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獨會否發展成恐怖主義？ (雷鼎鳴)

前一陣子有幾位港人闖進解放軍駐港軍營，並呼叫口號，引起一些關於「港獨」的爭論。

 

我與朋友談起此事時，沒有誰認同這些人的行為，朋友輕則認為這些年輕人不知天高地厚，幼稚非常，中則認為解放軍有權把他們扣留起來，重則更認為就算他們被亂槍射死也是咎由自取。事實上，在外國軍營中若有同類事情發生，後果堪虞。鄭赤琰教授告訴我，英國人撤出馬來亞前，建立了好些集中營要居民都住進去。不要說闖進軍營這麼嚴重了，就算晚上居民離開集中營，也會被亂槍掃射。鄭教授親歷其境，使人不能不信。


自恃正義 禍及百姓

但這批人真的等於港獨嗎？港獨在港是否已成氣候？內地媒體說港獨分子可能有兩萬四千人，是否誇大？他們對港獨起戒心，是否極左思想？我對這些問題並不全部有答案，但從某些媒體及網上的文章中，卻可清楚得出一個結論，小部分港人的確有港獨思想，他們愛用法輪功式的獨特語言，表達對中央政府甚至整個中國的仇恨。眾所周知，我的經濟思想與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烏托邦格格不入，但我對一些情緒性的反共八股一樣會嗤之以鼻，這樣才有助於我能抽身出來看港獨問題。我認為港獨的確暫未成氣候，但中央政府與各種獨立運動爭鬥多年，前瞻性卻是比港人強得多，在他們眼中，港人在這問題上可能都只是一些柴娃娃，我們是否生於太平，缺乏了一種宏觀的國際視野，不懂得從歷史中汲取經驗？

有一本書對提升我們的國際視野很有幫助，它是芝大著名的政治學家丕比（Robert Pape）所着的《以死爭勝》（Dying to Win）。這書的分析是基於1980至2003年世界上所發生過的全部共315宗自殺恐怖襲擊。為何把港獨拉上恐怖活動？因書中發現，這些襲擊與伊斯蘭教或其他宗教信仰基本無關，恐怖襲擊幾乎都源自民族自決或獨立運動，亦即恐怖分子主要是反對一些他們心中認為的外國勢力佔領他們的領土，而這外國勢力多數是西方國家。由是之故，他們不少人心中都充滿理想激情，自覺正義，妖魔化他們說他們都是非理性的妖魔，與實情不合。

丕比也發現，參與自殺式恐襲的人絕非無知愚民，一般而言教育水準還頗高，日常在家中可能還有正當職業，生活模式近乎「住家男人」。他們發動恐襲，禍及無辜百姓，為世人普遍唾罵，但原來他們行動前都頗自以為有「利他」的正義之心，用恐襲這一人神共憤的方法，是因為他們相信這是以弱勝強的有效途徑，事實上亦證明，有些時候他們是會達到目的的，他們本國的部份人還會把恐怖分子視為烈士，這便是他們的部分回報了。


自我洗腦 走上極端

從丕比的研究中，我們可得知，民族自決或獨立運動可以隨時變得十分暴力，累及無辜。這些參與者不會當自己是壞人，但就算是很「正常」的人，也一樣可走上極端，被某種意識形態自我洗腦。他們人數絕不需要很多，正是因為人少，才更需要發動極端的恐襲，否則更無勝望。由此可見，港獨人數多少，並不能成為量度他們可引起多少破壞的準則。

但支持者的數目及強度，我相信對他們不可能無影響。若人人都對港獨唾罵，他們不容易視己為正義之神。港人大多務實，香港假若完全脫離中國而獨立，經濟必然崩潰、民不聊生、樓價大跌九成以上，但大家卻因失業及港元瓦解而更買不起房子。撇開經濟不談，又有多少港人願意接受自己不是中國人﹖看中國歷史電視劇時把內容當作是異國風情﹖因此，港獨的真正支持者人數絕不會多。但700萬人中，若將來有一萬幾千人是他們的擁護者，他們在小圈子中也可發展出極端思想，把其他的七百萬人視作愚民順民，那誰也不能排除他們演變為恐怖分子的可能。要避免此事發生，香港的輿論絕不應姑息此等思潮，否則將來噬臍莫及。

(Sky Post   2014-1-29)

人口政策忽略的重要部分 (雷鼎鳴)

政府計劃制定長遠人口政策，其主要的出發點之一似乎是觀察到香港的人口將急劇上升，對經濟會造成巨大壓力。這是從數量上看人口問題，有其必要性，但這不意味着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不知道人口質素的重要，否則便不會把負責教育與醫療的主要官員都放在這委員會中。不過，我記憶所及（我也參加過這委員會的討論），在有關人口質量的問題中有一點卻未被充分意識到（這也包括我在內），這便是人口的壽命及體力與經濟之間的關係。

有關壽命及體力與經濟關係的研究，大有來頭。1993年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伏格爾（Robert Fogel）的諾獎演講題目（發表於1994年的《美國經濟評論》），正正是集中此點。伏格爾是經濟歷史專家，深切體會不懂歷史的理論家會錯過了多少重要的事實，他的發現不但有趣，而且很具政策的參考價值。


延長壽命如貢獻GDP

首先是人均壽命問題。長壽是很多人都希望達到的目標，他們都願意付出代價使自己長壽一點，因此壽命能夠延長本身便等於對GDP有貢獻。但從過去二百多年的歷史看，壽命在近代社會才有着極大的進步，就算在發達國家中，例如美國，1850年時的人均壽命只得40歲，到了1950年便上升至68歲，其後五、六十年代壽命停滯不前，但接着又再上升，現在大約有78歲。至於中國，要達到美國1850年40歲的水平，要等到上世紀五十代年代後才能實現，但改革開放後，壽命持續上升，今天已達75歲。由上可見，長壽只是一近代現象，並非「古已有之」。

