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於 <我們是香港真本土> 一書)
近年香港冒起一種標榜「本土」的思潮。「本土」觀念本身並無不妥，懷念與自己一起成長的環境與歷史，關愛在此地一同生活的人，抱著民胞物與的胸懷，我們讚賞還來不及。但真理過了一步便變謬誤，正確稍有偏差便成荒唐，本土思想也容易被扭曲，排外與封閉都容易，披著本土的外衣出現在我們眼前。要欣賞本土，明白本土，我們不能不多點歷史感，對個人的或短暫的經驗不假思索便將其當作是香港整體歷史的代表，將會十分危險，對本土完全曲解。
先稍談一點歷史。香港二千多年以來與整個中國都有著密切關係。李鄭屋邨古墓有「大吉番禺」的磚刻，墓葬者很有機會是東漢時的鹽官。在歷史上，香港大嶼山及西貢等地曾是中國的極重要產鹽基地，官富場，即今天的土瓜灣，從前也有不少產鹽的遺址。今天我們若跑到九龍城的侯王廟，仍可見到一塊石碑，當中記載著一八二二年重修侯王廟時善長仁翁以店鋪或個人名義捐款的名單，當中大量商鋪的寶號，名稱風格與廣州的無甚分別，足以說明香港當時的商業實屬嶺南一系。一八七零年間，容閎替清廷挑選一百多名男童到美國留學，也是以香港為基地，中選者當中不少本身便是香港人或後來在香港定居，例如上世紀香港名流周壽臣及曾任清廷駐美大使的梁誠便是。英國人佔領香港後，原本的算盤是把此地弄成為一個主要是歐美人居住的地方，但此計劃從未實現，因為他們發現要與內地的中國人做生意，非用中國人做買辦不可，香港迅即成為與中國內地做生意的中介中心。一直以來，九成以上的香港居民都是華人。從這些例子可見，香港的本土實與整個中國的歷史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我讀過一些科技大學的創校歷史記載，一九九一年創校時，我們吸納了大量原本在台灣長大，後來在美國成就大名的學者，他們為何肯來香港？原因是把科大看成是一所位處南中國，面向內地及世界的大學。
我不認為我個人的經歷可代表整個香港，但我前前後後在香港生活超過四十年，算是見證過不同年代的港人有何種心態，視野可能比年輕人寬一些。以下我會以一個觀察者的身份報道我年輕時所見所聞的點滴，以增加我們對「什麼是香港本土」這一命題思考時的角度。
千金難買少年窮
我是個五十後，媽媽在少女時代粵港兩地跑，但在內地結婚。我尚是幼兒時，母親先帶著我一人從廣州到澳門，以便轉來香港，但因澳門或香港突然改變了一些法例，我們要滯留澳門六個月才能來港。記得我們寄住在大三巴附近草堆街朋友家中，有次媽媽在街上被扒手搶去載著證件的銀包，她帶著我跑不快，唯有呼救，附近真的有店員跑去追賊並將其擒獲，可見澳門也實有見義勇為的人。
到了香港我才進幼稚園，爸爸及兄姐半年後也來到。爸爸來港的方法是從澳門「屈蛇」過來，多年後我在科技大學工作時，駕車載著媽媽路過科大附近的打鼓嶺，並告以當地名稱，她突然記起，當年爸爸登陸之處便以此嶺為記，想來在月黑風高中，他便是在今天科大校園的區域登陸吧。想到我一九九一年回流香港，也是以科大為目的地，歷史倒是替我家開了個小玩笑。
我們先寄住在筲箕灣淺水碼頭村親戚的石屋中，屋內有電，但無自來水，我們要打井水度日維生。那時民風純樸，我自己便是整天滿山跑。稍後搬到灣仔日街租床位居住，後來升級至住板間房，地方擁擠，一個單位等閒住上數十人，若有風暴，擔心樓房會倒塌，常要躲到附近較新樓宇的樓梯中過夜。記得有鄰居獲通知可入住徙置區，他們視此為中了「小搖彩」（馬票的一種）一般的幸運。這也難怪，我在灣仔住過的日街、永豐街與秀華台（住在歌星影星Teddy Robin關維鵬的樓上），樓内多半没有厕所,要倚靠公廁。香港那時候是十分貧窮的，遠比今天的綜援戶貧窮。
