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資一周年再看香港經濟 (雷鼎鳴)

最低工資實施了一年，香港的總體失業率並無上升。以去年4 月至今年2 月計算，失業人數下降13000 人，職位更增加106000 個。社會中一些評論因此認為，最低工資對就業並無負面影響。

這是不正確的看法！我們必須仔細分析數據，才可得知實況如何。
 

統計處的網站中，有各行各業的就業和失業數據。眾所周知，最低工資不會對所有工種都有影響，收入低下的弱勢社群職位最易失去，但高薪厚職的人士卻不用擔心最低工資會動搖他們職位的安全性。

 

吸煙與健康因果別混淆

不過，我們只要比較一下最低工資實施之前和之後每一行業失業率的變化，便可輕易發現，除了如製造業等少數（夕陽）行業外，失業率都在全面下降，與最低工資毫不相關的行業一樣如此。由此可知，在這段時期，除了最低工資在發揮影響力外，尚有其他力量在運作。

這情況好比煙草商大賣廣告，成功把大量市民變成煙民，但同一時間內，社會中又有人大搞健康活動，市民更加酷愛運動，節制飲食，早眠早起，大家健康變得更好。煙草商是否因此可以跑出來說： 「瞧！醫學研究說吸煙有害健康，現在大家都吸煙，但健康更好，不是證明了這些研究是錯誤嗎？」若煙草商這樣說，他們正是忘了一件事，假如推動健康活動的同時，大家又不抽煙，壽命只會更長。

是什麼因素在發揮作用，致使最低工資的負面效果受掩蓋？要找出一些這樣的因素不難，但卻不足夠，嚴謹的做法是要有定量分析，評估這些因素的影響究竟有多大。

 

不少人可能會說，去年經濟有增長（實質增長率5％），而眾所周知的是，經濟增長會壓低失業率。

這個說法沒有錯，但仍是不夠。也許經濟增長的動力來自一些高增值行業，例如金融業，而這些行業是好是壞，與低薪行業的職位風馬牛不相及。我們查找可抵銷弱勢社群失業壓力的因素時，必須更具針對性。

更精準的做法是，把注意力放在消費開支而非GDP 之上。不少弱勢社群的工作都與飲食零售等有關，社會中消費開支如果上升，對他們會有利。

  

自由行消費部分解失業

2011 年香港消費開支高達12339 億，比2010年增加了1422億，是香港經濟史上消費開支增幅最多的一年，而且增幅遠超其他年份。1422 億的額外消費是否有足夠力量化解最低工資帶來的失業？

據政府統計，現時領取28 元時薪最低工資的人數約有18 萬人。假設他們因最低工資平均每人增薪10 元（實際上當然不會這麼多），每人每月工作二百小時，那麼，他們在一年內所得到的額外薪金共約43 億2 千萬元，與1422 億新增的社會消費相比，只是後者微不足道的3％，新增消費完全有能力化解最低工資的影響。

換言之，在如此龐大、史無前例的新增消費下，就算沒有最低工資，弱勢社群的工資一樣會在市場壓力下急升。我們只要留意早在一兩年前某些生意興旺的茶餐廳，加工資也請不到人便可知此事。

這1422 億從何而來？上周我在有線電視節目Money Cafe中談到此事，認為主要是內地來港遊客急增所致。其後再翻查數據，才知道這不正確。內地遊客的確上升了，他們的消費也增加了，但這1422 億卻與他們全無關係！原因是遊客來港的開支消費等等，統計處並不將其視作消費，而是歸入貨物或服務的出口【註】。

由此觀之，這1422 億尚未包括遊客在港的消費。2011 年遊客在港消費比2010 年增加了431 億元，其中一部分有助於降低失業。

若自由行解釋不了這1422 億元從何而來，第二個可注意的因素，自然是去年政府每人派6000 元的創舉。不過，就算大家取得這6000 元後，立時全部把它消費掉（實際上有些人會把部分款項儲起），新增的消費額也只是300 多億元而已，一樣不能解釋消費額的急升。

 

星洲經濟好政策有配合

第三個解釋是樓價。香港樓價高企，不少人要負擔沉重的房屋開支，消費額會否因而上升？這同樣不是正確的答案！按照標準計算GDP 的統計準則，房屋買賣因為不涉及生產性活動，除經紀佣金外，買賣數額根本不算入消費額。發展商所付出的建築費用等歸入投資項目，不算消費，土地本身並不是生產出來的（除填海外），所以發展商所付的地價完全不入GDP。