長壽可使人有更長的工作時間，補充人力資源的不足，但倘若社會中人身體孱弱，精神體力都萎靡不振，長壽對經濟所能起的功能也會大打折扣。伏格爾從一個很有趣的角度看這問題，他發現「古人」比起我們，體力是大大不如的。他詳細計算出一個成年男人每天所需消耗的能量，發現十八、九世紀歐美人士，攝入的卡路里根本不能與今天同日而語，當時他們的能量消耗只夠支持一些瘦弱之人較輕巧的工作，而那時每周工作的時間（尚未計算家務工作）等閒60小時以上，由此可知，他們工作時的強度只可能十分低。

事實上，在1790年時，法國成年男人平均體重只得110磅，比起今天不少要瘦身的女士身形還更苗條，或許說他們發育不良更加準確。至於身高，我們今天見到歐美人士，往往牛高馬大，但在1750至1775年間，英國成年男士平均身高只得5呎5吋，與今天常見到的昂藏六呎或以上差距巨大。

伏格爾深挖歷史上各種數據，又發現體重與身高不但影響體力，而且對健康及壽命有極重要影響。過重或過高都會增加患病及死亡風險，一般而言身體愈高，健康風險愈低，例如美國人，健康風險最低的高度是6呎3吋半，若再高一點，風險反而回升。體重亦然，過於瘦弱之人容易患有隱疾，潛藏體內，影響着體力與壽命。

香港情況又如何？香港的人均壽命是世界最長之一，不能說港人不健康，但我長期接觸年輕人，印象所得，今天的大學生比起二、三十年前的，平均身高似毫無增進，甚至有倒退，其瘦弱程度也頗為明顯，與美國年輕人差距巨大。偶有見發育較為良好的，竟多是內地來的學生或外國交換生。若真的如此，將來他們的體力、工作能量及壽命都可能要打些折扣，對經濟的影響，據伏格爾研究的結果顯示，也終將會浮現出來，不可不防。


建議研究推動嬰幼保健

伏格爾的研究也發現，一個人一生的健康往往尚在胎中或在嬰幼兒期間便被影響。政府宜研究如何保障及推動幼兒期或以前的健康、營養及生活方式，這應該是「人口政策」被忽略了的一個重要部分，它能使港人個個龍馬精神，幹勁十足！

(Sky Post   2014-1-27)

自由與尊重 (雷鼎鳴)

課本中經濟學的定義是研究在不同的制約下，如何能作出使自己得到最大快樂的選擇的學問。由此引伸，經濟學也可告訴我們，當外部的可觀察到的制約條件改變後，人的行為，或由人組成的公司或機構，會怎樣改變行為。這裏所說的快樂，不一定是指即時的快樂，一般而言，經濟學家更重視長遠的快樂。這裏的快樂雖說是個人的快樂，但這並不意味人只顧私利。倘若別人的快樂會使到自己快樂，利他的行為會自然存在。

根據上述定義，在外部制約的約束下，我們應擁有自由選擇的權利。例如，財富的多寡是很重要的約束，但我們應該有自由決定如何使用自己的財富去追求自己的快樂。但假若政府故意多設限制，使我們面對更多的無謂約束，那麼我們自由選擇的權利便會進一步受到侵害，這個政府便不見得是個好政府。


爭取自由 勿損他人權利

但自由絕不等同於為所欲為。當自己的自由影響到別人的自由時，衝突便易發生。例如，很多人都想住進香港首富的大宅，但我們能行使這個人「自由」，剝奪首富住在自己家中的自由嗎？自由的界限在哪裏，需要把產權劃分清楚，法律的一個重要目的，便是把這些產權寫清楚，大家知所守法，自我約束，社會才不致陷入無窮無盡的紛爭內耗中。

這些本來都只是很簡單的道理，根本不用多說，但從香港可見的亂局中，我們又可看到似乎並非人人都尊重法律，尊重產權及其他人行使自由選擇的權利。就以兩個例子說明。

我不了解《明報》紛爭的具體細節，但從局外人看來，情況頗為荒誕。《明報》是個商業機構，出售的是資訊文化產品，產權屬於其老闆張曉卿先生，不屬於《明報》的員工，但當然張先生若願意，可主動把權力下放給部分員工。在此產權結構下，編輯的自由只是來自老闆的主動權力下放，但老闆絕對有權收回這自由而不用回答任何人的質疑。員工若不滿，可選擇別的工作，讀者若不滿，可不買他的報紙，廣告商若不高興，也可選擇不在那裏登廣告，別的媒體亦可乘機攻擊它，搶它生意，其老闆自然要承擔一切後果。但他整頓報紙的權利卻無人可以質疑。但現在有些員工卻似乎把這個商業機構看成是一個「人民公社」，有些編輯甚至埋怨有些員工像是要挾持他們。我不知情況是否如此，但事件卻顯示出有些人不懂得尊重私有產權，不懂得尊重別人法律所賦予的自由。

眾所周知，我一向反對「佔領中環」的行動，因為這違反了整個經濟學的倫理道德。每個人都應有表達自己意見的自由，就算此種表達有可能稍為損害別人的自由，我們也許可以盡量採取一種互相包容的態度。例如，若有人和平示威，群眾沿途路過一些商店，後者的生意可能也受到影響。示威人士宜應知道自己已在侵損別人做生意的自由，別人若不埋怨，是因為大家互諒包容。


重新學習 如何尊重包容

但佔領中環性質不一樣，主事者一開始時便把這看成是一核彈。後來雖改口，但有如泰國般的圍城鎖城局面卻無人敢說不會發生。這肯定對很多的無辜的人構成重大的損害，亦即他們上班工作，賺錢的自由被嚴重地剝奪了。而佔中主事者或參與者從來都沒有意圖去補償別人的損失。這顯然是不尊重法律不尊重別人的產權，不尊重別人的自由的一個活生生例子。

這些人的思維很使人奇怪。他們號稱要爭取民主，但香港大多數人反對「佔中」，搞「佔中」又如何符合民主精神。他們不會說自己不尊重法律，也不會說自己不尊重別人的自由，但實質上這些都被踐踏了。若是一個極權政府要踐踏這些基本的價值，我們不會奇怪，但號稱要建立民主自由公義社會的人這樣做，卻正正是自相矛盾，走向自己假想敵的一方，這叫人如何能信任他們。

