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城記」新篇：新加坡模式對港有何啟示 (雷鼎鳴)

香港近十多年來經濟增長緩慢，以致社會向上流動速度大不如前，當中所衍生的社會矛盾不計其數。社會中一些頭面人物對此難免心焦如焚，要改變香港經濟的發展模式。

董建華年代搞「大有為」政府，結果以全面失敗告終。現在有「適度有為」一說，因為用上「適度」一詞，其語意本身永不可能錯，但若無明確內容，則此說只是空話。經濟發展模式從來都是複雜的學問，牽一髮動全身，較安全的辦法是參考其他地方的經驗。

香港的天然參考對象是新加坡，正如新加坡不斷金睛火眼地盯著香港，要在此取經。

香港、新加坡兩地近似的地方很多，大家都是數百萬人口的開放型國際大都會，自由貿易，金融中心，華洋雜處、英國前殖民地，土地面積有限，人民教育水準與收入接近，人均壽命八十一歲，總和生育率都低企等等。

 新加坡雖然在經濟自由度的國際排名中不遜於香港，她所採用的政策卻的確與香港有重要的不同之處。這正好方便我們通過比較，找出新加坡的發展政策可帶來什麼後果。

 新加坡經濟的表現，確有其突出之處。

2011 年新加坡的人均GDP 已上漲至50123美元，比起香港的34200 美元高出47 ％。

在房屋方面，2010 年新加坡87.2％的家庭，擁有自置物業，74.4％的住戶單位更大過1100 平方呎。看到這些數字的港人能不暗自悲嘆乎？

 港星有共通之處

新加坡固有她成功的一面，但我們卻不可單憑一些表面數據便遽然下結論。例如，2011 年新加坡人的總私人消費只有其GDP的39.4％ ， 與香港同年的65.15％差別巨大。換言之，新加坡要把GDP 的大比例抽走用以儲蓄及投資才支撐得住她的經濟增長，而留下來可以讓人民實際支配的消費卻不多。用絕對數字來看，2011 年新加坡人均消費是152000 港元，香港則是174000 港元，就算後者的十分一來自內地遊客的消費（實際上不會有這麼多），我們要打一個九折，港人的消費量仍稍勝新加坡。

 要真正了解新加坡的發展模式，我們要替她驗身照肺。

 1992 年美國一位年輕經濟學家容格（Alwyn Young）發表了一篇題為〈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的學術論文，比較港星兩地的發展模式。他指出，新加坡當時所用的方法是通過其中央公積金強制地提高人民的儲蓄率，在八十年代後期，中央公積金的供款率最高曾達到僱員工資的50％（僱主僱員各供25％）。由於總儲蓄率等閒等於GDP 的一半，新加坡的資本積累極為迅速，其政府則用低息發行債券，借走這些資金，再用以補貼政府所心儀的一些工業，這便是她工業政策經費的來源。

 「父愛主義」作遂

這裏有兩個問題。

 第一，新加坡的增長靠的是勒緊褲頭、減低消費、增加投資去體現。但資本愈來愈多後，因為報酬遞減律會發揮作用，新增資本所起的作用逐漸減弱，最後增長慢慢失去動力。

第二，倘若新加坡的工業政策成功，其政府挑選出來的行業因為得到資助而長足發展，或許可以成為新的經濟火車頭，抵消了報酬遞減律的作用。

但容格通過新加坡與香港的數據作出比較後發現，不斷推動產業升級的新加坡，其全要素生產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增長卻極為緩慢，遠遜沒有搞工業政策的香港。換言之，新加坡政府以有形之手扭曲市場以圖揠苗助長加快產業升級，卻是事與願違，量度生產效率進步速度的TFP 增長率竟是不及香港。容格由是斷言，新加坡的經濟的增長前景有限，其有盡時。

 容格的預測顯然並非全對。從1997 至2011 年，新加坡的人均實質GDP 仍能以平均每年3.02％的速度增長，而不是完全停頓。在一些港人印象中，新加坡增長遠勝香港，但他們可能忘記了這段時間新加坡人口增加36.6％，而且最近十年，新加坡貨幣相對於港元升值了46％，致使新加坡經濟用美元計算時看來相當亮麗。

