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定康的雙重標準 (雷鼎鳴)

末代港督彭定康近日發表了篇奇文，批判英美學界中某些人正在挖自由的牆腳，並借題發揮指香港學界的自主與自由正被威權政府破壞。此文名為《正在封閉的學界心靈》（The Closing of the Academic Mind），題目顯然取材於芝大著名思想家布林姆（Allan Bloom）1987的巨着《正在封閉的美國人心靈》（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文章奇在於對的部分對得要命，錯的部分則錯得離譜。


批判反種族主義者激進

要了解彭定康此文，我們先要知道一些背景。事緣去年三、四月間南非的開普敦大學出現了一個名為「羅德定要倒下」（Rhodes Must Fall，簡稱RMF）的反種族主義運動，很快便波及不少美國及英國的校園。羅德（Cecil Rhodes）是何許人也？他在19世紀非洲歷史中非常有名，津巴布韋的前身羅德西亞便以他為名；他也是富商，鑽石公司De Beers便由他擁有。但他卻是一極端的白人至上種族主義者，亦以帝國主義為榮，也是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的締造者。他生平倒是做過一件好事，便是捐出巨款，在牛津大學設立了一個羅德獎學金，得此獎學金的學生不少後來都成名人。

去年4月9日，羅德在開普敦大學的銅象終被移走，反種族主義勝了一仗，但學生貪勝不知輸，校園中出現了不少無厘頭的破壞公物活動。此事的影響傳至美國、英國，在美國又因去年8月9日黑人青年布朗在聖路易市費格遜鎮被白人警察無辜槍殺，而使到反種族主義變得愈演愈烈。UCLA有教授改正黑人學生交來的習作中文法上的錯誤，被人認為是在校園中製造敵意；耶魯大學萬聖節時有人認為某些人穿的奇裝異服暗含文化上的種族主義，要校方監管，校方不肯理會學生穿甚麼衣服，也遭抗議。華盛頓洲立大學有教授認為「非法移民」一詞政治上不正確，誰用它便會被扣分。密蘇理大學有一來歷不明的白人路過時，在車上喊叫種族主義口號，學生認為校方沒有及時譴責，最後校長、校監都下了台。普林斯頓大學的一些學生也認為該校近百年前的校長威爾遜（Woodrow Wilson）政治不正確，不准校方尊崇他，有學生並跑入校長室抗議不肯離去。但亦有學生對此種事事但求政治正確，不容許別人有獨立思想的作風十分反感，組織起來以抗衡之。芝加哥大學校長亦發表聲明，指大學是容納不同觀點的地方，校方不應扮演替校園中人抵擋不同意見的角色。

在彭定康當校監的牛津大學，亦有師生要將羅德的像移除。今年1月19日學生會投票中245票對212票贊成移去此像，但1月29日校方宣布不會跟從學生此投票結果。原因？憤怒的捐款人聲稱一旦將羅德羞辱，他們便會撤走過億英鎊的捐款。

我們大可以理解作為牛津校監的彭定康，在此事中焦頭爛額，他所寫的文章亦反映他對學生的不滿。文章中有些觀點雖不是他原創，倒也擲地有聲。學生中有不少人，堅決反對他們認為是政治不正確的言論，在校園中不准許別人說出他們不喜歡的觀點，並認為校方應使學校變成「安全空間」，隔絕所有不順耳的理念。但這當然與大學的本質不同，大學本來便是不同思想激蕩之處。彭定康對此等心靈封閉、仍穿着尿布的獨裁者的批判值得鼓掌。


偏袒港大政治狂熱分子

不過，彭定康卻似乎有一種「己所不欲，必施於人」的作風。只要對比一下上述英美校園與香港大專校園的情況，便容易看到英美大學極端學生的行為，只是小兒科而已。香港某些政治上腦的學生，在網上批鬥與他們意見相左的人，何嘗不是充滿語言暴力？普林斯頓的學生只是到校長室後不肯離去，香港大學的學生倒是衝入校委會會議室禁錮校委，救傷車到校園接走傷病者時也要向學生「交代」！