港人宜對自由觀念重新溫習認識，學懂如何尊重，如何包容。

 

(Sky Post    2014-1-24)

《施政報告》與財政壓力 (雷鼎鳴)

特首《施政報告》最引起爭議的部分可能是它193節提到的「需要大量新增的經常性開支」。第194節雖提到要控制開支，增加收入，但我估計《施政報告》的撰寫人（通常由中央政策組執筆）仍未充分了解香港政府財政收支的形勢。香港的問題是，現在雖有頗大的儲備，短期內每年也很可能仍有盈餘，但開支的增幅，遠遠跑贏收入及GDP的上升速度。沒錯，將來收入仍會增加，但可惜開支上升得更急，香港用盡儲備走進欠下巨債的日子的確不是遙不可及。


人口老化 加速開支消耗

有三個理由使我對將來不敢樂觀，除非政府認清局面，肯下定決心扭轉形勢，則又當別論。第一，過去十多年，人口尚未真正老化，但來自免費午餐派的政治壓力早已把開支大幅推高。我在本欄中曾引用過政府發表的數據，從1997至2013年的財政年度，政府開支總共增加了126.4％，但收入只增加54.7％，GDP則增加56.7％。有人認為若起點不用1997年，改用其他的年份，形勢或許會好一點。但這只是盲目的樂觀。香港的問題是開支與GDP脫節，收入與GDP的比重則維持得較為健康，而在回歸的頭十年，開支與GDP的比重亦尚算穩定，不過，在2007年左右開始，開支的上升便幾乎勢不可當，我們若用2007年而不是1997年作起點，形勢更壞，從此年度開始至2013年度，開支增加了幾近86％，但GDP只上升了28.5％，收入的增幅也與後者相若。開支與收入的曲綫劃在一起，形狀有如鯊魚口，這個口張得愈來愈大。由此可見，民粹政治帶來的壓力，對公共理財的破壞如何巨大。

第二，未來三十年才是香港真正步入老化的時期。65歲或以上的人口在三十年內會等於現時2.5倍以上。由此而新增的公共開支壓力只增不減，若現在用錢便已從寬，將來局面，稍動動腦筋也可知曉。那些寄望政府搞全民退休保障的人，等於叫政府早日破產。對於我等行將就木之人，政府要送錢給我，我很難嚴拒，但30年後政府破產需要廢除此制度或向年輕人大幅加稅時，我已不知是否尚在人世，但現在的壯年、青年、少年、兒童到時便要替政府背上巨債了。這都是「有數得計」，絕無虛言。


空有儲備 並未善加運用

第三，綜觀人口比香港更早老化的國家，如日本及歐盟，其收支模式都有迹可尋。首先是收入與GDP的增幅大致相若，反映各國都視增加稅率為政治自殺，不敢行之。其次是開支增幅遠勝GDP增幅，情況幾乎完全一樣。福利開支壓力巨大，絕非偶然。但這些國家現在都欠下巨債，香港又豈能獨善其身？

一般人不易明白香港財政將來會步入困境，主要原因是看到香港政府仍有巨大的儲備與每年的盈餘。我三年前在拙着《幫香港算算帳》一書中亦有提到政府「坐擁萬億困愁城」。其實香港政府現在可動用的已有1.3萬億（七千億財政儲備及六千億基金結餘），財力比前更大，但為甚麼情況又比前悲觀呢？若果是懂得利用這1.3萬億，這的確可為香港的經濟社會帶來很大的好處，只要財政能平衡，經濟能增長，香港不需這麼多儲備。但現在的問題是消耗性的「經常性開支」愈增愈大，縱有金山銀礦也支持不了多久。福利開支是一種消費，錢用了便沒有了，不但如此，福利開支一增加，將來開口要錢的人只會更多。這與政府的一些投資性的開支性質截然不同，後者是有回報的，可促進經濟增長及提升政府收入，只要投資回報率不錯，此類開支有其道理。

在政府開支中，比較有推動經濟潛力的是基建與教育，前者可增加有價值的土地資源，後者可儲備人才，二者都是香港經濟的命脈。《施政報告》中有不少關於基建的宏圖大計，但政治阻力巨大。至於教育，着墨雖多，但銀碼似乎不足，成效有待觀望。

(Sky Post    2014-1-22)

泰國亂局能否啟示香港？ (雷鼎鳴)

泛民的大員數月前到過台灣與台獨領袖交流意見後，近日又有到動亂中的泰國去觀摩取經。在泰國可取甚麼經？我相信無人會以為他是要到那裏學學如何可種出更好的大米，或怎樣才可弘揚佛法。以近日形勢看來，可以取的經大概有兩種：泰國民主發展的正反經驗，及如何組織街頭反對力量以推倒政府。我素來認為萬物眾生的變化都有規律可尋，我們從觀察分析中可充實豐富自己的學問，所以取經的題材我百無禁忌，不過，若對一些與自己觀點相矛盾的經驗選擇性地視而不見，則是自欺欺人也，希望泛民大員沒有錯過這次的取經機會。

在民主發展經驗方面，泰國能提供的恐怕是反面教材居多。1932年一次軍人政變使泰國的前身——暹羅——改變成一個君主立憲國，泰王雖德高望重，但無實權。今天的泰國有議會、有選舉，而且選舉是18歲以上全民強制性參與投票，比「真普選」更民主，我們斷不可把泰國視為非民主國。


民主制首要社會不能兩極化

但就是這一個民主國家，近年政治卻是極度不穩。泰國似有兩大利益集團，農民及城市中的勞工是一派，城市中的中產精英及法庭是另一派，軍方聲稱中立，但骨子裏似更支持後者。前總理他信不被城市精英接受，但他提高糧價，得到農民支持，而且支持者佔人口大多數。2006年他的對頭人（後來成了黃衫軍）乘他出國開會，把他的權力奪走了，並對他控以貪污罪，全球通緝他。他信下台後，港人記憶猶新的是2008年黃衫軍佔據往機場的公路，旅遊業大亂至今元氣未復。城市精英的阿披實2009年上台當總理後，支持他信一派的紅衫軍與黃衫軍爭鬥不絕動輒要癱瘓政府，他信妹妹英拉有民意基礎，當上總理後，要搞「特赦法案」方便他信回國，黃衫軍的領袖前副總理素貼知道對己方不利，於是發動近日持續的包圍政府及封鎖曼谷。

