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自3
月3 日發表一份《報告》後，因涉及的問題對香港經濟影響深遠，頗引起一些爭議。我自己便曾翻閱近百篇長篇評論，當中有些觀點很有價值，有些則源於對《報告》的誤讀，也有一些無的放矢。小組成員之一的廖柏偉教授多次敦促我回應一下這些評論， 但我估計有些環節他比我更熟悉，等他自己說更好。篇幅關係，這裏我只挑幾項經濟學含量較高或重要的觀點回應。先說簡單的部分。
估計基建開支太高？
《報告》指出，未來香港的實質基本工程開支若維持在過去三十年平均佔GDP
3.4％的水平，到2041 年開支會高達5146 億元（以到時價格計算），即等於到時GDP 的7.2％。一些評論質疑為什麼會這麼高（但也有人認為應為基建應用更多的錢），他們似乎都忘記了兩件事：一是建築成本近十多年來均跑贏通脹，不斷飛升，未來此現象會維持多久，我不知道，但建築成本會在一段頗長的時間內升幅超過其他物價，卻是很明顯的趨勢。
二是基建開支其實並不只包括修橋起路， 建設醫院及學校等公共設施也還包括在內。由於出生率低企，學校還好應付，但我們只要想想，到2041
年，六十五歲或以上的人口會等於現時的二點六倍，而退休老人平均住院時間一定較長，便知對醫院及病床數量會構成多大壓力。香港人口密集，擴建及新建多所醫院必須依靠多造土地，交通尚要方便快捷，基建成本不易壓下去。
我一向認為政府壓縮開支才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工具， 政府擴大開支時會浪費資源，不利增長。不過，我更加相信教條地說要增加開支或要減少開支都不是最正確的做法。基建開支據說有利經濟發展，但此說容易為一些利益團體誇大。真正的原則，應是每一項目都要經過嚴格的成本效益論證， 社會效益大於成本的，盡量做可也，反之則下馬。
更妥當的做法，是把基建賬目與其他政府開支項目割離，某項目應否落實，主要看它能新增多少有價值的土地，以及帶動鄰近土地升值多少，用新造土地的賣地收益去支付相關的基建成本，便最能體現用者自付原則，政府也不用一力承擔財政壓力。
估計經濟增長率太悲觀？
《報告》有一系列對未來經濟增長的估算， 得出的基準結果是2015
至2018 年GDP 仍有平均3.5％的年增長，但增長率逐步下降，2015 至2041 年的平均年增長只有3.1％。
有人以為這過於悲觀，政府把餅造大便可解決問題，也有人認為這過於樂觀。我研究經濟增長的規律近二十九年，對此種種說法應有點發言權。
首先，《報告》是用什麼方法推導出這些結果？推算的工作由政府公務員團隊所做，我們只是針對其假設及方法提意見。政府用的方法是先估算出一個「哥貝─道格拉斯生產函數」（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這是大學二三年級經濟學生的必讀課，世界銀行、聯合國及學術研究中也多會把類似的生產函數視作標準推導未來經濟表現的工具。
要估算它，須從人口普查的原始數據中計算出勞動力收入佔GDP
的比例，政府得出的答案是0.51。我過去多次用不同年份的人口普查數據估算這個數值，所以一聽政府說出這個數字，便知不會錯到哪裏去。此外，政府也要估算出香港的資本總量有多少及將來如何變化， 這須要知道過去很多十年以來每年的投資比率及折舊率才能算出。這類習作十分機械而無趣， 但卻是必需的，我過去做過多次，但政府比我用的折舊率複雜得多。通過這種習作，不難找出生產效率（或所謂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趨勢及轉變。
本報專欄「經濟3.0」的幾位作者有深入研究《報告》中的估算，這比起空洞評論「一味靠估」的人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但他們的計算顯然仍未夠徹底，沒有自己動手從頭開始估算香港的資本量及生產函數，所以才會得出《報告》的相關結果「來歷不明」的印象。此點難怪，不能苛求，這類習作我已是熟手工人，也起碼要用電腦計算一整晚才能有結果，其他人可能要數天或更長時間。
順帶一提，曾國平教授曾在本報專欄中說過，《報告》中推算GDP
增長時，似乎犯了一個技術錯誤，忘記把勞動力的增長乘上0.5（其實應是0.51）。工作小組中的公務員團隊對此批評似乎頗為上心，促我代為解釋。
其實，他們根本沒有錯，在計算上，國平可能是誤會了「資本深化程度」（K╱L）即「資本量」（K），他只要花五分鐘時間把方程式再小心推導出來，便立可知道在原來政府的計算中勞動力增長率是不用乘上這0.5的。
從1997到2013年，香港全要素生產率的平均年增長率有1.8％，但《報告》卻「落了些手腳」， 使到2018至2025年的增長率上升至2.2％。這是極高的生產效率的進步，速度遠勝新加坡等地，政府如此做，可能是為了回應社會中某些樂觀人士所相信的香港正面臨重大發展機遇一說。
