐債再現危機，內地貨幣供應量從年前近三成的增幅，回歸到較接近常規的一成半左右，股市欲振乏力，但香港的樓價似仍未受到多大的壓力。上周中原地產指數繼續攀升至98.16（97 年第三季為100），樓價已接近97 年高峰水平，港島區更早已超越此水位。

上述說的是住宅，商用樓宇租金及賣價一樣連年上升。不少店戶埋怨，只要生意好轉，人流增加，業主便大幅加租，把新增的利潤全部吸走，租金加幅甚至大於收入的上升，致使店主不能不結業。

地產霸主不易為

這些都是我們所知道的事實，在樓價租金皆漫無止境般上升的態勢下，民間普遍出現責難「賺到盡」的所謂「地產霸權」的聲音，是情理之常，就算是政府內部，恐怕不少官員也因害怕要負上樓價高企的責任，因而希望禍水東引，把責任推到地產商身上。

我與地產商沒有任何瓜葛，只曾肉痛地付出昂貴的價錢向地產商買樓，不曾收過他們一分錢，對他們賺這麼多錢（其實地產股股價表現普通），深感羨慕，希望他們多捐助公益。不過，我卻認為民粹潮中對地產商的不少指控，根本經不起推敲。

地產商是否給人責罵，與我無關，但這些指控卻可能導致錯誤的政策，地產商會因而認為樓市的風險增加，減少投資，而且在買地和賣樓時都要為風險補貼作調整；政府賣地收入得不到應有的增幅，樓價卻可能升得更高；更嚴重的是，政府政策不能對症下藥，長遠而言，港人的居住問題更不能得到解決。

為什麼所謂「地產霸權」的概念根本含混不清，脫離事實？

每個地產商都會夢想自己能當上房地產市場霸主，操控大局，不賺到盡，便誓不為人；但就算他們如何為此努力，他們能做得到嗎？要當霸主便必須有壟斷的實力（與其他人勾結一起壟斷亦可），但香港的樓市交易量中，二手盤的成交等閒是新樓的六、七倍；一手盤亦有七、八個各懷鬼胎的大地產商瓜分。香港每個大地產商的市場佔有率根本很難超過5％。

這麼低的市場佔有率能「霸」得出多少壟斷利潤？他們不是不想抬價，亦有用盡所有的宣傳包裝手法，但我們不能假設買家都是蠢笨如豬，二手市場中的小業主若眼見新樓訂價進取，隨時可以用較低的價錢搶走買家。

美國買樓價高者得

有人認為舊樓不如新樓，所以不足以構成競爭。這說法不對，二手樓價格只要有所折讓，誰說地產商不會感受巨大的競爭壓力？

香港樓價不斷上升，我們最多只能說這是一個賣家的市場。沒有足夠壟斷力的大地產商，沒有資格被視作霸主。我曾多次公開指出，香港地產業比起二十年前已大幅萎縮，根據官方數字，現在只佔GDP 5％至6％左右，有何力量當「霸主」？我曾遇過某些地產商，對此觀點很不高興。

在賣家當道的市場中，買家難免受氣，舉世皆然，不獨香港。在金融海嘯前，你如在美國一些一線城市買樓，千萬不要以為你可以根據賣家的訂價而買到樓。賣家所訂之價只是最低標準，買家要參與競投，最後只能是價高者得，買家無討價還價的餘地，買得到房子便已歡天喜地了。現在經濟不景，是買家市場，情況剛好相反，可以不斷壓價。

商戶埋怨業主賺到盡，其心情可以明白。但我們若稍作思考，便可知業主不可能不加租。假設因為經濟好轉，某商戶每月可多賺一萬元；但經濟好轉同時也意味該舖位所能產出的經濟價值或利潤也會隨著上升起碼一萬元，別的租客會願意用更高的價錢得到這間商舖。在市場經濟中，商舖只可能如投標拍賣般價高者得，才做到商舖落入最能善用它的人手中。

上述的情況似乎也在說明，經濟好轉帶來的好處全部都被業主吸走，其他人不能分享。這的確是一個問題，但造成這結果的根本原因是商舖（或商用辦公室）供應量受限制，不能隨租金上升而增加。假如市場中不斷有商舖或辦公室的新盤湧現，業主受到競爭壓力，根本不可能把租金抬高至把商戶利潤吸乾吸淨的地步，業主一加租，商戶便可能轉移陣地，戶主也就可真正分享到經濟增長的成果。

只有76 平方公里住宅用地

不論是住宅、商用舖位或辦公室，提供更多的單位才是壓抑樓價的真正關鍵。

但香港在這方面的現狀及政策仍有很大的缺失。我們只要分析一下香港土地的使用情況，便可看出不少問題。

據政府規劃署《概括土地用途的分布情況》所載的數據，2010 年香港共有一千一百零八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住宅用地只有七十六平方公里，佔總面積的6.86 ％；至於私人住宅更只得二十五平方公里，佔香港總面積的2.26％；其他住宅為公屋（十六平方公里） 與鄉郊居所（ 三十五平方公里）。為香港絕大部分人口提供住所的私人住宅及公屋，合共只有四十一平方公里（等於3.7％的土地面積），是不是太過擁擠？