香港的部分學生語言暴力及組織暴力的程度早已高於英美，正如彭定康所認為，此種自以為政治正確，但卻窒礙別人觀點的行為，正是使自己成為自由的破壞者。按理，彭定康應是大力譴責香港這些學生的行為。既然牛津校方自己也堅持自主權，不理會學生投票的結果，彭定康對港大某些學生要向校委強加自己的意見應十分反感，對一些外來政黨與組織干預校委的自主也應不滿，但他卻對這些事實視若無睹，反而毫無根據地替學生推掉一切責任，彭定康的雙重標準怎地運用得如此純熟？

(Sky Post 2016-2-26)

索羅斯沽空大計能否成功？ (雷鼎鳴)

國際金融炒家索羅斯一月份在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期間，宣稱見到中國經濟正在硬著陸。索羅斯此言被廣泛解讀為對沽空作準備。沽空什麼？應該是人民幣與港幣，也許包括一些其他的東亞貨幣。他沽空的手法會是什麼？如何應付？成功機會若何？這裏只集中在沽空人民幣與港幣方面，其他貨幣暫不理會。但就算在人民幣與港幣之間，情況也頗有不同。

 

所謂沽空港元（或其他貨幣），在簡單概念上是等同借入港元，並用之以買入美元（其他硬貨幣也無不可），若港元隨後貶值，可用手中的美元以比前有利的匯率兌回更多的港元，不但可償還先前的借款，尚有餘利可圖。進行沽空活動的風險在於港元不一定會貶值，甚至會升值，而且借錢炒賣也要付上利息。

以上的沽空方法已算十分古老，更現代的方法是立體沽空。先低調地部署沽空遠期港元及港股，然後再大張旗鼓地沽空現貨港元，在九七\九八亞洲金融風暴期間，傳說是索羅斯的炒家便這樣做。這有什麼作用呢？在當時，香港金管局一見到沽空現貨港元，其自動還擊機制便是推高利率，並且宣稱絕不會貶值。金管局當時認為，利率升高後，炒家的借貸成本增加，而港幣又最終不貶值，所以炒家會損手而回。但殊不知炒家早已預計此著，拼著在沽空現貨港元中虧本，也希望利率急升。這是因為利率一升，遠期港匯便必跌，港股下跌的機會也很大，部署了沽空的炒家便可乘機大賺，利潤可足夠抵消掉他們在現貨中沽空的損失而仍有餘。

 

經過亞洲金融風暴後，金管局已學乖了，就算有沽空，利率也上不了多少。二零零八年金融海嘯發生後，主要因為歐美國家搞量化寬鬆，國際上有大量資金流通，直至今年二月初，香港的貨幣基礎共增加了一點二八七萬億港元（約一千六百五十億美元），這意味著有數目相同的資金流入了香港，而這些資金絕大部分恐怕是來去如風隨時離去的熱錢。

 

這些熱錢並不是用來建設香港，這麼多錢流入，弊大於利，若不作處理，香港的物價可能上升幾倍。但香港的銀行界總算有智慧，當中近三千六百億港元存放於各銀行在金管局開設的戶口中。這有什麼用？一旦資金流出，市場中人用港幣向銀行換回美元時，銀行只能透過上述三千六百億的結餘向金管局換美元，以應顧客之需。在亞洲金融風暴時，此結餘只得三、四十億港元，結餘迅速用光，銀行到處借錢，息口急升。由此可見，若市場起恐慌，這筆結餘便等若銀行櫃枱的儲備，客戶來提款時要有現金應付，不致出現擠提。除了這筆結餘外，金管局也多發行了七千一百億港元的外匯基金票據與債券，其作用是將市場中多餘的資金吸走，吸回的資金被送回美國購其債券。若三千六百億用光了，金管局大可沽出部分美債，班師回朝護駕，誰要用港元兌美元，香港的銀行體制都有充足美元供應，匯率穩定，利率也升不了。因此，若炒家想達到九七\九八期間所達到的效果，他們必須使到有超過一萬零七百億港元的資金外流，而在亞洲金融風暴時，流出的資金只有幾十億。

 

港幣背後的家底甚厚

 

沒有炒家單獨有此實力，所以他們必須營造香港風雨飄搖的印象，挑動普通市民恐慌情緒，大家都急著沽港元買美元，才可達致目的。但因為港幣背後的家底甚厚，我不相信索羅斯這趟可成功沽空港元。

 

