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月13 日標普把希臘國債連降三級至CCC， 亦即世界之最低，降無可降。這隨即引發新一輪的環球金融危機，美匯因避險情緒而上升，恒指則雪上加霜。法德兩國首腦都要開腔警告，若各國不聯手挽救希臘，危機可傳染至歐羅區諸國，隨時可重現「雷曼時刻」。在希臘本土，人民對政府削減開支的緊縮政策極為不滿，反政府及反歐盟浪潮不絕。
上述種種，與去年希債爆發危機時的情況並無根本性的區別。我曾在本報兩度撰文分析形勢（見2010 年5 月10 日〈希臘危機帶出的四個問題〉及2010 年5 月31 日〈歐羅危機對香港投資者的啟示〉）。我當時認為，歐盟不可能願意坐看希臘經濟崩潰，否則希臘可能要脫離歐羅區，以求可以通過多印鈔票的方法還債及以匯率貶值的方法刺激出口自救。但這樣一來，歐豬五國的其他成員可能相繼效尤，歐羅解體的壓力便迫在眉睫，其對世界經濟的衝擊，不堪想像。現在看來，希債及歐羅形勢既格局未變，我也不用修訂看法，但有不少資料值得補充，這有助於我們更準確判斷未來的形勢發展。
工會不接受有條件信貸
嚴格來說，希臘就算不脫離歐羅區，法德英美等國一樣可以因為希臘政府破產而立時蒙受巨大損失。在金融海嘯前後，歐洲的不少銀行都認為，借錢給一些歐洲主權國家是一種不錯的投資方法，既可取得高息，又相對安全。現時希臘欠債4850 億美元（佔GDP 超過150％），而其中法國的銀行及政府總共持有了567 億美元的希臘債券，德國持有339 億美元，英國146 億元，美國73 億元。希臘一旦「爆煲」，這些巨額債務，立時便要撇賬，銀行危機隨時可出現。法德兩個最大的債權國對此當然膽顫心驚，力勸各國要「顧全大局」。
對法德兩國的「慷慨解囊」，希臘的工會及反對派並不領情。他們斥責歐盟（尤其是二次大戰時曾侵略過他們的德國）為帝國主義，目的是要把希臘兼併。為什麼別人肯借錢救命反應仍這麼大？答案是這些信貸都有條件，一定要希臘政府削減開支，給予別人終有還債能力的信心。一向享受慣了高福利的希臘人民對此反感不足為奇，但他們當中的左派在「口水戰」中對法德諸國的「揭發」卻是頗為有趣。
德國正在把退休年齡從六十五歲提高至六十七歲，但希臘現時退休年齡只是五十多歲。德國對希臘提供信貸的其中一個條件，便是要希臘把退休年齡也提高至六十五歲。上月德國總理便公開聲明，德國可以幫忙南歐諸國，但若要德國人辛勤工作，而南歐人卻可輕鬆早日退休，便絕不可接受。希臘的反對派大表不滿，他們認為，據歐盟統計數字，希臘人在2006 年平均每周工作42.7小時，比歐盟平均的37.3小時高得多，所以怎能說希臘人太過懶惰？不過，上述數字既未有把希臘人一早便退休及每年假期悠長的因素考慮在內，似無甚說服力。
希臘的工會又認為，政府的開支龐大（2010 年在緊縮政策實施後開支仍有1429 億美元，佔GDP 46.8％），主要是政府無能及貪污盛行，與高福利無關。希臘固然是貪污成風，但其每年的福利開支幾佔GDP 的三分一，其債務危機顯然與高福利脫不了關係，豈是指摘官員貪污便可推搪過去。
不過，希臘的工會及反對派之所以能對德法「強權」反唇相譏，卻也並非全無根據。希臘人的確懂得消閒嘆世界，但歐盟其他國家的人民也不見得都是勤奮用功。希臘的國債固然龐大，去年的財政赤字在緊縮政策下仍有284億美元，等於GDP 的9.3％，但法、德等國也好不了哪裏去。法國政府欠債等於其GDP 的83.5％，赤字是GDP 的7.7％，早已違反了歐羅區諸國要把政府收支赤字控制在GDP 3％以下水平的馬城協議（Maastricht Treaty）。
德國經濟稍好一點，但她的政府欠債也高達GDP 的78.8％，政府開支佔了GDP 的45.7％，赤字則佔3.6％，同樣違反了馬城協議所要求的3％。由此可見，德法等國本身並無佔據道德高地，在揮動指揮棒時，難免要被質問是否五十步笑一百步。