 容格文章發表後的二十年來，究竟新加坡為其原來發展模式保留了什麼，及調整了什麼策略，以致報酬遞減律的殺傷力未見強勁？

 有些策略新加坡沒有變。新加坡模式的背後思想是paternalism（內地譯作「父愛主義」，有些怪異，但可用），即政府告訴人民，其政策都是如父親對待子女般為大家好，所以不要反對。人民是否認同新加坡政府父愛洋溢，是見仁見智的事，但我們卻難以否定其政府確實十分精明，政府的政策往往是模擬自由市場而得出，其對市場發放出的訊號很多時都能快速回應。新加坡以前搞父愛主義，現在仍是。

在具體政策上，中央公積金仍在運作，僱主僱員合共的供款率現在已調整為薪金的36％ ， 2011 年國民總儲蓄率（gross national saving rate） 仍高達45.3 ％，位於世界前列。新加坡政府仍在挑選要加以資助的戰略性行業，其推動工業政策的路向未見有變。但舊中有新，有兩項政策是過去所無，至少在規模上大不一樣。

 其一是投資方針大幅改變。過去新加坡所積累到的資本基本上投資在本土，但正如上文所述，一個地方的資本太多，其回報率便會因報酬遞減律而下降。新加坡為了避開這後果，頗為聰明地把資金洩洪，轉投國外。2011年，新加坡新增的國民儲蓄有1450億元坡幣（約等於港幣8900 億），其中717億都轉到海外投資。

這是驚人的高比例，等於整個國民收入的22.4％都要往海外跑，而且年年如是。

避免「塘水滾塘魚」

這便難怪新加坡的主權基金財大氣粗，香港著名地標之一的「又一城」去年也被其收購。新加坡這樣做的目的是避免資金在境內「塘水滾塘魚」，減低報酬遞減的影響，但其不希望把資金回饋人民消費的心態亦彰彰明甚。新加坡政府的內債高達其GDP 的108％，她正是通過公積金買入政府債券，政府手上有錢後又送到境外投資。

 其二是她的人口政策。新加坡2011年有人口518 萬4 千人，比起1997 年不足380 萬人增幅驚人。新加坡的出生率極低，為何人口有此增長？原因是其人口中的非本地居民大幅上升。在這518 萬4 千人口中，非本地居民的佔了139 萬4 千人，等於總人口的27％。

 這規模龐大的移民政策同樣可部分化解報酬遞減的壓力。人多好辦事，勞動力多了可增加資本的投資回報。不過，更重要的，應不是人口數量上的增加，而是新加坡政府千方百計的吸納東南亞，尤其是中國大陸的精英到那裏讀書並留下工作。

 新加坡挖角的動作很大，以前坡幣匯率低，我們不用理會他們，但坡幣匯價大幅上升後，對我們的威脅頗大，我不少同事都曾被挖走，但幸好我們也不是全無還擊之力。

香港可學的經驗

香港可從新加坡的經驗中學到什麼？

首先，她的政府能推動政策，是因為其人民樂意或無奈地接受父愛主義的思想。從香港的政治環境及人民渴求自由的角度觀之，新加坡不少政策絕難在港行得通。要港人把工資的36％放在公積金，港人肯嗎？要港人只消費收入的39％，做得到嗎？用公眾的財富搞工業政策津貼某些行業，非受惠者如何反應？急速輸入等於本地居民四成的移民，是否可行？香港政府根本沒有權威去實施什麼父愛主義。

 第二，新加坡引入人口的過程中亦積極填海造地建房子。正因為她長期投資於建造房屋，新加坡的房屋供應遠勝香港。近三、四年來，新加坡房價雖上升了三、四成，但不足300 萬港元，仍可買到千餘尺的住宅，房價比香港便宜得多。

 香港樓價連年上升，正是自由市場不斷發放出訊號，告訴政府土地不足，樓宇供應不夠，但政府一段長時間內並無理會市場發出的訊號。新加坡的土地政策應該值得研判。

 第三，新加坡的工業政策是否成功，值得效法？我看不是。從2004 年至去年，據官方數據，新加坡的TFP平均每年只增加1.1％。

 這並不是突出的成績（中國有3％）。我們也知道，在同一時期，新加坡對科研的投入高達GDP 的2.2％左右（中國有1.6％，香港則只得0.76％）。在正確的科研投資及人力資源政策下，新加坡的TFP增長仍是這麼慢，難免使人懷疑她的工業政策是否在拖後腿。

