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化教育家霍韜晦教授主持的「法住機構」創會35周年紀念，搞了個講座系列，邀請我以「資本主義到盡頭了嗎？」為題作一演講。這題目不易回答，但卻十分重要，在今天劇變中的社會尤其如是，我也就本著「弄斧必須在班門」的求學問之道與各方高明交流。
此問題首要討論的便是如何界定資本主義。這概念雖非源自馬克思，但他在《資本論》中卻提過「資本主義的（也可解作資本家的）生產方式」兩三千次，可算是把此詞發揚光大了。資本主義有好些特徵，常被人提到的是「資本」這一生產資料掌握在資本家手上，屬他們的私產。這是特徵沒錯，但我相信要把私有產權的範圍擴充一下才符合現代人的理解，即不但生產要素為私人擁有，產品的產權亦應屬私人。除了私有產權外，資本主義另一主要特徵是自由市場，各參與者可在此中按自由意志買賣。此外，我們尚可加上一套法制，其用途是保障私有產權與自由市場的運作。
細緻分工提高效率
實際世界中並非每一個資本主義社會都完全地擁有這些條件，例如在中國，市場交易的自由度已很高，消費品已幾乎全部私有，但既有民企控制著生產資料，也有國企，究竟中國是資本主義社會還是社會主義社會，這已是一個不易有共識的議題。
要推斷資本主義有無生命力，有三個主要問題需要解答。第一，它對提高人類的整體財富有無重大貢獻？第二，它所衍生出的收入或財富配置是否公平？是否為世人所接受？第三，它若面對重大的衝擊，抗震力是否足夠支持它屹立不倒？每一個問題都有它的複雜性。
對經濟學家而言，第一個問題有比較確切的答案。這要從亞當斯密的《原富論》說起。《原富論》一開始便直奔主題，認為分工是有效大力提高生產力的做法，但有分工便要有市場作平台供各人互相交易，否則若各人都一定要自給自足，那麼每家每戶都要生產出一切自己需要的消費品，效率一定很差。反之，市場愈大，分工便可愈細緻，效率也會更高，從而製造出更多的財富。
若按歷史時序，人類生產力的大幅提升與資本主義的出現亦有密切的相關。歐洲工業革命發生於資本主義時期，中國近年奇蹟般的高增長也在改革開放後才發生。據經濟歷史學家麥迪遜（Angus
Maddison）的估計，從漢朝到1950年左右的2000年中，中國的人均實質GDP只共增加不到兩成，但中國一容許民企創業，並走進了全球的競爭市場，從1978到2016年，人均實質GDP便上升了21倍！我們很難否定資本主義是很適合創富的制度。
酬勞按生產貢獻計
現代經濟理論同樣也肯定了資本主義的創富能力。在世界著名學府的經濟課程中，每一個博士研究生都要讀懂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一系列數理經濟學家用嚴謹並且高深數學所證明的有關競爭市場的定理，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在相當一般的條件下，只要有競爭，各個不同的市場都達致供求均衡的一般均衡
(general equilibrium) 是存在的，而且這個均衡是巴列圖最優的。證明市場供求都可同時均衡並不容易，要用拓樸學中的定點定理
(fixed-point theorems)， 但若均衡點根本不存在，資本主義便是建築在虛幻的概念之上，並不真實。巴列圖最優是指無法可找到更好的資源配置方法。換言之，競爭市場的結果最無浪費、最有效率，這也意味著它創富的能力最強。
資本主義的收入或財富配置是否公平？這要看公平的標準是什麼？若是以人人的收入或財富都十分均勻作公平的準則，資本主義的確不會導致這結局。它公平的準則是建基於不同的勞動者、地主、資本家、人力資本或知識的擁有者各自能對生產起到什麼貢獻而決定他們可得多少酬勞或回報。在競爭市場中，工資會剛好等同於勞動力的邊際產值，土地的租值也是等於土地的邊際產值等等，餘此類推。
假如額外多僱用一個工人，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他可為公司多增產100元，那麼他（及其他能力相同的工人）的工資便會是100元，不多不少，讀過初級經濟學的學生都應知道這種訂定工資的方式在競爭市場中最符合公司的利益。同理，其他生產要素價格的制定若也是以邊際生產值為標準的話（在競爭市場中必然如此），多貢獻多得，各持份者面對相同標準，我們也很難說資本主義有對稱性的收入配置有何不公。
有些人工作勤奮，日做夜做，但收入菲薄；另一些人自命滿腹經綸，但懷才莫遇，窮途潦倒；又有些人在荒郊擁有大量土地，但無人問津；又或有些資本家把資金投在失敗的項目中，在這些人眼中，市場都無給予他們合理的回報，但對不起，是市場力量告訴他們，他們的投入並未對社會作出多大貢獻，所以他們收入也不高。
八成人民收入急升
話雖如此，在過去數十年，在世界各大發達經濟體中，都有出現兩種現象：第一，總體收入增長不快（歐美日）；第二，貧富差距頗大。表面上，這兩種現象都在挑戰資本主義的生命力：若資本主義創富能力不高及收入不均，為何仍要資本主義？我們若將眼光放諸全球，而不單是發達國家，便可看到另一景象。
