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口與失控的議會 (雷鼎鳴)

立法會宣誓事件仍沒完沒了。對於一些人用小學雞的行為破壞制度，接着便受到制度的懲罰，很可能當不成議員，這本是他們咎由自取，根本不值得評論。

但香港已是一個頗為扭曲的社會，厚黑學高手不絕於市，雖有老牌泛民眼看眾怒難犯，認為這些人「爭唔落」，只有切割一途，但仍有部分政客心知與這些人是同類，只是自己策略成熟一點而已，在兔死狐悲的心理動力下，仍然強詞亂撑。

正因為這些事件都發生在廟堂之中，小學雞的行為也被無限放大，連累要整體港人受罪，不得不再次說香港選舉制度的確有問題，必要改革。

若說這些人有何特色，有兩點是頗明顯。一是他們言語粗鄙，使人側目，二是他們判斷力低劣，做事不知分寸，害人害己，難當重任。先說粗鄙言語的部分。

我的同事，科大經濟系主任梁兆輝教授是與世無爭的君子，但對這些人的粗鄙十分反感，他常要我用經濟學分析一下粗口現象。這倒是太高難度的任務，我力有不逮，但討論一下總也可以。

罔顧場合 圖掩蓋自己無知

在校園中十多年前粗口已經常出現，我當年住在科大教員宿舍中，鄰近一本科生宿舍，每到午夜時分，常都會聽到傳來一些充斥粗口的叫罵，擾人清夢；但在課室中我總算從未聽過有人說粗口，學生也識分寸。為甚麼十多年前校園中粗口開始有流行迹象？這應該跟能進入大學的年輕人家庭背景的變化有關係。

為甚麼要說粗口？我們若細看各種粗口的內容，其實其含義頗為狹窄，來來去去都是在述說一些人體器官，又或問候他人的母親。其實為甚麼對一些年邁或已不在世的婦人這麼感興趣，我不甚明白，只感到陰森變態。對於一些女孩子也在說一些只有男性才能說的粗口時，更是忍俊不禁。由此觀之，說粗口的人幾乎都是言行不一，只是要在口舌上發洩一下，過過癮而已，我們不用認真對待。若是他們躲在家中大叫粗口，或呼朋喚友飲了幾瓶啤酒後，粗口狂噴，我倒是十分尊重他們的自由。

但若場合改變了，粗口的性質便不一樣。在大庭廣眾中說粗口，只是表達自己以粗鄙無文化素養為榮。在別人婚禮中說粗口，是要表達自己與人有仇。在辯論會說粗口，是要說自己毫無邏輯，用粗口掩蓋着自己低水平，這是心理自我防禦機制的一種，比直接認輸舒服點。

在理應莊嚴的宣誓儀式中用粗口是要表明心迹，自己在發假誓。個人紀律性自控能力強的人，有時也許會說粗口，但絕不會在不適合的場合說。一旦失控，只會有效地告訴別人，你已不堪重任，不懂分寸。

再觀察一下梁游二人的行徑，便可確知他們是扶不起的阿斗。在宣誓中添加侮辱別人的語言，已 經在破壞加入立法會的一個必要條件。有一些同路人投票給他們，這是做議員的另一必要條件，但非足夠條件。拒絕正當宣誓是等於他們自己放棄權利了。若說民意支持，現在恐怕反對他們留任的人數遠大於希望他們能夠留任。

侮辱別人 不堪重任不懂分寸

他們在台灣的其中一活動，是要在台獨分子舉辦的活動中分享港獨的經驗，但他們臨時失蹤，要人苦等，據其說法是手機無電，身邊沒錢，又迷了路。我很懷疑這些說法的真偽，想來可能是他們知道有訴訟在身，不敢再提供彈藥告訴別人自己是港獨，但其解釋的幼稚是與鴨脷洲口音一脈相承的。他們根本沒能力應付大事。

