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法國財政赤字亦的確從2009年佔GDP的7.5％下降至2011年的5.8％，但失業率一直在9％以上的水位徘徊。奧朗德的主張與薩爾科齊南轅北轍，他主張政府擴充開支，以圖刺激經濟。但增加開支的資金從何而來？他希望可以向銀行及富人加稅，不夠的自是要靠擴大赤字，政府發債來解決。
政府開支非免費午餐
這種態度不難理解，法德等國要希臘緊縮，否則不提供貸款救急，但現在法國自己也要做「大花筒」，其身不正，如何有資格做希臘的榜樣？希臘若胡來，赤字不減反增，誰敢保證歐洲經濟不出事？
用經濟學的語言來描述法國的政策取向及其後果，不外乎是等於要找出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有多大。
假如政府增加了100元的開支，GDP受到刺激，因而上升了150 元（或其他數字），乘數效應便是1.5，但假如GDP 毫無反應，乘數效應便是零。乘數效應愈高，愈表明擴充性的財政政策能有效地把經濟帶出困局。
不過，我們不能忘記，政府的開支不是免費午餐，增加開支後，政府有三種方法去支付。
一是通過印鈔票，但這會引致物價上升，人民所擁有的貨幣購買力下降，等於向他們徵了稅。二是立時加稅，但這又會部分或全部抵消了增加開支所帶來的刺激。三是靠借債來付款，但債務將來總要連本帶息歸還，它只是把今天的稅收延遲徵收而已，與現時加稅並無本質上不同。
長遠效益須高於成本
按照一些入門的經濟課本所說（研究生課程的課本則鮮有如此膚淺），凱恩斯式的乘數效應遠遠大於1，其解釋是人民往往把部分收入儲蓄起來，不全部消費，以致社會中部分資源投閒置散，未能用以繼續生產。若政府把人民的資源通過抽稅取走，再替天行道，代他們把這筆錢用光，反而可減少投閒的資源，增加生產與收入。
例如，我一向認為政府建造機場的第三條跑道及建高鐵符合成本效益，其代價雖高，但效益更大，所以值得進行。但眾所周知，各國政府的大白象工程，比比皆是，這又說明政府選擇項目時，往往受政治考慮所影響，造成浪費。由此觀之，我們只應有一個標準，就是某項目的長遠效益是否高於成本，而不是抽象空洞的說政府應否用錢。
又再舉一個例子。政府出錢讓公立圖書館買書，會對GDP
造成什麼後果？圖書館多了藏書後，每一本書都可能有多位讀者閱讀，他們便可省掉開支，不用到市場中買書，賬面上的GDP
於是減少。但這等於公立圖書館不應買書嗎？當然不是，這意味著同一本書有更多人有效使用，資源使用的效率更高。
美國乘數效應受質疑
奧巴馬政府在三年前用7000
多億美元刺激經濟，當時他的團隊假設乘數效應是1.5，這個假設後來備受質疑，因為美國政府的確拿不出什麼根據去支持這個假設，美國失業率至今仍居高不下，完全違反三年前奧巴馬團隊的估計。
但奧巴馬卻有一樣政策十分正確，便是把資助科研的開支增加一倍，以保美國生產力的進步。這新增的科研開支是否被合理運用，我們很難有確實答案，但與英國相比，卻又有其道理。
英國厲行緊縮，這本來正確，但英國政府又大幅削減教育開支，以致其學者四散奔逃。我們去年便成功把劍橋的經濟系主任招聘過來，正是利用了英國緊縮政策中的錯誤。
中國2008
年底也用了4 萬億元人民幣搞刺激，但正如我在本欄多次分析，這筆資金用得倉卒（事實上不能不倉卒），以致後來負面影響層出不窮，去年資金鏈斷裂及國進民退等問題都與此有關。
擴張性政策得不償失
量度乘數效應的實證研究數不勝數，方法也十分多樣化。以其質素作判斷，我認為哈佛的巴羅（Robert
Barro），以及奧巴馬前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羅馬（Christine
Romer）及其丈夫David
Romer的研究，較為可信。
巴羅是老朋友，他的嚴謹我一向知之，他用了美國第一、二次大戰，韓戰及越戰期間軍費大幅增加後對GDP
的影響作出估算，他發現開支的乘數效應只有0.6 至0.8 左右；換言之，政府增加100 元的軍費開支後，社會的產量在兩年內可增加60 至80元。
但這些開支需要在戰後徵稅支付，巴羅又算出每新增100
元的徵稅，GDP 便下降110 元，即稅收的乘數效應是負1.1。既然現在多用了100 元，GDP 短線只能增加80元，將來加稅還債時GDP 又要下降110 元，所以巴羅的結論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得不償失。
至於羅馬夫婦，他們是研究自1945
年以來美國徵稅對GDP影響極負盛名的權威，他們發現，稅收的負面乘數效應比巴羅的1.1
大得多，這便說明政府在徵稅還債時，GDP所受到的壓力絕不可輕視。
不過，羅馬女士從未做過政府開支方面的學術研究，但她進入白宮後，卻又可能因政治壓力而要無根據地（而且違反了一大堆其他的嚴肅研究結果）假設開支的乘數效應是1.5，這是使人遺憾的，政府工作對很多學者並不適合。
我們若對上述的估算不明所以，仍可參考日本的例子。日本經濟已停滯二十多年，它會坐以待斃嗎？事實上，它的財政刺激政策層出不窮，在九十年代初，日本政府的欠債佔GDP
只是六成左右，但到2010 年，已達GDP 的220％。這筆新增的巨額債務從何而來？這當然與擴充性的財政政策息息相關。
經過二十多年在日本的長期考驗，擴張性財政政策的無效性，彰彰明甚。
回到法國。這是一個稟賦極為豐厚的國家，它的人民年齡中位數不到四十歲，生育率遠高於香港，並無太大的人口老化問題，教育科技都發達，遠勝香港，但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人均GDP
只是香港的71％（美國政府的估算）。
多年前我在巴黎旅行時，當地的華人導遊便不停批評法國已淪為「敗家仔」、「吃老本」的國家，法籍隨行的導遊不懂中文英文，不用介紹行程，但卻可坐地分肥，收取佣金。
遊客願意付錢，原因是法國人的祖宗留下了大量文物藝術品，值得參觀，今天的法國人就算無所事事也可坐著收錢，這是我們羨慕不來的。
法國問題在花費太多
不過，若看看法國的經濟數據，便可知擴張性政策完全是走錯誤的方向。法國的國民總儲蓄率已從2008
年的20.1％降至2011年的18.78％低位，即每100元收入，經人民及政府消費後，只剩下18.78元， 但法國的投資率又佔了GDP 的20.14％。
儲蓄率低於投資率意味著儲起來的錢尚不足以支持投資，換句話說，法國的總消費加上總投資比其GDP
更大，法國早已是一個不斷透支、外貿不斷出現赤字，政府財政也是不斷赤字的國家。它的國情，顯然與需求不足毫無關係，它的問題是花費太多。
在此國情下尚以為可靠擴張性政策脫離險境，豈非做夢？至於擴張政策可否顯著降低失業？我看機會不大。法國9.1％的高失業率源自其高稅制高福利，是一結構性問題，以前我在討論歐洲問題時已談過，不贅。高開支解決不了這結構性困局。
對法國及歐洲，我不表樂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