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梵對話 四百年轉折 (雷鼎鳴)

　　上周三教宗方濟各接受路透社一位記者專訪，大談與中國的對話。路透社與教廷的「亞洲新聞」把這訪問都報道了，但後者更加詳盡。

　　教宗表示，兩國對話進展良好，雙方都釋出善意，除了外交，當有文化上和非正式的接觸。教宗又認為，陳日君樞機可能因年紀關係，有些膽怯，但教宗認為若不溝通便肯定更糟，所以就算有風險，他也寧願與中國對話。

　　最耐人尋味的一段說話，是教宗認為中國人值得拿耐心諾貝爾獎，中國人很好，懂得等待，時間在他們一方，他們有多個世紀的文化，是非常有智慧的民族。教宗說非常尊敬中國。

　　梵蒂岡與中國對話，主要目標當然是中梵建交。正如教宗年前在接受一位意大利的墨子專家與傳媒人郗士兵訪問時提到的，這是兩個文明的相遇。這兩個文明各有十多億人口，合起來是世界人口的四成了，它們相遇上，那能不是歷史上的大事？香港媒體中，無線電視新聞觸角敏銳，最早高度重視中梵建交的進展，持續地做過多次報道。

　　上述教宗稱讚中國人有耐性有智慧的一段話應如何解讀？按常理推測，應是中央政府願意等待梵蒂岡，教廷甚為感激。這也意味着梵蒂岡需要一些時間去解決她的一些問題。主教任命的權力及程序本來一直是卡住整件事的主要因素，但此事早已有了眉目，所以教廷要應付的問題應是有些人，包括香港、台灣，與美國都有人反對中梵建交。

　教廷與中國都擁有悠久的文明，處理問題的時間常以世紀作單位。我今年初在友報寫過兩篇長文，一篇是講十六至十八世紀期間天主教在中國傳教遇上的各種困難，第二篇討論近年中梵建交過程的跌宕起伏。兩篇文都花了我大量的研究時間，我的感覺是，歷史雖不在重演，但卻有驚人相似之處。

　　在明清時，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耶穌會教士來華傳教，他們十分尊重中國的文化，祭祖祀孔等「中華禮儀」他們不介意，把「天主」稱為帶有物質性的「天」或字義上帶有祖宗含義的「上帝」，他們也認為無傷大雅。中國文化與天主教教義有相通之處，理應受到尊重，最重要的是他們希望能在中國立足傳教。但後來到達中國的其它傳教士，卻比耶穌會教士教條主義得多。他們認為中華禮儀是異端，也絕不能稱呼天主為天或上帝，違者要受到比死刑還嚴重的「絕罰」，他們把狀告到教廷處，一七○四年教宗格筋孟十一世終頒下禁令，全面推翻利瑪竇定訂下的尊重中華禮儀的規矩。康熙本來禮待天主教，但後來見到禁令後大怒，將並不打算永遠留在中國服從朝廷命令的傳教士全部驅逐出境，後來更索性禁了教，天主教要轉入地下。

　　直到十九世紀，天主教才得以返華，但這回卻是倚靠帝國主義船堅炮利的欺壓才能回來。此事引起了頗多不公，一九二二至一九三三年在華主理傳教工作的剛恆毅反對帝國主義的欺凌，認為主教應由中國人擔當，所以他在回到意大利前都拒絕升任當樞機。

　　在今天，教廷中一樣有人反對入鄉隨俗，更遑論與無神論的共產黨打交道。但這樣一來，天主教在華信眾人數一直停滯不前。今天反對中梵建交的人，與當年耶穌會以外的某些傳教士胸懷的教條主義不懂變通的精神一脈相承。

 

(Headline Daily 2018-6-28)

 

中國經濟侵略美國？ (雷鼎鳴)

幾天前，白宮的貿易與製造政策辦公室公布了一份題為「中國的經濟侵略如何威脅美國與世界的科技與知識產權」（How China's Economic Aggression Threatens the Technologie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的文件，內中指摘中國近年經濟能迅速增長，主要原因是靠她所採用的經濟侵略措施，現時此政策已威脅到美國及世界的經濟云云。