人民幣又如何？理論上人民幣與一籃子貨幣掛鈎，但這個穩定著匯率的錨不一定如港元般堅固。索羅斯若要沽空人民幣，必須面對以下的問題。

 

去年年底，人民幣的總量是一百三十九萬億元（約二十一萬億美元），按匯率計，總量比美元更大。這麼大量的貨幣，沒有炒家能炒得動，但人民幣有在岸與離岸市場之分，以香港為主要中心的離岸市場中，人民幣總量大約有八、九千億元，規模不及在岸的百分之一，我們不能說離岸市場的人民幣炒動不了。怎樣炒？可大力唱淡中國經濟，並暗指政府有意讓人民幣貶值，以刺激出口及就業。若離岸市場的人民幣貶值，匯價低於中國內地的在岸市場，套戥便會出現︰在港用美元低價買入人民幣後，送回內地，用較高的匯價換回美元圖利。一種貨幣有兩個市場及不同的匯價，可提供套戥的條件，制度上並不理想。當然，中國政府若眼見不妙，大可限制在岸市場中人民幣的兌換。

 

但以上方法也不見得行得通。沒錯，中國的外匯儲備以美元作單位去年下降了五千一百億，但這下跌相當程度上是因為中國擁有不少歐元與日圓資產，而這些資產都大幅地相對美元貶了值。中國現有外匯儲備是三點三萬億美元，與三年前相若。其實，雖然外圍經濟不景，中國的外貿順差卻一直年年創新高，二零一五年的順差更達到空前的五千九百三十億美元，人民幣的確無長期貶值的基礎，在離岸市場沽空人民幣便只能寄望市場出現恐慌情緒，而這又要視乎市場是否認為中國官方有主動將人民幣貶值的策略意圖。

 

人民幣並無貶值壓力

 

若有人以為中央政府有此計劃而沽空人民幣，恐怕會輸得血本無歸。中國的出口靠輸入半製成品再加工，貶值對外貿順差根本幫助不大，而且中國的順差也大得很，不用出此策略。城市中的失業率也極低，經濟轉型到服務業，比製造業更能創造職位，中國政府並無壓力搞貶值去製造金融風波。索羅斯過去多次看錯市，他對中國經濟的認識也十分膚淺，今次若是盲動沽空，他虧本機會很大。

 

在自由市場中，本來沽空也是一種管理風險的手段，有正面功能，無可厚非。但若炒賣時附以胡亂散播謠言或錯誤分析，以求煽動其他人的恐慌而加入沽空，這便可能加劇市場的不穩定，損害總體經濟。索羅斯在這方面聲譽並不良好。市場中也有傳言他考慮捐贈八千萬港元予香港某大學，設立與「人權」有關的研究中心，若然屬實，其意圖耐人尋味。究竟港人應視此為正義資金還是騙回來的「賊贓」，則應由各人自行判斷。■

 

(Yazhou Zhoukan 2016-2-28)

面罩蒙面的疑惑 (雷鼎鳴)

旺角暴亂後，社會中不少人對暴徒蒙着面犯案大感不滿，嘲諷他們為何口稱正義，但卻不敢以真面目示人。立法會亦有人引用網上資訊，指不少西方國家都對面罩有不同程度的立法，有些禁止在示威中蒙面，有些不准夜間帶面具在公眾地方活動。

經濟學對蒙面一事可以有簡單直接的分析。戴上面罩再以破帽遮顏過鬧市自然是不想別人認得自己，就算行為失當或犯法，也可使到控方搜證困難而逃避別人的譴責或不致墮入法網，這是典型的道德風險問題，吃了飯卻不想埋單。

這些蒙面暴徒是些甚麼人？王于漸教授在報章發文指出，在上周檢控的疑犯中，除學生外，41％的都無職業，遠遠高於香港的失業率。這些人不一定都學歷低，因其擁有一定知識，可歸納入王于漸所說的「流氓資產階級」中，最危險的是那些事業不順，在學界中得不到穩定職位而向下流動的知識分子。他們怨氣十足，但表達力及行動能力比平常人強。