其實真正有資格詰難德法等國的，應是有貫徹審慎理財的國家，希臘本身是欠債人，並無此資格。從德法的角度而言，她們早已是自身難保，如果希臘不合作，她們為什麼還要提供援助？
話說回來，包括希臘在內的歐羅區，若要真正脫困，斷斷離不開人民多生產多儲蓄以償還債務這一必由路徑。但歐洲的勞工市場卻是失業率高企（ 希臘去年失業率是12％），如何能降低失業率，使生產回升？
傳統的經濟學觀點是歐洲的工會勢力龐大，失業後福利優厚，所以失業率高企。不過，克魯明（Paul Krugman）曾質疑這個說法。在五十與六十年代，歐洲早已有這些福利制度存在，但那時歐洲的失業率卻是低於沒有如此優厚福利的美國，所以傳統觀點有問題。
稅率大幅提升成躲懶主因
對於克魯明的質疑，宏觀經濟學家早已提供了答案。在5 月9 日拙作〈為什麼干預勞工市場會帶來沉重代價〉一文中，我曾引述過我的同學、現任普林斯頓教授的羅傑信（Richard Rogerson）及我的博士論文指導老師之一、諾獎得主普雷斯蓋特（Edward Prescott）的研究結果。他們發現歐洲人近三十年來「變懶」的主要原因是有效稅率大幅提升，在市場中工作得益大打折扣，所以大家無心工作，寧願躲在家中。
我在明尼蘇達時的另一老師（現在紐約大學）、諾獎大熱沙琴德（Thomas Sargent）與他的學生亦對此問題展開過一系列的研究（ 最新文章在2008 年權威刊物Econometrica 發表）。沙琴德指出，從五十與六十年代至今，歐洲的企業若要開除僱員，要付出不少補償。這種政策可以減低僱員被解僱的機會，從而降低失業率。（但僱主也可能因怕聘用了某人後， 將來不易解僱而不肯隨便招聘）。不過，歐洲的失業福利優厚，失業人士樂不思蜀，卻會推高失業率。既然五、六十年前的情況跟今天沒有大分別，為什麼今天歐洲的失業率自七、八十年代起便持續高企，遠遠高於從前，致使歐洲經濟前景黯淡無光，甚至造成歐債危機？
沙琴德認為，福利制度雖然未有大變，但在微觀經濟的範圍內，每一個僱員在勞工市場中都要面對比以前大得多的波動。這些新出現的波動來自「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影響，世界各國的生產重新分工，所需要的技術及人力資本都要重新整合。
Thomas Friedman 的名著《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對這些變化有不少通俗的描述。
這些新出現的波動意味著什麼？若有人失業後因貪圖優厚的福利而不願接受新的工作，很快地他們便會發現自己的技能跟不上時代的進步，無人肯再用過去較高的薪水僱用他們。在歐洲一些國家的福利制度中尚藏有一頗為不妙的玄機：某人失業福利的數額部分取決於他失業前的薪酬水平，若他貿然接受一份薪酬不高的合約，將來一旦失業，可以取得的福利便會下降，所以他可能寧願找不到工作而不接受一份不太理想的合約。但如此一來，他的失業時間便會延長，技能更加退化，不切合市場需要，終跌入失業陷阱中，「永不超生」，年長者情況尤其嚴重。
失業福利豐厚由奢入儉難
據沙琴德的理論，歐洲的豐厚失業福利並非對失業率毫無影響，在全球化分工，能跟上時代進步的專業技能日益重要的條件下，福利制度會造成大量人力資本因長期失業而退化消失，失業率於是便會高企。
歐債問題短期而言，可以通過歐洲中央銀行靠大印鈔票再把資金借予希臘等國而暫得紓緩。這不但可引致歐羅貶值，而且亦絕非治本之道，每隔一段時間，頑疾又會發作累己累人。但長期的治本方法涉及人民是否願意節衣縮食，不領取或減少領取福利及勤奮工作，這些又豈是十年八載可做到的事？
既然福利制度不易扭轉，由奢入儉難於登天，歐洲的經濟走下坡的態勢很可能要維持幾十年。但中國以歐洲為榜樣，從德國抄來新勞動合同法，香港也學別人搞什麼最低工資最高工時， 顯然未懂從歐洲的經驗中汲取教訓。
下周作者外遊，暫停一周
HKEJ 2011-6-20
HKEJ 2011-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