但貧窮不等於那時的人都不快樂。有些小學同學擔心沒有錢連中學也讀不了，大學更是遙遠的夢想，這的確使人感到壓力。但貧窮也磨鍊出港人的意志。當時香港的工業結構有一偉大創新，便是把工廠中的部份工序轉移到家家戶戶中——穿膠花，替玩具塗上顏色等等，都可在家居中讓照顧著小孩的主婦做，當然我們也可成為童工賺取外快。在沒有零用錢時，我也會將大疊大疊的舊報紙搬去街市出售，每斤可換取一角，摺得整齊一點價格還稍高些，街市的檔戶需要報紙去包菜包肉也。
當時主要的娛樂是聽廣播，當時麗的呼聲的金庸武俠，商台的天空小說及倫理小說，我都可一邊聽一邊做功課，練成了分心二用的絕技，今天功力卻大不如前。小學時幾乎每兩天便與同學步行到大會堂借出故事書四本，順便在皇后碼頭旁釣魚，那兒有條大渠，很污染，魚很蠢，每次收穫都甚豐，但不太敢吃。在有限的資源下，那時的港孩仍可活得歡暢。
小學獲得的珍貴「財富」
我小學六年在灣仔華仁書院對面的東華三院小學度過。當時這是一所慈善學校，每月學費兩元，比官立學校的三點五元要便宜，但常常要替校方推銷獎券而多付錢。父親是知識份子，在中山大學讀過書，但學位不被殖民地政府承認，在港幾乎無法找到工作。他的朋友中有教署的視學官，當年算是高官了，據說她為我找到聖保羅男女校小學的學位，但父親認為太貴族，婉拒了。東華三院很多老師都很好，五年級時的班主任崔國泰老師與六年級時的班主任梁勁謀老師都學問淵博，教學認真，我們得益甚大。年前我與常見面的幾位小學時的同學合資捐了一小筆錢到母校，用崔、梁兩位老師的名義成立了獎學金。崔老師年近九旬，常有見面，梁老師已仙遊，他獨身沒有子女，把一生的積蓄都捐了給母校，使人敬佩。
東華三院的校長當年叫主任。我們在讀時的一位女性主任處事常有不公，頗引起學生的不滿。有次不知是哪一位同學在體育課後感到太悶熱，開了課室中的風扇，她發現後竟要罰整班同學每人扣操行分五分，使我們十分驚恐憤怒。一群同學放學後拉隊到位處灣仔道的星島日報報館投訴，有位很有文化氣質的中年人接見我們，也許我們是香港首批學生「運動」中懂得向傳媒求助的人。事後，主任十分驚慌，把每一位有份投訴的學生的家長都找去談話。在那年代，「見家長」被視為處罰學生的極刑，但我們也挺過去了。
外國神父向我們講解中華文化
小學時每天上課都可在窗口中看見對面山上華仁的神父在天台步行念經，繫在神父袍肩上的兩條布條隨風飄揚，十分瀟灑，於是便決定入華仁。華仁的學風十分自由，課外活動的氛圍籠罩著整個校園，我也很快地成為活躍份子。華仁當年有十多位愛爾蘭來的神父，他們學問極為淵博，德行足為世人楷模，但華人老師中學問水平則互相頗有差異。近年因為香港已十分富裕，愛爾蘭的神父寧願去窮國幫助窮人，少來香港了。
神父中很多對我的幫助都很大，例如歐陽理神父（Fr. Francis McGaley, SJ）誠乃謙謙君子，與他交往如沐春風。尚在世的狄恆神父（Fr. Alfred Deignan, SJ） 今天仍是華仁舊生精神支柱的象徵。若論學問，我最佩服的是教英文的鮑善能神父（Fr. Matthew Brosnan, SJ）。「華仁」的校名來自創校人徐仁壽的家鄉五華縣（當年當過華民政務司的徐家祥是他兒子）。 有次鮑神父借題發揮，在黑板上寫上「華」與「仁」二字，並用廣東話問大家「華仁點解？」接著便滔滔不絕地講解中國文化與「仁」的觀念，並論證中華文化與天主教並無矛盾。鮑神父喜歡穿著中國式的白色長衫，頗有五四運動時知識分子的風範，看著一位英語文學修為學究天人的洋神父用廣東話向我們講解中華文化的精深之處，班中不少同學後來都有強烈的愛國情懷，可能源頭在此。
