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中」使普選更難出現 (雷鼎鳴)

「佔中」的鼓吹者一直自稱他們的目的是要真普選。我們暫不論近日公然違法及藐視法庭禁令的行徑如何在侵蝕法治，從而動搖民主制度的根基，在此先分析一下「佔中」對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及2017年行政長官的選舉有何影響。

警方因為尚未大力執法，佔中者不用坐牢，違法活動的機會成本很低，所以參與的人數也頗為眾多。但這與已經在「反佔中」簽名的過百萬人數相比，仍有很大距離。


年齡分界限 40歲上下取態不同

支持或反對「佔中」，的確在不同年齡群有不同比例，我在港期間，常有各種與朋友相聚的飯局，就我觀察，雖然大家都珍惜數十年的友誼，盡量避免爭吵到面紅耳赤，但各人的觀點立場也大多清楚。與我有來往的人，大都是香港學歷最高或社會工作經驗最豐富的一群，大約每十人中，便有一兩人支持佔中，其他的都反對，而且雙方意見都頗為強烈。

我們不用辯論誰對誰錯，但卻可斷言，憤怒會使投票率增加，2016年及2017年（如果有普選的話），投票人數會很可能大幅上揚。我們也不難觀察到，40歲以上的人士反佔中的居多，40歲以下的則未必如此。

香港18歲以上的人口中，約63％在40歲或以上，37％是40歲或以下。據說註冊選民中，有七成是40歲以上，但因註冊人數將來可能有大改變，我還是喜歡根據整體人口的年齡群去預測將來選舉結果。

從上述的人口數字可知，支持佔中的政客很可能在2016年的選舉中失票，泛民能當議員的整體人數會有萎縮。


普選制度下 反對派利益受衝擊

不過，最大的損失者應是一直態度不清，不敢舉起旗幟表明立場的政黨，搞激的政客因能討好一批新出現的激進分子，所以能進立法會的人或稍有增加。

行政長官能否有普選？我是希望能成功的，但形勢並不樂觀，這是因為有超過三分一的議員很有機會並不喜歡有普選，所以不會支持政改。為甚麼這些人口頭上說要真普選，但其實心底裏不會支持？這是因為若有普選，他們的利益會受到很大的衝擊。

在比例代表制下，一個參選人得票兩、三萬便隨時可做議員，但若有競爭性普選的話，選出來的特首候選人等閒可得二百萬票以上。香港的政治體制或設計本來是以行政主導為核心，但近年政府弱勢，無法應付立法會的權術活動，香港的施政便難以有所作為，一大堆社會民生問題無法解決。

倘若特首手上有票，二百萬對兩萬票，其民意授權便又再清楚無誤，行政主導才能恢復。


行政弱勢 民生施政難有作為

這對不少反對派政客來說，可能是一場噩夢，單是靠反對政府的行政主導，為反而反，很可能會失去更多的支持。倘若選出的行政長官與反對派是同聲同氣的（這個可能性很低），他們或許感到情況好一點，但因為行政長官一定要滿足「中央認可」及「港人認可」兩個必要條件，反對派政客與當選的行政長官是同路人的機會根本不大，反對派亦應深明此點。剩下來的行動當然便是用各種藉口阻撓競爭性普選的出現。

泛民政客中也許是有真心期盼普選的人物，但政治講究利益，2017年沒有普選，則不少政客便能再混下去一段時間，有普選則遊戲規則大變，你要他們如何取捨？

由此可知，2017年出現普選的機會並不大。「佔中」正好給這些政客一個藉口不支持政改，從而扼殺香港的普選。但愿我是錯的。

 

(HKEJ    2014-10-31)

 

貧富不均、認命與抗命 (雷鼎鳴)

香港社會近年較前動盪，究其原因，是社會中有好些深層次矛盾尚未化解。矛盾之一是貧富差距巨大，而且近年的社會向上流動性似有減弱。不論事實上這是真是假，只要社會很多人相信便夠了。他們若相信，又感到自己在社會階梯上難以晉升，沒有不滿才怪。

 

  對這類問題我只會用數據說話。香港的基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的確很高，據2011 年人口普查的數據，住戶（不是個人）收入的基尼系數，若不作任何調整，高達0.537。不過，調整是必須的，否則便有誤導性。有些住戶只有一人，有些則有多位成員，把每一戶都一視同仁，收入都等量齊觀，豈會沒有問題？有近半港人住公屋居屋，有比其他人更多的福利，計算收入時，也應把這些福利補貼考慮在內；也有些住戶成員都是已退休人士，他們沒有收入，但不一定貧窮。

 

  貧富懸殊 並無惡化

 

  政府統計處2012 年公布了一份報告，對基尼系數作出了一些調整，他們發現，若扣除了沒有經濟活動的住戶（主要是退休長者）及計算及住戶所要負擔的稅及所得到的福利後，2001年的基尼系數是0.436，2011 年則不但沒有上升，還跌至0.430，反映香港的貧富懸殊嚴重，但並無惡化。用其他方法作調整，大致也可得到接近的結論。

 

  至於社會流動性，我過去也曾用不同方法量度，近年比起九十年代，上流性是慢了，其原因很簡單，香港的經濟增長早已大幅放緩。從1997 至2013 年，人均名義GDP 只是上升了39.5%，同一時期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上升了14%（我不用GDP平減物價指數而用CPI，因為這更貼近人民生活所面對的物價），這等於在這段時間內在扣除通脹後人均實質GDP平均每年只增長1.27%。在如此慢的經濟增長下，很多人的生活都難以改善，甚至會有下降（CPI尚未包含樓價升幅）趨勢，社會又哪有多少新的機會可以湧現出來，供人民往上流動？

 

  在港英年代，香港的基尼系數其實與今天相若，貧富懸殊一樣嚴重，但為什麼怨氣又似不及今天？我們要注意，當時香港仍處經濟較高增長期，起碼人均名義GDP平均每年以超過10%的速度上升，人民容易感覺良好。這有如騎一輛自行車，速度快車便不會傾側，慢則跌倒。

 