北京市人口約是香港的兩倍，總面積一萬六千八百零七點八平方公里，是香港的十五點二倍，就算是密布樓房的市區，也有七百五十平方公里的面積，土地比香港充裕得多；北京的樓價已是居高不下，香港怎可能不面對更大的壓力？

我們若再分析用地的比例，可更清楚分布的過時失當。香港從事製造業的人口，在2010 年共十一萬七千五百九十人，佔總就業人口3.29％，但香港的工業和工業村用地卻有十平方公里，遠超於商業╱商貿和辦公室四平方公里的用地。香港經濟現在靠商業、還是工業支撐？用地分布怎麼完全追不上形勢？

要解決商用辦公室租金上升的壓力，較快的方法是打破一些舊思維，把商業與工業用地不再互相區分，促使工業用地加快可變成商業用地，這當中也許會涉及不少技術和條例上的問題，但卻是不能不做的事。香港這個國際商業大都會，只有小得可憐的四平方公里（等於香港0.36％的土地）可作商貿用途，比起美國的一些大學的土地面積也不如，怎樣可以與人競爭？

政府沒條件「嚇唬」地產商

我們面對更為嚴重的挑戰是未來。整個中國的格局是城市化，2010 年中國城市人口已從改革開放開始時的兩成上升至近五成，內地將來總有些經濟條件較佳的人會移民香港，至於商貿活動上的融合更是無可避免。在此情況下，香港根本沒有條件浪費土地。

我們可再觀察一下香港還有什麼地可用。政府機構、社區設施、休憩用地共四十九平方公里（佔4.4％香港土地． 下同）；道路、鐵路、機場共五十六平方公里（5.1％）；墳場、公共設施等十五平方公里（1.35％）；水塘、河道等三十平方公里（2.7％），這些相信都是動不了的。剩下的主要項目有農地五十一公里（4.6 ％），以及林地╱灌叢╱草地共七百三十五平方公里（66.3％）。

不少農地早已為發展商收購，等待政府批准改變用途，如果發展商認為將來的樓價比現在貴得多，他們不會急於在農地上建樓；政府必須讓他們相信，未來會有很多的地推出，他們才會考慮早日發展這些土地，以免蒙受損失。但政府手上有足夠的土地儲備「嚇唬」地產商嗎？

政府若要增加土地供應量，主要可做的，還只能靠填海或打一些郊野公園的主意。維港是香港的重要資產，絕不應再填，但其他地方卻可考慮。填海造地的成本，通常比開山便宜得多。香港四百三十六點六平方公里（39.6％）已劃作郊野公園，每年平均有一千三百萬人次到訪郊野公園，即港人平均每年到訪兩次；絕大多數的港人（包括我本人）都希望有郊野公園的存在。

不過，魚與熊掌我們不可兼得。政府只要宣布，到土地用盡後，可以把部分的郊野公園用作發展，政府潛在的土地儲備即會大增，政府壓抑樓價的公信力也會上升。

發展商也許是最不希望見到這種政策的人，該政策會令他們的土地儲備的價值下跌；因此，他們也許會利用部分環保人士的口，反對這項政策。環保人士與發展商可能不相為謀，但世事卻往往弔詭，兩者的訴求有時會離奇地一致。高鐵總站建在錦上路和反對建造港珠澳大橋，其中涉及多少地產商的利益，卻是啟人疑竇。

從港人的長遠利益看，不大刀闊斧地增加土地供應，只會造成長期的經濟停滯和樓價上漲（ 真正名副其實的「滯漲」），但任何增加土地的動作都會構成社會成本。例如，我們要應付樓價上升至只能屈居斗室，還是在平均每六個月一次到郊野公園遠足時沒有這麼暢快，這倒是只能靠港人自行判斷了。


HKEJ 2011-5-30

中國的投資回報率為何能一直高企？ (雷鼎鳴)

上周五有投資銀行透過關係安排其美國客戶到訪，目的是要與我們交流對中國經濟前景的看法。席間，客人表示對中國的發展速度深感震撼。過去美國人主要是見到消費商品市場被中國佔據，雖感壓力，但還不致於恐懼，但現在卻不同，因為他們認為中國在高科技領域上一樣在急起直追，使他們不得不「怕得要死」（客人用語）。不過，客人也指出，美國人一般尚未感到印度帶來的競爭壓力。

高投資率推動經濟有隱憂

我在回應中直言，我並不認為中國的高科技已經這麼厲害，但在個別項目上成績也許不錯。至於印度，她的GDP 還不到中國的四分之一，美國人當然仍不用緊張。我亦用了不少時間講述中國發展的種種困難，其中一點，便是擔心中國似乎十分倚靠極高比例的投資率去推動經濟增長，後勁可能難以為繼。

2009 年中國GDP 約47.7％的用作投資，高居全球第一。這樣高的投資率有缺點也有優點。缺點是近半的收入不能消費，要儲起來投資，人民的生活不免受到影響。優點是投資可加快資本的積累，而積累到的資本正是未來的生產所必需的。更大的資本量意味着更高的GDP。

不過，增加資本量並不是推動經濟增長的萬應靈丹。經濟學中有所謂的「報酬遞減律」，當資金愈積愈多後，新增的每一塊錢所能夠起到的貢獻便愈來愈小，投資的回報率也愈來愈低。例如，第一條貫通兩地的公路可能十分重要，但第二第三條的作用便會遞減下去，到公路太多時，新增的公路不但沒有什麼用處，還可能佔用了土地，得不償失。