我多次為文指出，民主是一件好事，但要它運行良好，有些條件是必要的，其中一樣便是社會不能是兩極化對立撕裂的。任何社會都會有利益衝突，但泰國近年黃衫、紅衫兩陣對壘，已經成功撕裂社會，誰上台當上總理，政府也可能被對手搞群眾運動癱瘓。這次英拉想還以顏色，打算在二月二日提早搞大選，她顯然相信自己有足夠選票支持，但素貼一方卻大力反對，要先自己搞個非由選舉產生的「人民議會」去暫時打理國家，以待時機。由此可見，在權力鬥爭上，民主制度在撕裂的社會中也只會淪為雙方玩弄的工具。今次泰國的示威者顯然是反民主的，不知泛民大員要從他們處學習甚麼？

奪權鬥爭招致亂局

在街頭鬥爭方面，泰國的動亂倒是可提供不少經驗，在去年11月11日的群眾運動中，素貼開始時是說這是一個和平抗議。這類運動，在過去幾年，泰國早已相繼有人命傷亡，素貼不可能不知道，但他怎可能說自己不是和平的？這會趕客呀！不過，後來他眼見自己有點聲勢時，又改口說要「犯一點法」。在一次示威之前，他也說過若無100萬人參與，他會到警局自首，但其後絕無100萬人，素貼也忘記了自己的承諾。在奪權的鬥爭中，用漂亮的口號，而且前言不用對後語，是常見的現象，到泰國觀摩的政客是否會記住？此點以豐富自己的權謀儲備？

我相信絕大部分的港人都不希望見到香港出現泰國式的圍城及動亂。泰國雙方勢力旗鼓相當，鬥爭不會這麼容易停止，但人民中亦已出現了「政變厭惡症」。香港卻似有一些人能夠在亂中得到好處，所以他們可能把亂局看成是機會，不會放棄。但這有用嗎？大多數人不喜歡亂，中央政府也不會容忍亂局。把香港推向亂局，最終也只可能是多輸的失敗結果，這值得嗎？

(Sky Post   2014-1-20)

劉進圖與《明報》 (雷鼎鳴)

《明報》換總編輯，消息曝光那天，我便對人說，這將引起軒然大波，但不致不可收拾。上半部我說對了，下半部尚有待事實檢驗。

我與劉進圖是老朋友，本不想也不應評論此事，但此事與香港整體的傳媒生態有關，卻又忍不住插一兩句，但我對那些把無實據支持的胡亂猜測說成是定案的言論，十分反感。當中甚至充滿了競爭者及某些《明報》自己員工與《明報》之間的利益衝突，所以他們的猜測我一句不用。此事的來龍去脈，我刻意沒向《明報》的朋友打聽，所以讀者也可把我所說的視為猜測，而非定案，但我顯然與《明報》並不存在利益衝突，可從局外人角度看此事。

進圖毫無疑問是個很優秀的人才。記憶中，1995年時便認識他。當時他對我作了次很長的個人專訪，後來又找我與朋友合寫專欄，且還「外判」了幾篇《明報》的社評予我。多次訪問中，進圖給我的印象是他領悟力極強，很快便能掌握別人的重點，較準確地把別人意見轉述出來。這本是記者的基本功，但很可惜有此紮實基本功的記者今天已不多見。


說事嚴謹重邏輯

但進圖最強的能力不在訪問，而在寫社評。我是他社評的長期讀者，記憶當中，1996年張曉卿從台灣空降資深傳媒人高信疆先生到《明報》作高級顧問，當時進圖早已是社評主筆。進圖社評的特點是力求不偏不倚，看事客觀理性，更重要是他以事實，然後用嚴謹的邏輯推理，看成是文章的靈魂，這是很多人都做不到的。我不見得都同意他的結論，但其社評質量卻保持得很好。長年累月每天都要寫社評的人相信都明白，這是很折磨人的工作，每天都有出無入，容易被「搾乾」。

2007年時進圖的太座陳碧君女士被調派到京工作，進圖亦婦唱夫隨，還賣掉房子套現，再而在京的地產市場中大有斬獲，使人十分佩服。由此可知，他絕非一般腐儒，在財經世界中也進退自如。不過，他到京後，香港卻是少了一支極重要的健筆，使人可惜。

回港後，進圖在我校修畢EMBA課程，據同事告知，他還當了那一屆班長。隨後他便當上《明報》老總。我對科大EMBA課程充滿信心，但我不免懷疑該課程對他總編工作有多少貢獻。在這一層次的課程中，學生都來自企業的高級管理層，大家要比拼的，往往是前瞻性商業眼光，而非如何管理員工。我認識的報館老總不計其數，不敢說熟悉報業老總日常工作，但相信當中必有領導與管理員工的部分。以性格而論，我不看好進圖管理人事工作，他太過善良正直，他若肯經常下狠手處理人事工作，我會十分詫異。從學校學來的知識與視野，不一定頂得住性格上問題。我建議讀一點孫子「九變篇」中「將有五危」的論述，當有所啟發。


本着「兼容並包」態度辦報

為何我要引出這一點？《明報》近年的公信力確有下降，不單是中大所作的公信力評級得出的結論，我在高級知識分子的朋友圈子中一樣得到這印象。《明報》的招牌本是不偏不倚的，但近年的報道與評論卻比前多了不少以個人意見代替事實的報道。就以這次有關其老闆張先生的評論看來（不論是《明報》自己出版，還是假手他人出版），誅心之論的揣測與所知的事實之間尚有很大的差距，說不出證據時，有些人甚至以「明眼人都明白」來掩飾，我一般看見這類用詞，都把它等同為「我其實並無根據」。但這文風，顯然不符進圖的風格。或許他是本着「兼容並包」的態度去辦報，但總編有責任，要帶領員工不但要有不偏不倚的態度，還應培養出擺事實講道理的能力。在這些方面，從局外人觀察，近年《明報》並不成功。這可能是香港某些媒體的污染力很強，《明報》也不能倖免，但老總卻不能不負上責任。進圖當老總，我從開始至今都不認為是人盡其用，但報紙是別人出錢辦的，我當無資格說三道四。