  九十年代與今天都是貧富懸殊，本應都出事，但當年人民可以企盼收入低時總也會有盡頭，因為上升的機會不少也！若要自行車不傾側，有兩種方法，一是車跑得快，二是騎車者雙腳踏地把車平衡。同樣道理，要人民沒有怨氣，一是經濟增長快，那麼貧富不均問題便不大，二是收入分配均勻，就算經濟停滯，大家均貧，也無法怨懟。

 

  要化解貧富不均帶來的怨氣，想方設法推動經濟增長是一種合理方法，但經濟增長不是要推高便推高到，另一方向是研究如何減少不均。這便需要我們更深入了解收入不均的原因。這方面的理論如恒河沙數，這裏只談三套我認為值得注意的。

 

  【理論一】

 

  第一套是近月甚受重視的皮凱提在《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所提到的理論（我6月16日在本報指出，不應譯作「資本」，而應譯作「財富」，但中信出版社的中文譯本從俗，已把它譯作「資本」）。皮凱提力證投資回報率r高於經濟增長率g，這意味擁有資本的人，財富與收入長遠都可跑贏提供勞動力的人，從而拉闊貧富差距。

 

  若此說正確，要多些窮人脫貧的方法便是多鼓勵及幫助他們儲蓄投資（例如用香港強制金的辦法）從而得享高回報。不要說窮人不能提高儲蓄率，港人過去比今天的貧窮，世上亦有不少比香港窮得多的地方一樣有很多人願意節衣縮食保持高儲蓄，問題的關鍵在他們有無誘因去儲蓄，而主要的誘因是投資有無高回報。皮凱提認為大財團或大基金才有高回報，此種觀點並不完全正確，以皮凱提所引用的數據看來，連哈佛大學基金著名的高回報，在扣除通脹後，還稍遜恒生指數成分股的回報（見6月16日本報拙作）。

 

  由此觀之，政府要做的是怎樣使到資金市場效率更高，收費減少，資訊更發達，使到肯承受不過分風險的普通小股民也能積累財富。

 

  【理論二】

 

  第二套是人力資本理論。 在經濟學所有的理論中，被定量驗證得最多的便是「入息函數」（earnings function），它是閔沙（Jacob Mincer）所創，找出入息與教育程度、工作經驗及其他因素之間的關係的一條方程式。我估計基於世界各地不同的數據而估算過的入息函數，總會有萬次以上（我與我的學生過去也用香港人口普查的數據做過幾十次不同的估算），所得的結果幾乎完全一致：教育程度與工作經驗對一個人的入息有極顯著的正面作用。個別特別聰明、特別幸運、非常努力的人但沒有讀過多少書的，也有不少可以成為巨富，但平均而言，通過教育及工作經驗積累到的人力資本，還是有決定性的作用。

 

  收入分布是否平均，很大程度取決於人民受教育的量和質的分布是否平均。在政策層面上，港府若要減低貧富懸殊，多投資在教育（現時教育投資佔GDP的比例，香港是發達經濟體中最低的地方之一），並且大力發展在職培訓。在個人的層面上，誰想改善未來的收入，便應更積極投資在自己身上，多吸納各種知識技能。

 

  【理論三】

 

  上述兩套說法，很多人都會十分熟悉，但近年經濟學界中出現了另一套關於貧富差距的論述，卻使我頗感訝異。沿著這套思路的論文不少，我在此只以勃達曼（Louis Putterman）與威爾（David Weil）2010年的一篇論文作代表。

 

  這兩位仁兄發現，今天不同國家地區的經濟發展與收入分配其實跟1500 年我們的老祖宗有密切關係。他們首先量度了在1500年時，不同國家的經濟（用當時已進入農耕社會有多少年作準則）與政治（是否早已有跨部落的國家機器出現）的發展程度。他們的第一個發現，是1500 年時某國的經濟或政治發展水平愈高，今天該國的人均收入便愈可能更高。第二個發現是，自1500年以來，全球有多次的民族大遷移（例如移民到美洲）。今天的國家，若有更高比例的祖宗來自1500 年時較發達的地區，那麼今天這些國家的人民收入便較高。第三個發現是，一個國家人民的祖先來源若更多元化（即在1500年前屬於很多不同類型的國家），那麼今天該國的人民收入會受到正面影響。第四，我們的祖先若來自更多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今天我們的收入分布便愈不平均。

 

  不同特性 影響後代

 

  這篇論文的結論是基於大量歷史及今天的數據而獲得，但論文並無提供詳細的理論去解釋這些發現。不過，他們也有提出一些合理的猜測，從相對先進的國家移民到其他地方的老祖宗，他們一般也會把較先進的人力資本與管治及生產經驗帶到別處，從而影響他們落腳之地的經濟，只是我們不一定想得到，這些影響可以維持這麼長的時間，歷久不衰。

 

  但這些發現也稍帶上「宿命論」的意味，我們今天收入的高低或貧富差距，豈非受到五百年前的情況所影響？一個國家的「命運」是否早已被安排？

 

  我們不用否定別人用嚴謹數據找出來的事實，但我們也不用就此「認命」。香港本來便是一個移民城市，祖先是原居民的只佔極低比例，大部分港人兩三代以前的祖宗都不在香港出生，不同年代來港的，可能帶著不同的性格、工作態度與價值觀，有些是敢於冒險進取的，有些肯勤奮工作，有些也以領取福利為權利。這些不同的特性，可能對他們孕育的後代有不同的影響， 從而也造成收入的不同。但我們既然知道祖宗或家庭影響著我們的命運，是否便不能「抗命」？這裏所說的「抗命」，不是指違抗命令，而是指抗拒命運，自己積極地為自己命運作安排。

 

  多個星期前在網上聽到一個出身基層的內地女孩在演講比賽中的演說。這位現時是北大研究生的女孩說，根據資料，大約每六至七名像她這般出身的人才有一人可以打破障礙，在社會中上升到新的階梯，但她認為這絕不應成為接受命運不思進取的藉口。若不努力，永不會成功；若不放棄，起碼有成功的機會。她是很有見地的人，我十分讚賞她的不「認命」的精神。

 

  競爭能力 必須提高

 