 從市場邏輯來看，一個行業本身若有活力，只要政府替它掃除一些障礙（例如吸納外來人才的障礙），它自然便可發展，不用耗費納稅人的稅款去補貼。若無活力，不符成本效益的，補貼只等於向一些善於游說的商人輸送利益。新加坡政府能幹又「夠惡」，其工業政策的效果最多也只算是差強人意，香港若模仿，又怎會有好結果？

 HKEJ  2012-4-30

國家衰亡與發展之謎 (雷鼎鳴)

從1961 至1997 年，香港的人均實質GDP 總共錄得6.68 倍的增長，世界公認香港為四小龍經濟奇迹之一。從1978至2011年，中國人均實質GDP更有16倍的增長，是當今世上最受注意的經濟明星國。

不過，過去十多年以來，香港經濟卻乏善可陳，增長顯著放慢（見拙著《幫香港算算賬》），港人似乎毫不懂得利用唾手可得、卻令外國人眼紅的機遇。反觀中國，增長動力雖仍強勁，但難題一大堆，不能不使人擔心經濟突然變壞。

事實上，憂患意識不單是中國的優良傳統，而且是十分有必要的「思想」。一

個國家或城市的經濟實力或國力會否突然轉壞？歷史上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中國在十九世紀初，GDP 仍佔世界的三分一，但面對人口約等於中國五十分一的英國時卻一戰即潰；威尼斯在公元十到十三世紀時，是西方世界的航運和商貿中心，其後卻持續倒退，今天只得倚靠旅遊業，吸引遊客去緬懷她過去光榮的歷史。

曾幾何時，西班牙的無敵艦隊稱雄於世，但1588 年因指揮失當、天氣惡劣而給弱小的英國打敗後，一沉不起，今天的西班牙還要面對債務危機，能否脫身，仍是未知之數。

國家有衰亡有興起，如何才能避過衰亡，持續發展？有兩位傑出的經濟學家阿森莫古（Daron Acemoglu，2005 年克拉克獎章得主）和羅賓遜（James Robinson ）上月出版他們經十多年研究的力作《國家為何衰亡》（Why Nations Fail），對以上問題作出深入的探討，當中引用的史料縱貫萬多年的人類歷史，橫括全球六大洲，令人驚嘆。

三種理論證據不足

阿森莫古和羅賓遜首先指出，一些流行的理論並不能解釋國家興亡之謎——此中有三個理論十分流行。

第一個是「地理假說」。十八世紀時法國哲學家孟德斯鳩（Montesquieu）便已認為熱帶地區人民較為懶惰，對生產不利； 哥倫比亞大學的薩克斯（Jeffrey Sachs）又認為熱帶地區的瘧疾會大幅減低生產力；近年紅極一時的生態及生物學家戴蒙特（Jared Diamond）則指出，歷史上有些地方所擁有的植物和動物稟賦比其他地區豐富，所以更能創造財富。

第二是「文化假說」。韋伯（Max Weber）多年前已力陳基督教新教的工作倫理十分適合資本主義的發展；近年亦有人認為儒家精神可解釋東亞的一些經濟奇等等；至於中東的回教國家經濟卻乏善可陳，云云。

第三是「無知假說」。部分經濟學家、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似乎都甚喜此說——國家發展不起來，是因為其當政者不懂治國之道，只要教曉他們一些必要的知識，便可製造繁榮。

兩位作者引用大量史料，力陳這些假說的錯誤，其中最有力的，恐怕是一些鄰近地區的比較。

南韓與北韓文化背景相近，語言統一，地理位置相近；但是眾所周知，兩地經濟一個在天，一個在地。美國亞利桑那州有一邊陲城市諾加利斯（Nogales），其中一半在墨西哥境內。兩地人民吃相同的食物，喜歡同樣的音樂，地理環境相同，但收入卻相差三倍。地理和文化假說顯然難以自圓其說，就算是「無知假說」一樣無用。兩地人民來往頻繁，雙方底細都十分清楚，怎會「無知」？

鼠疫傳歐殺人無數

聯合國世界銀行等組織多年來花費大量外援，引導各窮國推動各自有利發展的政策，但效果一般極其不濟，是否這些窮國都是無法學習？

以上三種假說既然都無甚用處，那麼最關鍵的因素是什麼？書中的答案是制度，即有利於發展的自由開放包容的經濟和政治制度，而不是目的只在抽取人民利益的制度。

但不同國家為什麼出現不同的制度，其過程卻是各有奇特或偶然性的因素。

先說威尼斯。這個城邦在1050 年已有人口四萬五千人，1330 年更高達十一萬人，是當時倫敦人口的三倍。在十世紀開始，威尼斯有極為包容的貿易制度，人民就算不是貴族，也容易成為商人，可以自由貿易，其社會流動性十分高。但在1286 年，威尼斯的大議會（Great Council）卻推出保護主義的「關閉條例」（La Serrata），已經有議員身份的家族幾乎可以永久當議員，新來者卻被拒諸門外。

