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琴德與西姆斯十多年來都是諾獎的大熱，他們得獎毫不使人驚訝。在諾獎宣布前的四個小時，有位讀者電郵問我誰會獲獎，我沒有水晶球，只能答最有資格的第一位是沙琴德，第二是芝大的漢生（Lars Peter Hansen），後者是沙琴德與西姆斯在明尼蘇達直接指導的學生，其妻是貨幣理論大師蔣碩傑教授的女兒（沙琴德的第一任妻子也是華裔） 。我以上的「預測」， 算是中了75％，成績不錯。
我在明尼蘇達這極北苦寒之地讀書的時候，其經濟系正如日中天，排名比人多勢眾高手如雲的哈佛更高，究其原因，主要應是有四位光芒四射的年輕高手同聚一系，他們是沙琴德、西姆斯、普雷斯蓋特（Edward Prescott）和華萊士（Neil Wallace），他們同聲同氣，都在進行著一場批判凱恩斯理論和方法的「理性預期」的革命，這四人當中，三人已得了諾貝爾獎，時機若成熟，華萊士一樣有機會。
我研究院一年級時修了兩門沙琴德的課，是我一生中學習效率最高的經濟課。沙琴德沒有廢話，上課時喜歡完完整整的在黑板上寫下學生剛夠程度明白的數學推導；他不同年代的筆記都被記錄下來，變成三本宏觀經濟博士課程的課本，就算是數十年後的今天，這三本著作仍是世界各地經濟博士生奉之為經典、幾乎必買的課本，可見其領先潮流的影響力。
打洞填平可擴消費
沙琴德課中的習作特多，每一道題目都有重要的思想和方法在內，只要經過衝刺推導出其答案，差不多便等於寫了一篇學術論文！其門生之多，很少人比得上，非無因也。
沙琴德與西姆斯等人所倡導的「理性預期」學說究竟有何奧妙之處？這必須從它的對立面舊凱恩斯主義談起。舊凱恩斯主義（新凱恩斯主義〔New Keynesianism〕與舊的頗有差別，將來再談），基本上是——需求管理，與生產力無重要關係。
凱恩斯假設人民大多謹小慎微，會把部分收入儲蓄起來。假如經濟出現衰退，便必須千方百計推高需求，最佳辦法，莫於政府替天行道，代人民用錢。把一百元放在人民手上，他們可能只用掉八十元，但若政府把這一百元通過抽稅取走，可全部用掉，不用留下二十元儲蓄。這樣總體需求自會上升，刺激經濟。有時貨幣政策也可取得同一效果，加印貨幣後，短線利率會下降，也可刺激投資和消費。
舊凱恩斯理論的另一特徵是凡事只須看短線，長遠後果殊不重要，故有凱恩斯名言： 「長遠而言，我們都已死亡」。因此，在衰退時，政府可出錢僱用員工，就算是做無謂之事，例如在地上打洞，再將其填平，也可以帶來十分正面的影響，因為受僱員工可立時得到人工，他們消費後更可使其他人有收入，再而引發更多的人消費等等。
至於在地下打洞再填平所「浪費」的資源將來由誰埋單，則是無關宏旨的，搞妥當前的就業才最重要。
人非機械自有對策
按照凱恩斯的邏輯，經濟是可控的。在衰退時政府可用擴張性的財政或貨幣政策便可刺激經濟，在過熱時又可用緊縮的方法冷卻經濟。
「理性預期」學派對經濟的可控性遠為悲觀。從奠基人繆斯（John Muth）和盧卡斯（Robert Lucas）開始，其學派中人都認為政府不應高估自己的能力。政府不能假設人民都如機械人般受人操控，政府按一個鈕，人民便按政府的意願動一動。
在政府推出或改變一個政策時，它其實是與人民展開一場博弈，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人民會研判政策的含義，再作出對自己最有利的回應；但政府卻往往不知道和不理會人民會有怎樣的回應，所以政策的效果會完全變樣，事與願違。港人只要稍有留意為何政府近年推出就算本意良好的政策後遭到怎樣的回應，當可知道「理性預期」學說所言非虛。
在人民判斷怎樣改變行為對政策回應時，其中一個關鍵點是將來會發生什麼事。
例如，奧巴馬政府把短線稅率稍減以刺激經濟，但人民同時也知道在財赤不斷加劇的條件下，政府將來大有可能用加稅來還債。這種將來加稅的預期隨時可完全抵銷掉現在減稅所起的作用。
一涉及未來，政策的制訂便變得困難重重。首先，政策背後的理論要變得動態化，不能只考慮現在，還要考慮現在與未來的互動。
第二，沒有人可確知未來會怎樣，大家都只可根據現有的資訊，以自己的判斷力作出對未來的預期。因為人民所能掌握的資訊有限，能力也不一定高超，未來也有相當的不確定性，世界隨時可有意料不到的震盪（random shocks）出現，所以預期不一定準確。