解除社會約束 行徑變得勇悍

以上的分析，我相信是正確的，但不一定全面。我一直認為，香港近年某些人的行為與精神病的特徵有類近之處，所以我甚至在史丹福大學買了本該校著名神經科學家駱利群所寫的高階課本《神經生物學》惡補一番，以尋求經濟學以外的視野，亦稍有所得。使我驚喜的是，上周本欄的文章發表後，收到中大精神科醫生李誠教授傳來電郵，認同我所說不少暴徒都是「失意之人」的看法，並說出他本人一些精闢的分析。我與李誠素未謀面，他知我是精神病分析的外行人，還特地介紹我閱讀一篇Sandra Newman所寫有關面具的通俗文章，真是開卷有益。經濟學是分析利益與行為的犀利工具，但對於人性中一些幽微的陰暗面，其効力總不如精神病學或心理學。

Newman的文章十分有趣，使人對蒙面一事有更深刻的了解。古往今來面具都曾扮演過重要角色，不只是隱藏身份這麼簡單。威尼斯幾百年前的法律已指出戴上面具的人容易出現無致府主義傾向，十六、七世紀時歐洲的女士與他人幽會時，也會用上面具作掩飾。漫畫世界中的蜘蛛俠、蝙蝠俠、女飛俠黃鶯、黑俠梭羅等等，主人翁也要帶上面罩蒙上臉才會變得神通廣大，不戴面罩時，似乎會打回原形，與常人差別不大。原始社會中的巫師在舉行法事時，不戴上五顏六色的面具便仿似神靈不會附體。

從不同文化、不同歷史的經驗看來，面具可以使人產生自己已脫胎換骨的幻覺，蒙面後可以解除抑制，從無名小子變成替天行道的「大俠」，違反社會規範也無需負上任何責任。李國章說到港大校委會鬧事的人像是吸了毒，他可能說錯了，有些人其實可能因為戴上了口罩蒙面，行徑才變得與平日大異其趣。我估計旺角的暴徒未蒙面時，舉止也許會溫文得多，而且較為怯懦。


面具倘被脫下 心理出現變化

此種幽暗心理曾經有不少實驗驗證。假如他們的面具被人剝下，他們會如何反應？在親子作家屈穎妍女士的描述中，有人用燈光與照相機對着這些暴徒，他們便立時變得驚惶失措，四散奔逃。文獻中也顯示，面具被剝下，是極為羞恥之事。

在網上見過片段，美國警察對着戴上面具的示威者，第一個動作便是脫下其面具，這對當事人是極大的心理打擊。

在互聯網世界中，對認識或不認識的人網上欺凌，已是常態。美國有研究指出，18至24歲的青少年有七成人曾被人網上欺凌，成年人中也有四成曾被人在網上無端辱罵。互聯網用戶多是匿名，這與蒙上了臉不敢以真身示人十分相似，要注意：就算網上欺凌已成癮的變態分子在現實生活中也可能回歸正常，因為此時面具已自行脫下。我懷疑在網上聲稱可出一萬元要人殺警的那位疑犯，雖然可能犯法，但平日未必這麼「勇」。網上時有人將別人「起底」，這等同將別人面具強行剝去，「受害者」會感到屈辱。

立法禁止在示威或相關活動上蒙面，除了使到一旦有人犯法警方容易搜證外，也可能減少對虛擬與真實世界的混淆，值得研究。

 

(Sky Post 2016-2-19)

港人要向暴徒說不 (雷鼎鳴)

人在學術上是禽獸的一種，只要與研究動物行為神經科學的人談過，都知道人與禽獸都可能擁有兇殘、怯懦、險詐等等共性。但人之有異於其它禽獸，是因人懂得用一套建基於理性的行為與社會規則規範自己，從而發展出驕人的文明與累積巨大的財富。

年初二凌晨在旺角街頭的暴動，人類的禽獸性赫然清楚顯現眼前，的確使曾灌注過心血建設和平理性香港的人痛心。從 wide shot也好，近鏡也好，連續未經剪接的大量畫面使我們看到了港人中的一小撮暴徒可以將獸性發揮到甚麼地步。毫無防暴裝備、有槍不能隨便用的交通警，被暴徒以眾凌寡打倒在地，從暴徒的動作可見，他們似乎還想要將其置諸死地，若非其同僚果斷地拔槍向天發射示警，後果不堪設想。帶備了六、七尺長，三寸直徑的大棍拼命打警員，這不是兇殘是甚麼？跑出來犯案又要黑帽蒙頭、口罩遮面，做得出不敢認的怎會不是怯懦？以由無牌小販作藉口，有人還帶備自製「血漿」射向自己臉面（只是被人識破，而且滿面「鮮血」卻無傷口）博同情，還不算險詐？