星港增長比較預測前景

這個簡單的道理在經濟發展理論中十分重要。1992 年有位初出道的經濟學家容格（Alwyn Young，曾任教於芝加哥大學商學院，現在倫敦政經學院），他寫了篇經典論文「雙城記」，比較香港與新加坡的經驗。他根據兩地的官方數據，推斷出新加坡將會好景不常，原因是新加坡的經濟增長幾乎全部靠其國民紮緊褲頭拚命儲蓄投資積累資本所推動，量度她生產效率的所謂「全要素生產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長時期內並無寸進。容格於是斷言，當資本的回報受到報酬遞減律的制約而下降後，新加坡的經濟增長便會慢下來。反觀香港，資金積累速度比不上新加坡這麼快，但生產效率的增長速度卻更高，所以容格看好香港。

事後看來，新加坡經濟增長的速度近年並沒有怎樣慢下來，是否容格出了錯或報酬遞減律並無起作用？曾在普林斯頓任教、現時則在芝大的謝長泰2002 年曾在《美國經濟評論》（AER）撰文回應這問題。他發現新加坡的官方統計數據頗有誤失，經他另找方法估算新加坡的生產函數後，得知其資本量其實並非積累得如過往相信的那麼快，報酬遞減律本身並無出錯。

以中國近年47.7％這麼高水位的投資率，用常理推斷，中國的資本理應積累很快，但報酬遞減律一旦起到作用，在中國的投資回報率便會下降， 經濟增長也會放緩。但根據常理的猜測終究還只是猜測，在中國投資的回報率是否下降，仍需實證量度。

科大的舊同事、普林斯頓的鄒至莊教授在他的大作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中曾根據歷年的投資量整理出每年中國已積累到的資本量（今年的資本量等於去年的資本量減去折舊再加上今年的投資量）。我在周末用他的方法及假設延伸應用到近年的數據，也粗略地估算一下中國經濟的生產函數，結果卻是頗出意外。

中國的資本的確積累得很快，2010 年的資本額以實質價格計算大約等於1978 年的十五倍，但中國實質GDP 上升的幅度更大， 2010 年的總體GDP 是1978 年的二十倍有多。中國的就業人口增長幅度遠遜，只是一點九六倍。資本相對於勞動力上升這麼快，若無其他有利因素支持，投資的回報率（亦即資本的邊際生產力 MPK）的確會迅速下降。但真正計算出的結果卻是另一回事。

中國生產效率不斷向前

根據我的計算，1980 年中國的資本投資回報率大約是17.2％ ， 此後不跌反升， 到1994 年的高峰達24.1％，此後有波幅，但緩慢下降，到2010 年仍能保持22.5％的水位。

這是很高的實質回報率。為什麼能在資金累積這麼快的條件下仍能做到此點？原因是中國的生產效率不停地在進步，抵消了報酬遞減律的負面影響。我計算過，假若1978 年至今生產效率一直停滯不動的話，2010 年的投資回報率只會跌至8％，絕不會是22.5％如此亮麗。

上述的估算當然是基於一定的假設才能得到的，例如我沿用了鄒至莊每年4％折舊率的假設。有些地方我也不無疑慮，例如據鄒至莊的方法，土地佔資本量的比例可能偏低。但我試過多種不同假設後，最後的結果並無太大差別。

中國近十多年來似乎一直都能維持着20％以上的總體投資回報率，這意味着甚麼？

第一，中國的增長潛力仍大得驚人。這麼高的回報率自然十分吸引，毋怪世界各國都對中國經濟這塊肥肉垂涎不已。20％以上的回報率，情況頗像七十年代的香港。我們大可斷言，有關中國經濟高增長快將結束的預測，很可能錯得離譜（ 短線波動下滑卻非不可能）。美國人害怕中國經濟超越美國，並非杞人憂天，而是有實質根據。

第二，中國的高儲蓄高投資率看似過分，但其實有理性基礎。在回報率20％的環境下，今天每消費100 塊錢都等於放棄掉明年能夠多消費120 塊錢的機會，不甚划算。

第三，中國的利率遠低於投資回報率，這會造成很多困擾。在過去十年，中國的四個月銀行同業拆息一直都在4％ 、5％ 以下的低位波動。利率低但投資回報率高意味着很多投資者都希望能夠借到錢。這樣一來對信貸便有過度需求。在自由市場中利率會自動被調高，使信貸市場重回均衡，但在中國情況卻非如此。有關係的企業甚至是效率不高的國企會更有把握借到錢，具活力的民營企業卻不一定如此幸運，除非他們願意賄賂銀行的官員。資金既未能合理配置，總會造成浪費。有權力掌控信貸的官員也容易出現腐敗。

不可不指出，上述頗為樂觀的投資回報率的估算，是假設了中國的生產效率能一如過去三十多年般不斷進步，否則回報率會緩慢下跌。

教育與科研成未來推動力

中國生產效率過去之所以有巨大的進步，我相信是基於幾個原因。首先，改革開放政策促使了為求生存的企業大大地加強競爭力，並選擇生產自己有優勢的勞動密集產品。其二是經濟制度上的大量改革（見本報2010 年10 月11 日拙作〈中國高速增長能否持續下去？〉，不贅）。其三是中國工業的大規模生產使不少工人能通過「幹中學」而積累了大量生產經驗。

