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陣子，內地兩位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與張維迎展開了一場關於國家是否應實施工業政策的辯論。兩位教授都是我的好朋友，都是名重學林，二人的辦公室在北大朗潤園的四合院建築之內，隔着一個天井，學術界也習慣了大家各持己見，不用尋求共識，但這辯論仍十分轟動，不但成為全國性新聞，連香港的報章也有報道，除了看熱鬧的心態外，我們也由此可知工業政策這個命題的重要性。
所謂工業政策，簡而言之，是政府選擇性挑出一些它認為將來有很大發展空間的行業，並對這些獲垂青者補貼資源。
我對工業政策一向都懷有戒心，在多國歷史上，它失敗的例子極多，政府往往會浪費納稅人的資源，向一些扶不起的工業輸送利益。香港過去也搞過很多甚麼甚麼「港」的，但並無真正成功的例子。
港創科產業鏈薄弱 可借深圳硬件
為甚麼不少工業政策有問題？假如某某行業前途似錦，未來利潤十分豐厚，那麼企業家就算沒有補貼，也會有足夠誘因及早投資。會否政府的眼光比企業家更好？這偶然會發生，但更多的情況是剛剛相反。更有甚者，政府政策往往受「民意」所左右，而最積極表達「民意」的，是不同的利益團體，它們對某某政策是否對總體社會有利並不在意，它們所關注的是它們本身的利益。工業政策挑選出甚麼行業來，要看這些利益團體的相對力量，例如，台灣過去受到補貼最多的不是新興的電子工業，而是傳統勢力雄厚的夕陽工業—紡織業。
但這是否表示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毫無角色可扮演？非也！政府最應該做的便是把營商創業的障礙掃除，在法規上提供方便，在金融市場中使到有潛質的創業者可以較易籌得資金，在人才市場中及早培養自己的人才及招納外地的優才。
最近香港與深圳政府達成協議，河套區的產權及管理權歸香港。這顯然是中央、廣東省及深圳市送給香港的大禮。我認為這有工業政策影子的舉措並不屬於傳統的工業政策，而且大有成功的可能，香港與深圳都會蒙受其利。
香港一直都想搞高科技產業，但過去條件並不成熟，政府就算支持數碼港等項目也是枉然，最後只變成地產項目，真正體現了High Tech揩嘢，Low Tech撈嘢。現在情況已變，香港的高校近二十多年發展迅速，實驗室已孕育出不少有潛質可產業化的成果，但可惜香港高新科技的產業鏈十分薄弱，甚至不存在，無法把新的科研成果轉為產業化。這樣的後果，是使到香港各院校畢業的科技人才無法找到合適的工作，紛紛變為推鎖員，浪費了人才。
但香港之短正是深圳之長。深圳的產業鏈十分成熟，世界聞名。我校畢業生汪滔在科大研發出無人飛機的關鍵技術，但在港生產不了，要在深圳才有合適的產業鏈成就其稱雄世界的創業之舉。
深缺優質研究大學 可與港校互補
但深圳也有短處，便是缺乏如矽谷有斯坦福與柏克萊等頂尖學府，及北京中關村有北大清華在旁邊的優勢。我查過中國的官方統計，北京中關村高新技術企業總收入是4.08萬億人民幣，上海張江是1.36萬億，武漢東湖是1.01萬億，深圳的開發區是0.498萬億元，排行第四。上述的頭三個城市都有頂尖名校在附近，深圳在這方面較為不足，但若能與香港的科研結合，那麼研究能力與產業能力便可產生協同效應，為香港的年輕人及企業家找到出路，深圳當然也有所得益。
以地理位置論，河套區的確理想，在港深邊境，正好方便兩地力量充分被利用。有人嫌遠，港人不肯去上班。這是淺見。在美國矽谷工作的科技人員很多都喜歡住在有大城市生活的舊金山，每天早上一車車公司巴士便接載着員工從四十多英里以外的舊金山市區到公司工作，上下班時間塞車，一程要一個小時或以上，他們也習慣如常了。河套離開九龍近得多，為何嫌遠？年輕人前途重要也。
我相信香港政府尚應做一事，便是為河套區招納海外人才提供方便。我參與過多年的海外招聘工作，知道不少在內地長大但現時在美國工作的資深科技人員願意來港，為他們的子女提供足夠的優質教育學額是必要的政策，否則他們不會來。
(Sky Post 2017-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