假借代表港人 實挖民主牆腳

我對警察的批評倒是其部署失當，高層派員不足，警員示警時，槍射向地下比射向天較安全。子彈發射時平均速度可達每秒2,500尺，交通警配備的槍性能可能較為不濟，假設速度只有每秒1,000尺，若以45度朝天，空氣又無阻力，子彈會在5.9英里外高速跌下，不知會否傷及無辜？

有人說這是「官逼民反」，這說法毫無道德意義。美國著名專家研究恐怖分子，發現他們平時也可十分正常，甚至如「住家男人」般生活，當中也會有自以為道德高尚，痛恨帝國主義的欺壓，但他們一當上恐怖分子，便成為文明世界的公敵。假如旺角的暴徒擁有的是機關槍、炸彈，在群眾互相壯膽之下，他們會否濫殺無辜，有如恐怖分子？讀者可以自判。

也有人說他們是在替我們爭取民主，對抗不義。這是使人憤怒的僭越，他們並無港人的授權，其行為顯然違反民主原則，是在挖民主牆腳，港人必要明確指出，他們不代表我們！泛民政客若不與他們切割，會自討苦吃。

「官逼民反」雖在道德上毫無說服力，但經濟學家素來相信誘因，一個大規模的暴力行為不會無緣無故的出現。暴動的背後有着甚麼力量在推動？

最直接或許是過分簡單的原因是暴徒心中不滿，要洩憤。看其行徑及平時所發表的言論，他們多數必是失意之人。其政策上的訴求常自相矛盾，「分析」時局的論據根本經不起推敲，在社會中如何會成功？從失意變作反社會的人，我們隨時都可找到一大堆。

但患上被迫害狂病症的人，卻是某些人可利用的資源。他們的無腦衝動，絕大部分的港人都會視之為負能量，但對只要幾個百分點票數便可當選的政客，或是對香港利益毫不感到痛癢的外國推手，這些人就算是在不斷破壞香港，也是絕不可放棄的工具。


組織暴力升級 難博大眾同情

從較廣義的角度看，這次暴動是「佔中」的延續。「佔中」雖自稱是愛與和平，但實質上是用組織暴力干預了港人的行動自由與產權（封鎖了道路又怎會不是組織暴力？）。組織者的意圖雖然本是希望用較低程度的組織暴力及動聽的口號去吸引較多人的同情與支持，從而利用人數眾多的壓力去促使政府改變政策，但其失敗之處卻正是在大多數時候、大多數的港人都不支持「佔中」。「佔中」失敗後有些人不痛定思痛，反而希望將組織暴力升級，目的正是以為只要政府反撲要搞鎮壓，他們便可博得更多港人的同情，從而使所謂的「公民抗命」推前一大步。此種策略在外國雖時有人採用，但成功機會很低。在今次事件中，港人齊聲譴責，若政府用更嚴厲的措施嚴懲這些人，社會中反會喝采之聲不絕。

但這裏也正是政府失敗之處。政府口稱不放過違法者，但「佔中」後卻並未有盡責起訴足夠多的違法者，法庭對違法的姑息，也引起很多港人的不滿與失望。這趟政府有強大的民意支持嚴懲這些暴徒，若仍不把事辦好，政府的威望恐怕會蕩然無存。政府管治之道自應包括爭取大多數人的支持，但若不同時孤立並嚴懲一小撮違法者，管治也會失效。

 

(Sky Post 2016-2-12)

大學生形象插水？ (雷鼎鳴)

近年大學生的形象插水，在職場中，在公眾的議論中，極多港人對大學生的表現很感失望，上周港大又再出現衝擊及甚至禁錮校委的事件，只會更加深大學生是暴民的形象。

這其實是十分冤枉的事。我的工作使我幾乎每天都要接觸大學生，從我經驗所得，他們絕大多數都十分講道理，與在港大出現的那一群，無甚共通之處，但公眾未必有能力分辨，容易產生大學生都是暴民的錯覺。