  抗拒命運的精神雖然可貴，我們總也要搞清楚自己所做的是否必會徒勞無功，甚至因走錯路或方法不對而使自己離開目標更遠。在香港，我們若不對將來可能出現的沉淪認命的話，在經濟及政治上都應冷靜地選對道路。克林頓競選總統時靠這句口號勝出：「笨蛋，這是經濟！」很多政治上的問題源自經濟，港人為了自己應重建以知識與能力為基礎的競爭力，過度花費時間在一些自我中心的政治爭拗上有害無益。沒有大量有競爭力的港人，香港的經濟便上不去，社會流動只會更減慢，貧富不均也無從化解。

 

  在政治上， 爭取一人一票的特首普選是對的，我過去在本報已多次對此有論述，今天的立法會已成為多種小圈子利益集團的競逐之地，多數港人已不再對它存厚望。行政長官若是有一兩百萬以上的票選出，便有民意授權，可重振行政主導的地位，若不如此，任由香港泛政治化，無人敢做實事，香港的發展及化解貧富差距的努力，都不會有什麼實質效果。

 

  但可惜，香港不少政客口講民主普選，但卻總要附加上一些不切實際的條件才自稱是所謂的「真普選」，他們很可能是葉公好龍之輩，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並不符合這些人的政治利益。

 

 

(HKEJ    2014-10-28)

可否將佔中損失限在11000億？ ((雷鼎鳴)

我是一個對數字很敏感的人，心算速度雖不一定比得上數十年前考升中試時這麼快，但比常人是快得多的。這是小學雞的「本領」，沒有甚麼值得驕傲，但我另有一樣中學雞級數的「本領」卻是頗為有用，使我在辯論中往往使得對手啞口無言，這便是對有用的數據記憶力很強，隨口都可正確地運用一些數據去說明自己的觀點。這本來也只是微末之技，但我常發現，大多數人以為自己已了解事物時，其實都心中無數，以致有很差勁的判斷。我常常告誡學生數字不是一切，但不可不懂，若要懂的話，便要對每一個重要數據從多角度思考比較，明白了其含義後，自然而然便會記得住而且懂得應用。這裏以佔中所引致的經濟損失這一例子說明，不少人對數字的認知缺乏深度，太受先驗的成見所影響。


失內地支持 長遠經濟打擊大

去年我用多種方法估算過，倘若佔中能成功癱瘓中環的話，每日的直接即時損失（不包括長遠損失）每天高達16億元。這個數字被引用了千百次，甚至被某些團體寫在傳單上派發，這倒是我始料不及之事。16億是大是小？這便看要從那個角度看。對於受害者來說，這是很大的數字，但對於整體香港來說這便小得很。用另一角度看，16億的損失等於恒指跌約1.6點。前者是實質的損失，後者是帳面損失，二者並不完全相同，但它們的分別只是技術性的，無關宏旨。我們若是說佔中每天的直接損失是1.6點恒指，佔中的支持者可能立時變得十分高興，但若說是16億，他們又會搜索枯腸地找理由反對。但兩個數字都是等同的。要注意現在佔領的不是中環，上述估算便不再適用。

從更深層次的角度看現在佔領運動所帶來的損失，我們自然不應只着眼於商戶或市民已經要付出的代價（雖然這些也是很重要的）。不少傳媒問我此問題時，他們更感興趣的是佔領運動長遠地會為香港經濟帶來甚麼影響？香港的經濟前景會否因此「轉勢」？

從理論的角度而言，佔領運動的影響人言人殊，我倒是看不出它對經濟有甚麼好處，本欄的讀者相信不少都會同意我這點。我們倒是要擔心，中港關係是否變差，香港會被中央視為負債，我們也不易找出一些超級推銷員，成功說服中央多給予香港各種優惠政策，或更倚靠香港這一金融中心、航運中心等。要知道，這些生意，都是不少其他省市所要爭取的，不一定要給予香港。倘若香港失去了中央的信任，對經濟的打擊便絕非每天十餘億這麼簡單了，未來數十年的經濟都會受此影響。

影響有多大？我們凡事都應心中有數。香港政府今年曾估計未來三十年香港GDP的平均年增長率是2.8％。我們姑且認為香港經濟會受到佔領運動的影響而「轉勢」，但我們不妨「樂觀」地假設這個勢轉得不大，經濟的長期平均增長率只下跌0.1％，亦即由2.8％下降至2.7％。有些人可能會視0.1％為很小，有些人會接受這幅度，但認為0.1％是太大的我相信不多。我們知道今年香港GDP大約2萬2千億，假若以後的實質增長從2.8％跌至2.7％，那麼在30年內的總實質損失是多大？


GDP損失會每年累積

未計算之前，我們要知道這種損失是會累積的。明年的GDP便會比原有的低0.1％，後年的又會比沒有佔中低0.2％，如此類推。但將來損失的財富不等於今天的財富，要打個折扣，我假設實質折現率是2％。懂得作這種計算的專業人士大可自行用excel算一算，30年年累積的損失是11,572億元！我們若認為「轉勢」的效果不是0.1％這麼低，而是0.5％，那麼30年內的總損失折現值便是55,706億了！0.1％是個小數字，但按照經濟增長理論的正規方法計算，便變成1.1萬億元以上的「天文數字」了，但它們其實基本上是等同的。

香港的股市也厲害，從9月3日到9月30日，恒指跌了9.4％，遠超同期歐美跌幅(同期道瓊斯指數只下降了0.2%)，帳面財富蒸發了近2萬4千億元。此種下跌有部分是因佔中的預期，有部分是其他因素，但正如我在本欄曾說明過的，我只用保守的算法，把上市公司的損失看成是3,500億。這估計與經濟總損失11,000億並無衝突。至於這0.1％的「轉勢」是樂觀還是悲觀，則見仁見智。我研究經濟增長多年，見慣大數字，所以認為這是樂觀的，但要記着，這是未來才會體現的實質損失（但今天股票的帳面價是受未來利潤決定的），我們並非無希望減低損失。早點退場，互相對話，促進互信，可把損失減少。

(Sky Post   2014-10-24)

 

中國成為第一經濟體後香港的處境 (雷鼎鳴)

今年4月世界銀行公布，以經過物價數據更新後的購買力平價計算，今年中國的GDP便要超越美國，取代後者自1872年開始保持的世界最大經濟體地位；IMF的看法也接近。這是歷史性的大事，不但使國際關係進入一個新階段，對中國對香港也影響深遠，我們有必要搞清其意義。

