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商業化或商品化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特色。去年本欄曾經評介哈佛哲學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el）的大作《正義──一場思辨之旅》（〈「公義」與財富配置〉，刊2011
年8 月29 日），月前桑德爾又有新作：《金錢買不到什麼》（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書中對各國──尤其是美國──社會中諸事商品化大為不滿，認為市場價值觀侵蝕了道德教化，經濟學則進入了一些它不應進入的領域。
桑德爾書中用了不少例子闡明他的觀點。他用的例子中，有些我耳熟能詳，我在一些經濟入門課中過去亦曾多所運用；但他例子中也確有不少十分有趣，有些甚至匪夷所思。例如，他引述一段2001 年的新聞，天津有所「道歉公司」，客戶只要給它付錢，它便可提供道歉服務，向客戶得罪過的人用不同形式說聲「對不起」。
警車消防車可賣廣告？
又例如，倘若你正在為婚禮中要發表的演說發愁，不知如何才能說得情深義重、賺人眼淚，那麼你不用再擔心了，有些公司會替你寫講稿，價錢視演講長短、感人程度，以及是否度身訂做而定。再有一例子，在香港我們見慣了巴士、小巴、電車車身上都有廣告，但知否美國某地的消防車也曾髹上KFC 火辣雞翼的廣告？曾有公司甚至建議以幾乎是免費的價錢向警方贈送警車，條件是車身須有廣告。
桑德爾對這類現象十分不滿，用金錢買回來的「代客道歉」或「愛情宣言」怎會不是虛情假意？消防車或警車是社會公器，以它賣廣告，置政府顏面於何地？當然，反駁者也可說，如無道歉公司的服務，某些破壞了的關係，可能永遠無法復修。
對文思窒礙、口才拙劣的人而言，有人代其撰寫婚禮演說，正好替他表達心意，無可厚非。某些城市經費短絀，買不起警車或消防車，若無人贈車，該地的治安或防火能力恐怕都要大打折扣。
一支鉛筆看出市場力量
桑德爾認同市場機制是配置資源、尤其是物質資源的最有效率的工具，但他認為市場意識的勝利（market triumphalism），在在都影響到社會道德的規範，所以市場機制對意識形態的影響並非是中性的，有時甚至是有害的。
大部分經濟學家對桑德爾的觀點可能不以為然。什麼是市場機制？說到底，它只是一個容許不同人等互相交易的平台。每人擁有的東西或懂得生產的產品，與他們希望消費的產品不會完全相同，容許他們互相交換這些產品，正是市場機制的根本功能。由此看來，市場只是一個工具，正如剪刀、筷子、電腦、槍械等等工具，市場本身並不屬於道德領域。
不過，市場的配置效率又的確高超。以鉛筆為例，天下間沒有人懂得完全獨立地製造一支簡單的鉛筆，它的材料包括木條、石墨、鐵、擦膠（其實不是膠），而製造這些材料時又涉及用工具伐木、開礦等等活動，世上哪有人完全掌握這些技術？但市場機制卻有辦法把成千上萬互不認識的人組織起來。
多人要買鉛筆，石墨需求便會上升，這又會自動推高石墨的價格和石墨工人的工資，這使到他們更願開採更多石墨等等。市場的配置效率創造了大量財富，這便難免使人更願意按照市場機制的規則參與交易活動，對於一些鄙視交易的人而言，他們的價值觀的確有可能受到揚棄。這是人民自由意志的選擇，但不能引申為市場機制本身含有道德性。
市場與貪婪的關係
2008 年金融海嘯後，不少人把市場與貪婪混為一談，但近來此種態度有變。
去年10
月，蓋洛普的民意調查發現，64％的美國人民把當前經濟困境主要歸咎於美國政府，主要歸咎於華爾街的只有30％。貪婪與市場機制有沒有關係？是有的。
佛利民有言，市場機制的設計正是針對人類有貪婪的一面，而且是把貪婪引導至有建設性的最有效機制。市場中我們常見到人們討價還價，若非貪婪地希望以最少的價錢換取最大的好處，怎會討價還價從而達到最後互利的成交？
經濟學並不假設人人皆貪，但卻必定假設世上資源稀缺，後者是經濟學的根基；在資源充裕的領域，經濟學並不適用。不過，在解釋人類的某些行為時，經濟學並不介意假設這些人都是貪婪的，但同時他們又受各種制約束縛著。第二步便是設身處地把自己代入這些人當中，判斷在這些制約之下自己會怎樣做。