不少商人十分不滿，大議會為了平息紛爭，議席後來擴至1500 人，但並無改變其小圈子的性質。在1314 年，威尼斯甚至把貿易國有化，1324 年後誰人要貿易，必須向政府交付重稅。在此不利自由經濟的新制度下，威尼斯的重要性日漸式微。1492年達加馬（Vasco da Gama）發現好望角後，威尼斯更加難以維持其航運中心的地位，現在我們到那裏，只好當當觀光客，買點玻璃用品罷了。

南北美洲、澳洲和非洲大部分地區過去都是歐洲國家的殖民地，而後者的經濟表現卻是千差萬異，我們應先看看殖民地宗主國的歷史。

在中世紀後，影響歐洲最重要的大事，除了文藝復興外，應該是鼠疫和發現新大陸，但它們對不同國家的衝擊卻不同。

鼠疫可能從中國的雲南傳出（見拙著《用經濟學做眼睛》），當年蒙古人的鐵騎入侵中原大地，直抵南疆，中國和歐洲人都極不適應的鼠疫菌，由附於快馬所載糧食中的老鼠帶出，河北省有些地方九成人口死掉。1346 年鼠疫傳至歐洲後，幾年內歐洲和北非過半人口亦消失掉。

這嚴重的事件使歐洲勞工極其短缺，農民勞工奇貨可居，紛紛要求回復自由和加薪。1351 年英國拋出《勞工法》，要把工資固定在鼠疫出現前的水平，以圖阻止農民加薪。

三十年後，這引發了一場農民革命，政府雖打勝，但卻不得不讓步，引進不少包容性的自由條款。但歐洲東部的回應，卻是對農奴控制得更加嚴密，要求農奴替地主做更多無償的工作，史稱「第二次農奴制」。到了1600 年後，歐洲不少地方的農奴每周仍要無償替貴族地主工作三天以上。

殖民政策出於被迫

由此可知，英國的君主和政府權力雖不及歐洲其他地方，但在1688 年英國的「光榮革命」後，議會的權力變得更大，制度更多元開放包容，這是其後出現工業革命的重要原因。蒸氣機之父瓦特便讚揚國會肯保護他的發明的專利權，使他更願意發展新的科技。

西班牙人跑到美洲後，採取的策略是掠奪，把當地的首領俘虜，「挾天子以令諸侯」，逼人民交出金銀，再奴役他們開礦。西班牙人所建立的制度絕非有助於經濟發展或平等開放自由，鼓勵創新等等更是風馬牛不相及。此種影響，今天在中南美洲仍然存在。英國本土的制度較為開放，但英國是否因此而不採用西班牙的掠奪制度？

並不如此！英國同樣是「有樣學樣」，並不因為本國較為開放而放殖民地人民一馬。1607 年在北加路連那州登陸要建立第一個北美殖民地時，英國一樣計劃要把當地酋長誘來軟禁，但酋長洞悉其奸謀，沒有中計，反而禁止與這些新移民貿易，要使他們餓至逃跑。英國很快發現此地並無金銀，亦無土著可奴役，英國到那裏的新移民亦大量自尋出路，自由開發土地，不再理會派他們去的英國母公司。

自由開放發展之道

為了穩住新移民，英國大幅讓步，增加激勵因素，而且政治上容許所有成年男人參與立法過程。到1720 年時，十三個新的殖民地（今天的州）政制已十分接近，政治頗為開放。英國政府的殖民政策是被迫出來的，但美國後來的發展卻深受此影響。

就算是香港，鴉片戰爭前的英國對香港根本沒有興趣，當時身處倫敦的外相巴馬斯頓（Henry Palmerston） 和鴨巴甸（George Aberdeen），都以為香港只是幾片石頭的不毛之地，訓斥帶軍的義律（Charles Elliott）要得到中國的貿易條約，而不是要香港，蓋因香港無資源可掠奪也。