 

從較謹慎的角度看，中國的GDP 超越美國雖已是鐵板釘釘的事實，但這頂多也只是說明中國有了一項重要的單項冠軍，卻絕非十項全能。以官方匯率計算GDP，再加上人民幣的預期升值，中國可能要多等8年左右，才能再下一城，GDP無可爭議地高過美國。當然，按人均收入，美國未來30多年都是大有可能一直領先的，美國的科技、軍事及軟實力仍非中國能望其項背。

 

「入世」增10年改革紅利

 

雖則如此，自1978年到今年，中國人均實質GDP上升了19 倍，實質總GDP 也上升了29 倍，這是人數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長期高增長，也著實帶來了一些過去很多人想也不敢想的變化。按世界銀行的標準， 2002年以前中國是低收入國家，2002至2010年，中國變成下中等收入國，2010進入上中等收入國階段，以現在走勢看來，到了2020 年很可能可升到高收入國行列，這是二戰後南韓、台灣以外，世上第三個從低收入，提升至高收入的經濟體，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困不住她。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伏格爾（Robert Fogel）曾預言，到了2040年，以購買力平價算，中國GDP大約會是美國的3倍，此預言或許會接近真實。

 

但上述種種關於未來的圖像若要變得更有說服力，我們需要提出更仔細的論據，絕不應盲目唱好。要知未來，便必要先懂過去成功及失敗的經驗。我在科大的舊同事、現在北京大學的林毅夫教授，最近為他1994年出版、譯成多國文字的暢銷巨著《中國的奇跡》20周年重版寫了篇近2.4萬字的「序」，對中國的改革經驗有很好的總結，讀者可到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的網站自行找來一讀。

 

文中說出，他們寫此書的出發點之一是，因為世銀在1993年出了本叫《亞洲的奇跡》的書，分析四小龍、日本、泰國、印尼及馬來西亞的經驗，唯獨對已經連續15年取得平均9.7% 增長的中國視而不見；蓋其原因，是因為世銀的團隊當時根本不懂中國及不相信中國的發展可持續下去。

 

此事帶來我的一些回憶。在1992年《亞洲的奇跡》仍在準備階段時，我們有同事在中環的文華酒店碰到該書的顧問、後來取得諾貝爾獎的史蒂格列茲（Joseph Stiglitz），立刻把他邀來科大的工作坊宣讀論文。當時史氏來港原來名義上是為該書找資料， 但我看他的渡假心情似乎較大，在工作坊中所宣讀的論文頗有漏洞，被人問得啞口無言，與平時的他相比大為失準。

 

西方當時看淡中國的主要原因是，中國正在實行「雙軌制」，在農村讓家庭承包取代集體經營，在工業及服務業上讓小企者在自由市場中創業，但同時又以價格及其他資源配置機制，補貼舊有競爭力低下的國企，使它們不致大規模倒閉、製造失業。

 

此種「雙軌制」不同於當年東歐及前蘇聯所實行一步到位的「震盪治療」，但在過程中， 中國的價格及市場都有出現大量被扭曲的現象，對經濟也帶來不少破壞。但實踐下來，東歐諸國經濟瀕臨崩潰，人民收入大幅下降，雖則民主制度較前發展，但在2006年歐洲發展與建設銀行及世界銀行聯合搞的調查中，仍發現蒙古加上東歐29國的人民，其中70%認為生活比前更差。反觀中國，GDP繼續每7至8年左右便翻一番。在1994年，林與他的朋友便預測在2015年中國經濟規模便要超越美國，如今竟是提早一年便應驗了，這比起那些年年都在說中國經濟在當年便要崩潰之人，準確了不知多少倍！我不會妄自菲薄，20年前我在本報寫文章，也以相近的樂觀程度預測中國經濟。

 

「雙軌制」的確會帶來不少扭曲市場及不公平的困擾，但它卻能維持社會穩定、沒有高失業率的環境，讓其他的改革能順利進行，雖則有這些困擾，中國經濟在不同的階段仍有巨大的動力使她一直向前，沒有犯上致命的大錯。簡而言之，我認為在80年代中國有兩個成功要素，一是終於學懂利用她的相對優勢，不強行搞資本密集的重工業，改為搞適合她的勞動密集輕工業，終使珠三角等地成為世界工廠；二是文革雖然造成浩劫，但事物總有兩面，它也打散了逐漸成形的各種利益集團， 致使鄧小平推行一些過去被視作匪夷所思的改革時，阻力沒那麼大（見上周本報筆者文章關於奧遜理論的部分）。在90年代初，雖有「六四」一度短暫地減慢了中國經濟，但鄧小平的南巡為深化改革開了綠燈，人民創富的動力又得以發揮。在本世紀開始後，又因中國為要加入世貿（WTO）而作出了不少重要改革，這又多帶來10年的改革紅利。

 

高比例投資率符合經濟規律

 

若是從另一角度看，中國過去經濟的成功有賴於幾種事實：

 

（一）中國本來根本不懂經濟發展的理論，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市場經濟，更無理論可指導，但她卻用設立特區作試驗場，摸著石頭過河的實證方法去尋找適合自己的政策，這是避開脫離實際致犯錯誤的重要取向，不可低估其效用。

 

（二）中國具強而有力有見識能夠一錘定音的領導人物，鄧小平、趙紫陽、朱鎔基等都是搞經濟的高手。

 

（三）中國有優秀的人民，他們肯勤奮地追回過去損失掉的時間；肯冒險，湧現了大批企業家；肯為子女犧牲，大量地投資在他們的教育上。

 

伏格爾看好中國，相當程度是因為最後一點。但上述都是過去式的，將來成功能否繼續下去？這涉及兩個問題，一是中國的增長潛力有多大、以及潛力能發揮的程度。

 

去年10 月，中文大學50 周年校慶搞了一個大型研討會，主題是「話說天下大勢」，我濫竽充數是講者之一，為此我作了好些功課，定量估算中國增長的動力，以解答這兩個問題。我推算出從2000 至2011年，中國GDP 的實質年增長率是10.37%，其中勞動力增長對GDP 增長的貢獻只有1.8%，但資本的貢獻是68.3%，生產效率（即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是29.8%。由此可知，中國的增長主要靠她的近GDP 五成的高儲蓄及投資所推動，但我們卻更不要低估生產效率進步所帶來的作用。