這些因素的實效終也會被消化掉，以後怎辦？我一向認為，中國的科研及教育，潛力無限，但卻沒有得到充分的投資。將來能拉動生產效率，從而維持高回報率的火車頭，必應是教育與科研。

最後也要指出，實體經濟中的長期平均投資回報率與股票市場的短線波動不一定有關，後者太受政策或資金流動等等因素影響。

HKEJ 2011-5-23

 

生命有价 自杀恐怖袭击的经济分析 (雷鼎鳴)

(剛外遊回港﹐本周信報無稿。上載 2005年舊稿一篇 ﹐聊作補償。)

      九一一后，世人蓦然发现自杀式恐怖袭击威力如此驚人，不过，恐怖分子本身要付出的代价也十分惨重。以自己宝贵的生命作赌注，是否有点不理性？经济学家对一些看似非理性的行为，多会大感兴趣，因为这可考验他们可否為这些行為提供符合经济原理的解释，从而拓展经济学的疆界。

    事实上自杀式恐怖袭击绝非个别事件。1983年至2003年，总共便有315次自杀恐怖袭击，涉及462名恐怖分子、18个有特定目标的组织。近年多位有分量的经济学家及政治学家纷纷对这些袭击进行仔细研究，较重要的包括普林斯顿的古格爾(Alan Krueger)、哈佛的阿巴迭(Alberto Abadie)及芝大的披比(Robert Pape，著有Dying to Win一书)。有关恐怖分子的动机及特征等，现已基本上搞清楚。

宗教原教旨主义？

    不少人以为参与自杀式袭击的恐怖分子多是狂热的宗教信徒，例如信奉伊斯兰原教主义，袭击的目的也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倘若如此，他们愿意丢棄生命，也就不足为奇。缩短今世的生命，以换取来生更長或更歡樂的生命，成本效益可能十分合算。

    不过，近年的研究已发现这个看法十分错误。自杀式恐怖分子行动的目标，95%都十分世俗，与宗教无关。例如在披比研究过的个案中，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Tamil Tigers)在20年内，发动过76次袭击，目的只是搞分离主义。巴勒斯坦用自杀式炸弹对付以色列人，是要争回被占领的土地。大量阿拉伯人跑到伊拉克对付美军，是经典的民族主义行为。至于在美国的盟国中搞恐怖主义，更是策略性的做法，目的是逼使它们放弃与美国的盟约。其实伊斯兰的教义根本视恐怖活动为犯罪，恐怖分子怎能预期自杀后可得永生？宗教理由解释不了他们的行为。

既贫穷 学历又低？

    另一种常听到的说法是恐怖分子比较贫困，教育水平又低，贫困会使他们觉得自己生命的价值不高，缺乏教育则使他们较易受人操控，成为亡命之徒。这个观点也与事实不符。

    研究人员发现，恐怖分子平均的经济条件或教育水平，与其他人并无明显的分别，若勉强说有，则只能说他们的平均教育水准稍高于常人。例如用自杀炸弹的恐怖分子中，42%学历都超过中学。恐怖分子既非穷得生命无可恋栈，又非无知，为什么肯犧牲性命？

    又有一种说法，指恐怖组织计划周详，监控严密，若有成员畏死不前，破坏任务，则不但本人前景堪虞，其家人亦可能被殃及。若此说属实，有人愿意当死士发动自杀袭击，也不足为奇。

严密监控 不得不死？

    不过，研究发现，恐怖团体虽也有组织严密的，但现在的自杀式恐怖分子，大多数都是没有往绩的自發新手。他们有如普通人一样，喜欢看看球赛，赚点月薪，当个「住家男人」。盖达式的袭击，并不一定由盖达指挥，它甚至已变成一种运动(movement)，欢迎别人自由模仿，自發进行。有些经济学家干脆认为这是不用付费购买的专营权。拉丹是死是活早已变得不重要，在恐怖主义者的世界中，他只是一个符号而已。

    既然上面的说法都有点问题，我们可怎样解释自杀式的恐怖活动？按经济逻辑而论，既然恐怖分子原意以生命作代价，交换一些他们想达到的世俗目标，那么生命便必定有价，而且价格有限。(倘若生命有无限大的价格，什么目标也不足够使人放棄生命。)

    生命有价这个观念，在经济学中并不陌生。几个月前，無线电视有一个财经节目，便特别介绍了我一位舊同事艾礼智(Isaac Ehrlich)有关量度生命价值的论文。艾礼智认为，量度生命价值最正确的方法，是看看某人最多愿意付出多少资源去保住自己的生命。例如，某人若被绑架，需要赎金才能活命，他最多肯出多少钱？(假设他能借到这些钱，但将来必须偿还。)又例如，很多现代人都愿意用钱及时间做运动或吃健康食品，以求减低死亡的机会率，他们也是在购买生命，但价钱并非无限大。艾礼智甚至推导出一条方程式，可用作估算不同背景的人性命有多值钱，将来或许在美国的法庭被用作在索偿案中的参考。

生命有价 且价格有限

    以上提到的绑架赎金一例，倒可帮助我们理解恐怖分子为何愿意自杀。假设某人拥有1000万元财富，但被绑架后需付5000万元赎金才能保得住性命。这时他便必须判断自己应否付这笔钱。若他决定付，便要向别人借入将来必须偿还的4000万。这意味着他在餘生中一定要不断做苦工，并且节衣缩食，过着无味的生活。