學校社會活動的積極分子
華仁當時的學費是每月三十二元，堂費十二元，包括我在內的近半同學都因家庭收入低微，可免去學費。同學中有少量家境顯赫的，但大部份是普通家庭出身，大家相處融洽，我記不起有任何比較身家的擺闊例子。很多同學服務社會的心很強，我得到一些學長的指引，也積極參加過這些活動。在中二及中三差不多兩年的時間內，比我高四級的張明德學長每個周六都會帶我與另一同學到石澳附近爛泥灣的一個漁村替一些漁民子弟免費補習。這些子弟學業程度不夠，但十分好學，通常我的學生在年級上比我還要高一班，但似乎我也可以越級教他們的數學。聖保祿學校的校長每週都派一輛小汽車送我們到爛泥灣附近的公路，從海邊的漁村上山走回公路卻是費勁的，尤其在烈日之下，但在張明德學長的帶領下，我們都無怨言，只會覺得對需要幫助的人有實質上的貢獻是使人快樂的事。張明德入大學後數十年未有再見，近日才再聯絡上，甚喜。
這裏要提一提一九六七年暴動後港英政府推出的新政策所帶來的影響。我當時還年少無知，但後來聽說，政府高層研判過，為了防止將來暴動再出現，方法之一是要消耗掉年輕人過剩的精力。在隨後的幾年，政府突然大力補貼各種學生的聯校活動，亦有約見不少學校的學生領袖，鼓勵他們多舉辦舞會、夏令營、研討營及工作營等等。我是這些聯校活動的活躍份子，創立過一個聯校組織。在七十年代香港的大專界出現過「認識中國，關心社會」的「火紅年代」，源頭之一正是當時的大學生早已在中學時具備搞大型活動的經驗。我沒有在香港念大學，但對組織大型活動卻毫不陌生，因早已在朋友中學到了。例如，每年秋天一次在聖保祿學校舉行的明愛籌款賣物會，我校的檔攤我便主要負責過兩年，常常與同學走堂找商戶捐贈禮品及設計攤位遊戲，每次賣物會結束後，一群大孩子都會在禮頓道的松竹樓慶功。
一段記錄香港當代民主發展的難忘記憶
現在回想起來，當年雖未有明白政府政策背後的目的，但在我參加過的多項活動中，有一項值得拿出來仔細記述，因從此可體會出多種香港本土的元素。這裏涉及一個青少年團體，一個鄉村，一段陸港古代歷史，與一段鮮為人知的香港當代民主發展歷史。
中學時參加過一個叫CLC（Christian Life Community）的團體，此團體的前身成立於一五六三年，在二零一三年剛慶祝了它的四百五十周年，香港不少中學及大學都有它的分會，但每個分會的人數限制在十人以下，我曾當過香港華仁分會的會長。當年香港有一個CLC的聯會，同一時期的團員可能不足一百人，積極活躍的估計有二、三十人吧。這二、三十人是來自多所學校的少年人，從他們日後的表現來看，當中有很大的比例都成為了社會棟樑。這些人有兩位後來成為十大傑出青年，其中一人是作曲家，一人是多名影視界天皇巨星的「教母」。另又有人成為特區政府的局長，也有人當上了立法會秘書長。電影製片家、銀行家、醫生、工程師、心理學家、老師、會計師等等都可在這群人中找到，其餘多人對社會亦各有貢獻，未能盡錄。有著這一大群朋友，我感到很有福氣。這批人有不少共通點，其一是對社會十分關愛；其二是通過聯校活動，培養出不錯的組織能力；其三是做事正能量充沛，甚至帶有宗教式的熱忱，不易退縮；其四是大家重視友誼，至今不少人仍常有聚會；其五是他們的成長，大多與香港社會的發展緊密地交集在一起。他們的思想與活動是香港孕育出來的，他們的故事也應視為香港本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自一九九七年起，CLC還負起了管理跑馬地名校瑪利曼中學與小學的職責，但除了兩人外，其它的校董團員我都不認識了。