(Sky Post   2014-1-17)

出身影響命運？ (雷鼎鳴)

我一向不認同收入均等符合公平原則。在自由市場中，一個人的收入應與他對所服務機構或企業所作的貢獻相符，而貢獻的大小，很大程度反映了他的智愚勤懶、責任感、好學精神等等。把所有人的收入劃一起來，「做又三十六，不做又三十六」，等於在學校考試後，不論成績表現，全部給予同一份數，好的學生不怨憤才怪！

不過，上述所說有一盲點，會否不同家庭背景的下一代，起跑綫大不相同，致使有些人就算努力，也因條件不足而競爭不過別人，整天在慨嘆機會不平等。一個社會若要和諧，的確要盡可能做到機會平等，社會流動性暢通，上了去的能跌下來，在下面的可能衝上去，但起跑綫究竟有多大的影響力？起跑綫又應根據甚麼去劃分？

這些問題並非香港獨有，世界各國的經濟學家都十分關心。近年經濟學界出現一個新的概念。叫「了不起的蓋茨比曲綫」（The Great Gatsby Curve），便是為這些問題而設。


收入與社會流動性的關係

顧名思義，「了不起的蓋茨比」出自美國著名小說與電影Scott Fitzgerald的《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創出這曲綫名稱的加拿大經濟學家Miles Corak，本意可能是想以蓋茨比從神秘出身的走私販變為紐約長島大亨的經歷象徵社會流動性，Corak本來名不經傳，但前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克魯格（Alan Krueger）用了這個概念，他的名字便較多人知道。

這是一條怎樣的曲綫？Corak用了十多個國家（另一篇文章中，也有用了二十多個國家）的數據，發現社會流動性與該國的收入不公成反比。他量度社會流動性的方法如下：平均而言，父親的收入每上升1％，會對兒子將來的收入推高多少個百分點？若兒子收入很受父親的收入影響，這個社會的流動性便較低，即所謂的「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反之，若兒子收入與父親收入無關，則流動性很高。至於收入不公程度，他用的是「堅尼系數」。


成功與否在乎意志和毅力

從Corak的結果看來，在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為主的國家，收入愈不均的國家，似乎愈會禍延下一代，窮爸爸養出窮兒子，富爸爸育出富二代的機會都頗顯著，跨代貧窮或跨代富裕在這些國家中並不罕見，因此也有人質疑所謂的「美國夢想」（The American Dream），即通過努力，誰都有機會冒升，只是一篇謊言。

有不少同行已指出構建這條曲綫時，內中已包含不少統計學上的錯誤，而且曲綫只得十多個觀察點，數據太少，不足為憑。我則相信上一代對下一代的收入是有影響的，但這不是壞事。父輩環境較好，自然有更多的資源供應子女的教育經費，其實，為了確保下一代能夠升學成才，不少父母便有了重要的努力工作的動力，這對社會只有好處，我們不用因為某些人有好家庭而去眼紅他們。不過，「千金難買少年窮」，父母提供的條件有其局限，最後能否上路衝刺成功，關鍵仍是人的意志與毅力。家庭條件不如別人者，不用徒自傷悲，只需環顧香港社會中各種所謂成功人士，便知出身自顯赫家勢的極少。

不過，「了不起的蓋茨比曲綫」似乎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在一個經濟增長迅速的國家，兒子的收入往往是父輩的多倍，這容易錯誤被理解為父親收入對兒子收入有重大影響，亦即社會缺乏流動性。我把中國、智利、新加坡等幾個高增長收入高度不均的國家加入Corak的數據後，並把經濟增長的速度也考慮在內，立時發現「曲綫」原本的關係頗有減弱。

別的國家是否有跨代富裕或跨大貧窮我們管不了，但從中國與香港過去的發展經驗中，我們卻可得知，經濟增長快才可能造就更多往上流動的機會，使更多的人能脫貧。政府要做的，仍是創造經濟增長的環境，並對所有學童提供良好的基本教育的機會，使他們有本事憑個人意志去闖天下。

 

(Sky Post    2013-1-15)

治理霧霾背後的經濟學 (雷鼎鳴)

假期到霧霾籠罩的上海與蘇州一遊，果然「名不虛傳」，上海還好一點，蘇州的PM2.5指數多天在三、四百點徘徊，望着遠處秀麗河山，只見灰濛濛的一片，視野不清，大煞風景。幸好張五常的夫人Linda精心推介幾處最好吃的上海本幫菜食肆，才不枉此行。

中原及華東地區近年霧霾嚴重，已不再是新聞，五年前我要上華山看人論劍，滿以為此靈秀奇峻之地，必天朗氣清，但見到的仍是西安附近天空不離不棄的一片灰黃。倒是上峨嵋山時，遇上大雨，空氣經洗滌後，煥然一新，大大增加遊興。由此可見，空氣污染對內地旅遊業當會十分不利。


污染嚴重使人減壽四年

空氣污染的主要害處，當然不是旅遊，而是人民的健康。我聽過很多種霧霾對健康影響的估算方法，例如PM2.5到了四百點以後，每在戶外呼吸多久便等於抽了多少根香煙等等。最近有經濟學朋友在國際頂尖科學刊物發表報告，指出如北京般嚴重的霧霾，可使人減壽三、四年。我未有直接讀過報告不知其方法與假設，但若知減壽多少的估算，卻大有助我們算一算治理霧霾的成本效益。

我們可先做一些刻意保守的假設。據一些報道所說，霧霾影響着近六億人的生活。我們可假設霧霾對健康的影響不至於減壽三、四年這麼嚴重，只當作是減壽一年吧。一年的命值多少錢？亦即如果可以的話，你最多願意付出多大的代價以換取多一年的生命。此數值當然不同人等差異很大，但美國的經濟學家估算，美國人生命的平均價值（不止是一年的命）大約為五、六百萬美元左右（將來有機會才再詳細討論生命價值的算法）。中國人的壽命比不上美國人值錢（此說絕無貶意），我們可作一個不會太離譜的假設，中國人平均願意付出十萬人民幣以換取多一年的生命。


