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多前，我在本報發表過兩篇文章，討論社會如何從中間派佔多數變為兩極化或撕裂的過程，並提出了一套「雙峰分布」（bimodal
distribution）的理論【註1】，到了今天，社會撕裂只會比當年更嚴重，那兩篇文章所描繪的境況，竟是不幸而言中。
撕裂對社會傷害極大，全民都會是輸家，我們不能讓情緒主導思維，必須冷靜分析撕裂的原因，否則便不能對症下藥，誤己誤人；社會當中當然有不少人提出過各種解釋，最小學雞的答案自是特首便是社會撕裂的禍源。
為什麼這不可能是答案？假設特首極不得民心，人民十分不滿其政策或作風，但這充其量只能造成普遍的不滿，與撕裂是兩碼子事。撕裂是有兩派人（或更多派別也無妨），其觀點南轅北轍，各派人數與力量可能不相上下，誰也吃不掉誰；更有甚者，他們的價值觀在未撕裂前可能分別不大，後來卻各自強烈地相信己方是對的，對立的另一方若非愚笨，便是邪惡。
收入不均 衍生不滿
雙方很可能都對現狀十分不滿，視對方為社會進步的障礙；對立雙方也不一定是利益有衝突或屬於不同階級，佔中期間，同一家庭的成員往往各持己見，口角頻仍，他們顯然都是屬於同一階級，利益也無甚衝突。對港獨的看法，政制應如何改變，持不同觀點者也難以用階級利益簡單劃分界定。特首有如此神通令大量港人劍拔弩張，家庭不和，又或在網上互相對罵嗎？我看不到誰人有此能力。
有些人或許會辯說，若非其施政不當，怎會有人搞港獨或佔中，所以撕裂的禍源仍是他。但正如上文說過，社會中兩派或更多派的人尖銳對立，與不滿是完全不同性質的現象，對某人的不滿並無必然性會導致撕裂。
不滿雖不是造成撕裂的充分條件，但我相信嚴重的對立背後，總會有某種不滿情緒存在。光是不滿不夠，大家對不滿根源的不同解讀才是撕裂的根源。我們也要注意一點，社會撕裂絕非香港獨有現象，美國出了個特朗普，並有不少支持者，本身已反映美國社會的裂縫很深。英國脫歐公投，歐洲人對難民潮的不同態度，在在都顯出這些社會並不和諧。
當然，我們絕不可能以香港特首的存在去解釋為何世界多處地方都有尖銳的撕裂。要解釋撕裂的出現，我們需要一種更宏觀的視野。這涉及兩個步驟，第一是為何世界各地有那麼多的人不滿或有挫折感；第二是讓不滿變成互不相容、對世事南轅北轍的解讀，如何會出現。
我深信收入不均一定是造成不滿與挫折感的重要因素，但世事複雜，叫叫口號打倒某某霸權並不會幫助我們明白真相。
前年初夏，我在梵蒂岡開經濟學術會議，並有幸第二次覲見教宗，會議的主題正是收入不均。當時我遇到一位原本是塞爾維亞人，後來成為世界銀行主要經濟師的經濟學家米蘭奴域（Branco
Milanovic），承他介紹，我讀了一些他寫的有關世界人民收入分配的文章，甚有得益【註2】，並曾在本報討論過他的發現；近月他更把幾年前的研究擴展開去，並出版了一本頗有影響力的專著，我也一早把書購下。書中的發現，對我們了解世界大勢及香港如何發展，極有幫助，我在半個月前團結香港基金的論壇中也提過它們。
米蘭奴域首先把覆蓋世界人口94%的各國收入數據找來，並把各人所屬的國界範圍完全打破，不論原本的國籍如何，都視人人為地球村的成員；這幾十億人中，有些是富國的有錢人，有些是富國或中等收入國家的中產，有些是窮國的窮人，地球村居民的收入差距自然很大，貧富懸殊。
但我們若仔細讀讀米蘭奴域的數據，又會發現當中有很重要的結果。自歐洲工業革命以來，在大約2002年開始世界第一次出現貧富差距比前收窄的現象，這與很多人的表面印象不符。為什麼世界人民的貧富差距收窄了？
這是因為中國與印度兩個人口眾多的大國收入急速上升，人民從極窮變成小康之故。我們若把世界人民按其收入排列一下，按照米蘭奴域的數據，在2008年最窮的10%人口，比起1988年最窮的10%，實質收入大約只增加15%；次窮的10%人口，2008年收入比1988年高出40%；第3個10%，收入升了48%；第4個升了60%，第5個升了67%，第6個是77%，第7個是62%，第8個降至28%，第9個只是3%，第10個又升回到18%，最有錢的1%則上升了67%。
不要小看這組數字，天下大勢已藏其中矣。最窮的人20年來收入上升輕微，但從第2個至第7個10%，收入上升都很顯著，中國及印度的大部分人口都屬這些組別，他們是全球化的得益者；但第9及第10個10%的人，亦即富國的中產，收入升幅卻是似有若無，但最富的1%，卻可享受近七成的收入升幅。
中國印度 得益巨大