劉小麗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她雖然沒有在宣誓中說粗口，為人稍為成熟一點，但在宣誓中用斷斷續續的方法讀出誓詞，本來便不應讓她通過，以保議會制度的莊嚴。她在事後以為自己過了關，竟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中撰文說慢讀是要彰顯誓詞的虛妄，這等於自己不同意誓詞，認為香港是中國一部分是虛妄的，這不是發假誓是甚麼？此等言行是在以為自己已過關後才出現，反映其人容易因得意忘形而失控，現時她可能已十分心焦，怕當不了議員。如此人物，怎堪重任？

 

(Sky Post 2016-10-28)

華仁精神與立會鬧劇 (雷鼎鳴)

梁頌恆與游蕙禎宣誓事件，在本文執筆時，仍還未平息。事件發展得很快，但有幾點結論，已是呼之欲出。

第一，梁、游二人顯然是港獨的支持及鼓吹者，他們要進入立法會便是要方便其行事。他們在參選前所作的聲明是否虛假，將來可能要由法庭判斷。第二，中央政府不會容忍港獨分子佔據香港政府職位，這裏指的政府，是廣義地指執法、立法、司法三個部分。這是中央的底綫，換言之，若司法體制未有阻止梁、游當議員，人大常委釋法的機會極高，因此事涉及中港關係，人大常委有法理基礎這樣做。從常理看來，中央很可能對此問題已下了決定。

崇尚自由教育 素有愛國情操

人大釋法雖符合法理，但政治上當然會引起某些人的回響甚至社會的輕度動盪，誰應負上最大的責任？我認為是梁、游二人及他們的支持者。二人當選後的輕狂言論，做了不敢認，用各種沒有邏輯的狡詞推搪，真的是對包括港人在內的中國人的侮辱。他們為何如此不智，置其「陣營」的長遠利益不顧？我尚未發現有任何根據可證明游小姐智商高於常人，但梁頌恆是我母校香港華仁的畢業生，華仁仔應不會低智至此。林行止倒是一語中的，他引用我兩年前在友報也引用過的典故「殺君馬者道旁兒」，正確之極。此典故出自《白虎通》，蔡元培在「五四」後辭去北大校長時留下此句，意指有人藏有駿馬，在街上策騎時被途人讚嘆，此人在喝采聲中過於興奮，不斷催馬奔跑，最後駿馬脫力而亡。梁、游背後的支持者是網上的偏激年輕人，他們的支持，已把梁、游「捧殺」掉。

說起華仁仔，有幾件事不能不提，否則會引起大眾對母校誤會。第一，華仁畢業的學生，絕不會有甚麼鴨脷洲口音，把China讀成「支那」。我的華仁校友聽到梁此言後，一致痛罵。第二，曾任九龍華仁及華仁小學校長的陳岡博士在報上撰文，直斥梁頌恆敢做不敢認，有違港華校歌中「任何卑劣與小人行徑，我們皆厭惡地說不」（What's mean or unmanly, we shun with displeasure），陳校長此言可為眾校友雪恥也。

華仁崇尚自由教育，我們深得其益，但當中會否培養港獨思想？我沒有在華仁上課多年，不知現時的老師教甚麼，但卻知道絕大部分的昔日同窗，對港獨不但不支持，還十分反感。我自己在華仁時的一些經歷，可解釋為何我們不會支持港獨。

舉個例子。我若說過去數十年來華仁的神父老師當中最有學問與思想深度的，首推已過身多年的鮑善能神父（Fr. Matthew Brosnan，SJ），相信沒多少資深校友能反駁。我記得他在5A當班主任時，在黑板上寫上「華仁」二字，接着便滔滔不絕的解釋「華」與「仁」兩字的含義，對我們進行了深度的愛國教育。他是愛爾蘭人，但對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與中國人民卻是極度愛護，若他在世，豈會對用「支那」一詞侮辱國人的黃口小兒不拍案而起？

