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香港與美國的高等教育界都有重要的界定言論自由的聲明，頗引起知識界的討論。
港大校長馬斐森在開學禮後代表其管理層向傳媒發表立場聲明，除了直指港獨不切實際，不符港大利益外，還表示擁護言論自由，並強調大學不會接受憎恨、冒犯性語言與行為或暴力，又力陳港大成員要尊重法律，在這些前提下討論問題，才算健康。
馬斐森的聲明不可能只是他個人的意見，港大的管理層我只是部分認識，但聲明發表前的幾天，我尚在阿拉斯加的郵輪上與朋友度假，其中一人正是其首席副校長譚廣亨，在溫哥華上岸後他便要趕回香港開會，以我對他的認識，他肯定認同這份聲明的內容。有報章也向香港其他一些大學查詢，他們的回應也與港大的聲明大同小異，我猜測各校長在大學校長會中對相關立場早有討論，也許已有一定的共識。是否如此，要待將來驗證。
成年人嬰兒化
也是上周，芝加哥大學的學生事務主管艾利森（Jay
Ellison）對本科入學新生也發了一封信，詳述芝大對言論及表達自由的觀點與立場，校長森馬（Robert
Zimmer）隨即又在《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闡述其對相關問題的看法，並向其校董傳發本科生學院院長（John
Boyer，我曾修過他的歷史課）一篇關於學術自由的論述。如此隆重其事，艾利森所寫的信與森馬的文章，顯然是深思熟慮後的重要動作，肯定是芝大的正式立場。他們的聲明不但在美國的傳媒廣泛報道，亦得到知識界中不少人喝采，當中頗有香港的校友。
芝大的聲明說了什麼？他開宗明義痛陳美國高等教育界正面對著一股逆流，發表言論的自由正受到威脅，獲大學邀請的講者往往因為大學有一部分人不喜歡講者的言論而要取消演說，或在演講中因被（故意）喝倒采而要中止，有些人因為觀點與某些既定的想法不符而被迫道歉，有時大學的主管人員還在推動此種逆流。
但大學教育的核心部分正是訓練學生掌握到質疑其他人及自己觀點的能力，為此，接觸不同的觀點是必須的，每位大學成員都會被鼓勵發表觀點，挑戰別人的觀點不會被禁，但文明的行為與互相尊重對每人都極為重要，表達的自由並不意味我們擁有滋擾或威嚇他人的自由。為了達到此等目標，艾利森在信中明確宣布，芝大絕不認可「觸動警告」（Trigger
Warnings）與「安全空間」（Safe
Spaces）這兩個近年在美國校園甚至社會中大行其道的概念（甚至是制度）。這兩個相關的概念對我們了解當前思想界的發展有重要意義，這裏要先解釋一下。
什麼是「觸動警告」與「安全空間」？雖然其定義仍存在相當爭議，但其主要含義仍不難明白。所謂「觸動警告」，是指在寫文章、發表意見或上課指定教材時，若快將觸及一些敏感名詞或內容，估計可能會觸動某些人的不愉快或痛苦回憶，便要先行發出警告，例如法律課堂上討論強姦法，便要先警示學生，若她們當中曾有遭遇強姦的經驗，大可離開課室，免致勾起回憶。在香港我們也時有在電視中見到有聲明，說某某節目可能會引起觀眾情緒不安，這便是「觸動警告」的例子。
此種警告，本來無傷大雅，問題是，在不少校園它已走火入魔，幾乎事無大小，某些學生都要求加上「觸動警告」。兩年前布朗大學的學生便通過議案，要校方對所有課程都設立「觸動警告」，但什麼名稱、用字、內容會突然使某些心靈脆弱的人感到不安，卻是無人知曉。名校奧伯連（Oberlin）學院的校方年前制定一份文件，要教員注意種族主義、階級主義、各種性傾向、特權與壓迫，若有任何可能觸動學生情緒的內容，最好都不一定要學生學習。這些觸動性材料，又有人把其推廣至包括殖民地歷史、宗教迫害、自殺問題等等，只要肯開動腦筋，世上任何討論，都有可能犯上觸動不愉快聯想之罪。
「安全空間」與「觸動警告」關係密切。此等空間是要讓一些學生有避難之所，當他們聽到或讀到一些使他們不快的觀點時可躲在此處休養治療，空間內可供應曲奇、彩色圖書、寧神音樂、枕被等等，但求使用者感到受呵護，得到安全感。設立「安全空間」其實反映出一種愈來愈強、來自學生並得到部分校方行政人員支持的訴求，他們認為校方有責任保護學生，使其免受一些他們感到不舒服的觀點轟炸。4年前香港的一些中學生反對國民教育，認為會被洗腦，其思想根源與「安全空間」近似。