    好死不如賴活，他是否必会选择缴付赎金？未必！他会考虑到就算工作至死，也还不清4000万元的巨债，餘款可能要由其家人继续偿还。这样一来，他便要面对一个抉择，究竟不付赎款，即时了此残生化算，还是做牛做马地捱苦，并祸延子孫？他不一定选择付款。(若不用绑架一例，可把赎金看作用以救命的手术费，分析结果一样。)

    上述例子带出一些观察，某人若了无生趣，绝望悲观，而又认为牺牲性命可减少亲人朋友或同胞的痛苦，那么选择自杀并不奇怪。恐怖分子发动袭击，以身试险，显然不能把他们视作只顾私利之辈。他们行为弔诡之处，正在于在累及無辜罔顾别人生命的背后，竟也存在着利他主义的动机。

    恐怖分子相信自己的行动有助于赶走敌人，取得民族自决，不用牺牲的同胞因而得以吐气扬眉。明乎此，打击恐怖主义的重要方针之一便是不能如他们所愿。不过，在近年恐怖主义者所涉及的18个斗争中，他们已在其中7个成功地达到逼使敌人撤军的目的(以色列人要离开加沙便是一例)，另有5个还未能定论。自杀式袭击的成功率不可谓不高，难怪遏制恐怖活动这么困难。

    至于恐怖分子为什么与教育水准无明显的关系，也不难解释。教育水准高的人视自己生命的价值较其他人为高，所以不想放弃生命。但他们进行复杂的恐怖活动时，又较懂思考及较易成功，这又会使他们更加愿意参与这些活动。这两种相反的作用互相抵销，所以教育水准的高低决定不了谁肯当自杀式的恐怖分子。

明報 2005-08-22

為什麼干預勞工市場會帶來沉重代價？ (雷鼎鳴 )

我在本報幾次提過經濟史學家諾貝爾獎得主伏格爾（Robert Fogel）去年著名的預測： 到了2040 年，中國GDP 佔全球GDP 40％ ， 美國佔14％（美國人口約等於中國的四分一），歐盟則只佔5％。這種預測，若是二十年前被提出，恐怕絕大多數人都會嗤之以鼻，但現在美國有識之士中，或許已有大比例的人相信中國GDP 超越美國將會是無可避免的現實。較少為人注意的是，歐盟真的會這麼差勁，三十年後經濟板塊只萎縮到美國的三分一？

歐洲工人平均工時急跌

伏格爾把歐洲看扁，我對他的看法本是半信半疑。歐洲科技發達，教育水準遠高於中國，充滿藝術細胞的能人異士所在多有，怎會墮落至GDP 只等於中國的八分一？但我翻閱過一些數據及近年的文獻後，卻不能不認為伏格爾的看法洞察力非凡。歐洲的確是出了大問題，去年我們所見到的歐債危機或許只是先兆，未來經濟上的困境恐怕會不斷浮現。

歐洲的主要困局是，她的勞工市場從六七十年代開始逐步出現了不易改正的結構性難題。港人若不懂得汲取歐洲的經驗，趨吉避凶，同樣後果堪虞。

1960 年法國十五至六十四歲人口中，平均每人每周工作二十九點八小時。為什麼工作時間這麼短？原因是在這些統計數字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根本沒有工作，所以把平均數拉低。不過，低處未算低，到了2000 年，法國適齡工作人口中，平均每周工作時數降至十九點三小時，跌幅35.2％。這現象並非孤立，在同一時期德國從二十八點七小時跌至十九點八小時，跌幅31％，意大利跌幅32.3％、比利時29 .2％、英國28.8％等等，但美國卻反而上升了10％。這種現象啟發了諾獎得主普雷斯蓋特（Edward Prescott）在2004 年寫了篇論文：〈為什麼美國人比歐洲人勤力得多？〉這些跌幅是巨大的，在商業周期的研究中，經濟學家早已發現，勞動力的投入只要減少3％ 左右便足以引發頗為嚴重的經濟衰退。30％左右的勞動力跌幅，雖云在四十年內慢慢體現，但已足以「陰乾」歐洲的經濟。為什麼歐洲人變得這麼「懶惰」？

大批人口不工作等政府養

其實歐洲人的「變懶」，主要並非擁有工作的人把每周的工時縮短（法國的法定標準工時則的確有減短工作的時間），數據顯示，是就業的人口比例不斷下降。

換言之，有大批人口長期不參與工作，等待政府的扶養。此種情況，失業率的統計數字也反映不出來，原因是長期不參與工作的人根本沒有去找工作，所以在統計意義上他們並不納入失業人口！

歐盟諸國高企的最低工資，顯然是推低歐洲人工作時數的原因之一。不少勞工的邊際生產力低於最低工資，僱主怎會覺得物有所值花錢去僱用他們？就業率下跌（如上所說，失業率數字反映不了真實情況，這是很多評論人所沒有注意到的）在一時一刻不一定很突出，但多年積累下來的後果卻可以很嚴重。長期找不到工作的人，其技能與工作意志難免衰退，更難再投入勞動市場。王于漸兄在4 月29 日本報的大文中，亦有指出最低工資是造成南非種族歧視的元兇。在歐洲也好，在香港也好，最低工資正可創造低技術弱勢勞工被長期歧視的環境，使他們難以翻身。