侮辱前人努力 罔顧歷史事實

我回顧一生，其實頗受鮑善能神父的影響，預科時常與同學到維園在星空下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當年我認為中國最大的問題是它的窮，所以立志要讀經濟，以了解使到國家人民致富脫貧之道。想不到幾十年後中國人民的實質人均GDP已是當年的二、三十倍，成就了人類歷史中最龐大的脫貧運動，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願景與志業在鄧小平推出改革開放後，得以超額達成。

我不相信共產主義，對內地經濟靠走向自由化而取得如此成就卻不感驚訝，但我研究經濟增長理論多年，深知如此長期的高增長要克服無數巨大的困難，不能不對內地默默耕耘的改革者與勤奮工作的勞動人民深表敬意，我對他們遭人侮辱不能容忍。此種取態，早已深植於我在華仁接受教育的年代。

 

(Sky Post 2016-10-21)

 

 

 

 

 

從立法會辱華宣誓看香港政治 (雷鼎鳴)

梁頌恆與游蕙禎在立法會宣誓時所作的辱華行為，幾乎引來全城齊聲譴責，當中最有力及最痛心的，可能是梁的母校番禺會所華仁小學現任校長、九龍華仁前任校長陳岡博士所撰寫的公開信（見本報10月18日）。陳校長信中無一字提到行徑更使人側目的游蕙禎，也許是因為她不是港華的中小學校友，校長沒空替別人教女吧。

 

陳校長設計通識課程

 

我與陳校長起碼有一面之緣，6年多前港九華仁校友在LA開國際會議，UCLA政治學教授湯維強校友知道我剛要路過LA，在我飛機起機前3個小時致電我家要我當大會司儀，我受寵若驚，不敢不從。會議中的其中一個講者正是當時九華的校長陳岡，為盡責任，所以我也在會前摸一摸他的「底」，不致胡亂介紹他。

 

會議中，陳校長雄姿英發，報告振奮人心，聽者印象很好。年前陳校長主張小班教學（此點我完全贊同，在本報也曾發表相關研究論據），寧願縮班也在所不惜，此事與希望華仁更擴大招生的校友意見有所衝突。

 

陳校長另一身份是香港「通識教育之父」，曾在教育局領導設計今天頗為人詬病的中學通識教育課程。傳聞陳校長自己去考通識科，成績只得4級。

 

若此事屬實，便十分合理，設計課程時陳校長雖有教育理念，但實施後課程卻頗為走樣，理想與實踐不符也。陳校長未能取得高分，顯然不是校長不懂通識，而是課程與考試本身都出了問題。

 

說了這麼多，是要點明，陳校長在我印象中是位思路清明、快人快語、信奉教育原則的人，我們儘管不一定完全同意他的教育理念，但卻不可質疑他的誠信為人。他所寫的有關梁頌恆的公開信，不但是他肺腑之言，亦反映了我所認識的大批華仁校友的看法，但我估計梁是聽不進去的了。

 

梁頌恆未達華仁教育期許

 

綜觀陳校長的公開信，他最感失望的似乎是梁頌恆完全無法體現出華仁教育對學生的期許。

 

港華校歌（創於我在校時，我現在仍可不走音地唱出）顯示出，華仁雖崇尚自由精神，但絕非認可無底線、無原則的行為，校歌中有云：「What's mean or unmanly, we shun with displeasure」（任何卑劣或非君子行徑，我們都厭惡地說不），那麼梁（我與陳校長一樣，不想花時間理會更不堪的游小姐）有什麼地方值得我們「厭惡地說不」？

 

華仁仔最看不起的行徑之一是做了不敢認，毫無擔當！

 

帶上披肩，上寫「Hong Kong is not China」，這當中包含被人一眼可看穿的小學雞狡詞。從表面邏輯看，香港只是中國的一部分，香港當然不完全等同中國，但這句說話也可有另一含義，即香港根本不是中國，連一部分也不是。究竟哪一種理解才對？

