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我在本報討論過新鮮出爐的經濟諾貝爾獎得主沙琴德（Thomas Sargent） 和西姆斯（Christopher Sims）的貢獻，今次要談談他們的研究結果，可為化解金融危機帶來什麼啟示。
這兩星期以來，國際傳媒的確很希望他們提出指路明燈，但傳媒恐怕將不得要領，兩人都不習慣與記者溝通，而且不願意與政治沾上邊，更不希望公眾錯誤解讀他們的研究。
新古典學派中人數十年來都埋首於怎樣破解一道道經濟數學難題，與學術界中人可以有深度溝通，但一般經濟記者通常無法明白他們的方程式背後的意義。他們的幾位思想領袖盧卡斯（Robert Lucas， 1995 年諾獎）、普雷斯蓋特（Edward Prescott，2004 年諾獎）、沙琴德、西姆斯等等，全都很少與傳媒來往，而且十分抗拒加諸他們身上的任何標籤。
兩人不愛被標籤
《華爾街日報》說沙琴德與西姆斯是「非凱恩斯學派」中人（non-Keynesians ），此說雖然大致正確，因為他們的確寫過大量批判凱恩斯的文章，但他們對此類簡單化而且過時的標籤仍是感到不對勁。多年前佛利民便說過： 「我們都是凱恩斯主義者，我們都不是凱恩斯主義者。」近二十多年來，以「理性預期」為核心的「新古典主義」與「新凱恩斯主義」不論在方法學和政策觀點上日漸合流，前者把一些造成價格僵性的短線因素吸納在理論中，後者則全面引入「新古典主義」所發展出的「動態隨機總體均衡」（DSGE）模型，並接受「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理性預期」理念。
「新凱恩斯主義」與「新古典主義」之間的差別，遠遠小於「新凱恩斯主義」與以克魯明為代表的「舊凱恩斯主義」的差別。後者的宏觀經濟思想仍固定在六七十年代，只重視短線，否定對未來的預期會影響今天的政策後果，其理論是靜態的。由此之故，新舊凱恩斯主義之間的罵戰，往往更甚於「新古典主義」與「舊凱恩斯主義」的對立。香港有行外人說克魯明是「新凱恩斯主義者」，錯矣！
沙琴德和西姆斯雖然不喜被標籤，也不熱中於在學術界以外公開發表政策評論，但若說他們對政策的方向沒有強烈意見，則是大謬不然。上周普雷斯蓋特傳來電郵【註】，告訴我他剛從紐約回家，到紐約是參加沙琴德的慶功大會(Sargentfest)。沙琴德的學生極多，到賀的還包括盧卡斯、華萊士（Neil Wallace，當年明尼蘇達的宏觀經濟四大頂尖高手之一）等等「理性預期」的領軍人物。
參數極難掌握
普雷斯蓋特對沙琴德獲獎興奮至極，直言他是「明尼蘇達宏觀」之父（the father of Minnesota Macro）。學界中人很多都知道，普氏與西姆斯對計量經濟學的學術觀點差異頗大，關係不甚和諧，我猜這是電郵中不提西姆斯之故。沙琴德和西姆斯（兩人關係卻是極佳）與批判凱恩斯的頭面人物過從甚密，他們對政策的取向，由此我們已可知之過半矣。但此點尚不足夠，我們尚須較全面地理解他們的政策觀點。
「理性預期」往往與自由市場及「政策干預無效論」相提並論。「理性預期」中人是否認為干預市場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盡皆無效，這倒要從幾個層次看這問題。
第一，我上周已說過，沙琴德等人並非認定政策一定無效。假如政府本領高強，對不同情況下人民的行為模式都瞭然於胸，亦即懂得人民的「較深層次參數」（deeper parameters），那麼在政府與人民的博弈中，政府會勝，政策可以有效。問題是這些參數極難掌握，政府強要推動一些貨幣與財政政策，後果難料。
第二，政策若早已給人民預期到，可能完全失效。例如，政府可以宣布，從明天開始，一元的硬幣，以後當作十元，而十元的鈔票當作一百元，一百元的當作一千元，等等。這政策等於把貨幣供應量擴大十倍，但這「政策」對實體經濟有無影響？
若人人皆知道這只是在貨幣的面額後加一個零，經濟當然不會受到這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所影響。不過，政府若是「失驚無神」地多印鈔票，人民又尚未知悉，貨幣政策可以起到短期性的刺激效果。
第三，如上所述，突如其來的驚訝，雖可能有效影響到經濟，但這並非好事。