最低工資在港剛剛實施，亂象已經叢生，傳媒亦有廣泛報道。我在2006 及200 8年在本報共只寫過兩篇關於最低工資的文章，但內中所論及的最低工資所帶來的後果（例如大財團不怕最低工資，中小企卻受害最深）已不斷應驗。政府及一些最低工資的支持者誤以為這只是磨合期的困難，在經濟規律面前，這只可能是一廂情願的看法。是否如此，我們大可拭目以待。

歐洲有最低工資，美國也有，為什麼歐洲人「變懶」的速度又比美國快？

我在明尼蘇達大學研究院的同期師兄、現任普林斯頓經濟學教授的羅傑信（Richard Rogerson）在去年出版的新書對此有詳盡分析【註】。我近來才注意到，羅兄被普林斯頓羅致後，此名牌大學的五位宏觀經濟教授中，有四位都是明尼蘇達出身的師友，再加上鄰近的紐約大學的沙琴德（Tom Sargent）不時到訪，不懂當代宏觀經濟學的克魯明，在其大本營中，似乎對宏觀經濟已失去了話語權。金融海嘯後，行內人所稱的「明尼蘇達宏觀」影響力不消反長。

羅傑信在書中指出，歐洲人的工作參與率下降，主要原因不是歐洲人生性浪漫熱愛生活情趣等等「文化」因素造成，而是歐洲對勞動收入所直接間接抽取的有效稅率比美國高得多。

以前也有人認為勞動力的有效稅率雖然對勞動參與率有負面影響，但作用不大。他們所根據的是，美國從六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紀，稅率雖也有提升，但勞動參與率並無下降。羅傑信指出，這些人所用的方法不對，在此期間，尤其是九十年代，美國的生產力突飛猛進，抵消了稅率上升的效果，而且稅率也只增加了6.5 個百分點，遠遠低於OECD 諸國的16.5 個百分點，所以其效果沒法被體現出來。反觀歐洲，情況則大不一樣。

高稅率打擊勞動參與率

在1960 年，美國對勞動入息的平均有效稅率是22.1％，而OECD 成員的平均稅率是相當接近的25.4％。在當時，美國十五至六十四歲人口（包括沒有工作的人口）平均每周的工作時數是二十三點七小時，OECD 成員國的平均是二十八點一小時，反映出歐洲人當時比美國人更加勤奮，歐洲的享受生活文化因素毫不重要。但到了2000 年，美國的有效稅率增幅遠及不上歐洲，後者的稅率等閒升至收入的五成。在如此高稅的環境下，歐洲的一些主要國家工作的平均時數應聲下跌三成左右。

稅率對工作時數的影響，並非如某些人所以為的似有若無，而是非常巨大。

荷蘭的例子十分有用。她的稅率從五十年代中開始不斷上升，到1985 年左右則慢慢下降。荷蘭的平均工作時數從1960 年開始一直下降，至八十年代後期則轉勢上升。這正好印證了對勞動入息徵稅，會打擊就業，而且打擊頗為嚴重。據普雷斯蓋特在另一篇論文的估計，有效稅率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工作時數就會下降三個百分點，以經濟學的術語說，勞動供應量的「彈性系數」等於3，讀過經濟學的都知道這是很高的彈性。

這些結果意味著政府對勞動市場的干預會帶來沉重的代價，而且結果與政策目標往往背道而馳。稅率增加了，是否等於政府有更多的收入，更易收支平衡？看來不是。歐盟諸國的有效稅率等閒等於入息的五成，工作愈勤奮便愈會被稅局用重稅懲罰，大家哪會樂意在市場努力工作賺錢？有不少研究發現，德國、法國、意大利、比利時諸國的人民用在家裏煮食的時間遠比美國人長，在外吃飯要工作賺回來的錢支付，而賺錢若要交重稅，則不如躲在家裏生產膳食來得划算，後者不用交稅。

既然增稅會推低在市場中的工作時數，不但GDP 因少了市場生產而下降，人民及政府的收入亦會水退船低。

「隨收隨支」制損工作意欲

另一少為人注意的是西方的「隨收隨支」退休保障制度也會因此而出現財困，就算人口沒有老化，扶養率不低，也可能出現這情況。「隨收隨支」制也是一種福利制度，它通過加稅而支付退休福利的開支，但加稅卻會使更多的人不願工作，大家寧願當「懶人」領取福利，久而久之，誰願為冤大頭去工作賺錢？

據報道，香港一些大專畢業生竟不願打工賺錢，滿足於領取綜援以便自己可以過「創意生活」，這豈不正是歐洲的問題已在港浮現？

普雷斯蓋特在2004 年已建議要逐步取消「隨收隨支」制，引入公積金儲蓄制，原因之一正是他看到「隨收隨支」制所帶來的稅務負擔，會蠶食掉人民的工作意欲。

干預勞動市場的另一例子是設立所謂的「標準工時」，我在去年7 月5 日在本報已發表過一篇〈「標準工時」會否僵化勞動市場？〉的文章，對此問題詳加討論，在此只補充一點。