 

假如有位對你滿懷敵意的人跑來對你說：「你不是人類！」從語境上看，你會把此理解為「你是人，只是人類的一部分」，還是認為有人在罵「你不是人」？我相信大多數人會認為是後者。若梁並不認為香港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他有太多的機會可澄清「香港不是中國」這故意含糊的口號，但他沒有，反而說這只是fashion，這是真正的無擔當、閃閃縮縮的行為，難免使人相信他只是戀棧高薪厚祿，不是真漢子。

 

「支那」問題的性質一樣，「支那」原本的含義並無貶意，有識之士早已知之多年，毋須有人裝腔作勢去考證一番。但不同詞語的含意會跟時代的推進而發生變化，自日本侵華對國人犯下滔天罪行後，此詞的侮辱性意義早已深植民間。

 

我在童年看《財叔》的抗日漫畫時，也知道「支那人」帶有巨大的侮辱性。這是大是大非的問題，只有心靈殘缺對歷史無知的人才會認為太著緊「支那」一詞是玻璃心，缺乏幽默感。誰人不相信，可試試隨便找個猷太人，并用納粹的用語跟他說話，看看有何結果。      

 

詞義隨時代推演

 

若認為在宣誓中用「支那」一詞並無侮辱的意圖，梁為何不敢跑出來向世界華人謝罪：「我只是無知，用錯了字，不是想侮辱你們，請求你們原諒！」事實上，很多歧視性的用字原本的含義本無問題，例如，在美國若有人叫你做Chinaman，你肯定知道這是種族歧視的用語，但若按字面看，此詞並無不妥。

 

在宣誓時手按《聖經》但豎起中指不但是小學雞的動作，而且是冒犯了天主教的信眾，梁事後有沒有為此事辦告解？若有的話（很可能沒有），他也未見有勇氣公開表示悔過。至於鴨脷洲口音一事，則被冒犯的人不只是鴨脷洲居民，還包括華仁學生與校友，我未見過有華仁校友的英語是如此差勁的！

 

為什麼要千方百計左閃右避不敢擔承責任，做不到校歌中所說的「我們可昂起頭來」（We hold our heads high）？除了高薪厚祿及充當暴發戶的引誘外，這與網上文化也有不可分的關係。網上言論，多隱去姓名，無論言詞如何粗鄙不負責任，也不用被人知悉。這與年初旺角的蒙面人掟磚心態一樣。

 

精神病學家有言，當戴上面具後，容易幻想自己變成另一人。社會中一些極端分子過去習慣了隱名或蒙面的行為，就算乖張離譜，也受不到譴責，不知主流社會對這些行徑的厭惡，也許他們久居鮑魚之肆而不聞其臭，尚自以為幽默，在大眾中表演也無妨，怎料這回卻犯了眾怒，連一些同路人也不敢太姑息，這對港人的教育也未嘗不是好事。

 

此事如何收科？我執筆時，尚未知道會否有重新宣誓，我也不想妄作猜測，但卻可分析一下議會中各方的博弈。

 

經濟學中有所謂的「毒丸」（poison pill）手段，意指在反（敵意）收購時，可在自己公司暗設下一個禍根，公司一旦被收購了，這禍根可使收購者蒙受巨大損失，收購者得悉後，自會放棄收購行動。把此手段稍為更改，我們也可理解立法會各山頭的權謀策略。

 

從某些建制派的角度看，他們實有誘因讓梁游等議員重新宣誓入局。今次事件已充分顯示這些新晉（或候任）議員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低質素，把他們留在對方陣營，豈非有屢可使用方便之極的箭靶？ 這可大挫對手的民望，有需要時尚可用之以作轉移視線之工具。因此我懷疑不少建制派在大聲譴責過後，阻擋梁君彥主席容許這些人重新宣誓的意志不一定堅定。(後記：政府既已出招，建制派當然要調整策略，反對宣誓。)     

 