我們可發揮想像力，把全球各國的國界都取消，世界人民都同住在地球村中，那麼我們會發現，在過去30多年，全球近八成的人民收入迅速上升，例如在中國，從改革開放至十多年前的2004年，已有5億人脫貧，但世界最窮的半成人口（多是非洲等窮國人民）卻因無法納入資本主義世界的市場或因戰亂，收入幾乎仍完全停滯不前。在本來最富裕的一兩成人口中，有部分人收入與財富都節節上升，但相當大比例的人民卻無此福氣。
由上述可見，在全球人口的範圍內，資本主義創富的能力絕非浪得虛名，中國從公有制及計劃經濟往私有制及市場經濟走了一大步後，立竿見影，人民收入應聲上升。就算是不少非洲窮國，近年也在努力複製中國模式，亦即把自己納入資本主義的世界市場中，她們不少便初步擺脫了多個世紀以來所跌入的貧窮陷阱。至於收入分布方面，由於窮國人民收入以倍數計的上升，尤其是中國與印度的表現更加耀目，所以全球人民的收入差距理應縮窄，而不是擴大。根據前世界銀行一位經濟學家米蘭奴域（Branko
Milanovic）採用了覆蓋全球94%人口數據的研究，事實也正是如此。
在工業革命以後，資本主義國家人民收入上升較快，所以國與國之間的收入差距變得巨大，不利改善世界人民的收入分布，但近年多了些人口眾多的國家參與資本主義的運作，全球人民收入的基尼系數（即堅尼系數）已開始回落，反映貧富差距正初步減低。由此可見，資本主義似乎出現的一些問題，只是局限於較發達的地區，不是真正全球的問題。
適應全球化帶來機遇
不過，我們也不應忽視發達地區經濟體不符理想的表現。事實上，對資本主義的質疑，也多來自發達地區的知識分子。為何小量發達經濟體的精英能享有不錯的收入增長，大部分卻無此能耐？近年不少地方出現民粹思潮，當中包含排外及反精英的情緒，其造成的效果已深深地影響了歐洲多國與美國的政治局面。究其原因，從前發達地區人民才懂得做的工作，現在較落後國家的人民也懂得做，在強大的競爭下，有些人害怕自己的飯碗被搶走。
此種情況本來不是全球化的必然。若貿易互通有無並非對雙方有利，有些國家大可閉關鎖國，不肯進行任何貿易，因此貿易的存在本身已經意味著貿易的雙方都有得益。但某一國的得益卻並不等於該國所有人都得益，各人得益多少，是不對稱的。那麼誰更有機會在全球化大潮下的資本主義世界可獲得最多的利益？有人或許認為大資本家是最大的贏家，這倒不見得是。
馬雲、馬化騰、朱克伯格等人，一二十年前恐怕並無多少人認識他們，這些人為何成功，最主要的因素應是他們掌握到隨著全球一體化而來的市場擴張所帶來的機遇。香港的周星馳所拍的《美人魚》在內地竟有28億元的收入，百倍於香港一套也算賣座的電影。但我們也可見到，很多人都沒有意志或機會去捕捉此等新世界的機會。
十九世紀歐洲工業革命時，經濟增長率每年有一個百分點已經不錯，所以工業革命之被稱為「革命」，只是相對於更早的人類歷史而已，若以今天的準則，當時社會的變化實屬緩慢，經濟增長與市場擴大所帶來的影響也就可以被社會慢慢消化掉。但近數十年的全球化，或更準確一點，資本主義市場的互相連結與擴大，卻發生得十分急速，並非每個人都能適應到這些變化，並能對自己的未來工作方向作出合理的調校。例如，在香港，有些人懂得並成功地利用到內地的市場，賺得盤滿缽滿，有些人則連了解內地發展的興趣都沒有，更遑論可尋找出什麼機遇。我倒是相信假以時日，世界人民總會適應到全球化帶來的新環境，港人也可日漸懂得在內地的發展中找尋機會，但這些都需要時間。
未來科技衝擊社會
時間或調整的速度都是重要的。資本主義社會早已受到經濟急劇全球化所帶來的衝擊，市場擴大、分工更細緻帶來了生產力及財富的上升，但發達地區也因不少人適應不了新變化而出現波折，資本主義也因此受到質疑。未來會有什麼新的衝擊？我相信會來自科技。據一些人工智能的專家所言，人工智能及大數據的發展十分迅速，10年內可能有近半的職位可被取代。再加上正宗的人工智能有自學能力，會不斷地自我改進，幾十年後世界將變成什麼樣子難以預料。
本來科技進步是大大的好事，也許未來的人類每周工作時間可大減，行行企企便可靠人工智能及機器替他們生產，生活優游。但科技進步若來得夠快，大量行業可遭沒頂之災，例如自動駕駛技術成熟後，還需要的士或貨車司機嗎？機械人審核會計賬目比人更精準更不會疲勞，會計師還有無生存空間等等。若一切都發生得很快，大量的人會沒法調整，各行業的失業大軍湧現，讀了財務學以為可做基金經理的人卻發現這行業已然消失掉，社會的穩定性能否保持到？資本主義本來已是一個包容性很高的制度，但它最終能否受得了科技快速進步的巨大衝擊，現在仍言之尚早。
補充一點，資本主義的創富能力及公平性很大的原因來自市場的自由競爭，若市場機制因受到政策干預而扭曲，市場不再自由運作，上述的很多結果都不再有效。這正提醒我們，資本主義的生命力也取決於我們能否減少或排除政府的干預。
(HKEJ 2017-7-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