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25日，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湯漢樞機撰就一篇鴻文〈從教會學角度展望中梵交談〉（載《公教報》3808期），當中的報告與分析對我等局外人了解中國與梵蒂岡建交之路的過程極有幫助。想深一層，這對香港社會也可能有重大影響，我們不應等閒視之。
中梵自1951年斷交後，近月雙方關係的發展是最積極的。阻礙中梵關係正常化的因素並不新奇，在歷史中，我們屢有見到神權與政權、宗教與國家的矛盾。具體而言，過去中梵之間有一道不易化解的難題，梵蒂岡根據過去訂立的《天主教法典》第1382條，規定只有教宗有權任命主教，違者不論委任人或被委任者都會遭到教廷最嚴厲的「自科絕罰」（excommunication），但中國政府不認同梵蒂岡這一境外國家可以侵犯自己的主權。
建交障礙 不難解決
是否可自由行使宗教信仰，似非問題關鍵，反正中國憲法中容許宗教自由，但同時也容許宣揚無神論的自由，而神州大地近年隨處可見，佛寺道觀香火鼎盛，基督教信徒也增加不少，惟天主教斯人獨憔悴，有愛國教會與地下教會之爭。國家與宗教的權力如何界定配置才是核心問題。
上述的矛盾既然涉及權力的界定配置，並非無可解決。現任教宗標榜「健康現實主義原則」，而習近平於今年世界經濟論壇的演講過後，已被不少人視為可取代美國總統的自由貿易與開放的旗手，同樣以務實主義治國，所以雙方確是存有可談判的空間。
在湯漢的報告中，已可看到他本人也是健康現實主義的信徒，並且雙方的談判基本上都是按照務實軌跡進行，阻擋談判成果的幾個障礙已可逐漸消除。
在最麻煩的主教任命權方面，梵蒂岡可改變觀念，把中國地方教會的選舉當作主教團的推薦，最後決定是否任命被推薦者為主教，權力仍在教宗手上。我中學時華仁書院的校長狄恆神父曾告訴我，歷史上歐洲諸國早有近似先例。中國方面，則可要求主教符合愛國標準，宣誓效忠憲法，對他們是否「愛教」並不關切。教廷的傾向似是認為這要求並不過份，主教愛國天經地義，沒有違反教義。若此，問題便化解了。
第二個障礙是過去內地「自選主教」產生了8位「非法主教」（有1位今年1月去世，現餘7位）。按教廷的角度，此等行為已嚴重違反上述法典第1382條，這些主教正遭到一觸犯處罰便即降臨的「自科絕罰」。我中學時讀歷史，以為excommunication便等同驅逐出教，但近日查看資料，才知這雖是天主教的最高懲罰，卻只是割斷受罰者與天主教會的共融關係而已，只要教宗願意，他可免除這懲罰。據湯樞機所言，這7位主教已經寫信給教宗，要求赦免，表達對教宗的無條件服從，教宗赦免的可能性很高。若如此，有了下台階，問題應可解決。
第三個障礙是30多位地下主教能否獲中國政府承認。現尚不知中方肯在多大範圍承認他們；湯的態度樂觀，相信北京可能要他們明確表態遵守中國的憲法、法律及政策等便可，這些對地下教會都不是問題。
第四是中國對待天主教的態度會否與西藏新疆等地的宗教一樣？天主教會似乎會力圖表示天主教並不涉及民族自決或分裂國家，所以與藏獨或疆獨不可同日而語。
從上述的發展看來，雙方確是向務實合作的方向走，最終有望達成協議。湯漢自己的總結也表達與其「等待全部的自由」，不如「緊握必要的自由」。此等「袋住先」的務實思想與其前任似有頗大差異。教廷其實也早釋出善意，啟動了審理明朝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及徐光啟品列真福的程序，這很有象徵意義。我不夠資格論斷他們兩人將來會否獲封為聖人，但他們對中國文化及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卻是劃時代的。
利瑪竇秉承耶穌會不拘一格的靈活變通，為中國人拜祖先的習俗辯護，不為教廷正統派所喜；他與徐光啟合譯的歐基里德《幾何原本》13卷中的前6卷，是經天緯地的大事，從此中國人學懂什麼才算是循序推理的數學證明，大大地填補了中國人的思辨能力，為日後的科學發展打下重要基礎。
教宗訪港 重大成績
中國會否也沿用務實主義的態度處理天主教問題？這個可能性不低。華仁及芝大學長前年過身的余國藩教授是世界宗教學的頂尖權威，長期在芝大當傑出服務講座教授，他10年前曾贈我一書，是他的大作《中國的國家與宗教》，其主要結論是2000多年以來，無論不同朝代，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從來都不會對宗教採用中立政策，歷代政府對宗教都會監管、控制並利用其穩定社會，鞏固政權。
此種取態當然不合宗教人士的胃口，但想深一層，假若某種宗教被視作有利社會的和諧穩定，中國政府與該宗教便大有合作空間，各取所需。倘若該宗教思想僵化，不願在非原則性的地方妥協，事事按自己的意願做，那麼大家只會談不下去。可幸在湯漢的報告中，務實主義躍然紙上，而中國的反應也算積極。
我過去多次指出，香港在1990年的GDP佔中國的25%，現時則不足3%，香港經濟地位下跌已是彰彰明甚，但正因如此，港人更應想方設法在其他方面提升香港的地位，使其不致被邊緣化。現在看來，中梵建交的談判雖是在兩個國家層面進行，但香港的教區似也在擔當相當的角色，否則湯樞機不會對整件事如此掌握。的確，現時的談判有幾個有利的條件，千載難逢。
第一，現任教宗不是墨守成規的人，從他肯為十字軍道歉便可知一二。他也是耶穌會會士，有著他們靈活心態的傳統，很想天主教能在中國立足，顯然也想訪問中國，對社會主義又不反感，是中國可以談的對象。
第二，現任樞機是務實主義者，思想沒有僵化，肯切實解決問題，使雙方都可滿意。
第三，中國經濟發展成績驕人，30多年間人均實質GDP上升了22倍，成就了人類史上人數最多的脫貧運動，因而自信滿滿，敢於取代美國成為開放經濟的旗手，但這也會使中國政府感到需要社會開放及宗教自由以配合其未來發展。
有了這些條件，我認為在建交談判更進一步後，中央政府大可邀教宗訪華，並路過沒有這麼敏感的香港。若到訪內地的條件不成熟，到港訪問也是一項重大成績。
這對香港有很大好處。近年香港社會撕裂嚴重，教宗到訪可以身作則示範和諧的好處。香港最具影響力的4位非建制領袖都是天主教徒，或許只有教宗的智慧與胸襟才能感召他們，使他們放下心結。未來的特首有很大的機會也是信天主教的。教宗是否訪港，特首並無多少影響力，但有一個不會反對教宗訪港的特首，總也會提供到一點方便。
我的同學「華仁一家」基金會的謝錦明有一建議，同學都撫手稱善。2019年是華仁在港100周年紀念，華仁是耶穌會在中國最重要的據點，而方濟各又是耶穌會會士，請他來主持紀念活動不失為一種低調又或許是適當的做法。當然，建交之事若全部談妥，更高調的訪港訪華也無不可。
2013及2014年梵蒂岡曾邀我參加當地的經濟學術會議，我亦有機會兩次覲見教宗。當時言語頗有不通，我不無僭越地說歡迎他到訪中國，若成事，我僭越之失倒可清除。
(HKEJ 2017-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