不過，後來到港的的砵甸乍（Henry Pottinger）作過實地考察後，知其重要性，才堅持要中國割讓香港，並在此建立一套有利長遠管治的制度。香港由一條漁村，蛻變為國際融中心亦源於此。

我們可從世界歷史學到什麼發展之道？

開放自由、有利市場發展和創新活動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是決定性的，有些國家地區因種種原因，採用正確的制度，經濟便向前；有些政府為了保護一些人的短線利益，抱殘守缺，經濟便發展不起來。

經濟發展時，有人得益，也必有人損失，政府如何不受利益集團的影響，堅持自由開放的市場，不胡亂使用權力偏幫某些集團或某些行業，才是發展之道。

HKEJ   2012-4-23

自由市場、公義與功利 (雷鼎鳴)

近月香港流行一個十分生動的罵人詞語：地鐵加價，被人罵「賺到盡」；阿信屋減價，被人罵傾銷低價壟斷，也是「賺到盡」；地產商天價售出樓宇，更是不能倖免「地產霸權」、「賺到盡」，罵聲四起。

「賺到盡」一詞內蘊豐富含義，其一是做生意的不應追求利潤最大化（此點與經濟學的假設頗有矛盾）；其二是指涉事商人貪婪無道，不理其他人死活，沒有盡社會責任；其三是暗指「賺到盡」背後的功利思想不符公義等等，不一而足。

以功利思想作動力的行為，並不一定可導致符合公義的結果，例如大賊打家劫舍，出發點顯然是自私貪婪的功利思想，結果殊不公義；但社會中若不講利益，甚至人人向雷鋒同志學習，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社會卻會變得更加公義嗎？

公義一詞的定義各門各派都不一樣，香港對此詞近年用得很濫，而且含糊不清，但究其背後的意義，核心元素之一是平等。平等觀念貫穿社會各層面，例如，法律面前應該人人平等，此點在香港沒有爭議性。大學實行教授治校，在大學的各種委員會中，無論成員職位高低，我們基本上也能貫徹平等思想，其意見是否受重視，只看其是否合理。


功利可導致公義

不過，社會中也有人把平等觀念推得很寬，收入是否接近人人均勻如一，往往被有意無意地當作是衡量公義的準則。此點則大有商榷餘地，因為它與另一價值觀存在很大的矛盾。用人唯才，報酬獎勵按貢獻或努力而訂，這種meritocracy 的思想是很多港人的核心價值，而且其基礎其實也是平等及公正的思想。但收入若被能力、勤奮程度，冒險精神等等所決定，貧富一定會有很大的差距，此乃彰彰明甚的事實。

為了不捲入價值觀的無聊爭議，我們不妨聚焦在收入分配之上，以它作為公義的準則，並回答在什麼條件下，功利會導致公義。

我們假設人的行動以功利為動力，這並不否定世上真有雷鋒此類「聖人」，但社會中說話時大義凜然，但私下卻只顧個人利益的人太多，更穩妥的做法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先假設大多數人都是唯利是圖的功利主義者，亞當史密斯「無形之手」的理論的出發點也是假設了功利主義。在人人唯利是圖的情況下，競爭性的自由市場，我認為是最能把功利轉化為公義的機制。

所謂「自由市場」，是指買賣雙方可自由交易。買方當然希望可便宜一點買到心中愛，賣家則希望價錢愈高愈好，財源滾滾來，買賣雙方其實都希望自己能「賺到盡」。

自由市場中商品價格由供求關係而定，市場競爭價格一經訂定，生產商便要決定生產的數量，初級經濟學告訴我們，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商人會把產量訂在價格與生產的邊際成本剛好相等之處。假如價格是每件10元，但多產一件的額外成本是5元，那麼生產商必定增產。但假如多產一件的額外成本是15 元，那麼他必定減產，直至邊際成本也剛好是10元為止。

倘若有某生產商突然不講利潤，誓言只想「益街坊」，把價錢訂得低於競爭市場的價格，例如像阿信屋一樣，那麼會有什麼後果？

我們大可先假設阿信屋比其他公司更有效率，可直接從外國進貨，降低成本。

倘若如此，它的減價活動會造成良性的競爭壓力，迫使其他公司也趕緊提升效率，大家都可得益。但假如它的減價與效率無關，只是他要「益街坊」大發善心而已，那麼後果反而嚴重。其他公司的客人會被其搶走，隨時倒閉。阿信屋自己也因客人愈來愈多，無可能繼續維持低價，最後若不加價也要倒閉；由此可見，不講功利的胡亂訂價，最終益不了什麼人。