人均收入愈高 愈注重環保

用了這個假設後，再加上以上的假設，我們可以作此估算：霧霾可使六億人減壽一年，總共造成的社會損失便是六億乘十萬元，亦即六十萬億人民幣。這個結果顯然是粗略的，但它仍有助於我們判斷治理霧霾可以帶來多巨大的經濟效益。六十萬億約等於中國一年的GDP，若霧霾更嚴重一點，損害更大。顯然地，中國值得大花特花資源去治理霧霾，減少這巨大的損失。

但治理霧霾不會容易。天下沒有免費午餐，減少霧霾最重要部分是減少化石能源的消費與減少建築地盤。這些顯然會降低人民收入的增速。最極端的方法是完全不准用化石能源，另一極端是繼續現時的「粗放型」發展模式，對污染不聞不問。兩個極端之間總有一個「最適宜的污染程度」。零污染是不可行的，這要人民犧牲太大的經濟利益，收入愈低的人民，愈希望生活能快點得到改善，雖然他們對潔淨的環境一樣喜歡，但不見得願意付出太大的代價。收入較高的人對環保的訴求則會愈來愈強烈。經濟學中有所謂的「環保庫茲尼茨曲綫（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意指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一個國家人均收入愈高（例如工業化），則環境愈糟糕，一直到人均收入一萬美元左右，人民對環境的訴求開始強烈，那麼他們會願意多耗資源在環保之上，收入更高後，保護環境更有心有力，污染又會持續下降。

中國似未到庫茲尼茨曲綫轉捩點，但大城市中人民收入較高，對環保的訴求應已十分強烈。中國宜使用「綠色GDP概念」去考核地方政府，即把GDP增幅減去對環境破壞帶來的成本，而非GDP增長的本身去評價官員是否稱職。方法改後，霧霾才有望減少。

 

(Sky Post  2014-1-13)

傳媒公信力下降 (雷鼎鳴)

上周中大的蘇鑰機與陳韜文兩位教授公布他們在二零一三年底進行的最新一期有關傳媒公信力調查報告，結果顯示，與本報同系的《經濟日報》登上中文報紙公信力的榜首，但全港整體傳媒公信力的平均分數，持續下降，二零一三年的平均是六點一八分，比起二零一零年的六點三六分又再低一點了。有暢銷報章分數竟跌破五分，其同系已結業的免費報紙還位居榜末，比起有內地官方色彩的報紙更不如。

其實就算沒有這份報告結果，港人對傳媒的信任程度早已明顯大減。蘇、陳兩位教授是老朋友，我對他們的調查方法有足夠的信任，他們的結果只是確認了我們早已知道的事實而已。但為甚麼香港傳媒的公信力會不斷減弱呢？

這問題不易回答，我們需從多角度考慮。某些報章暗示的意見是內地或香港政府在干預新聞自由，其方法之一是向傳媒老闆，尤其是內地有生意的老闆施壓。我不會否定這種可能性，但至今我未看到過任何真憑實據去證明此說，況且有些報紙的老闆顯然與內地政府誓不兩立，但他們的公信力一樣是敬陪末座。與其無根無據的便諉過他人，更積極的態度是自我檢討，查找不足。

市場力量促使改變

經濟學文獻中其實有大量研究傳媒的論文。二零零七年到訪科大，現任芝加哥大學經濟教授的薩比奧（Jesse Shapiro）便在這問題上寫了幾篇刊在頂尖權威刊物上的文章。據他發現，雖然很多人都相信所謂「新聞自由」只等同於傳媒老闆的自由，但以他所搜得的來自美國各州市的數據，老闆個人的意識形態其實對報章內容的響十分輕微。

我們雖然應謹記老闆可隨時撤換總編，沒可能對編採方針毫無影響力，但香港的傳媒老闆若被問到有否干預編採方針時，大多都會嚴詞否認。既然如此，我們或可把上述美國的結果套用到香港，對能否直接影響報紙的內容，老闆可能是力有不逮。

觀點難以事事中立

那更主要的因素是甚麼？薩比奧的定量研究發現是市場力量。市場如何起作用？我們大可把不同的立場輿論者當成是不同的商品，薩比奧發現，報章立場往往與該報的讀者群的意識形態有極密切的關係。美國的城市，一般只有一、兩份報章，若在共和黨人佔多數的城市，該地的報章明顯向共和黨傾斜，反之亦然。「傾斜」的特徵是用字譴詞明顯不同，報道新聞時對自己論點不利的部分完全迴避。由此可見，美國傳媒只是投讀者（消費者）所好而提供商品。同一個老闆，可在不同城市有不同立場的報紙。

此種模式在港的表現當然會有不同。香港彈丸之地在歷史高峰期出現過近百份報紙，現在雖只有二十份左右，但市場競爭激烈，各報也在自尋讀者群，以作定位。既然如此，不同的報紙靠不同立場去吸引自己的讀者，觀點很難事事中立，我們也不用強求他們中立。報紙有立場並不等於失去公信力，在它的讀者眼中，其立場正是其公信力來源之一。因此我不認為報紙預設立場是近年它們公信力下降的根本原因。

真正的原因我相信是報道與評論的方法出了問題。我二十年來，接受過萬多次傳媒的訪問，我得到的印象是現在記者的水平是退步了。退步在於記者太熱衷於發表意見，在報道中誤以為不將自己的意見加進去便是失職。其實他們若要發表意見，應該寫評論文章，而不是搞新聞報道。當然，評論文章也要講求嚴謹的邏輯推理與證據搜查，但現在這方面的，評論數量也減少了。我們看到的，只是個人意見與新聞報道混在一起，讀者如何得知你是否選擇性地扣減了一些事實，作出誤導性的報道？

 

(Sky Post   2014-1-10)

艱苦等於輸在起跑綫？ (雷鼎鳴)

上月假期前，有一社工團體做了一個調查，發現80％受訪問的綜援戶中家中沒有書桌供子女溫習功課，43％家長不能讓子女邀朋友到家中遊玩，53％在過去三年，未有安排子女外遊。