不過，租金卻算是消費的一部分，住屋是一種消費，每月所付的租金，正是量度該月消費房屋的價值。若已擁有自置物業，不用每月付租的，其市場租值一樣要算入業主的每月消費之內。據官方數字，房屋開支（即租金地稅等項目），佔平均消費額的32.8％，而過去一年，租金上升約7.9％，同樣遠遠解釋不到消費額上升1422 億元（即消費13％的升幅）。

第四個解釋是利率長期低企。世界各地（包括內地）投資環境惡劣。經濟理論告訴我們，在此種情況下，儲蓄投資也無大用處，不如消費了事。

我無從估計這因素作用有多大，但假若它扮演重要角色的話，當利息回升時，對消費會有壓力。要注意的是，利息上升，債主得益，債仔當災，因借入與借出的款項一定相等，兩種人的利益互相抵銷，所以利息變化不會引致財富效應。

香港現在的情況頗似1988 年的加州。當時加州政府增加最低工資，但失業率卻沒有上升。美國的經濟學家卡德（David Card） 和克魯格（Alan Krueger）等人據此以為最低工資對就業沒有負面影響，但隨後這結論迅即被其他經濟學家批評。

當時加州經濟增長迅速，遠勝鄰近州份，足以掩蓋最低工資的影響。

 

從以上討論可知，某種結果多數是由很多不同、甚至是相衝突的力量所促成。

正如我們不能因為鄧小平活到九十二歲而他又是「煙鏟」一名，便得出吸煙無害健康的結論；又或我們見到採用揠苗助長的工業政策的新加坡有亮麗的經濟表現時，卻忘記她同時有極精明的人力資源政策、土地房屋政策和有極高的儲蓄率；嚴肅的學者在分析問題時，不能不用精準的定量工具去界定每種相關因素的定量影響。

 

最低工資害處或未浮現

自然科學有所謂「控制實驗」（control experiment），經濟學有以多元回歸作基礎的計量經濟學，其目的正是把不同因素的影響力逐一分離拆解，以還複雜世界中事實的真相。這絕非容易之事，在現代的科學研究活動中，研究者大比例的時間正正是用於如何設計實驗，或找出巧妙的定量方法把這些因素拆解分析，有些研究在這方面做得好一點的，便更受同行尊重。反之，不定量估算出各因素的個別影響的，會被視為兒戲之作。

不過，就算有好方法，也要有足夠的數據。

香港實行最低工資只有一年，而且單只經歷經濟的擴張期，社會中積累到的結果不可能支持任何結論。若我們只是著眼於香港現在的經驗，用學術一點的語言說來，「目前仍未有足夠數據證明最低工資對香港帶來什麼影響」。香港的數據既未足夠（將來總會足夠），我們最正確的態度自是參考其他國家的經驗。

 

歐洲是長期實施最低工資最積極的地方，看看那裏的高失業，當可警醒我們最低工資的害處。但這類隨意的觀察，嚴謹度又遠不如逐個個案的定量分析。1995 年卡德與克魯格出版過《最低工資》一書，試圖證明最低工資無害，引起過學界的關注。

不過，其引發出的大量研究卻又發現卡魯兩人的結論只是基於用了錯誤的數據和錯誤的方法而不自知，近十多年來新的個案研究又再確立了最低工資對就業的負面影響，我在本報也曾兩度撰文討論這些研究（〈最低工資缺乏學理依據〉，2006 年10 月6 日；〈最低工資的社會代價〉，2008 年9 月16 日。網上容易找到），讀者可自行分析。

註：上周提到新加坡的人均消費量是152000 港元，低於香港的174000 港元，但我又說因為香港消費可能部分來自大陸遊客，應打一個折頭。根據本文所述，遊客開支根本不會在消費項目上入賬，所以我不用打折頭。又據美國政府的估計，以美元（或港元）計算，新加坡物價（已包括房屋開支）比香港高出23％，所以港人的實質人均消費其實遠高於新加坡。

又David Neumark 及Alan Wascher 年前出版的《最低工資》（Minimum Wages ）一書（或網上的簡單版本），仍是總結有關最低工資各國經驗最詳盡的著作。

 HKEJ  201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