在不同的工種中，工作時間的有效性可以千差萬別。例如，在學術研究中，發現一個新結果前的突破階段，研究人員往往要不眠不休地苦思數日夜，你要搞什麼最高工時，打斷他們的思路，他們只會把你趕走。但另一些工種卻使人體力困頓，工作時間長了效率會降低甚至出現危險，飛機師便是一例。

由此可知，搞些一刀切的「標準工時」，名義上是為勞工福利着想，實際效果卻是以計劃經濟的心態胡亂破壞生產活動。不過，就算實施「標準工時」，也不見得工作人口一生中的總工作時間必然因而下降。平時工作時間不足，生產下降，賺不到足夠的錢，退休的年齡會因此被推後，補回過去減少的工作。政府並無權力替人民決定他們平時應工作多長時間及工作多少年才能退休。

我對香港人的見識抱有信心。香港一些經濟文盲式的政客雖胡亂提議如何如何干擾勞動市場，效果正如要一頭蠻牛在瓷器店中橫衝直撞，打破瓷器無數。但這樣一來，人民會更快更易看到結果，倒過來指責他們。

註: 本文不少數據及論據都來自Richard Rogerson, The Impact of Labor Taxes on Labor Supply: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2010）

HKEJ 2011-5-9

龍象之爭——從中印經濟發展的比較汲取經驗 (雷鼎鳴 )

今年3 月23 日， 科大搞了個「中國經濟發展論壇」，找來四位科大商學院的新舊同事當講者，他們是世界銀行資深副總裁與總經濟師林毅夫、中央電視台2010 年年度經濟人物獎得主李稻葵、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及香港的財金大員陳家強局長；我濫竽充數，與鄭國漢充當論壇主持人。

期間，聽林毅夫談到他對中國經濟增長一向樂觀的看法。他估計中國的GDP 在二十年內應可超越美國，如果用購買力平價計算，即考慮到中國的物價遠比美國低，超越美國的時間當然會早得多。我自己的估計是八九年內應可超越美國。

印度或會成為亞軍

如我們把眼光再放遠一點，中國經濟總產值超越美國後的一二十年後又如何？

我在本報提過， 去年1 月， 經濟學諾獎得主伏格爾（Robert Fogel）曾撰文，預測到了2040 年中國的實際GDP（以購買力平價計）可達到123 萬億美元左右（以今天物價計），是到时全世界总產值的40％，美國則只是14％，歐洲是5％！

那麼，全球亞軍是否美國？恐怕不是。最有可能成為到時亞軍的，應是所謂「金磚四國」之一的印度。

港人一向並無什麼國際視野，一葉蔽目，對目前仍然貧窮落後的印度不會感到很大興趣；我相信絕大部分的港人都說不出誰是印度的總理。但去年11 月奧巴馬訪問印度後，溫家家12 月中也接著到訪，正好反映出當前世界兩大經濟體對印度的重視。

印度近二十年來經濟開始發力，以每年7％左右的速度增長，去年美國的總體GDP，若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也只是印度的3.6 倍左右。若印度以後每年增長速度平均比美國快5個百分點，在2037 年左右GDP 便可超過美國。

中印之間的競爭， 早已稱為「龍象之爭」，溫家寶雖否認有這種「爭」，近日又強調「中國沒有任何理由驕傲自滿」；但中國對於這潛在的經濟板塊最大的對手或「龍象共舞」的合作夥伴，怎能掉以輕心？

不可看輕印度改革

至於香港，我們只看一事，便知印度的潛在影響力。十多年前，電腦學科是大學中最熱門的學科之一，學生「打崩頭」的要主修電腦。但到印度成功地、而且廉價地佔據國際上的電腦軟件市場後，全球的軟件業（包括美國、香港）便一沉不起，到今天效果仍然顯著，很多學生似乎仍然對電腦科避之則吉。

印度真的有潛力超越美國的經濟規模嗎？我沒有水晶球，但卻絕不敢排除這種可能性。在九十年代以前，印度經濟尚未改革，印度抗拒外貿，不歡迎外資；政府大力干預市場機制，公營企業泛濫；貪污盛行……，怎麼看也幾乎一無是處。

不過，她九十年代初開始開放市場，擴大私有化， 面目當然不一樣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印度的投資率只有GDP 的32％，遠遠比不上中國的47.8％ ； 但經濟增長率與中國相比，卻是不遑多讓，使人不能不感到其投資效率之高。中國既然在改革開放後，可以保持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而且尚未見到有終結的跡象，我們怎能對改革後的印度視若等閒？

有人喜歡上綱上線，若中國一直領先印度，則可說成是「中國模式」的勝利；若印度後勁驚人，反超中國，則另有人會說這反映了「民主制度」的優越性。根據去年逝世的經濟史大師、敝校經濟發展研究中心顧問麥迪遜（Angus Maddison）的估計，從四千年前至十八世紀末，中印兩國GDP 相差無幾，但合起來卻超越了近四千年世界總產量的一半，現時兩國再度崛起，只是回歸歷史的常態而已。對中國和香港來說，更有益有建設性的做法，不是判定誰勝誰敗，而是仔細比較兩國的優點缺點，知己知彼，懂得趨吉避凶。