第三步便是判斷如果這些制約發生改變，自己的行為會隨著有什麼調整才最符合自己的利益。這種方法學的核心便是找出一些可觀察到的制約上的變化（例如自己中了六合彩，突然發達），對一些可觀察到的行為（例如會否多購買名牌手袋），有什麼因果關係。研究貪婪的人對制約的變化有什麼反應，使經濟學的預知力十分強大而且準確，但這顯然與經濟學是否認同貪婪這一道德問題毫無關係。在軍事上優秀的將領都懂得把自己代入敵人的思維，但這當然不等於認同敵人。
碳排放配額涉道德意義？
以此角度觀之，我們可發現桑德爾在書中分析一些有趣的例子時，心態頗為迂腐。
1997 年的京都會議在討論地球暖化時，美國曾堅持在減少碳排放時，必須引入一項交易條款——各國可以都有碳排放的限額，但某國若需更多的碳排放時，要先把別國的限額買入才可進行。換言之，出售自己限額的要減排，付出代價後的國家可增排，但世界各國的總排放量不會高於原來所設的限額。
從經濟學看來，這是雙贏的方案，地球上的二氧化碳又可望減低，有利環保。
但桑德爾當時在報章上撰文，從道德上反對這方案。反對什麼？原來他認為碳排放是不道德的，若付了錢後便可多排放，會削弱減排保護環境的道德力量。
碳減排是否符合道德見仁見智。對一些急欲發展的國家而言，在發展過程中不可能不排放。減排可能意味她們永遠深陷貧窮當中，不得超生。我從前讀過一些報導，香港曾有調查，問受訪者是否贊同環保，絕大多數人都贊同。但問到是否願意付出代價（例如徵稅）保護環境時，收入較高的一群則說願意，收入低的卻不贊同。由此可知，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人對環保的觀點不一。
我們若採用桑德爾當年的觀點（近年稍為軟化），純以他個人心中的道德尺度作準則，反對碳排放量的交易機制，結果會怎樣？恐怕是碳排放量更控制不了。桑德爾當年遭大肆批評，教過他經濟學入門的老師對他大表同情，但卻同時要求他不要讓人知道他上過這位老師的課。桑德爾對經濟學和市場的理解，真的不算怎麼樣。
七、八十年代時很多難民要求到美國（香港一樣有越南船民），美國政府和人民大感頭痛。從道德角度，不讓人進來似乎於理不合，但從利益角度又感吃虧（香港不也是有相同問題嗎？）。當時有人建議用價高者得的辦法，誰付得起一筆錢便接納誰。
桑德爾對這類建議十分反感，認為應幫助難民，怎可要他們付錢？假如美國的移民配額極度充裕，誰都可以到美國定居；桑德爾當然可唱高調，但美國人不願自己的利益受分薄（拒絕利益遭分薄是否不道德？），又不想負上完全拒絕難民的惡名，所以才有價高者得的建議（近年的投資移民正是這類政策的變種）。唱高調的政策我一向懷疑。
市場效率衝擊傳統觀念
美國有一種生意，專為將死之人而設。假如某人早已買下人壽保險，但突然驗出身懷絕症，不久於人世，而他又急需錢用，那麼，他便可以與一些公司作交易，條件是公司立時付出一筆錢，但人壽保險的受益人要改為該公司。這看來也是互利的交易，因病人未死前有錢可用，公司亦可從今天的付款與將來收取的保金的差額中賺得利潤。
不過，交易一經簽定，公司便會希望病人「早死早著」，若因靈藥面世他變得長命百歲或保單到期時他仍在生，公司豈不虧本？因此之故，公司常要打電話到病人處，查詢他死了沒有。
這種態度的確不會為人所喜，但雙方既因可以互利而一早簽約，病人當可早料及此。若我們認為此種交易不道德，把它禁止，病人與公司雙方都會失去一個互利機會，我們又憑什麼說剝奪了人們的自由互利的選擇權時，世界會變得更加道德？
市場可以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從而創富，使更多的人得益。市場活動因此變得很有活力和生命力，我們可不斷看到人們想出各種方法利用市場機制。但這種活動又很可能衝擊到一些舊有的觀念。我們可以完全不理舊有的倫理道德，什麼事物都可交易，但也可堅持道德教條，對市場的交易機會不作理睬。
從市場交易中可得到的利益，與舊有道德，可能都是人民想擁抱但卻不易兩者兼得，多了甲，便要減少乙。在此局面下，人民要有取捨，找出最適合的位置。自由選擇本身便是符合倫理道德，我們不必因某些市場行為與傳統的道德觀相悖而大驚小怪。
HKEJ 2012-5-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