至於傳統泛民與極端派，也不見得真心想這幾位議員留下。他們可能會擔心這些人的留下會變成己方的包袱，而且後者也不見得都是非建制的真誠朋友。若他們失去議席，一些更具經驗及殺傷力但失去議席的泛民老將或可重出江湖，參與補選。

 

梁君彥不是強勢主席

 

不過，他們也會擔心若幾位非建制議員一旦被踢出局，建制方面的聲勢便會大盛，儘管這也只是短線的現象，非建制最初以為輸入新血是好事，但現在卻發現這可能是毒血，早點換血是好事。

 

其實建制面對的問題也有幾分相似。梁君彥主席我初識於1998年的就業專責小組中，但不熟。以我觀察，他不可能是真正強勢的主席，英國國籍一事，他應可過關，但卻有把柄被人當作箭靶，對建制不利。也許真正想他留下當主席的會是非建制中人。

 

立法會開局已是亂局，這可能還是未來的定局。中央短期內會否撥亂反正？我很懷疑。中國自古以來對地方官員都會調任，使地方勢力不會坐大，駐港京官也是幾年轉一轉。這對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不能說沒有好處，但代價是新到京官往往要幾年以上才搞得清情況，其政策往往便左搖右擺，不夠堅定。在此局限下，要他們主動出擊撥亂反正，并不容易。

 

立法會若繼續動亂，香港社會與經濟自會蒙受損失，但這也許不是壞事，港人總要因損失才能更清楚自己投票時不能意氣用事，選出一些毫無能力擔當大任的人。現在多些人玩弄各種伎倆，反可使人早點警覺。不過，權謀考慮，總是比不上堅持正確的原則，做人有擔當，我是絕不希望見到立法會的低級伎倆不停上演。

 

(HKEJ 2016-10-20)

從諾獎說契約理論 (雷鼎鳴)

今屆諾貝爾經濟獎頒給兩位對契約論有重要貢獻的著名經濟學家，哈特（Oliver Hart）及霍姆斯特倫（Bengt Holmstrom），二人成名已久，實至名歸，他們獲獎，在經濟學界不會引起重大的爭論。

契約理論可上溯至十八世紀時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不算是新鮮玩意，所以獲獎者需要有重要貢獻才會被考慮。人在世上，並不是在孤島中生存，必須與其他人交易來往，但此過程中所能帶來的利益或好處如何攤分，當中涉及的風險又如何互相承擔，都不是簡單的問題。契約的簽訂正可使大家事前把問題講清楚，不用事後大家互相推諉責任或把利益全部獨佔。但契約有好有壞，訂得不好的，會扭曲對方（或多方）的工作意慾或使到資源配置完全錯誤，從而拖慢社會的進步。訂得好的，則可使諸事順利，人人作出最好的貢獻。


作多方比較 做合理量度

舉幾個例子說明契約的重要。在一間公司工作的員工或CEO的薪酬或花紅要如何制定？高級員工花紅佔的比例可能很高，但花紅總要與表現掛鈎吧。不過，問題便來了，某人的表現如何量度？公司CEO的表現是否取決於該公司的股價或利潤？若是如此，倘若該行業正在面臨外部環境的擠壓，利潤下降屬非戰之罪，與CEO無甚關係，不發花紅豈非罰錯了人？

反之，若利潤上升只是因為該公司運氣好，遇上好景，多分CEO花紅，是否作了並無必要的過度獎賞？由此可見，分發多少花紅，不但要看利潤，也要與同行的其他公司的業績作出比較，看看自己的CEO是否比同行的其他CEO優勝才行。從另一角度看，我們也可說，既然公司運氣不佳時 CEO分不到多少花紅，市道好時他們是否可多拿一點以作補償 ？  