上文提到的鄉村是大埔附近的泰亨鄉。此鄉在太和坐25A小巴不到十分鐘便可到達。鄉中的原居民姓文，是文天祥堂弟惠州知府文天瑞的後人。若以當過唐莊宗帳前指揮使的文春元為一世基祖，文天瑞便是十三世。十七世的文蔭在十四世紀時到了今天大埔的碗窯，造碗維生，後人遷至今天泰亨的祠堂村定居，家族繁衍。今天的泰亨鄉，由三條村組成，即祠堂村、灰沙圍與中心圍。遊客若到泰亨，可見到二零零五年重修完成的文氏宗祠、刻著文天祥《正氣歌》的文山公園，步行到村後，有建於一七二八年的天后古廟與建於一八八四年的文帝古廟。鄉內有幾所歷史悠久的學塾，清代建的藝沅學校、藝沅堂、善慶書院、叢桂書院與正倫書院，一九六二年藝沅堂臨近建立了泰亨公立學校，但此校今天早已因學生不足而停止運作。
CLC團員與泰亨鄉拉上關係，始於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我們在這八天，在泰亨的農田之間建了一道三英尺寬的混凝土小徑，從泰亨公立學校附近出發，穿過田地，蜿蜒而上直達天后宮。這本是一項我們組織的工作營的成果，平凡不過，但數十年後的兩次重訪及與原居民的訪談，卻使我們發現不凡之處。
我們今天仍存有不少當時的照片，甚至各參加成員的更期編表及每日活動的計劃表。我們不少團員的記憶力超強，所以仍可把整個歷程重構出來。有參加建路的約七十人，但並非每人都做足八天，全程都在的約二十余人。修路的英泥、碎石、沙、木板與工具是政府提供，最近與團友譚希平女士考證過，其他的費用（主要是數百元的食物費）由理民府補助，我們提供的是勞力。政府付出的這些補貼，是在貫徹一九六七年後所訂的政策。（插入圖一及圖四）
我們沒有拌混凝土的經驗，有的只是主修土木工程的胡家彥學長（立法會前秘書長吳文華的先夫）在實驗室中用筷子把小量混凝土成份攪和過。我們睡在泰亨公立學校的書桌及座位上，下午及晚上缺不了康樂活動，玩得瘋癲，清晨則雞鳴即起，一包包一百一十二磅重的英泥放在肩上帶著鐵鏟便衝去工地開工。村民見我們雞手鴨腳，認為政府應派更專業的人來建路，最初並不歡迎我們。他們有人懂得怎樣拌混凝土，雖見我們失敗，但袖手旁觀，我們倒是吵吵鬧鬧，爭論如何防止混凝土的水份流走。過了一兩天後，有名頗為好熱鬧的孩子在工地上被鐵釘刺傷，我們的團員姐姐連忙替他清理傷口及小心包紥，此事倒是轉折點，村民見我們對他們的確有關愛之心，便派出土叔（文土有先生，尚在世）教我們怎樣拌石屎。小徑如期完成。
在完工前的一個晚上，鄉長文卓茂（一九七四年去世）特別在學校附近慎德堂對出的空地上舉行了一個露天晚宴，大讚我們這群少年人有熱誠的服務之心，並向村民訓話，告訴他們不能自私，應以我們肯老遠跑來當義工為榜樣。但少年吱吱喳喳的，當時我們是否對此稱讚感到汗顏倒是記不清楚了。文鄉長這一段講演，不料後來卻為新界帶來深遠的影響。
二零一二年二月，我們有十多名團友決定重游故地，先在教育學院校長張炳良家中集合再拉隊到泰亨。資深銀行家袁鯤濤（舊名袁玉波）眼利，在眾多新建的丁屋之間，發現了40多年前所建的小徑在接近天后宮的一段依然健在。重訪泰亨之後的幾天，立法會秘書長吳文華與曾當過泰亨鄉長的大埔區名人文春輝先生聯絡上，春輝先生倒是告訴文華不少我們原不知曉的事情。（插入圖五）
原來春輝先生是當年文卓茂鄉長的孫兒，我們的工作營結束後，他受到我們的工作及文卓茂先生講演的啓發，在次年仿照我們工作營的模式，組織了一批村中的孩子多建一條小徑。他們的材料與工具由理民府提供。文春輝先生當時還在初中，但卻是主要組織者。他的爺爺文卓茂鄉長捐出了六百大元，解決了孩子的食物問題。