DSGE模型計算困難
雖則如此，形成預期的過程仍可能是「理性」的，即人民不會故意放棄一些有價值的資訊而不用。其實， 「理性預期」的核心甚至不是「理性」的部分，而是「預期」。近三十年來，沙琴德等人便研究過不少怎樣通過學習而調整預期的過程。一些有身份的論者，時會硬說「理性預期」等於準確預期，這是既無知、也是不負責任的評論。
「理性預期」學說雖認為凱恩斯過於天真，低估人民行為的複雜性，但原則上卻不排除政府終有可能制訂正確政策的能力。假如政府英明神武，完全掌握人民個人的偏好，他們所要面對的制約和應變的模式等等，政府在與人民的博弈中當可操控大局，料事如神。
但正因此事涉及經濟中各種人物的互動，複雜無比，所以無可避免地要用高深的數學工具才能把這些關係描述出來，然後才可用大量的數據檢查其準確性；在這方面，沙琴德與西姆斯所用的方法重點不同，但卻有其互補性。
沙琴德與普雷斯蓋特常用的方法可稱為DSGE 模型，D 是動態（Dynamic）、S 是隨機性（Stochastic）、G 是總體（General）、E 是均衡（Equilibrium）。
「動態隨機總體均衡」（DSGE）模型已是當代宏觀經濟中人，不管他是「新古典主義者」（ 「理性預期」屬此類別），還是「新凱恩斯主義者」，都把它當作是分析問題的基本架構，即宏觀理論必須把前瞻性（因而有動態性）、人民怎樣管理不確定性（因而要容納隨機震盪）、社會中各人的互動性（因而有總體性），以及供求的制約（因而有均衡性），完全融入模型當中。
從上可知，可以用作制訂宏觀政策的理論依據DSGE 模型，在數學上十分複雜，此類模型已包含人民會因爭取自己最大利益而調整行為的因素。三十年前沙琴德在課堂中嘗言，只要懂得人民作決定時所隱含的深層次參數（deeper parameter），理論上政府可作出有效的調控政策；但當時他也補充，其時數學發展的程度和計算能力（包括計算方法和電腦的能力），遠遠不足以解決這些問題，並且估計起碼要三十年才能有小成。
研究成果政府參考
現在三十年已過去，數學方法的計算能力，以至統計數據都比前大增， 「理性預期」的成果又如何？沙琴德與西姆斯都清楚知道，制訂政策的工具不單是理論，也不只是數據的分析，而是兩者的完美結合，這便需要新的計量經濟學。沙琴德本人便從理論中引申出在利用數據估算方程式前，必須對不同的方程式之間設置限制（cross-equation restrictions），否則結果會十分誤導。沙琴德在這方面也寫過好些示範之作。
但使這些高深理論更具可用性的，應該是西姆斯。上面提到的理論和方法雖然複雜，但制訂政策時的核心問題仍只是找出政策與某些經濟變量的因果關係。例如，政府突然加印某某數量的貨幣後， 對GDP、失業率等變量有沒有影響？有多大的影響？這些影響要等多久才會逐步體現？
西姆斯是極卓越的計量經濟學家，他發展出一套叫「向量自我回歸」（vector autoregression，簡稱VAR）的方法，把多種變量放在一起一同處理，能清楚估算在一個外來震盪（例如貨幣量增加，或油價急升）出現後，不同的變量在現在及將來不同時段會受到什麼影響，後者可用相當簡易的所謂「脈衝反應函數」（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描繪之。
西姆斯利用這種方法，在破解一些經濟懸疑時頗有斬獲，例如，他的結果修訂了貨幣主義理論的一些猜想，在貨幣緊縮時，GDP 與通脹都會下跌，但都會平穩滯後，GDP 的下跌早於通脹的下跌。
沙琴德與西姆斯的研究成果，早已成為一些國家制訂政策的參考，就算是香港政府的經濟研究部門去年也僱用了我校舊同事VAR 專家鄒偉業博士，至於政府將來是否懂得利用VAR 分析出來的結果，現在則言之尚早。
不過，這類模型雖遠比凱恩斯理論考慮周全，但在數學方法仍有待發展的情況下，「理性預期」仍未能全方位的用於準確制訂政策。至於它對金融海嘯和當前經濟危機的啟示，下周再談。
沙琴德與西姆斯．之一
HKEJ (2011-1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