另一例子，內地的土地控制權在地方縣政府手中，縣官能否升職加薪是他們的重點激勵因素。過去縣官的表現往往靠該縣GDP的增長有多快而定。

但此種契約，卻可出問題，縣官可追求一些短綫利益，犧牲該地生態，現時的GDP是上去了，縣官也因此升了級調到其他地方去了，但卻會留下爛攤子讓別人收拾。契約訂得不好，影響可大可小。

保險公司與客戶也有契約關係。用醫療保險作例子，病人看病後一般不能向保險公司討回全部的費用，換言之，病人也要自付一部分開支。其作用便是防止病人事無大小都要看病，也促使病人平時多注重健康，減少生病的機會。

港鐵有所謂「可加可減」機制，當中有一方程式，用以訂定車費。

廣義來說，這也是契約的一種，當中較為有趣的一項是效率提升（或成本下降）所帶來的利益，可被港鐵及乘客瓜分，其目的是要港鐵有足夠誘因不斷降低成本，同時亦使乘客得享成本降低後的好處。

假若降低成本對港鐵不能帶來任何好處，港鐵便會缺乏誘因改善效率，長遠而言，有可能使到票價更高，或虧損嚴重，需要納稅人補貼。此類情況，世上例子極多。


條款具誘因 可改善效率

「基本法」嚴格來說，也可被視為契約的一種。哈特有所謂「不完全契約」的概念，原因是在訂定契約時，我們不可能百分百預見未來出現的各種可能性，契約於是也不能把這些可能全部包含在內，這樣便容易出現不同利益的人之間的爭議，大家互不相讓，如何化解？答案是一早說明誰是契約的最後解釋人。人大是「基本法」的最終釋法者，正符合此一理念。按此原則，立法會議員可否宣揚港獨，最終的決定權在任大常委手上。

兩位經濟學家寫了大量的文章，都在指出，在不同的環境下，如何改善契約的設計，參考他們的洞見，可減少一些無謂的爭議。

 

(Sky Post 2016-10-14)

 

 

 

 

 

教育為了甚麼？ (雷鼎鳴)

很多人都在慨嘆香港教育出了大問題，他們的不滿，絕非毫無根據。有讀完大學不久的新科議員說要在港開發天然氣，亦有以女性身份在公眾場合說一些極粗鄙的言詞，但觀其事後對批評的反應，顯然對自己的無知與惡俗毫不知恥。

年輕人說錯話，我們本可包容，但竟有人力撑說此並無所謂，卻正好顯出香港社會正從文明中退化，令人憂傷。我見到以博雅為名的大學的校長，雖明知與他無關，也忍不住問其為何出現此類學生，校長一臉無奈羞慚，連說他無法解釋到。


學會分辨與欣賞「真善美」

這其實說來很冤，我常接觸大量年輕人，他們大部分十分理性，就算自己知識學養不足，但總也會尊重博與雅，不會對遠離文明的無知與粗鄙大加禮讚。但現在有人不將博雅放在眼內，我們倒應重新檢視教育的目的，香港教育有無達到這些目標。

各門各派對於教育會有不同的側重點。年輕時讀過一些教育理論，可總結為教育的目的要培養學子能夠分辨與欣賞「真善美」。

「真」是追求真理，搞清事實，用的方法是重視科學精神，下結論前要有證據支持，而且要經得起邏輯與實證的仔細推敲。我常對朋友說，學生就算在大學中甚麼也學不到，只要他們能掌握到科學方法，便夠受用一生。「善」是心中存有為人民為社會謀福祉的志向，而且做事絕不會不擇手段，做出損害別人利益之舉。「美」是懂得欣賞宇宙之美，愛恩斯坦用幾個符號，E=Mc2便已描述到重大的自然界規律，如此簡約的方程式，比名留千古的詩歌都更美。「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若看不到這首《天淨沙》之美的，其美學教育尚未滿師。

港人是否都喜歡用科學態度尋根究柢？「佔中」時佔用道路，或在旺角扔磚，有無理會過別人死活，某些人不理場合身份，粗言穢語一句接一句，恍如在古典音樂會中怪叫嚎哭，我們可自行判斷，香港「真善美」教育是否成功。

