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李克強訪問港大，不意引發了一場對「言論自由」、「表達自由」的爭議。我與港大的一些教授雖是熟朋友，但與港大本身卻無丁點關係，本不應「說三道四」，但見到徐立之校長遭到紅衛兵式的批鬥，卻是甚感愕然。
弔詭的是，倘若徐校長這位理應捍衛「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的學術界領軍人物真的在脅迫下不得不公開認同他其實並不同意的「自由已死」的口號，那麼自由便真的已死了！文化大革命時造成紅衛兵強烈躁動的原因之一顯然是當時人民的自由長期以來受到壓制，但當這批革命小將不斷批鬥官員、學術權威及校長後，事物便迅速走向反面。紅衛兵竟成為了中國近代史上對「言論自由」及「學術自由」的最大最暴烈的破壞者。這段歷史所顯示出的人類劣根性，我們怎可處之泰然？
學術自由至少三要素
什麼是「言論自由」？什麼是「學術自由」？後者應包含前者，篇幅所限，這裏只探討「學術自由」的意義及實踐。
「學術自由」的定義及規限本身便充滿爭議性，但作為討論的起步點，我認為「學術自由」應起碼有三個要素。
第一是探索真理追尋事實真相的自由。學者選擇研究題目的自由應盡可能不受到權勢及社會壓力的干預，而要以學術價值為依據。
第二，學者應盡可能享有發表研究成果的權利，他們在學術刊物及在課室講壇中表達的自由要受到保護。凡事有例外，一些與國防軍事有關的研究成果，由公司或政府主力提供資金的研究，很多時都要保密，舉世皆然。
第三是思想上的自由。我們自己腦子在想什麼，外人不易知道，似乎也無從限制我們的自由，所以有人也許認為「思想自由」不用列為「學術自由」的一部分。
殊不知限制思想自由的有形無形因素很多，若思想受到某種因素禁錮，後果可以很嚴重。在西方哲學史上，聖奧古斯汀（St. Augustine，公元354 年出生）是承先啟後的大思想家，但在他死後，下一位有份量的思想家阿奎拿的聖多默（St. Thomas Aquinas）竟要到1224 或1225 年才出生。二人的世代相隔870 年，在西方世界中竟無人才出現，當時獨尊神學所造成的思想禁錮對社會的破壞，不能不使人悚然！
按照以上三種評估「學術自由」的元素，我們可「實地考察」美國、中國、香港三個地方，看看這些地方「學術自由」發展的快慢及障礙。
我們若以學術成果的豐碩程度來推斷美國的「學術自由」，並假設後者大大有利於學術成果，那麼美國的成績的確不錯。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在多個學術領域內無論是質或量都執世界牛耳，她是怎樣做到此點？
在我的教學生涯中，我在美國總共教過62 班，香港53 班，內地3 班；若以學生的思想活躍程度及求知欲來看，內地的最高，香港次之，美國居後。但若以學術界的研討會中各參與者所顯示出創新能力及思辯能力作準則，上述的排列卻剛好要倒轉過來。在美國的學術討論會中，年輕學者對資深學者成果的提問及批判，十分受到鼓勵，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沒有受到多大的壓抑，選擇研究題目的自由也很大，但研究者需要說服別人自己的研究為何重要才可得到資助及尊重。
同行評估學術成果
真正把美國的學術活動推向成功之路的是她的制度。美國研究型大學源自19 世紀德國的研究型大學，1876 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成立，是第一所引進德國研究型大學模式的美國大學，當時哈佛、普林斯頓等只是普通教學型大學，在國際學術界還未成氣候。約翰霍普金斯成功後，第二所新創立的研究型大學是芝加哥大學（1890 年創立），接著加州理工學院也出現，美國其他名校也紛紛改為研究型大學，美國學術界的兩個關鍵制度也逐步形成。
第一個制度是同行評估學術成果。學者可以有自由選擇題目進行研究，但這研究卻是有約束的。假如研究不按學術界公認的可接受的方法進行，致使欠缺科學實證或邏輯出現問題，那怕只是小問題，文章一樣會被同行批評，難以在一流刊物發表。一般而言，學界都知道哪些刊物地位崇高，發表一篇文章勝於別處發表一百篇，又哪些刊物質量成疑，發表愈多愈被同行看不起。這種源自對高質量的要求而造成的對學術自由的合理制約，正好是把學術研究引入正軌的途徑，也促使了現在各國爭相學習美國的經驗。
第二個制度是終身教職及升遷制度。有了終身教職，學者可放膽自由發表意見而仍受到保護。但這個平台卻不能隨便讓人上去，否則世上胡言亂語的人會太多。