在從前，鄉長或村長並非村民選出來，他們多是父老推舉，一做可能是終身，不會隨便更換。但文春輝等一群少年人在我們工作營後受到影響，建了小徑後，接著還組織了不少青少年活動，後來更成立了個太坑(泰亨)青年中心，接著又推動了民主選舉活動，在八十年代初，泰亨鄉公所的委員已是正式投票選出。村公所在一九八五年的投票中，有戶籍的一戶一票，設投票箱，鄉事委員會有派人來監票，民政主任亦有把過程錄影下來以示公允。當時文春輝早已當上民主選出的鄉長，對祠堂村、中心圍及灰沙圍三條村都頗有影響力。吳文華轉述時，認為新界鄉村的第一個選舉在泰亨出現，這可能是事實。若是如此，一個不起眼的青少年工作營竟是新界民主選舉的重要源頭，世事有時的確出人意表。
二零一二年的探訪後，有好些當年的細節尚未完全弄清，除了請教記憶力奇佳的文春輝先生以外，我們後來也記起當時尚有一位重要人物，她是每天替我們準備飯菜的牛姐，亦即土叔的太太。當年所用的廚房有兩只巨鑊，可煮數十人的飯菜，我們的女團員不少都有跑到廚房幫忙，CLC團友譚希平女士便是重要的助手，她特別懷念與牛姐合作的一段情，很想再見到她。
二零一七年一月中我第三次踏足泰亨，這次運氣很好，八十一歲的原居民文喬松先生看到我們到處探頭探腦，形跡可疑，便遠遠觀察著我們，但我一拿出當年工作營的大合照(見圖一)便知我們不是白撞，他熱情地帶著我們到處參觀，後來遇到春輝先生的弟弟文帶來，他認得照片中每一位父老的身份姓名，照片中有泰亨公立學校校長文柏恆，喬松先生原來是柏恆校長的侄兒，帶來先生又開了鎖讓我們進入藝浣堂(香港三級歷史建築)，原來這正是當年廚房所在地，我重見當年廚房所用的灶頭與兩個大鑊，連忙拍照記錄。插入圖二
最大的收穫是在村中終於找到牛姐，她也是八十一歲，記憶力很好，當年之細節她仍可清楚陳述，見到她的貌樣，我已可肯定她的確是工作營八日中解決我們食物的廚師。
近年雖多有人說本土，但又有誰比已建村七百多年的泰亨及其原居民更有資格代表本土？香港的符號之一劉德華兒時也在泰亨度過，泰亨的本土地位是無可質疑的。只要一踏進鄉內，我們都可明顯見到此處與中國歷史文化血肉相連。文天祥是中國的英雄人物，《正氣歌》的浩然正氣是中華文化道德的典範，泰亨的文氏家族來自江西，亦有幾房族人住在廣東其它地方，文氏宗廟中的祖宗神主牌更是地道的中國特色。我到過不少中國內地的農村，其布局與泰亨共通處甚多。香港的本土根本便是中國本土的一部分。
我們當年初到泰亨時被部分村民排斥，但因為我們的確是為他們建設，明顯有服務之心，所以村民很快便接納了我們。幾十年後他們的父老仍可對當年的活動如數家珍，可知只要有服務熱忱及真正關愛之心，人民是會記著的。反之，若我們不是去建設，而是去破壞，恐怕現在留下的只是千古罵名。香港是我們成長生活之地，真正的本土都會想著如何建設香港。
人一生中很多行動都等同在播種，大多數的種子都不會結出果子，但偶然有些是會的。我們那年沒有想過修路會結出什麼果，但事後看來，平凡的活動才真有點作用。當然，我們所建的路有部份仍能保留下來，繼續方便村民走路，這也是我們高興見到的。
圖一：1969年泰亨工作營部份參加者的合照
第二排左起第五人是文柏恆校長，第六人是文卓茂鄉長，第七人是祠堂村文雙全村長，第八人是父老文卓芹先生
圖二：藝浣堂中廚房的大鑊，我們工作營中的食物在此烹制
圖三：2017年1月重訪泰亨村，筆者與當年為我們烹飪食物的牛姐合照
圖四：當年繪制的地圖
圖五：不同年代華仁CLC的會長，左起筆者，余鎮中醫生，袁鯤濤先生，攝於201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