此份報告可說是滿紙荒唐，主導文件的作者不可能是有分量的經濟學家（這一類人不是受不了特朗普的胡搞自己掛冠而去，便是早已被他炒掉，當然，也許有些人還是會漏夜趕科場），更似是法庭中本能地只懂諉過於人的律師。中國從處於經濟崩潰邊緣的1976年，倚靠改革開放及人民辛勤工作節衣縮食而使總體實質GDP上升了30多倍，豈可能有甚麼經濟侵略？況且在近代史中，除了歐美帝國主義列強，誰有實力去經濟侵略別人？賊喊捉賊的背後，顯然是美國一些極右分子的冷戰思維與抹黑策略。

美國科研靠華人撑起

文件共36頁，內中指中國也承認其「侵略」的方針，亦十分透明。文件又認為中國採用了50多招去貫徹她的侵略政策。在一篇短文中，我不可能對這些指控一一駁斥，只舉幾個例子。

文件指控中國通過網絡入侵及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盜取了不少美國的科技情報。我不知中國的網絡力量是否強大至足以偷走美國的關鍵科技情報，但若說監視別人的一舉一動，斯諾登提供的證供早已告訴我們，美國才是此道中的佼佼者，她竊取別人的情報有如探囊取物，還有臉說中國？至於逆向工程，買回新產品後研究一下它是怎樣做出來的又有何出奇？

報告又指摘美國學術界天真，容納了大批中國的學生在大學及國家實驗室工作，以致這些人有能力學懂科技，並將其轉移到中國。美國學術界的確歡迎中國的留學生，美國大學中的大大小小實驗室中，等閒近半的研究工作由中國的學生或學者負責，美國人自己很多都只對當醫生或律師感興趣，科技研究需要有十年磨一劍的耐性，他們不願走此苦路。若無中國研究生或學者的辛勤貢獻，美國的科研體系就算不至於崩潰，其成績也必會大為失色。得到這些人的幫助後，還要暗指他們為間諜，這倒反而有利中國︰若這一大批科技人才一起回國，中國的科技實力倒是會更快超越美國。特朗普的謀士竟是由一些笨人組成！

文件說中國時會通過抬高或控制稀土的價格，迫使別國在貿易問題上就範。中國的確擁有大量對高科技產品製造舉足輕重的稀土，但開採稀土對生態環境極大破壞，美國自己也有大量稀土，但自己卻不開採，反要中國不顧生態成本廉價輸出稀土，豈非是「己所不欲，必施於人」？

在不少工業產品的生產中，世界多個國家都會訂下一些標準，歐美國家便往往通過這些標準逼別人跟從，並為自己產品製造壟斷力量。中國製造業已十分發達，一樣已開始了標準化，自訂標準，但這份報告卻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指摘中國的標準跟「國際」的標準不同！

以市場換取技術轉移

文件作者最在意的，也許是中國若容許某些外國企業到中國設廠生產，往往會要求合資經營及技術或知識產權轉移。中國的做法其實符合世貿的規則，因為中國的要求只是在於中國學懂了別人的技術後，若自己再有創新，那麼創新部分的知識產權屬於中國。從更廣義的角度看，中國以市場換取技術轉移的政策也十分有理。新的知識本來可有益於人類，知道的人愈多愈好，不一定需要保護，但為甚麼現代社會會對知識產權提供某一程度（但不是無限量）的保護？原因是必須為創新者提供利益，使他們有足夠誘因繼續去創新。中國的做法是，你若肯轉移技術，我便肯給你市場，使你賺至笑逐顏開，這已是等於購買產權的方法，外國企業若肯答應（其實中國的「外資」主要來自香港，不是美國），必是算過有利可圖，否則不來便是，反正世界各地可投資的地方很多。這是互利的關係，白宮又如何能說這是經濟侵略！也許白宮用的是烏賊戰術，故意混淆視聽，以掩蓋其胡搞的意圖。

(Sky Post 2018-6-29)

民主政制能否推動經濟增長? (雷鼎鳴)