 

這裏涉及一些問題。中國超過GDP 47%的投資率是否合理？高投資等於把較多的資源拿走，今天人民的消費會因而減少，但投資若正確的話，可帶來回報，提高將來的消費。所以，投資率的高低是決定今天還是將來消費高的選擇。經濟學中有所謂「消費黃金準則」的標準，界定哪一種投資率最合適，標準是要看是否把一生人的總消費折現值達到最高。我意外地發現，在過去十餘年間，在中國生產效率以每年2.8%左右速度的進步下，投資的黃金比例應是GDP的49%左右，這便說明了中國的高比例投資其實符合經濟規律。我也難免佩服諾獎得主普雷斯蓋特（Ed Prescott）數年前在上海被問到中國投資率是否過高時所給的答案：「並未過高」。但我們也要注意，若生產效率進一步減慢，最佳的投資比率也會應聲下降，既然投資了也因效率進步不快，而得不到足夠高的回報，不如便減少投資。

 

「雙軌制」完成歷史任務

 

據我的計算，中國的增長潛力仍十分可觀。倘若生產效率能以2000至2011年間的速度進步，而投資比率又保持在GDP 的48% 的水平，那麼，到了2042年，到時的實質GDP 會是2013年的12倍左右。但在最壞的情況下，生產效率毫無進步完全停滯（這是不可能之事），投資比率則從48%開始，每年下降0.5個百分點，那麼，到了2042 年，實質GDP 仍會是2013年的2.7 倍，平均年增長率3.5%，仍遠勝香港政府預測，香港將來30年平均2.8%的增長率。

 

強勁增長的潛力既然存在，剩下來的問題便是這潛力能否發揮。要做到此點，關鍵是生產效率能否有不錯的增長，有的話，人民或政府便有更大誘因投資。中國是世界上少有的政府可決定未來GDP增長率應該訂在哪一點的國家，中國政府坐擁大量儲備及每年新生的資本，欠債亦低，要推高當年經濟的賬面增長率，就算花錢聘人在地上打洞後再填平，當年的GDP仍會提高，失業率亦下降。實際上，中國也不需要做此無聊浪費之事，因為符合成本效益的投資項目仍多得很。中國的人均資本額比美國仍是低了數倍，不能說社會中的資本量已飽和。基本建設、房屋、南水北調、環保、醫療健康等等各個領域，大量可改善人民生活的項目仍有待投資，報酬遞減率影響不大，仍可被生產效率的進步所抵銷掉。

 

但是要生產效率繼續進步，制度上的改革現在卻顯得重要。李克強說要利用「改革紅利」，這是指什麼？我十分同意林毅夫所言，現在是要改動「雙軌制」的時候了。「雙軌制」的歷史任務已完成，現在仍存在的國企及大企業受到的補貼，便應該停止。2009年4萬億元的刺激經濟計劃造成大量後遺症，沒有效率的國企廉價地得到對它們無用的資金，竟變成高利貸以高息貸款予中小企圖利。取消對它們的各種優惠補貼不但可使市場沒有這麼扭曲，大家公平競爭，而且現在中國已是資金較前充裕得多的國家，以前沒有相對優勢的重工業，現在也自然而然地有了優勢（汽車工業便是一例）。

 

香港的好消息與壞消息

 

更加重要的是，補貼國企與大企業所造成的國進民退，會加劇貧富懸殊及製造貪污。在完全競爭的自由市場中，貪污根本沒有存在空間，現在則可大家坐地分肥，爭取更多的補貼及如何分配這些補貼，變成是貪款的來源。習李上台後要打貪，這是在人事上要掃除阻礙改革「雙軌制」所會遇上的困難而進行的舉措。倘若成功，這引發出來的改革紅利起碼可再推動中國的高增長10年。今年及明年，我相信GDP增長率會被控制在7%至7.5%，若要GDP增長更高，便需更多的投資，在改革國企期間，這不一定是好的做法。

 

在未來的一、二年，中國的增長率不一定會很高，但我相信中央政府會保住7%的心理關口，而且有實力這樣做。除非出現改變或戰爭，未來的高增長之勢仍是不可逆轉。

 

對港人而言，這是好消息也是壞消息。假如港人懂得利用這沛然不可擋的發展之勢，以香港的地理優勢，本可佔盡先機。但壞消息是香港的相對重要性必定下降，搞得不好的話，隨時變成中國境內的一個二流城市，被上海北京深圳等超過。我在北京所見，近日「佔中」亂局，內地已慢慢失去興趣，在內地人眼中甚至成為民主的反面教材。港人有必要對自己的重要性正在急速下降有清楚認知，從而作出調整，這或許可減慢香港「威尼斯化」的速度。

 

(HKEJ   2014-10-21)

佔中會帶來民主與經濟增長嗎？ (雷鼎鳴)

上周知名財經評論人丘亦生先生發表了一篇大作，內有兩個核心觀點：一是今次佔中有機會為港爭得民主，值得一博；二是民主可帶來可觀經濟利益。兩個觀點加起來，便意味着佔中可為港帶來實質經濟效益。丘先生下筆時取態理性，與理屈時惟有訴諸於謾罵之輩不可同日而語，在今天的香港，這是可貴的，但可惜他兩個觀點都經不起推敲。

佔中會否使民主早日在港實施？我看剛好相反，因為它破壞了三個在港推行民主的必要條件。第一個條件是法治。佔中者認為法治是以法達義，這點我無異議。但甚麼是「義」？每個年代、每個國家的不同人等對義都有不同理解，但法治之為物，正是在通過擁有不同意見的人爭論後大家得到妥協而把法律條文訂下，大家從此遵守，以免爭拗無止境的繼續下去，增加社會的成本，就以英語世界中憲法的老祖宗1215年頒布的「大憲章」（Magna Carta）為例，它一方面限制英皇約翰的皇權，但同時又要各貴族宣誓效忠皇室。