中國漸失「人口紅利」

我們可首先比較一下兩國現時的起步點，看看兩者的相對優勢和劣勢。

去年中國的GDP（以官方匯率計算）是5.9 萬億美元，是印度1.43 萬億的4.13 倍；但因為印度物價比中國更低，用購買力平價計算，差距不致那麼大。若看過去十多年的平均經濟增長率，則中國比印度每年要高出2 個百分點左右。但中印都是人口大國，若要作長遠性的比較，我們必要聚焦在人力資源之上。

剛公布的中國人口普查結果，說去年中國有13.4 億人口，而我們知道印度的人口約12.1 億，相差不足11％。但印度總和生育率是2.62，幾乎等於中國的兩倍，所以印度人口超過中國是指日可待之事（應在十三至十五年內出現）。在兩國人口中，印度人年輕得多，年齡中位數是26.2 歲，中國則是35.5歲。

到2015 年左右，中國的「人口紅利」便要消失，代之而來的是「人口赤字」，工作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愈來愈低，經濟會受到拖累，但印度則遠未出現人口老化的問題。中國可能已出現所謂盧易斯（Arthur Lewis，1979年經濟諾獎得主）拐點——低技術工人的供給量再不能視作無限，工資會上升，中國不能倚靠廉價勞工推動經濟；印度無此問題，可能會搶走部分低成本工業。

比人口數量更為重要的是人口質素。中印兩國政府在教育上的開支都是GDP 的3.2％左右，在世界上排不上頭一百名，沒有值得驕傲自滿的原因。但中國在此有兩個優勢，第一是中國普及教育的起步時間比印度早，據CIA World Factbook 的數據，印度的文盲率高達39％，中國則有8.4％，遠低於印度。第二是中國家庭對子女的教育十分執着，願意對他們大幅投資。中國的人力資本的總積累，應該比印度優勝。不過，印度人英語水平平均較高，在國際交往上，可能暫時領先中國。

中國開放以外的特色

中印經濟發展的起步點有些不同，但更大的差別來自兩國的發展策略。中國除了採用開放政策，擁抱外貿外，有兩點頗具特色。

一、利用大量低技術勞工搞勞動密集工業，這樣做有個好處。當中國的企業接到足夠多的訂單，變成世界工廠後，員工經歷過大量的重複工作， 等於實踐了「幹中學」（learning-by-doing）的過程，技術及人力資本都得以提升；今天中國工業產品的質量與三十年前相比，絕對不可同日而語。

二、中國的投資率佔GDP 的比例已上升至47.8％，高踞世界第一。但把每年產量接近一半拿去再投資，剩下來可用作消費的便一定會很少，而且容易出現產能過剩。更大的問題是經歷過這麼多這麼長時間的投資後，還有什麼回報率高的項目未受考慮？若然資金太多，胡亂找些投資項目，自然會造成損失。

中國近年的方法是動用大量資金搞基建，造成的效果是一座座有日益發達的公路與鐵路網連結、使人目瞪口呆的城市矗立起來（1978年中國有193 座城市， 2009 年有661 座）。但光是靠搞基建吸納資金，其效益總會有時而盡，中國必須另想辦法。

印度的工業比不上中國，她的工業產值只佔GDP 的28.6％，而中國是46.8％。

印度的強項是服務業，佔GDP 的55.3％，服務業中電腦軟件的編寫更是世界級的。

這樣一來，印度可減低急劇工業化帶來對環境的衝擊。但以印度如此一個人口大國，若工業基礎不夠厚實，將來亦可能出現大問題。

印度的投資總量只佔GDP 的32％，目前看不出她有過度投資的跡象，也許她的經濟增長比中國式的勒緊褲頭節衣縮食、倚靠高儲蓄的資金積累策略更健康。

第三樣我們要注意的是制度問題。印度給英國管治一百多年，1947 年獨立後，繼承了英國的民主制度、司法制度與公務員文官制度，後兩者與香港頗為相似。

但這些制度是否足以保障印度的經濟增長，似乎未必，在九十年代以前尤其如此。

總結有利經驗

印度政府干預經濟頗為嚴重，幾乎可視之為計劃經濟，各種監管法規多如牛毛，偏偏她的法庭又一板一眼，跟隨英國遺風，按章辦事。有人或會以為她的法庭在維持公義，其實有點捉錯用神，這些法規不少都是官僚制度的產品，與公義風馬牛不相及。這種環境最易滋生貪污，官僚收到賄款後，自會懂得發放各種許可證，投資者也不用搞上法庭。

要面對最大風險的，反而可能是不懂賄賂不懂當地法例的外來投資者。我有一位商界朋友，曾購入印度某公司的股份，當上重要的股東之一，但他只把這當作是眾多投資的一項，從來不理公司運作。不料，印度的公司管理層不知觸犯了甚麼條例，這位不知就裏的朋友竟遭印度法庭傳召，如果敗訴，更可能要受幾天牢獄之苦。若然不應召到印度上庭，印度法庭可發出通緝令，旅行時出入與印度有協議的國家的移民局時，可被「緝拿歸案」；朋友惟有大嘆倒霉，不敢再到印度投資。

中國也是規章制度頗多的國家，本地人或會懂得如印度人一樣，靠關係和賄賂避過這些法規的束縛。兩國一是民主制、一是威權制，但在過度監管（隨之而來的是某些人反而可以不受監管）的條件下，出現的貪污與不利營商的問題，卻是一致的。

中國和香港其實都值得仔細研究印度，總結對自己有利的經驗。

HKEJ   201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