人民本來對未來已作好計劃，但政府新政策帶來的震盪，卻意味著人民要中途改變應對的策略。政策改動愈頻繁，人民便愈無所適從，難以為自己的未來作出合理的計劃。
第四，政策就算對實體經濟有影響，但影響通常有滯後現象。某某政策出台後，可能要幾個月甚至幾年後才有效果，但在政治壓力下，政府往往等不了這麼久，惟有對政策加強力度。但這樣一來，政策的效力顯現後，力度便顯得過大，政府又要急剎車去抵銷過去政策帶來的影響。最後的結果是經濟不但沒有被穩定下來，而且波動更大。
要納稅人負責
金融海嘯出現後，美國政府主要用了兩招救市。其一是從2008 年底起，聯儲局向銀行大幅注入資金，這便是所謂的「量化寬鬆一期」（QE1）。其二是2009年初宣布用7000 億美元的財政政策救市。「理性預期」中人一般認同QE1，認為這符合佛利民對三十年代大蕭條所得的結論，在經濟危機中寬鬆的貨幣政策有助重建金融信心。
盧卡斯對QE1 便是明顯的支持（QE2 則另當別論）。至於7000 億美元救市，沙琴德便曾直斥之為「信封背上的計算」（指其粗略），完全無視近三十年來宏觀經濟學所取得的進展。
沙琴德的批評是對的。我們用兩年前美國政府補貼人民舊車換新車的例子，也可說明政府胡亂用錢的荒唐。此計劃是設下限期，要人民快點放棄舊車早早買下新車。有政府補貼，人民當然喜歡，一些還可以行駛一段時間的舊車便因此拋棄浪費掉了。
計劃實施時，人民大量換車，但一兩個月後，計劃停止時，汽車的銷路便大跌，因為要換新車的早已換了。奧巴馬花了巨資補貼汽車業，效果卻只是短暫，汽車業實際得不到多少好處，但納稅人卻要為將來負上更沉重的債務。
我們今天看到美國的失業率居高不下，但巨大的擴張性財政開支卻使美國的國債增加，債務評級甚至下降。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新古典主義」所指出的政策無效現象，但「舊凱恩斯主義」也可強稱這是因為政策的力度不足，錢用得未夠多所致。
美國政圈中有種流行說法是美國應學習中國，後者在2008 年底宣布用四萬億元人民幣救市，接著便有9％以上的GDP 增長。究竟是「舊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失靈，還是多增政府開支便可解決問題？
我請教過內地一些知名經濟學家，他們對年前四萬億元的救市深感不妥。當時政府為了快點刺激經濟，下令各地方政府出手要快要狠，要早日把錢放出。一些得到資金的企業根本沒有符合成本效益的項目可投資，勉強為之，只會造成浪費。
這等於凱恩斯所稱許的政府出錢僱人在地上打洞再將之填平，即時可有增加GDP 賬面數字之效，但長遠而言仍是浪費。近日中國的資金鏈出現危機，其源流即由此開始（見兩周前我在本欄的拙作）。美國的「舊凱恩斯主義者」不明中國的情況，胡亂套用四萬億元的例子，使人感到奇怪。
歐洲諸國焦頭爛額
中國的例子幫不了美國，日本又如何？1992 年日本政府的總欠債佔GDP 只是68％，到了2011 年卻已高達205％。這是驚人的增幅，反映出日本推行赤字預算擴張性財政政策時絕不手軟，但日本經濟一沉二十年，而且並無起色， 「用錢不足」論顯然站不住腳。
有人認為日本早已陷入所謂「流動性陷阱」才致經濟一敗於斯。但根據「舊凱恩斯主義」理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正正是把經濟拖離「流動性陷阱」的對症下藥方法，現今此策失靈，正可引申出「流動性陷阱」一說只是一派胡言。
日本的例子若仍不足夠，我們大可看看歐洲。歐羅區諸國的平均欠債今天是其GDP 的97％，但在1992年卻是63％；由此可見，增加開支並引致債務上升後，歐洲諸國只是弄得焦頭爛額，希臘、意大利等高欠債國家的困境大家已是熟知。
以上種種例子包括的國家已很廣，它們都說明不理長遠後果以財政政策干預經濟不能帶來什麼好處，這也是包括沙琴德等人的「新古典主義者」多年前早已指出過的事實。沙琴德與西姆斯．之二
註：普雷斯蓋特10 月31 日下午三時三十分在科大LT-C 演講，主題是「有效為退休融資」，歡迎參加。
HKEJ 2011-10-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