價格管制產生尋租

我們可考慮另一情況。假設所有的大地產商突然性情大變，把樓價售價下調50 ％，誓要把地產霸權的帽子摘走。我們將可見到什麼？大量市民會蜂擁而至，炒家黃牛黨空群而出搶著當排隊黨，數量有限的房子迅即售光。但在供不應求的情況下，誰可買到房子？黃牛黨炒家熟悉情況，最有可能奪得房子後轉手套現，最需要房子的人不能靠付出更高的價錢得到房子，他們也不見得是得益者。

內地過去時有價格管制，以壓抑公司的利益。但有價格管制後便會出現供不應求，誰可得到這些商品？答案是尋租活動會普遍，走後門貪污容易滋生，我們很難稱這些符合公義。

在收入分配上，自由市場亦可達到最合理的效果。市場若有競爭，僱主願意付出的薪金必定等於或十分接近僱員的勞動邊際生產力（marginal product of labor）。倘若多僱用一名員工，他只可能多生產10 元的收入，僱主不會付他超過10 元的薪酬，否則僱主便不能把利潤最大化。

同理，一所公司應投資多少資金才能賺最多的錢？答案是當資本邊際生產力（marginal product of capital）等於或接近市場利率之時，其原因與勞動市場一致。

經濟學有一著名的定理，叫「歐拉定理」（Euler's Theorem）。在競爭市場中，一間公司的工資會趨向勞動邊際生產力，利率會趨向資本邊際生產力，工人所得（即工資乘上工人人數）加上資本家所得（利率乘上資金數量）會剛好等於該公司的總產量【註】。

勞資均功利主義

這個定理的重要之處，是指出工資多少、利率多少、僱用多少工人、投入多少資金，在自由市場中都有準則，而且對勞動力及資本的報酬，都是根據同一原理算出，市場力量並無偏幫資本家及工人，十分公平。推動這種結果的動力卻恰好是資本家與工人雙方都是功利主義者，某公司的工資若過低，工人會跑到別處工作；利率過高，公司也會減少投入資本。

從以上可知，就算人人皆自私自利，自由市場亦可將其轉化為合乎公義的結果。但要指出，市場若缺乏競爭動力，上述結果未必出現。香港人不滿東隧西隧的高價，究其原因是政府多年前與它們訂下不符經濟邏輯的合約，而香港的法庭亦不懂得在低通脹的條件下，這些隧道的實質回報率已經是異乎尋常的過高。

香港不少人以為樓價高企是因為地產商有霸權，但倘若他們真有此能耐十年前又怎會阻擋不了房價的大幅下滑？樓價下跌67％之時，地產商哪有半分霸主的氣魄？

香港樓價貴的根本原因是政府的土地政策出錯，沒有提供到足夠的土地供應。

華爾街的投資銀行胡亂投資，引發金融海嘯，但正如我多次攢文指出，問題不在自由市場，而在投行沒有真正的老闆，其產權結構包含著社會主義的成份。

自由市場的創富功效雖然宏大，但不可能保證人人有飯可吃，有屋可住。在市場機制中，買賣雙方都不用放棄自求利益的功利心態，但發了財致了富的人卻大可積極參與救急扶貧的慈善活動，此點與自由市場絕無矛盾之處。

註：歐拉定理尚需要一些數學條件才能成立，但自由市場本身卻可導致這些條件的出現。

補白：香港一些組織說不同公司屬下的超市某些商品價格一樣，足證它們是合謀訂價搞壟斷云云。也許超市真的在搞壟斷，但我們必須注意到，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中，不同公司的訂價也同樣會相同。如果你公司的價錢比我的訂得低，我怎可不跟隨減價？壟斷合謀會導致相同的價格，競爭市場一樣也會帶來各公司相同的價格，以此作為壟斷的標準根本毫無意義。香港的某些團體及傳媒的經濟水平，怎地及不上中學生？

HKEJ  2012-4-16

中國對稀土應採取什麼政策？ (雷鼎鳴)

3月中歐盟、美國與日本破天荒地聯手向世貿組織投訴，指控中國在國內壓低稀土價錢，以致其國際價格幾近中國國內的兩倍，目的是要迫使國際上使用稀土的公司，要遷移到中國生產，以求降低成本云云。