我認為這組數字樂觀了一點， 但若沿用1.8％的效率增長率， 等於經濟發展更慢，《報告》中所提的警報更為嚴峻。由此可見，《報告》在此處及多處其他地方都力圖減低，而不是加深數據所顯示的「驚嚇性」，此點讀者不可不察。
政府何不把餅造大？
社會中頗有人認為政府可把餅造大，從而增加收入，避免財困。這是誰都想發生的事，但我們必須認真定量計算，這真的可以解決問題，還是泛泛之談？
研究經濟增長的人都知道， 靠基建或其他投資項目去推高一兩年GDP
並非難事，例如政府出錢僱人在地上打洞再填平，在表面數字上當年的GDP
會因多了人「工作」有收入而上升，但這樣做沒有用，因為不會為社會帶來效益。真正的困難是保持經濟的長期增長，即GDP
上升了一年後，不會停止，而是繼續拾級而上。小小的增長率增幅，長遠而言也會造成巨大的效果。
基建項目不是沒有效益，它可以把經濟推上一個新台階，但卻極難把增長的速度持續地不斷推高。
我們姑且排除某些基建會變成大白象此一可能性，把注意力放在教育投資之上。多種理論與實證研究都告訴我們，教育可把GDP
的增長率推上去，我也很希望政府能多投放資源在教育上，但縱使如此，我們也不能高估它的效用。現時教育的經常性開支約佔GDP的3％，遠低於世界中位數的5％左右。
假設政府有大手筆，立時把教育開支增至GDP
的5％ ， 即增加等於GDP 的2％，並且以後維持在這水平，那麼這動作對GDP 有多大的影響？例如會不會把GDP 的長期平均增長率也從《報告》的3.1％增加兩個百分點到5.1％？答案是幾乎絕無可能，只要小心計算一下(計算並不簡單)，便知要做到這點，教育的成本效益必須高得遠離實際：每投入1 元成本，要拿回超過10元效益才成。我崇尚教育，但不能如此誇大其效益。
為何不發展銀髮市場？
類似的計算可用於其他項目，例如有人提醒我們可發展銀髮市場等等，但在數額上，此等提議都難成大器。《報告》中有個結果很重要，我們雖無水晶球確切知道將來的情況，但卻可算出，若過去的開支增長形勢不變，香港GDP
的增長率要幾十年內維持在5.4％才能避免結構性財赤。我遇到的每一個經濟學家都知道這是幾乎不可能的任務。
有一種意見認為長壽或人口老化對經濟也會有正面影響，因為它會提供誘因，使人更肯投資在自己及子女的教育之上或增加儲蓄等等，從而推高GDP
的增長。我是這套理論的原創人之一，1991
年我在《政治經濟學報》（JPE）及以後的一些論文有研究過壽命與經濟的種種複雜關係。
這裏可提到其中一個結果：年輕人死亡率下降， 健康改善， 的確對刺激投資有用，但長者更長壽的效果卻是好壞參半，對經濟增長無甚正面作用，原因是他們的消費大於生產，總會為經濟帶來壓力。
財赤根本不足為患？
也有一種很有趣、但只是部分正確的意見認為，政府多用錢（或少用錢）對形勢並無重大影響，因為大家都知道如此一來政府將來便要加稅，人民會懂得積穀防饑，現在先多把錢儲起，以備將來政府加稅時，自己或自己的後代仍有錢維持消費。此種理論是李嘉圖等同（Ricardian
Equivalence）的一種應用，但香港欠缺它所需的條件：香港年達四十五歲的女性有38％沒有子女，她們（或她們的家人）不用考慮下一代是否須要承擔更高的稅率，對她們來說，現在政府大幅開支是好事，他們是受益人， 稅可能要幾十年後才加，這是經濟學中的道德風險在起作用。
這帶來另一項問題，有些樂觀的評論人認為可能出現的財赤根本不足為患，因為若一旦有結構性財赤的跡象，政府自會把關，到時才把開支打下去或增加稅收也不遲。我天生樂觀，但對此卻不敢茍同。日本二十多年前政府收入佔GDP
三成，開支也是GDP三成，收支大致平衡。
現在收入仍是GDP
三成，開支卻已增至四成，赤字嚴重。
由此可見，赤字出現後不見得政府能有力壓減開支，至於稅率，也會因大家反對而不能增加，政府惟有靠借債度日。 現在日本一個小孩出生， 因政府欠債達GDP
240％，所以等於這小孩要負上二點四年總收入的巨債。還不起本金嗎？無限期還利息也可以， 但壓力一樣沉重。歐洲等多個人口老化的國家也是欠下巨債，問題相若。香港憑什麼這樣有把握？
新加坡政策適合香港？
我曾說過，我希望這份《報告》是一個「自我擊敗的預言」，但要擊敗它，必須面對問題多管齊下才能有效。《報告》的推論也絕非是一個不可驗證的假說，若不未雨綢繆，必定出事，但若多管齊下，則有機會化解將來的危機。
至於用新加坡等例子，說別人有超過5％的增長率，為什麼香港不能？這只能視作為麻痹自己思維的豪言壯語。新加坡經濟效率的進步速度，低於《報告》中對香港的假設，新加坡的增長，是靠冠絕世界超高的儲蓄及投資率，若我們強要港人的儲蓄率從現在佔GDP
的四分之一提升至如新加坡一樣的GDP
一半，港人肯嗎？別處能做的，香港不一定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