法治制度就是妥協的結果

這是一個妥協的結果，但我們今天還會以效忠皇室為義之所在嗎？另一例子，佔中者不少以引入「公民提名」為必要之義，但根據佔中者在舉辦第二次商討日所發放的資料，在世界上有總統制的國家中，只有八個是有「公民提名」的成分。這八個國家是：幾內亞比紹、馬里、加納、贊比亞、安哥拉、塔吉克，及曾經經歷過軍權獨裁政府的南韓與智利。這些國家大都是一等一的窮國，政變頻繁、貪污嚴重、走私販毒聞名於世，港人大多連它們的地理位置也不搞不清，真的要以它們為師，把「公民提名」視為義之所在嗎？

現在佔中者顯然有大量違法行為，而違法（除違反天怒人怨的惡法外，但香港無此情況）能符合法治精神嗎？守法的確不等同法治，它是法治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懂點邏輯的人都知道，違反了守法這一法治的必要條件便不可能是尊重法治精神了。佔中者既然在違法，這也就在破壞民主的基石。現在有人把不服從執法說成是年輕人的「覺醒」，這是毒害人心的思想，不能不喝醒之。

第二個條件是社會是否撕裂。我四年多前已寫過一系列文章指出社會對立分化，必會使民主政制不能有效運作。我不幸言中，今天社會分化已成，我自己見過，也聽朋友說過，不但夫妻二人因政見不同而反目，在聖經研討班中雙方要撕破臉皮，在功夫班中幾乎大打出手，醫生間也面紅耳赤（希望不會涉及與病人關係），相識數十載的朋友都要unfriend。港人是否病了？

這使我們更明白當年文革為何會出現這麼多現在看起來十分可笑的舉措。佔中對這些破壞民主的現象，有不能推卸的責任。


國情不同 政治制度難複製

第三個條件是中央政府會否加快香港民主的進程。我今學期在北大訪問，與一些名重學林的學者交流，他們對中央的思維熟悉，都認為今次事件肯定對港不好。2017若實施不了普選，民主普選特首將遙遙無期，但我相信這是部分政客所希冀的，普選出特首對他們不利，世上葉公好龍之輩甚多。現在看來，從中央的眼中視之，香港這一民主試驗特區，會出現亂局，不能作為典範，連中國的民主步伐也許要減慢。

就算有民主，對經濟增長是否有利？我研究經濟增長29年，對相關文獻算是熟悉。這方面的理論與實證研究結果頗有爭議，例如哈佛的巴羅早有發現，在落後國家增加自由與民主，抵制獨裁，對經濟有利，但在發達國家，情況卻相反，所以他下了結論，民主不能導致經濟增長。我最近讀到北大發表的一篇用165個國家的面板數據所得的研究，也是發現民主不利經濟增長。

丘亦生引用了經濟學名家阿塞莫古（Daron Acemoglu）與4位友人合寫的報告，他們也是用面板數據，卻得到民主制度在30年左右的時間總共可使人均GDP提升20％。我對民主能否提高經濟增長，態度中立，但以方法學而論，這個報告卻有問題。他們所用的185個國家中，不論人口多少，在數據分析過程中的地位都是相同的，一個人口只有幾萬，與人口過十億內有眾多省市的國家被一視同仁看待，結果便容易有誤導性。這便把近年出現的一大堆反例帶來的信息給抹殺掉。中國人口最多但並不民主，經濟表現最好。俄羅斯在葉利欽行民主的年代經濟崩潰，要不民主的普京才挽回局面。印度與印尼都是人口眾多的民主大國，經濟卻比不上中國的發展速度。「阿拉伯之春」以民主為目標，結局如何，大家知道。若阿塞莫古的回歸分析法把數據按照人口多少而按比例調整，結果便會大為不同，現在已把重要的反例忽視了。

(Sky Post   2014-10-17)

劣質民主與優質民主

學生說要爭取民主，又認為香港要有「真普選」。爭取民主是對的，但我們總應接著問下去：民主可為香港帶來什麼？什麼形式的民主最合適？如何可建設優質民主，避免劣質民主？

 

我一向認為民主可以是個好東西，它最大的功能是使權力轉移比較合理，不受歡迎的政客有較大機會（但並不必然）被趕下台，競選元首者要宣示中間選民所接受的政策路線才可增加當選機會，這對社會的穩定性大有幫助。但我也多次撰文指出，投票選舉所得的結果，無論其機制是多麼民主，也不一定能反映真正的民意，中間的權謀策略充斥。至於民主對經濟民生有何影響，效果是正是負，更是爭議極大的論題。

 

西方知識分子及政客過去一般相信民主可造福經濟，香港也有不少人持此觀點，他們常引用一現象，便是發達富有的國家多數使用民主制，足證民主能促進繁榮云云；此論點的問題是搞亂了因果關係，別人可以說，富裕的人民因經濟獨立，所以喜歡話事權，不願意受人擺布，因而支持民主，這是富裕引致了民主，而不是民主帶來了富裕。若要真正檢驗民主能否推動經濟，我們要看的主要應是民主國家的長期經濟增長速度，在扣除其餘因素後，是否較其他國家為高？

 

民主有利經濟多反例

 

近年民主可促進經濟這一問題大受質疑，原因是有不少重要的反例不斷出現，從前四小龍增長都極為迅速之時，她們卻沒有一個是有民主的。台灣在老蔣小蔣掌權時，是威權統治；南韓80年代中之前政府頗獨裁；新加坡經濟上很自由，但不算民主；香港在港英年代只有市政局是有選舉的。現在最大的反例是中國，30多年來，中國經濟增長傲視世界、傲視歷史，但中國難以說成是西方眼中的民主國家。

 

反觀印度及印尼，它們都是人口眾多的大國，經濟表現卻遠遜中國；近年「阿拉伯之春」本來以爭取民主為目的，但事後發展卻完全走了樣，經濟更加低迷；俄羅斯在葉利欽年代也搞民主，結果國力崩頹，要靠強人普京上台才扭轉到局面，而普京在西方民主人士眼中，並不是什麼好果子。

 

隨便一說，也有這麼多反例，這便難怪哈佛的宏觀經濟大師巴羅（Robert Barro）十多年前便據他的實證研究結果指出，民主不會引致經濟增長。今學期我大部分時間在北京大學訪問，較為注意他們的研究，剛好便讀到一篇習明明與張進銘今年中發表的論文， 他們分析了1972至2010年166個國家的面板數據（panel data），發現在民主國家，政府推動消費多於推動投資，經濟增長因投資不足而不及非民主國家。