這種指控背後的真正目的是要中國放寬稀土的出口限額，如此一來，幾年前稀土的賤賣情況便有可能重現。以稀土中的氧化鑭為例，當時的價格一度是每公斤18 元人民幣，比豬肉還要便宜。對戰略性高科技資源價格訂得如此之低，顯然大有問題。

鄧小平92 年南巡時說過： 「中東有石油，中國有稀土。」從中國的角度出發，歐美日的指控殊無道理。但在國際爭議上，一旦涉及不同國家的利益衝突，中國便必須有理有利有節，把自己的道理說清楚，並配合以最適當的政策，才可保護到國家的總體利益。

稀土不一定稀少

什麼是稀土？這是指在元素周期表ⅢB族中17 種金屬的氧化物。稀土其實不一定稀少，它們當中的鈰，在地殼含量中排第25，與銅相若，比鉛更高。最稀少的稀土比黃金也要多出200倍。它們之所以受重視，是因為在現代科技產品中，稀土金屬每每扮演戰略性角色，應用範圍包括航天工具、石油提煉、激光、電腦記憶體、高科技武器、核電池等等，甚至iPhone也要用它。

稀土的蘊藏量有多少？據美國採礦部2010 年的調查，全球的稀土工業蘊藏約9900 萬噸，中國佔了其中37％。但若加上一些開採困難並不符合經濟原則的蘊藏，總儲備會大大提升。中國在全球最大的內蒙古包頭市白雲鄂博稀土礦，已探明的工業儲備則達4350 萬噸左右，比美國估計的數字為高。

中國的稀土儲藏量雖只有世界的37％左右，但其年生產卻超過12 萬噸，佔世界的九成五以上！其他國家也有稀土，例如美國的儲藏量約佔世界的13％，但在2002 年她停止了加州隘口（Mountain Pass）礦場的生產後，美國稀土的產量基本上已是零，她只靠進口。

為什麼中國稀土產量的比例遠超過她蘊藏量的比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前，美國是稀土的主要生產者，但當時中國剛開始改革開放，急需外匯儲備，於是便向世界大力推銷中國出口的稀土，因價錢極度便宜，外國公司紛紛改向中國購買，不少國外礦場亦被關閉停產。

五因素必須顧及

既然不少論者都擔心中國的稀土是否被賤賣，我們有必要對稀土的訂價小心分析。在網上可輕易找到稀土及稀土金屬的國際價格，例如，今年3 月5 日最貴的稀土金屬99.9％ 純度鈧的價格是每公斤18000 美元（氧化鈧價格則是每公斤7200美元），但較便宜的氧化鈰每公斤則只是30美元。

不但不同的稀土價格差異很大，它們在不同的時間價格上落也十分驚人，例如鑭在2011年9月的價格可達它在2009年的18倍，鈰則是25倍！正因價格的急升（20 11 年下半年在急升後有下挫），十三家中國的稀土公司2011年的利潤同比增加近115％。

在價格波幅如此巨大的市場中，中國的稀土公司要如何訂價？我認為有五個因素是必須顧及到的。

第一，中國稀土輸出的實際數字因為涉及非法出口問題（內地稀土價比國際價便宜，走私出口很難斷絕），所以不易掌握。但歐盟每年約用3.5億歐羅（約30億元人民幣）入口稀土，而歐洲的稀土用量又大約是世界的三成，所以我們可以推算外國每年大約用100 億元人民幣購買稀土（中國所得可能遠低於此數）。

在龐大的高科技產品國際市場中，100億元人民幣只是一個很少的比重，這裏便可引伸出不少經濟含義。首先，就算稀土價格急升，高科技產品的成本也不會受太大的影響，這對後者的銷售價格及數量亦然。由是之故，稀土的需求彈性很低，即價格就算暴升，其銷量也不會跌得很多。讀經濟學的都知道，在此條件下，加價是企業正確的選擇。

其次，稀土成本若上升，使用稀土的公司便有誘因探索新科技，找尋稀土的代用品，這個誘因若足夠強大，將來對稀土的需求量可能會大幅下降。不過，正因涉及稀土的生產成本比例不高，起碼在中短期內各國並無強烈的誘因尋找稀土的代用品或稀土的新的礦藏，加價並不會造成中國的損失。

稀土資源可耗盡

第二，稀土是一種可耗盡的資源，現在把它都賤賣了，將來再開採不到稀土便怎麼辦？從中國的蘊藏量看來，若現時每年的開採量（12 萬噸左右）不變，中國可多開採三百年左右才會基本用盡稀土，我們大可不必擔憂。