在過去一二十年間，西方世界在意識形態上受到最大的挑戰，很可能是對其政治體制的質疑或反思。這些國家在經濟體制上以不同程度的市場經濟或資本主義為其特徵，雖然出現過金融海嘯、歐債危機及美國單方面發起的貿易戰，但市場經濟的重要性或優越性其實仍被廣泛接受，原因是上述的危機基本上已被化解或尚未釀成大禍，而且中國、越南，甚至非洲的一些國家走向市場經濟，都得到很大的發展。

 

民主體制漸受質疑

 

不過，在政治體制上，英國脫歐的公投、特朗普的勝出、台灣總統雖民選出來但支持率是負數而且經濟一團糟、戰後南韓民選出的總統沒有一人有好下場，在在都使人對西方國家的政制是否最好都產生懷疑。此種懷疑就算在西方，無疑被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及文化提升而被強化。以民主選舉為核心的政治制度，往往衍生出不少意識形態問題，西方國家往往自稱她們所相信的為普世價值。這顯然是過甚其詞，世界有74億人口，美國、加拿大、歐盟加上日本，總共人口才有10億，連伊斯蘭教的總人口也比不上，也少於中國人口，西方的價值觀如何能稱之為普世價值觀？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能夠把其他人民的價值觀不當一回事，與這些國家軍事上及經濟上的實力脫不了關係。軍事起到威嚇作用，別人不會喜歡，經濟發展卻可形成吸引力。若一種政治體制在經濟上表現差勁，終會被人離棄，若是成績輝煌，日久有功，別的國家也可能會模仿。美國要維持她的霸權，對她大力宣揚的「普世」價值及政制的優劣，特別在意。

 

民主政制是否最優制度，是數千年來人類爭持不下的難題。柏拉圖認為，民主是世上第二最糟糕的政制，第一糟糕的是有一個暴君。馬克思認為政制屬於上層建築，它是先進還是落後，取決於它是促進還是窒礙發展生產力（亦即提升經濟）；馬克思這觀點大有智慧，政制的影響雖不局限於生產力，但若在某政治制度下經濟停滯不前，時間一久，人民必有不滿。

 

西方民主國家感到的不安或意識形態壓力，主要來自中國。新加坡公民自由受限制，被 Freedom House評為只有部分自由的國家，但總算有民主選舉，所以她雖是經濟上最成功的國家之一，也不會對西方關於政制與經濟關係的觀點有太大衝擊。台灣經濟停滯20年，近年年輕人還爭相離台到大陸求學並定居，Freedom House給予台灣的自由指數分數卻極高，但台灣並非西方國家十分注意的地方，所以其表現與預期的反差不會構成大影響。

 

中國不同，她的政制與西方國家截然不同，人口眾多，產品遍及全球，在西方社會十分搶眼，雖然年年都有人預測中國經濟即將崩潰，但她的GDP扣掉通脹後，在39年內卻上升了34.5倍，而同期的美國只上升了2.73倍。中國GDP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已超越美國，就算用官方匯率計算，在10多年內高過美國，已成為世界各國領袖的標準假設。此種態勢對思想所造成的衝擊是無法掩蓋的。美國社會責難中國之聲蔚然成風，與其意識形態受壓密不可分，若非如此，為何美國人對不少極權政府沒有興趣理會？

 

全要素生產力領先全球

 

學術界往往是反映民心最敏感的地方。究竟民主政制對經濟增長有利還是不利，20多年來已積累了大量研究，這些研究方法種類繁多，卻仍未能真正提供到無可爭辯的答案。舉個例子，開此領域實證研究先河哈佛的巴羅（Robert Barro）20多年前便下結論：「更多的政治權利對經濟增長並無作用。」

 

其實巴羅之所以有此看法，是因為在非洲等一些極獨裁國家，經濟難以發展，但在發達國家中，他又同樣發現民主制度往往阻礙經濟的進步。至於為何在發達國家民主對經濟增長可以起到負面作用，比巴羅更早的奧爾森（Mancur Olson）在《國家興起與衰亡》一書中早有理論：在民主體制中，少數人形成的利益集團更有誘因集結力量影響政策，沉默的大多數利益分散，阻擋不了少數人構成的利益團體的力量，以致最終經濟發展受到各種不妙的掣肘。