這裏要先點出一件事，中國從1988至2008年，人均實質GDP總共上升了447%，為何上述數字中，收入上升最快的組別（第6個組別）只升了77%，而非中國的447％這麼厲害？原因簡單，上述數據只是說，2008年排第6個10%組別的收入比1988年屬於第6個組別的人收入增加了77%，而2008年屬於第6個10%組別的中國人，在1988年根本還未有資格列入第6組別，他們更窮，可能仍在第1、第2個組別。在20年間，中國人民不但在組別上爬升了幾級，還推高了第6、第7個組別的增長率。
中國與印度在全球化中得益巨大，但她們也搖身一變成為實力強大的競爭者；反觀富國的中產，卻似乎未能掌握到全球化帶來的機遇，收入停滯不前，這些人的不滿容易出現。更有甚者，他們在自己同胞中，會見到有部分人變得極富，他們面對的正是前無去路後有追兵的困局，自己與國內富豪差距益大，後面又有大批別國的中產追上來。
此等勢態，容易使部分人感到恐懼與挫折，甚至眼紅，但這只是較為局限於富裕地方的現象，香港正屬於此等地方。在中國或印度等新興國家，國內的收入分配也比前更不均（儘管整個世界人口收入分布比前均勻，但每一個國家內部卻可更不均），但這並不會使其人民如富裕地區般變得這麼不滿。情況有如數十年前的香港，收入極不均，但經濟增長快，機會充盈，人人拚命賺錢，對前程感到樂觀，一些國際組織所作的快樂及樂觀指數調查也證明此點。中國或印度目前沒有出現革命或大動亂的條件，但富裕地區卻是充滿不安與躁動，活像火藥庫。
此種情況仍只能說明很多人會不滿現狀，不足以解釋大規模撕裂的出現。我在6年前文章中的分析，正可把缺失的答案補回。撕裂需要一個過程，假設開始時社會並無撕裂，中間派佔大多數，「左」「右」兩邊人數較少，持極端觀點的人則更為罕見；再假設符合中間觀點的政策本來是正確的，而當地的政府亦按此施政。但世事無常，正確政策也可因偶然或不測的因素出現而走了樣，導致失敗。
在此情況下，靠「左」或靠「右」及極端觀點的人都會自行解讀失敗原因，並批評政策的失敗是因為其不夠「左」或不夠「右」，原本中間派的部分人也會動搖，各自給左或右的觀點說服，社會開始分裂，若政府不夠自信，政策搖擺，向錯誤的一方靠攏一點（例如向左傾一點，但向右也無損分析），那麼再失敗的情況可能又出現，更「左」的人說它不夠左，靠右的人卻乾脆說政府的失敗再次證明左是錯誤的。此種動態會繼續下去，大家都各自有其不一定是正確的邏輯自圓其說，諉過於人。沿著此種思路發展，他們很難走回頭路，社會愈形分裂。
社交媒體 引副作用
本來這也並非無可解決的難題，只要社會中有一種氛圍，事事以講理為先，並肯對事實仔細推敲，不作情緒式發洩，不斷冷靜檢驗那種解讀是否正確，那麼撕裂並不容易出現。不過，假如社會中早已存在強烈的不滿及挫折，事情便不好辦了，要人民冷靜客觀，恐怕是陳義過高。
更為嚴重的是，過去10年光景，出現了社交媒體，人民可自由隱名發表意見，就算是胡說八道也無人知曉其身份，不用負上任何責任。社交媒體尚有一「功能」，便是黨同伐異，意見接近的可以互相「呃like」，不同意見的會遭人罵走，轉戰他方；久而久之，聚在一起的會是同一意見的人，而且大家發言時不會花時間去深究問題，用字遣詞但求過癮，自己友會更喜歡，其他人會更反感，接下來是對其他觀點採取閉目塞聽的態度，在充滿挫折感的大環境中，躲在一個個沒有正視現實排他性強旳避難所中。對世事的解讀是否正確不再值得關注，令自己心靈舒服才是關鍵。社會不繼續撕裂才是怪事。
要彌補此種集體性的錯失已非易事，在上面提到的團結香港基金的論壇中，羅康瑞問我（既然我說在富裕地方收入不均），是否要多搞福利平息人民的不滿。我不認為這有用，在這些地方，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世界上仍居於頭20%或更高，生活不算困苦，他們的挫折來自看不到自己的前景，而且見到意見與他們不一致的人，卻往往能掌握到全球化帶來的機遇，生活過得滋潤歡暢。他們需要的是，重建自己的思維，例如在香港，是否肯開動腦筋，思考如何可利用中國大市場所帶來的巨大機遇。
民主制度雖有其優點，但卻解決不了人民撕裂的困局，君不見發達民主的富裕國家，正是社會撕裂愈趨嚴重的國家？不過，這並非說政府的政策毫無作用，而是香港比前更需要一個走中間路線、政策經過仔細專業推敲敢頂住民粹壓力的政府，經過一段頗長時期，社會才有望再次和諧。
註1：見拙著〈社會兩極化的成因與後果〉（2010年6月21日《信報》）；〈優質民主與政治兩極化〉（2010年6月28日《信報》）。
註2：見拙著〈怎樣降低全球貧富差距？〉（2014年6月10日《信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