此等做法若無部分大學校方的支持，很可能成不了氣候，但此種支持又確實存在。不少大學因害怕學生不安而取消一些講者的演說；年前Hampshire大學取消一隊樂隊的表演，原因是樂隊有太多白人音樂家，怕大家在討論此樂隊時，有人心靈會感到受創而不「安全」；Smith大學的校長曾要為一件無厘頭的事件道歉，因她在一個舊生活動中並無制止一位講者論及種族主義，令一些學生和教員心靈受傷；牛津大學一個學院的「督導」（censor，近似院長），去年取消一個關於墮胎的辯論，原因是一些婦解分子不滿正反兩名辯論人都是男性。
全因玻璃心作祟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去年我在《亞洲週刊》曾撰文列舉大量例子，指美國校園中事事追求「政治正確」的現象已使人啼笑皆非。耶魯的一些學生在去年萬聖節中認為某些人穿的古怪服飾藏有種族歧視的隱喻，要校方監管，但校方不樂意干涉學生穿衣的自由，引致學生不滿，最後校長竟發信說忽視了種族主義的影響，說委屈了學生；在UCLA有位教育學院教授在一位黑人學生交來的作業中糾正其文法、拼字與標點的錯誤，竟引來抗議，說這位教授在校園製造「敵意」；在Steven
Point的威斯康星大學，校方指定須要避忌的用語中，竟包括「美國是一個（文化或種族）熔爐」；哈佛大學宿舍的舍監本叫Master，去年因怕人聯想到主人與奴隸的關係，校方於是下令更改這稱號。
事事怕受傷害，要別人對其呵護備至，說得好聽一點是重視各人的感受，說得直接一點便是把成年人嬰兒化，承認自己弱不禁風，名副其實的「玻璃心」。不要以為只是美國校園才有此現象，香港去年中港足球世界盃外圍賽前後，不少人便對外國廣告商設計的廣告中提及港隊有不同「層次」一語而大感不滿。我估計這廣告商也許至今仍不明白「層次」一詞誘發某些人的什麼聯想。
社會中人若心理如此脆弱，固然不妥，如果是大學的學生或教授也是如此，更是大大不妙。美國知識界不少人對此早已大表反感，對某些大學順從學生的無理要求十分不滿，就連普林斯頓的一些學生也醒覺到此種風氣不利學術探索，他們並成立一個「普林斯頓開放校園論壇」，以對抗此種思潮。芝大校方的正式立場，不啻是一種反潮流之舉，起到遏制左翼自由主義思想的作用；但芝大的立場，看來看去，我只能看到是對言論與學術自由的執著，符合芝大一貫的信念。
對自由的侵害，不一定都來自政府，民間中的一些錯誤思潮一樣有作用。「觸動警告」及「安全空間」是要把學術殿堂的學術探索按照心靈病人的思維方法去改造，這如何了得？一旦如此，社會必然退步。
寬鬆的言論與學術自由環境有利學術的進展與社會的和諧，但若遇到尖銳的議題，例如有人在校園中「播毒」，鼓勵人吸毒或殺人等等違法行為，那麼自由寬鬆與保護社會的界線應如何訂定？
這個平衡點不易定出，但就香港各大學與芝大的聲明或立場而論，我們可概括出幾點原則：第一，自由要盡可能寬鬆，大學比中小學或社會應鬆得多，否則不易探索新思想。第二，仇恨、歧視、冒犯性語言不應在大學中出現，受到這些情緒所影響，而又不懂得用理性語言表達己見的，其觀點的智力質量幾可斷言，不會好得到哪裏去，在大學中沒有地位。第三，在大學校園中辯論或研究港獨的理念或可行性，並無不可，但若是刻意鼓吹，則不但違反《基本法》，而且很可能導致港人自由受損的後果（見本欄拙作〈自由與港獨〉，刊8月16日），校方須與其劃清界線，不動用任何資源支持。第四，張五常說過，中國文化有一缺點，便是喜歡談仁義道德，不重視科學探索。其實美國校園與知識界出現的思想嬰兒化逆流，一樣包含只管個人的價值觀，不理會科學真理的毛病。這些人的錯誤是以為自己的價值便是普世價值，一聽到別人不同的觀點，便以自己的幼稚準則去斷定別人不道德，他們缺乏一種多元性角度看問題的能力，而且可能因長期受父母或學校保護太甚，對不同己見的觀點充滿恐懼，因而無法接納。解毒方法是事事用事實去驗證觀點，對別人和自己的看法都學懂質疑，這才是批判性思維。
(HKEJ 2016-8-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