在美國一流學校得到終身教職是很難的事，必須過五關斬六將經過嚴格的過程為同行認可才成。這種殘酷的競爭雖會造成一些失敗者的眼紅症，又或會遺漏了一些人才，但它卻是保障學術質量的重要法寶。
美國學術自由有隱憂
但美國的學術自由又是否沒有受到一些有爭議或不合理的制約的限制？這類制約倒也挺多，它們究竟是有利還是有害，可能見仁見智。
年前哈佛校長森馬斯（Larry Summers）要落台，主因是他提出過性別上的差異可能是解釋為什麼美國科學及數學界中男多女少的原因。他的猜測可能是錯的，但這個研究議題碰也不能碰，反映出美國的學術自由也頗受意識形態及政治取向的困擾，是美國的一大隱憂。
在奧巴馬政府上台前，美國的聯邦政府禁止任何得到聯邦政府研究資金資助的實驗室進行幹細胞的研究，原因是有違倫理生命價值云云。有了此限制，美國的幹細胞研究落後於歐洲日本，只有在少數可以得到州政府或其他資金幫助的地方才可研究。小兒剛在研究院畢業，他所研究的項目是人類大腦皮層的形成與發展，與胚胎幹細胞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我見他過去時要跑到醫院中取回一些被墮胎已死亡的胚胎（但細胞尚未死亡），再對其幹細胞進行研究，深感可怖（但驚嚇程度又遠不及看到電視新聞，香港一些婦女為了美容，竟跑到廣州的醫院以十元八塊的價錢買回一些墮胎後的「紫河車」煲湯飲用）。這些成果部分已在《自然》與《細胞》刊出，反映學術界對這類研究的認同，但同時也等於質疑著布殊政府時代對學術自由的干預是否不當。
美國的學術自由是各國的楷模，但絕非沒有缺點，中國的又如何？嚴格來說，中國學術制度的建立仍在起步階段，並且無可奈何地採用了一些有重大缺點的方法。
一般高等院校我們暫可不理，因為其學術制度還談不上有什麼規模，但一些名校卻不斷帶頭嘗試引入美國的制度。它們的做法最大特點是要用簡單的方法試圖增加對學者評核的客觀性，學者在SSCI 或SCI 數據庫所包括的學術期刊總共發表過多少篇文章，便成為評核的主要指標。這種方法雖比胡亂主觀的準則要好，但這些數據庫納入的刊物有一流也有九流的，靠數文章的方法誤失可以很大，不一定追求到卓越。
但中國學術界不用這些「客觀」的方法又可如何？
這些方法雖然缺點多多，但卻可以抑制一些在學術界有權勢的人在評核時結黨營私的活動。
內地研討會言詞尖銳
不少人擔心政治對學術自由的鉗制，在文科或政治等領域內，我相信不當的干預的確大量存在，但在經濟學、科學、工程等學科上，中國的學術自由不算差勁，原因之一是審查者根本讀不懂這些論文。我曾在內地參加過無數學術研討會，其中言詞尖銳的十分常見，就算有政府官員在座，他們也只會客氣地加入討論，也許這是因為中國人重視面子，而中國領導人又對經濟建設成績深感自信，所以在這方面的批評他們不會感到失面子。
曹仁超兄在內地已成名人，亦參加過無數講座，我相信他同意我這方面的觀察。
香港二十年前沒有研究型大學，個別學者雖有傑出成果，但在制度上大學並非以研究為主。科大是第一所中國土地上引進美國研究型大學制度的大學，所以其經驗深受內地名校校長的重視。
科大的做法的核心其實是美式的同行評核制度。我們若有同事要升級，在校內要通過六級的評審，而在評審前尚要邀請多位國際上同行的權威評核這位同事，我們要他們回答的其中一道問題，便是此位同事在國外最重要的大學是否一樣可以升級，若有答案是負面的，升級的機會便很渺茫。
這套制度並不干擾學術自由，但卻可促使大家進行真正認真嚴肅的研究，否則絕難得到國際學術界的認可，工作職位也就不穩。我們一些同事對此制度深感信心，例如哈佛出身的社會學家丁學良教授在2005 年便說過，整個中國內地只有五位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而評定的標準便是某人是否夠資格在科大經濟系當得上副教授。
此言一出，在內地擁有無數粉絲的丁老弟在網民中得到壓倒性的認同，但卻苦了我們。我在內地便常被問一個不能回答的問題： 「這五位經濟學家究竟是誰？」
香港的學術界當然仍有極多問題，但我不認為「學術自由」不足，某些人說港大「自由已死」顯然文不對題。我真正擔憂的是願意十年磨一劍追求卓越認真尋求真理、不滿足一些即食麵式「成果」的年輕人數量不夠多。今年內地高校有一位取得作文滿分的寫作天才，寫了篇現在在網上廣泛流傳的文章「拒絕平庸」，題目正是目前香港所需， 「學術自由」暫仍不是大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