不過，這只是樂觀的看法。科技進步一日千里，高新科技層出不窮，對稀土的需求大有機會不斷增加，部分儲藏量較少的稀土可能更早便被用光。我倒是不敢排除幾十年內稀土變得十分稀缺的情況會出現。若非如此，日本等國也不用現在便努力把它囤積起來。

稀土將來若是變得十分短缺，它的價格到時自然會變得很貴。這意味著今天我們每賤價賣掉1 元的稀土，所付出的機會成本便是將來損失千百元的收益。稀土的訂價有必要加上對將來的機會成本的合理估算。

第三，中國的稀土礦多數是露天的，容易開採，但開採及分離的過程中，環境的代價特別大。水土的破壞明顯之極，提煉時的毒氣毒水及固體毒物所構成的污染，如何可以不付出代價力圖修補？訂價當然要把環境成本包括在內。

第四，中國出售稀土時，往往是己方百多間公司互相減價競爭，但外國買家卻是少數幾家大公司在壓價。此種不對稱的市場競爭模式對中國十分不利，需要改正也不難改正。

第五，出口（合法加上非法）稀土所得回的外匯儲備每年恐怕連100 億元人民幣也不到。中國的外匯儲備已有近20 萬億元人民幣，出口稀土每年所能賺回來的，不及外匯儲備的二千分之一，情況與改革開放初期很不一樣。中國就算把價格提高到稀土無人問津，也不會對經濟造成重大影響。

對生產稀土徵稅

從稀土過去甚至以低於豬肉價賤賣的過程看來，稀土的訂價機制顯然沒有把上述因素充分考慮在內。合理的訂價標準應該是開採礦產的成本加上修復環境的成本，再估算耗盡了稀土後，幾十年後可能再無貨可賣的機會成本。過去豬肉價的現象顯示出稀土的賣家只是顧及到相當低廉的開採成本，而沒有足夠理會環境成本及資源耗盡的機會成本。

在與歐美日的爭議中，中國應採用什麼理據及政策以作回應？中國的目標應該是對稀土大幅提高價格，提價的幅度是要把採礦成本、環境成本與機會成本全部都考慮在內（中國已有部分考慮環境成本）。

以現時的市場不對稱的競爭機制，稀土公司不會主動充分顧及這些因素，簡單的糾正方法是對生產稀土徵稅。注意：不是對出口徵稅，而是對生產徵稅。換言之，徵稅後，納稅帶來的成本會轉移到所有買家，國內外的價格可以得到統一。

為什麼要國內的用家也負擔比前高的價格？這是因為他們使用了稀土後，其涉及的採礦、環境及機會成本與外國用家並無不同。若採用保護主義，偏袒內地用家，不但有違世貿組織的自由貿易原則，對稀土的合理開採也是不利。在與歐美日爭議中也容易使自己處於不利地位。

倘若稅率最後引致中國稀土的價格比國外為高，中國大可像美國般減產停產，改為進口稀土，這也不是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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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白：上周拙作「歷史不一定必然 從特首選舉說起」刊出後驚動了財經評論家及小說家周顯先生撰文評述。

周先生的小說風格奇詭，流暢俐落，我十分喜歡，但對淝水之戰的影響，我卻不同意他的觀點。

元朝及清朝中國皆被外族入侵，但中華文明並無斷絕，為什麼倘若苻堅得勝，中國文化很可能便要湮沒了？問題不在苻堅是胡人，也不在他有漢人王猛輔助，而在渡江後的東晉，中華文化根本尚未在南方生根。當時的文化載體高度集中在幾個大士族的家裏，他們若為人所滅，中華文化的相當大部分便會失傳。此點與希臘文明失傳了一千多年後再在文藝復興後才再獲新生，或埃及被希臘人及更後來的回教徒佔領後整個文明從此斷絕頗為相似。

元朝及清朝時中國的文化早已在南方及全國遍地開花，情況與南北朝時十分不同。以上的說法我絕非原創，大學時期讀清華及西南聯大雷海宗教授（他是大歷史學家何炳棣的老師）所寫的〈中國文化的兩周〉（收於《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一書中），對他用公元383 年淝水之戰作文化周期的劃分點，印象深刻。

又上周文章結尾前一段有手民之誤。在香港知識產權被盜用後，只能提出民事訴訟，不被刑事法保護。此事極不合理。

HKEJ  201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