團體怕這些家庭的子女心靈受損，學習受到影響，輸在起跑綫，所以建議政府要對他們多作資助云云。

朋友圈中，大家對此等訴求無不嘖嘖稱奇，認為此團體是「好心做壞事」的典型，害了這群兒童。朋友有這些反應毫不稀奇，他們現多是社會的棟樑，但幼時家中都鮮有自己書桌，更遑論有機會外遊。

我第一次「外遊」，是中學畢業後到美國留學那一趟，因為沒有錢買機票與寒衣，所以做了兩個月推銷員，又向大新銀行低息借了數千元（大新當時有這樣的留學機票貸款，功德無量）。要我們這輩人認同書桌、外遊、家中大至可邀人回來玩樂是成功的條件，我相信十分困難。


相互比較易生自卑感

認同該團體意見的人士大概會對上述批評嗤之以鼻，他們會指出，時代不同了，從前被視作奢侈品的，今天已變成必需品，別的孩子能享有的優越條件，可使他們在激烈競爭中跑先一步，對沒有這些條件的孩子不公。

這種說法不能說沒有道理，「人有我冇」往往使人難以接受。從前絕大多數學童並無「外遊」的機會，既然如此，身邊朋友都屬「大家都冇」，反而大家都身心安泰，不用眼紅別人。但現在社會進步了，更多的人從無變到有，若自己仍屬甚麼都沒有的一群，感受會特別深。在大學時我讀的政治學課本中，有本Ted Gurr所寫的經典名著《人為何作反》（Why Men Rebel），內中便反覆論述一個概念，「相對剝奪」（Relative Deprivation），大家一齊窮問題不大，但若與別人有差異，相對別人感覺自己有東西被剝奪了，容易產生不滿與反抗之心。「人比人，比死人」，仍是很多人的心魔。


堅毅努力才是成功之道

但這些贊成增加對綜援戶學童津貼的，依然犯上幾個錯誤。首先，他們往往假設了現在的貧窮孩子比起以前的，被「相對剝奪」得更多。現在的學童只要生在窮人家庭，輸在起跑綫，便一生吃虧。此類看法大大美化了過去的實況。在我的年代，好些同學便要擔心能否有中學讀，大學更是奢望，當時能讀大學的，只佔人口幾個百分點，大家哪有這麼多機會在社會階梯中晉升？今天的，比從前是幸福多了。

第二，他們似乎把起跑綫的位置搞錯了。家中有電腦，暑假有外遊，平時有補習，周末可學彈琴、跳舞等等，真的便推前了起跑綫嗎？我在大學負責收生多年，我不會認為這些因素毫無用處，但卻敢說，它們對學業或未來的事業，影響極為輕微。很多家長把太多精力放在這些項目之上，反而容易忽略了重要千萬倍的要素：自發性的努力、毅力，獨立思考與自由思考的空間。我幾十年所見，學業、事業真正有成的，多數不會是有錢仔有錢女，而是能吃苦，知道不咬緊牙拼下去便前無去路的人。至於甚麼書枱、外遊等，更是無關痛癢的因素。怕同學輕視嗎？這反而是父母的問題，他們不懂得把別人的輕視轉化為孩子努力的動力。

第三，要政府增加津貼，也在傳達着另一個信息，自己競爭不過別人，卻把注意力放在「攤大手板」，要人幫助之上，而不努力尋找自己有何不足，這種心態，對成功毫無好處。在「國際學能測試」（PISA）中，曾有人同時研究中國的學童，包括住在窮鄉僻壤的學童，而不單止是上海此類大都會的學童，希望知道為甚麼他們在學能上表現得這麼好。其中一項結果很值得注意，中國的學童十分相信通過自身的努力能為他們的未來帶來成功。我深信自身的努力才是成功的核心條件，上述的社工團體把重點放在學童受到甚麼「剝奪」之上，是本末倒置了，不利港人競爭力的進步。

 

(Sky Post   2014-1-8)

儲局退市 五年幣策是與非 (雷鼎鳴)

聯儲局上月宣布每月減少100億買債，可被視為是退市第一步。這一步做得漂亮，行外人看到的，可能只是股市繼續穩步攀升了一陣子，但其實招中有招，一些潛在兇險暗中已被化解於無形。伯南克確是高手，深諳博弈之道，臨危受命，應付來勢洶洶的金融海嘯，仍得以全身而退。美國的學術界是臥虎藏龍之地，我們平時可見到一批呆頭呆腦之人，不曉得他們在幹甚麼，但複雜的危機出現社會需要對應之道時，往往便有學界高手出山解危救厄，伯老便是一例，我曾用他寫的宏觀經濟課本授課，倒也不算教壞學生。

要明白這次退市的意義，我們倒要先回顧檢視一下聯儲局自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的整套政策。


美推緊縮恐再現大蕭條

2008年12月，聯儲局啟動量化寬鬆第一期（QE1），用自己發出的優質信用買走銀行大量擁有的劣質或甚至是有毒的資產。銀行在金融海嘯後，所持資產有些已大幅貶值，有些甚至變成欠債，手上最優質的資產便是現金。但存款人眼見銀行危殆，若大家都跑來擠提，便立時會出現30年代的銀行倒閉潮及大蕭條，銀行自己當然也要死抱着這些現金，不敢把錢借給急需救命的公司。此種情況不妙之極，但伯南克早從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有關大蕭條的論着中取經，知道一定要採用寬鬆而非緊縮的貨幣政策，否則只會複製一個一個大蕭條。在2008至2009年間，除了少數經濟學界高手外，整個世界都充滿末日情緒，紛紛「預測」經濟會如何「爆煲」，往事回顧，我自己當時已屬極度的樂觀派，不能不自讚一番。

但QE1只是頂住了大蕭條出現的壓力，並未能真正把美國經濟拉出泥沼，美國失業率仍偏高，聯儲局惟有重施故伎，在2010年11月加注買入銀行劣質資產，推出QE2。我認為QE2並不如QE1這麼成功。QE1的局限之處是銀行得到聯儲局的優質信用後基本上並無通過多借出款項而增加貨幣，而是把擁有的聯儲局資產放在自己倉庫中「壯膽」，以防擠提出現。市場中的企業也是嚇破了膽，不敢隨便借錢投資擴充業務，就業率也就回落不了。
大蕭條的恐怖情況是免除了，但經濟卻是復甦乏力。