 

但若以為沒有人能支持民主對經濟增長有利，卻非屬實。香港的財經評論人丘亦生日前發表文章，認為學生的佔領活動有機會推動到政改， 促進民主，值得一博； 他又引用麻省理工的阿塞莫古（Daron Acemoglu）與另外4位經濟學家近月的一篇論文，說民主對經濟有利。該篇論文我也讀過，作者也是用各國的面板數據，並使用上不少計量經濟的技巧，並得到結論說實施民主後30年左右，人均GDP平均會比不實施的要高出約20%。這效果不算很大，但我認為其方法有缺陷，將來再另文指出。

 

不過，我也要說明，若民主有助經濟，這應視為好事，因為將來中國總會逐步民主化，如果這必會破壞經濟，豈不糟榚？但佔領運動會否促進民主？我看是適得其反的，原因以下再談。

 

對於民主是否促進經濟這一命題，有不同的實證結論其實並不奇怪，這是因為民主本身有劣質民主，也有優質民主，它們對經濟的影響大不相同，很多使用跨國數據的研究，例如阿塞莫古的那一項，只把各國簡單二分為民主與非民主（其實數據本身主要是劃分自由與不自由）而已，沒有區分出不同性質的民主，這自然容易帶來互相矛盾的結果。

 

「公民提名」難定普選真假

 

就以近日泛民堅持的「公民提名」為例子，不少人認為沒有「公民提名」便不是「真普選」。用此劃分民主的真假或優劣，是頗使人奇怪的。所謂「和平佔中」第二個商討日的參考資料中，列出在有「總統制」國家中，共有8個實施包含有「公民提名」元素的選舉，另外有「半總統制」的則有31個含有「公民提名」元素。

 

篇幅所限，只談有「總統制」的這8個國家，她們是幾內亞比紹（此國以走私毒品聞名，2012年還發生政變，人均GDP 為1200 美元，世界排名214）、馬拉里（貪污盛行，愛滋橫行，人均GDP只有900美元，世界排名221）、加納（人均年收入3500 美元，世界排名173，歷史上發生過多次政變）、贊比亞（人均收入1800 美元，排名196，過去曾有政黨共同質疑選舉結果）、安哥拉（曾經歷27 年內戰，人均收入排名147）、塔吉克（現任總統從1992年掌權至今，起碼到2020年才會退位，該國貿易赤字達GDP的34.8%！）；此外，還有南韓及智利，不屬窮國。由上可見，「公民提名」主要在一些社會政治經濟較落後的國家才會採用，如此的「國際標準」，倡議者為何堅持要香港採用才算「真普選」，使人奇怪。

 

「公民提名」這一目標理據薄弱外，爭取達到此目標的手段也有著太多劣質民主的元素。大多港人對佔領運動反感，甚至憤怒是意料中事，我一年多前便撰文指出，「佔中」的要害是犯上道德風險的毛病，自己爭取符合自己信念的目的或利益，這本身無問題，但把自己的目的及利益放至無窮大，其他人的觀點與利益卻不屑一顧，阻街擋路至天怒人怨，這便變成了嚴重的失德及犯法行為了。現在發展下來，佔領者及部分議員竟有合流挾持香港社會的意圖，這肯定會造成社會中更大的撕裂，與民主這目標背道而馳。

 

我常常問：為什麼中央政府容許香港先搞一人一票的競爭性選舉？此例一開，香港便立時變成試驗區，按著中國政府摸著石頭過河的思維，香港的經驗可成為將來中國推行民主的重要參考。現在香港出了亂子，實不利中國發展民主，香港在這方面已失去示範功能。我在北京與一些知名的學術界朋友談起此事，他們都認為整個運動對香港是不利的。在此局面下，中央對港的戒心只會增加不會減少，這個運動的後果怎會不與其目標背道而馳？

 

若要更深入了解什麼是劣質民主，讀讀已故經濟學家奧遜（Mancur Olson）的大作是十分有用的【註】。奧遜認為，就算在民主國家中，往往會存在著很多利益集團，這些集團的人數不一定眾多，但影響力卻可以超乎比例地大。這是因為集團成員的利益集中，人數少反有利於他們有效組織起來； 反觀其他人﹐人數雖多， 利益卻分散，利益集團所推動的政策就算成功落實，對集團以外人民的損害，並不一定造成切膚之痛，所以他們沒有足夠誘因組織起來阻擋利益集團進軍的步伐。如此一來，勝敗在未戰之前便早已分明。但故事並未就此完結，利益集團開始時可能只是小勝，但勝利會鞏固其地位，使他們在下一場爭鬥中又有更大的勝望，假以時日，它們便會坐大，就算公眾利益已大受侵害，也無從清理利益集團過去引入的惡法，這個地方的經濟發展自然愈來愈困難。

 

大亂之後或有大治

 

此等局面如何可破解？不易，除非社會有大變出現。二次大戰後，勝利國英國經濟發展緩慢，工會勢力擴張，各行各業完全失去活力，但戰敗國德國與日本卻有如火鳳凰般飛躍前進。 奧遜的解釋是，英國利益集團積累的負面影響已積重難返，德國與日本卻因戰敗，過去的利益集團被衝擊得七零八落，再無阻擋社會進步的力量。反觀中國，為什麼1978年以後經濟發展如此迅猛，我相信也許可以「歸功」於文革，後者也早已把一些利益團體清除得七七八八，致使人民可以放開手腳發揮創業精神，但現在經過數十年的發展，我們也應注意有沒有新的利益集團浮現。大亂之後可能出現大治，有其道理，連美國經濟發展最好的一段時間，也是19世紀其內戰之後。

 

回到香港，我們有民選的立法會議員，但這民主的部分有無劣質化？我們只要看一兩個例子便知有問題存在。 機場第三條跑道建設所帶來的社會利益雖然不一定如當局所說的那麼大，但香港的確有需要建這條跑道，而且愈遲建築費用便愈貴，現在的延誤可使費用增加數十億元，而延誤的主要理由，竟是有數十條海豚可能會因建跑道期間暫離香港，所以環保人士反對。這等於港人要為每一條海豚的暫時遷居平均付費近億元。環保集團政治力量之大，可見一斑。