李國章在譴責暴民學生之後，也不忘補充說大多數港大學生都是優秀的，但這未必改變到公眾的印象。

談起李國章，我上月初與他在電梯中相遇，談了幾句。李當年主張科大與中大合併，由朱經武當校長。我是科大中反對合併的旗手之一，不得不把李當作對手，但我們與李只是觀點不同，毫無私怨，現在則早已是一笑泯恩仇，我對他的魄力也十分佩服。

李似乎對有四千港大舊生反對他當校委會主席十分介意，並認為區區四千人沒有代表性。我只同意他一半，人數少並非關鍵，遠為重要的是這四千人並非隨機抽樣而來，參與投票的，恐怕都是自我選擇的特定群組，不會有代表性，這正好犯上統計學中「選擇性偏差」（selectivity bias）的大忌。

而其他18萬名港大舊生，不投票的原因有兩個可能性：（一）他們支持李當校委會主席，所以不參加政治立場與他們相異的人所搞的投票；（二）有些人可能不贊成李當主席，但他們介意的程度很低，低至使他們缺乏動力去投反對票。所以李國章說絕大部分校友不介意他當主席，並無說錯。但若港大校友能發動到超過9萬名校友投反對票，因為超過總人數的一半，當然便沒有選擇性偏差的問題。

其實把一小部分學生的暴民行為當作其他的大學生都是如此，又或在衝擊校委會當日現場橫額所聲稱98％的校友都反對李國章，在思想方法上都是犯上同樣的選擇性偏差謬誤，以偏概全。不明白站在橫額後面的大狀及知識分子為何思想如此混亂。


惡言恐嚇 阻撓救援

李國章說學生有如吸了毒，他說得有沒有錯？在電視畫面及網上流傳的一些片段可見，馬斐森校長感到他們是暴民，是十分準確的描述。友報社評中提到一個片段，有些包圍者（不知是港大學生還是外來人）竟要對一路過之人搜身，並粗言恐嚇之。資深傳媒人文灼非不可能視學生為敵人，但在他所寫的當晚記事中，卻是深感事情的危險性，隨時會有人受傷，並且對學生的非理性行為大惑不解。

當時，梁麗幗拿着咪高峰，質問救護員要他交代「入來救邊個」，她哪來的權力阻礙救護人員進行任務？朋友傳來校委紀文鳳所寫的一封電郵，紀有高血壓，上了救護車後量度血壓，指數仍高得嚇人，她也回憶，當晚不斷有人拉拉扯扯，有人高叫「快啲整佢插水」，並有人不斷從後踢她左膝。此種情景，不能不使人對盧寵茂教授的所謂「插水」事件重新審視。

從觀察到現象看，這與正常的大學生行為差別何其巨大，若有人懷疑這些是受藥物影響的大學生，此懷疑不易被證偽。但我相信他們並非吃了藥，而且部分人還是有預謀，否則為何竟帶備封鎖大門的膠索，以便禁錮校委？這些人刻意誤報校委會的決定，又鼓動群眾湧入室內衝擊校委，不但誠信無存，更可能已觸犯法律。

其他的包圍者則很可能是受到群眾聚在一起時互動鬥激的影響，在歷史中，群眾中出現非理性集體行為的例子又哪會缺少？文革的紅衞兵便是一例，他們在亂叫口號的喧嘩中，甚麼事也會做得出。


策略性作出暴烈行為

若從更冷靜的角度分析組織者的意，我相信他們是策略性地故意做出暴烈行為，以圖校方或警方作出大動作的報復，他們便可乘機博同情。但此種策略已經不值一哂，因為他們已失去市民的同情，若是警方執法，恐怕市民還會拍手稱快。

大學領導層應扮演甚麼角色？這不由使我們想起蔡元培。五四運動時，學生愛國要打倒漢奸，蔡從軍閥手中救回學生是理所當然。但今天的學生不知，當時不少學生要干預校政，聘請甚麼教師也要他們過問，蔡元培對此大動肝火，對學生堅決鬥爭，並曾捲高衣袖，表明不惜與學生大打一場。此事在蔣夢麟的《西潮》及蔡自己的著作中都有述及。當年「橫槍立馬，惟有蔡大將軍」的形象，證至於今天的大學管理層，已成追憶。

(Sky Post 201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