「真善美」的局限在於它們相當靜態，對社會的變化推動力有限。我自己的母校在美國，沒有提過「真善美」，但卻實施「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核心是要學生啃下大量歷史長河中數百年才出現一個的大師們的經典著作，看看他們在思想上如何交鋒，從而誘發出我們深藏腦中的想像力及創造性。此等方法對推動社會的創新活動與思維有很大幫助。

有另一派別對教育的作用又大不相同。經濟學家素來重視教育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亦知在校讀書與工作經驗都是積累人力資本的重要途徑。諾獎得主盧卡斯（Robert Lucas）對二者的關係便有很有趣的討論。


從他人身上學習補自己不足

他認為在校接受教育的目的是使學生的終生學習的能力增強，在其後一生中，他們會見到無數的有不同學識技能的人，學習能力強的，會有效地把其他人的長處吸收了過去，從而改善自己的能力。遇到的「叻人」愈多，自己能力的提升便愈快，在校時的教育愈好，吸收能力便愈強。反之，在校的機會沒有被好好利用的，又或因此而致無緣晉身「叻人」圈子，從而一生中見不到多少指路明燈或良師益友的，他們所能積累到的人力資本或本事便有限，就算他們運氣好，遇上了叻人也會不懂珍惜學習，徒自浪費了機會。

此種觀點大有可圈可點之處。香港社會已形撕裂，部分年輕人政治意識上腦，對與自己觀點不同的人，不會有興趣吸收其長處，這便大大地壓縮了人生中學習的機會與效率。內地的新科技發展近年一日千里，連歐美先進國家的科技界也為之震驚，視其為強勁的競爭對手，但香港部分年輕人對此卻無知無識，自動排斥，如何會懂得向人學習？此勢一成，社會中的鴻溝會變得更深：學習能力強及思想開放的人可學到更多，事業成功的機會更大，但閉目塞聽而仍不自知的人，則是把一生的機會都賠上了。香港的教育所交出的defect產品，不在少數。

 

(Sky Post 2016-10-27)

 

 

 

 

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雷鼎鳴)

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從過去平均每年8到9%或更高，降至現時7%以下，不少人認為這是「新常態」。但我並不認同增長率的下降有其必然性，問題是能否找到新的經濟增長動力。

 

認為中國經濟增長會放慢的人，並非無的放矢。中國人口已開始老化，年齡中位數早已跨過35歲，比起印度的26歲是老了不少。中國的勞動人口比例，已經停滯不前，並快將下降，經濟增長已完全不可寄望勞動力的增長。資本的積累顯然已是近年增長的主要來源。中國的總儲蓄接近GDP的一半，儲起來的資金幾乎全部會用作投資，資本的累積速度非常快，近十多年來，中國2/3左右的增長便是靠資本累積所推動。但經濟學中有所謂的「報酬遞減律」，當一個地方只有一條公路時，此公路對經濟有巨大貢獻；但若此地已有99條公路，第100條的貢獻便不會有那麼大。同理，過去中國缺乏資金時，資本對生產很重要，現在新增資本對經濟生產的作用越來越低，這也是為什麼經濟增長率會減慢的根本原因。

 

不過，倘若生產技術或效率不斷進步，資源配置又合理，可大幅度甚至全部抵銷「報酬遞減律」帶來的下行壓力。中國已有高儲蓄率，資本不斷積累，若無科技進步，儲起來的資金也無用武之處。好比有人練了九陽神功，但沒學懂乾坤大挪移，力量便發揮不出來。儲蓄起來的資金得不到好回報，人民漸漸地也會減少儲蓄，把生產出來的財富消費掉便算。由此可見，有科技或生產力的進步，資源配置得當可促進經濟增長，其重要性絕不亞於減低消費，增加投資。

 

改善生產力成果顯著

 