 

小圈子利益凌駕大眾

 

另一個例子，港珠澳大橋年前延誤建設，也要香港多付數十億元，原因是有人煽動一位公開聲明不知就裏的婆婆提出缺乏理據的司法覆核；再一例子，香港房價驚人，唯一的解救之道是增加土地供應，這涉及改變某些地方的土地用途，但該地區的政治人物多有乘機要求政府送出各種大禮給他們，否則便會反對，政府供應土地的成本大增，小圈子利益凌駕在大眾利益之上。上述種種例子，或多或少都有政客參與其中，而政客也深知，支持小圈子利益集團，可在選舉時得到鐵票。此等局面，完全符合奧遜的理論引伸。

 

我們若細味奧遜的理論，當不難發現，他最感憂心的是小圈子利益凌駕大眾的利益，而小圈子卻往往是更有力的，此種現象的背後倫理，是自己行事可以不用理會他人的損失。在奧遜後期的著作中，他提出一套理論，認為流寇（roving bandit）比固定在一地的土匪（stationary bandit）為禍更大，原因是流寇搶掠時可以是徹底地不顧他人死活，然後揚長而去；固定土匪則會害怕若做得過分，將殺死會生金蛋的鵝。二者中的差別也是源於他們罔顧他人利益時程度上的不同。

 

香港的佔領運動雖也有個別參與者甚有公德心，肯替別人檢拾垃圾等的義舉，但這卻無法洗脫它為其他港人帶來損失所應負起的責任，無此責任承擔，精神上便有如奧遜所說的「流寇」，民主容易變質為劣質民主，不可不察。

 

【註】 奧遜的兩本大作都是不可不讀的經典，它們是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與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HKEJ    2014-10-14)

論「佔中」運動的成本效益 (雷鼎鳴)

「佔中」會為香港帶來甚麼成本效益？經濟上的成本是顯然的，損失有短綫與長綫的，我一年多前在本欄指出，假如中環被佔中癱瘓了，每天因無法生產而帶來的經濟損失約16億。但現在中環尚未被癱瘓，不過，另外被佔領的地方，交通與民生已大受影響，市民叫苦連天。過去估算中環的損失因地理集中，較好辦，但現在太分散，評估甚難，一些投行估計每天十多億，雖無堅實根據，但我相信離事實也不會太遠。


失卻中央支持 長遠經濟受損

至於估計長遠損失，我們已大可肯定，佔中後中央對香港的態度及定性都已有變。「一國兩制」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還是要講的，但中央未必再把香港視為經濟城市，在金融與貿易上，對港的倚賴程度會減少，因為它必須將香港視為一個有頗高政治風險的地方，為了保障國家利益，政策有所調整是必然的。

這種調整可既深且廣，也可以只是輕微的，要視乎中央對港局面的研判。若是重大調整，香港會頓然失去大量生意，未來數十年積累下來的損失，當會是以萬億元計算。若調整輕微，損失可能只是以百億計。最後實況如何，無人可確知，不過，近一個月來股票市場的變化，卻可提供一個難得的機會，使我們得窺市場自己的評估，而股票的測市價值，素為經濟學界及商界重視。

我上周用股市在周一周二下降了745點得出的帳面損失，再打了個五折，認為佔中帶來的帳面損失達到3,500億元。十多份報紙都有報道拙文，但這些報道並不完全準確，我在此要解說一下。這裏涉及兩個問題。

首先是股市帳面價下跌代表甚麼？一間上市公司的股價總值理論上等於該公司現在及將來的利潤折現值的總和，因涉及未來的利潤，而未來又充滿不確定性，所以股價也會隨新的信息出現而上下浮動，走勢可能飄忽。股價下跌意味市場認為這公司將來的利潤會有所減少。帳面損失有虛有實的特性，虛是指未來的利潤損失還未出現，只是大家根據今天的資訊所作的最佳評估。實是市場因為有上述預期，所以認為這公司的價值已下降，一旦股民出手股票，他們便有實質的虧損。

第二個問題是股價變化受很多因素影響，如何可把佔中的影響（或部分影響）辨別出來？我在股市打滾數十年，知道香港股價在從前頗受外圍因素影響，我也曾以此作基礎，長期地跑贏大市，但近一、二十年來這關係已減弱。佔中是大事，市場早有預期，並會在佔中未出現時消化掉它的影響。在佔中前的十多天內，恒指已下跌了一兩千點，但其下跌有多少與佔中有關，多少無關，卻是無從查考。不過，當時一般估計佔中規模不大，而且在10月1日才會發生，按照股市常見的規律，在已預期的「壞消息」出現後，股市在10月3日復市後有機會反彈。但9月28日佔中突然宣布提早，而且因催淚彈一事而參與者眾，這倒是一件未有預先消化的新來的驚訝，而9月29、30兩天市場並無其他重大事件發生，有投資經驗的人都可知，745點的下降起碼相當一部分由佔中引起，這是股民對新出現沒有預期到的變化所作的反應，它本身其實並未能全面的反映到佔中的成本，它對佔中的損失只是一個刻意的低估而已。股市當然會繼續上上落落，但在未有新的重大變化出現前，這些上落只能視作是因其他因素而起，與佔中扯不上關係了。


社會撕裂嚴重 親朋反目成仇

有人認為佔中雖有帶來損失，但對年輕人的「覺醒」有幫助，而且還有可能使到香港出現民主，有了這些「效益」後，佔中可能除笨有精，我不同意這些看法。此種覺醒雖有擇善固執的成分，但不少人已失去從多角度思考的能力，社會的撕裂嚴重，朋友親人都因此種覺醒而反目，深深地影響未來的社會，這又如何可定性為效益？至於佔中有助推動民主一說，則更加可疑。普選已變得更遙遙無期，中央更不相信香港，民主速度哪有加快？況且社會若嚴重撕裂，族群對立，民主制度更難以運作。只顧前不顧後的作風，使佔中遠遠地得不償失。不過，假若民主能更進一步，對經濟有無正面作用，倒是值得深究，下周再談此點。

(Sky Post   2014-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