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曾表示希望能把香港發展成教育樞紐，並會撥地多建幾所私立大學，快將公布的「施政報告」應會述及此事的進展。
香港不少人認為香港的大學已過多，其實這是錯覺。從適齡人口可上大學的比例或大學的數量來看，香港都頗為偏低。例如，中國內地年輕人可進高等院校的比例，近年已急升至三分一。美國人口是香港的四十多倍，但高等院校則是香港的四百多倍，光是波士頓地區也有二百多所大學。就算是台灣，我屈指一數，也數出近一百八十所高等院校。香港的大學不應害怕私立大學的競爭，反而應希望它們做得更好一點。
不過，建立大學終究是投資巨大的事，我們應搞清楚香港究竟需要及不需要哪些類型的大學。
「自由教育」培養國際視野
世界上最優秀、名氣最大的大學，幾乎都是研究型與「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結合的大學，哈佛、普林斯頓、芝加哥、史丹福等等莫不如是。但例外卻總是有的，洛克菲勒大學與舊金山加州大學都是在其選定學科中的頂尖大學，但它們甚至沒有本科生之設，只有研究院，是純研究型大學。
香港的科大、港大、中大在課程改革中也是要把研究型大學與本科生的「自由教育」結合起來，在研究方面，已有不錯成績，但在「自由教育」方面，要走的路仍遠得很。但這並不意味各校不重視本科生教育，近年各校對本科生教育的質量極為注意，增撥資源外，要求資深教授要教本科生課等等例子，所在多有。
但研究型大學是極昂貴的，我不認為新設立的私立大學負擔得起，它們不應走這條路。另一種極端是搞一些專科式以培訓職業技能為宗旨的大學。表面看來，這類課程似乎頗有實用價值，但學生所學太窄，十分危險。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環境下，市場對不同技能的需求變幻莫測，基礎狹窄的知識面往往使到年輕人無法適應新的環境，在事業上愈走愈低。
內地近年「教育大躍進」，每年產出三百多萬工專式的大學生，他們就業情況並不理想，將來可能成為社會不穩來源（參看本報今年3 月14 日拙作《為什麼中港人力資源政策會造成不穩？》）。香港若再多辦職業培訓式的專科大學，畢業生將來恐怕要面對內地數量驚人的同類型畢業生的競爭，香港在這飽和的市場，殊無優勢。
我認為新的私立大學最適宜把重點放在「自由教育」之上，而且要有能力培養學生的國際視野。以上提過，在全球化的大環境下，畢業生對新工種的適應能力十分重要，而「自由教育」正是培養這種適應能力的重要途徑。香港沒有天然資源，經濟絕不可能獨自生存，國際視野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什麼是「自由教育」？此名詞的來源是liberal arts education 及經簡化後的liberal education，兩者的含義頗有爭議，所以翻譯殊不容易。Liberal 的拉丁字根是liber，有書籍（library 從此而來）或自由之意。根據芝大哲學教授丕頻（Robert Pippin）之說，1375年liberal arts 一詞第一次在英文中出現，同時也是liberal 一字首次出現【註1】，其意是指「值得自由人學習的科目」。
這些「自由人」是誰？在蘇格拉底與柏拉圖的時代，他們應是指城邦的公民及統治者，而非奴隸。柏拉圖的《理想國》一書中便有詳述統治者及輔佐者應接受什麼教育。其後中世紀有所謂「七藝」，中國儒家理想教育中也有「六藝」，主旨都與全人教育有關，內中貴族教育的意味很重。說其是貴族教育，是因為學習的目的是為學問而學問，絕對要與生活上的束縛或職業無關，思想可自由自在，不食人間煙火。
與此相對立的是「職業主義」（vocationalism）， 「炒股必勝法」、「個人理財」、「如何寫好履歷」等「學科」，雖各自有其價值，但絕不可能放在「自由教育」的課程中，因為後者的核心理念便是絕不容忍「實用」的學科，此點香港教育界中不少人似乎不大明白。
「自由教育」本身並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概念。芝大的美女哲學教授紐斯邦（Martha Nussbaum）便曾指出，它由「自由公民」所應接受的教育已逐漸變為可以「使學生具有心靈自由」的教育。從此可見，它有解放思想，使人自由之意。
獲小布殊政府追封為隔世國師的經典大師史特勞斯（Leo Strauss） ， 又對「自由教育」加上新的意義，他認為「自由教育」是「大眾文化」的解藥，希臘文中「粗鄙」（apeirokalia）的定義是「對美麗事物缺乏經驗」， 「自由教育」則正可提供這種經驗【註2】。
由以上討論可知，liberal education 含義時有不同理解，內地把它譯作「素質教育」，雖不夠具體，也算是勉可接受的名詞。香港多用「博雅教育」稱之，算是捕捉了此種教育的部分特徵，但欠缺最核心的內涵，即對「自由」的執著，所以不算是很準確的翻譯。練乙錚多年來倡用的「釋智教育」，有「解放」之意也是不錯的譯法，但未能捕捉「自由人值得學習的科目」的原意與破除粗鄙做真君子（perfect gentlemanship）的含義，所以也有缺陷。我選來選去，還是較喜歡用最直接的譯法「自由教育」。