中國過去在改善生產力上，已有不少成果。首先是農村人口大規模遷移到城市。

 

1978年18%的人口在城市，現在已有56%，城市組織生產力的能力遠勝農村，同一批人，在城市的產值可遠勝農村。其次是科技上多個領域量與質的進步。世界頂尖科學刊物《自然雜誌》有編製一個「自然指數」，把刊於全球最頂尖的68份學術刊物的論文作者按國家分類，中國的科學家近年在這些質量最高的刊物發表的文章數量，早已高踞世界第二，高於德國、英國、日本，但低於美國。

 

2015年中國發表了6478篇，遠不及美國的17204篇，但差距逐年收窄。第三，中國在高新科技產品的生產附增值，據美國國家科學基金的統計，已達全球的27%至28%左右，而美國也只是不足30%，二者差距，迅速減低。第四，在不少高新科技領域，中國已漸有領先優勢，最明顯的是手機滲透率奇高，手機用戶全球人數最多，刺激了大量方便生活、理財、娛樂的應用程式出現。高新科技企業的總收人（不是總利潤），在2014年已達22.68萬億元，當中又以北京中關村的3.61萬億（等於深圳的7倍有多）最厲害，相信是因為有北大清華在附近。

 

不過，若要大幅度增加人民的福祉，上述成績恐仍未足夠。我們要改變一下思維方式。GDP增長的目的是要使人民更快樂，或使人民得到更多快樂的物質基礎， 但GDP本身的量度卻絕不完美，有些能改善人民福祉的因素尚未包含在內。假設我們多了五成GDP，每天的消費也可增加五成，這樣自然會使人民更快樂一些（大量證據顯示，快樂指數與GDP密切相關）。不過光是靠收入增加也不夠，收入對快樂的影響也有「報酬遞減」，每天的消費增加五成所帶來的快樂，可能遠不及我們的壽命延長十年八年，從而有更多的時間去消費去生活。

 

如此觀之，改善健康，延長壽命，其對快樂的貢獻不會低於生活上因科技的進步而帶來的方便。以中國目前的國情，有兩個方面是對健康與壽命有極大幫助的。

 

第一是環境保護。中國因工業化而引致空氣、水源與土壤污染，降低了人民得到的快樂。例如，從1990年至2012年，據世界銀行數據，溫室氣體排量上升了220%，等同每年排放了12.5萬億噸二氧化碳，高踞全球之冠。經濟學中有個發現，當某國的人均GDP較低之時，人民會寧願選擇工業化，不大理會環保；但當收入上升至接近一萬美元或更多時，他們會對環境越來越重視，願意付出代價保護環境。中國現時正處於這一階段。事實上，近年中國也的確用了不少資源去改善環境，光是2014年，已投資了9576億元（等於GDP的1.51%）去處理環境問題，但恐怕解決現時各種污染要走的路還很遠。

 

改善了環境，人民生活愉快了一些，健康也改進了，但此等得益，卻不易在GDP的增長上入帳。除非中國將來決定採納「綠色GDP」的概念，把環境的改善或破壞都納入GDP的計算中，否則各地政府也許沒有足夠的誘因花費資源用在環保上。

 

未來發展環保與醫療

 

第二是生命科學與醫療科技。生命有價值，健康也有價值，長壽與健康的生活，能為人民帶來快樂，但此種價值無形，其計算量度也較為困難，同樣容易使各地政府失去足夠誘因去改善人民的健康。在國際經濟學界中早已發展了好些量度生命與健康價值的定量方法，若使用這些方法，可估算出投資醫療科技、健康院、訓練醫生等，會為社會帶來多大效益。

 

不過，此等效益，卻未必能反映在GDP上。花費資源改善環境與健康，在深層意義上與提高GDP並無分別，都等於是推動經濟增長， GDP在數字上未受影響，只是因為在量度GDP的方法上有缺失。未來一二十年發展環保與醫療，會是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TKP 2016-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