經濟不脫困 利息不會升

此種形勢，等於要聯儲局解決市場中人的心理問題。貨幣政策如何可使人心沒有這麼虛怯？聯儲局在2011年9月21日宣布要實施「扭曲操作」（Operation Twist），要買入四千億美元的六年至30年期的債券，但賣出同量的三年期以下的債券，這樣做不會增加貨幣量或通脹壓力，其意圖是告訴世人長遠投資是值得的，聯儲局看好長遠前景，而且長債的利息成本也因聯儲局的入市而降低。


失業率指標是「定心丸」

「扭曲操作」的成效似乎並不顯著，美國的失業率仍然高企，聯儲局惟有繼續苦思良策。2012年9月13日，聯儲局終想出新招，外間雖稱此為QE3，但其內容與前有別。聯儲局開始時說要每月買債400億，直至失業率回落到足夠低的水平才會停止，在同年12月又把這每月買債數量增至850億。這招數的背後用意是心理戰：企業不敢投資是怕一旦開了頭，利息卻突然增加便被縛着脫不了身，現在聯儲局卻在派「定心丸」，告訴大家可以用失業率作指標，經濟未脫困，利息便不會上升，而且要等很長時間利息才會上升，所以大家可放心投資。

這心理戰似頗有成效，美國失業率加快回落，但新問題卻來了，既然形勢好轉，聯儲局會否快將加快退市？今次聯儲局在減少買債時，卻同時發出兩個信息；第一是經濟確實是好轉了，投資有利可圖，大家可放膽投資，第二是聯儲局不會這麼快加息，也是大家可放心。聯儲局成功地把大家關心的退市大限轉化為有利投資的信息，而且市場受落，絕非低手能做得到。

(Sky Post   2014-1-6)

日本困局 明日香港？ (雷鼎鳴)

周一我在本欄中提到安倍晉三到靖國神社參拜戰犯的亡靈，不能不使我們增加對日本的戒心。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也是世上最重要的貿易中心之一，對於這個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的未來動向，我們若不緊盯着，有可能會吃上大虧。但研判日本時，我們也不用把注意力只放在軍事外交之上，日本的經濟社會環境，與香港實有很多相同之處，它的經驗，值得我們參考，從而可使我們避過日本目前所處的困境。

日本與香港當然不是完全相同。就人口而言，日本是香港的18倍，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國之一。在文化上，日本人也許自唐朝起便受過中華文化的薰陶，禮儀周周，這與一些港人的無禮頗有不同。我所認識的日本朋友，大都做事認真，這也是港人有所不及的。不過，正如人類學家本尼迪（Ruth Benedict）在她的《菊與刀》一書中所顯示的，日本人對「見高便拜，見低便踩」認為理所當然，符合其森嚴的等級觀念，這卻與不少港人的平等觀念大相逕庭。日本人的組織性強，習慣在同一公司中從一而終，近年這種就業模式雖未至分崩離析，但影響力已不及從前，離職後的日本人在創業方面的能力卻似遠不及中國內地的民企或香港白手興家的創業者，此點港人倒是不用妄自菲薄。


同需國際貿易支持經濟

港日有不同之處當然不足為奇，但它們近似的地方其實很多，此點可能更值得我們的注意。
首先是自然環境，日本地少山多，耕地不足，人口密度高，天然資源缺乏，這些因素決定了它要倚靠國際貿易作為其生命綫。香港自然條件的約束，與日本並無重大分別，所以一樣是靠國際貿易支持經濟。事實上，貿易與物流是香港經濟最大的板塊，佔GDP27％，遠高於金融服務業。我們可肯定地說，香港若不能充當中國與世界經濟之間的轉口站，甚至與中國經濟斷絕關係，那香港是絕對活不下去的。但對貿易的重要性的認知方面，港人可能比不上日本人。他們知道若不能在日本以外得到資源，日本便完蛋。其侵略性格雖應該被譴責，但當中卻清楚反映到日本人明白他們不可能孤立於世界而生存。港人中當然有人明白貿易的好處，但顯然也有些人尚在幻想無論與內地關係搞得怎糟，香港經濟尚能運轉下去，無損無傷。


人口老化 政府開支有增無減

日本最應引起港人警惕的還是它與香港頗為相似的人口老化問題。港日的生育率都是處於全球最低的水平，但壽命之長卻是叮噹馬頭。不過，日本進入老化期比香港更早。日本人現在年齡中位數是45.8歲，香港大約2019年才達到這個水準。日本65歲或以上人口佔總人口24.8％，香港則只是14％。香港要到2026年左右才會追至24％，到時與今天的日本相若。

我們同時也應注意到，在92年，日本政府的欠債佔當時GDP的66.5％，到今年則升至近230％，短短21年內新增債務超過GDP160％。這等升幅，第一原因是其經濟政策失誤，第二個原因是人口老化，經濟力量削弱。反觀香港，政府開支近年與日本一樣，快速增長，遠遠跑贏GDP與收入的增幅，人口老化的步伐，也會像日本過去20年一樣不斷加快。現在香港有財政儲備七千億，基金結餘六千億，合共等於GDP的六成左右。若未來20年香港重複走過日本人口老化的路，那麼不但GDP 60％的儲備會不翼而飛，而且還可能欠上等於GDP 100％的債。如此推算，30年後欠債比例還可能高達GDP 180％（每10年用掉等於GDP80％的儲備或增加同量的欠債）。假設名義GDP平均每年增長稍多於4％，到了2042年，名義GDP便會在七萬億左右，欠債總量便會高達12.6萬億！這是稍為悲觀的估計，但在20多年前又有誰估到日本經濟會一衰至此？日本是香港的前車之鑑，在面對着與日本相同的老化問題時，香港不未雨綢繆，怎敢說不會墮入困局？

 

(Sky Post   2014-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