正如丕頻所言，現代的大學是一個很古怪的事物，它是少數從中世紀成功過渡到現代的體制。在畢業典禮時，學生與教授都要穿戴十三世紀的長袍方帽彩飾，而在課堂中教授卻要講授量子力學、大腦結構、動態隨機一般均衡等等前沿理論，想想也使人感到荒誕，現在神州大地的大學一樣用上了歐洲中世紀的禮服，更使人覺得時空錯置（若歐美大學的學者穿上宋朝的朝服，我們一定也忍俊不禁）。
但「自由教育」（起碼是其中一個派別）卻有要求學校所教要包括一些「恆古不變」的學問，否則學生所學很易過時。這卻意味著我們要認真找尋一些學問中的學問，在學生進入各自的專業前，先要學懂一些每一個自由公民都要懂得的「共同核心」（Common Core）知識。
偉大經典與現代科學結合
在設計「共同核心」課程方面，熟悉美國高等教育史的人都會知道，芝加哥大學是一面教育界不少人都希望能繼續被高舉的旗幟，倘若芝大稍有課程改革，隨時會受到校友及不知是何方神聖的人的責罵。芝大本科生「共同核心」課程的特點是把「偉大經典」（Great Books） 與現代科學結合起來。
所謂「偉大經典」是要求每一學生在一、二年班時都要硬啃數十本歷史上最重要的一些經典原著，並在課堂中以蘇格拉底式對談方法與老師及同學辯論其內容。
選什麼經典並不重要，但其作者卻必須是百年難得一遇的奇才。
捍衛「偉大經典」教育最力的學者之一正是史特勞斯。他曾受納粹迫害，逃至美國，在芝大教授了二十多年的政治哲學，1973 年去世，香港的鄧文正博士是他的隔代傳人，甘陽先生也有專書討論其人。史特勞斯發現， 在柏拉圖所記述的「對話」（dialogue）中，從來不存在兩位超卓人物的對話，而是一位偉大人物與另一位層次低得多的人物對話，或更準確一點，是大人物的「獨白」（monologue）或是「訓話」。
柏拉圖似乎認為，最卓越人物之間的平等「對話」是不可能的，他們觀點總有不同，不易有共識（在某問題上有共識的話，對話便可終結，再無討論價值），也各自自信心爆棚，不會相讓。但後學卻可把不同年代的經典同時捧讀，把這些最有創意的思想家的觀點放在自己腦中交戰，最後自己判斷誰勝誰負，史特勞斯認為這種學習「經典」的方法正好是訓練創意的無上法門。
我在芝大時深受這套課程的影響，當年要畢業的話，要總共修四十五科（部分可用評級試取代），其中「共同課程」有十八科，即三科社會科學，三科人文學科，三科物理或化學，三科生物科學，數學加上外語共有六科。芝大最受教育界關注的「西方文明史」（Western Civ），當時是主修社會科學的必修課，並不是「共同核心」一部分。我主修經濟，但在四十五科中只要最低限度修得八科經濟便可。
人文與社會科學課程幾乎全部都用經典原著，阿里斯多德的《政治學》、荷馬的史詩Iliad、奧古斯汀的《告解》、莎士比亞的劇集、馬基維理的《君王論》、馬克思的著作、杜思托耶夫斯基的《罪與罰》、美國開國時的文獻，如《聯邦人文獻》等等數十本巨著，要一一研讀。在那時我和我的同窗在討論學習中往往練成了「獨孤九劍」的絕招，可在極短時間內準確找到辯論對手深藏不露的破綻，大家興高采烈的各自說： 「我現時要指出你的錯誤！」研讀最超卓人物所寫的經典而又能找出他們的錯誤，自信心會大大增強。
由上可知，最認真的「自由教育」並不是人人受得了。它有點像寺院式的訓練，大家一碰上便談學習理念，生活享樂則欠奉。
芝大歷史上最著名的校長赫金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當年要拆掉運動場，別人問他大家想運動時怎麼辦？赫金斯的回答甚妙：這些人只要躺下一會兒，想作運動的意欲自會消失！
切忌曲高和寡
十多年前經濟學家孫能善（Hugo Sonnenschien）當校長時要擴大招收本科生，並為此把課程的靈活性稍為增加，又計劃要建一世界級的體育館，立時遭到校友的嚴厲批評，大家紛紛質問，建體育館是不是要帶來享樂（fun in）？有了體育館，大家哪裏還有時間讀書？ 芝大不是以自己是the place where fun comes to die 而引以為傲嗎，怎能走「派對學校」（party school）之路？有人以為孫能善主要之罪是改動課程，其實不然。孫能善下台後，他推動的課程改革反而得到支持而完成，但我細察小兒在那時所修的「共同課程」與我年代的並無實質分別。
香港應該推動「自由教育」，但切忌曲高和寡，怎樣對課程作出合理設計，使精英學生可得到最大好處，現在仍是高等教育界未好好解決的問題。
註1： Robert Pippin, "Liberation and the Liberal Arts", The Aims of Education Addess 2000，芝加哥大學。
註2： Leo Strauss, "Liberalism: Ancient and Modern" 19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