 

近年有一篇由幾位鼎鼎大名經濟學家所撰就的研究報告，一樣也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文章由曾獲得克拉克獎章的麻省理工土耳其裔學者阿塞莫路（Daron Acemoglu，此名字如何發音，竟成網上熱議）牽頭，共有4位作者，題目赫然是〈民主確會引致增長〉（Democracy Does Cause Growth）。大名之下，其方法必有創新，結果也必有據，值得我們仔細思考。

 

這篇研究所用的數據來自175個國家，從1960至2010年每年的數據基本上都齊全。它把不同國家分作民主與非民主兩大類，若 Freedom House及其他一些研究機構把某國歸類為「自由」或「部分自由」，它就把這國家算作「民主」，若被劃分為「不自由」的，就當作是「非民主」。

 

如此的劃分是否恰當我們先且不論，但文章卻的確引入了相當複雜的計量經濟工具，以圖減低估算中可能存在的誤差。它得出的主要結論是：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一個國家若進入了民主體制，25年後，GDP會比沒有民主的增加20%至25%。

 

25年才增加20%左右，等於民主平均每年大約可推高GDP不到1%。民主政制為何可推高GDP？根據文章的估算，這是因為民主可顯著提高投資佔GDP的比重、政府稅收佔GDP的比重、小學入學率及中學入學率，亦可減低死亡率及社會的動亂；民主也有助推動經濟改革，但對全要素生產力或生產效率有負面影響。不過，後兩者的影響在統計意義上並不顯著。

 

這些結果看似合理，卻啟人疑竇。按照文章的分類法，中國屬於「非民主」國家，但中國投資佔GDP的比率曾接近五成，現時也有43%左右，遠遠超過西方各國；在中小學入學率上，中國已接近全民入學；在降低死亡率上，中國的速度也是驚人的，在五十年代初，中國的人均壽命只有四十歲左右，現時已是七十六歲，接近世界先進水平；至於推高稅收比重，中國的稅不輕，但這不是什麼好事。

 

在推動經濟改革上，又有哪一個國家改革的規模比得上鄧小平打下的改革開放基礎？中國的全要素生產力進步速度，也長期處於世界頗為領先的地位。由此可見，文章說民主可帶來的這些優點，被視作「非民主」的中國卻一樣做到了，而且做得更好得多。

 

大國與小國的經驗

 

那麼為什麼4位經濟學家仍會從計量分析的過程中，得出民主有利推高經濟增長的結果？我認為他們的方法及理論都存在著重要的缺陷。中國人口佔世界五分一，比整個西方世界加起來都要多，但在文章的數據處理上卻被當作175個國家中的一個。這是沒有道理、不成比例的，13多億人口在中國政治體制下的經濟增長經驗，總不能與一個只有幾十萬人口的小國相提並論；一條村的經驗與一個擁有數千條村的大省的經驗，價值並不一樣。近年經濟學中研究全球收入分配問題的亦早已把人口的比重納入分析架構中。一旦按人口的多寡對數據作出加權調整，文章中所有的定量結果恐怕都會付諸東流，在統計學上再無意義。

 

這個問題本來是房中的大象，作者們不可能視而不見。另一位經濟學名家薩克斯（Jeffrey Sachs）曾批評阿塞莫路等人的另一份報告，便直指他們不懂而且選擇忽略中國的不同，原因只是因為他們仍抱着中國即將崩潰的想法，所以把一些「不方便的真相」抹走也無所謂。但既然中國集「非民主」與高增長於一身，也是西方世界感到意識形態受到挑戰的根源，把中國的經驗視作等同一個小國（例如盧森堡或梵蒂岡）的經驗，怎會不是埋首沙堆的態度？

 

在理論上，把世界粗疏地分割為「民主」與「非民主」兩個陣營，也十分不妥。例如印度既是民主也重視法制，但她的民主制度卻頗為混亂。西方國家之間的民主也頗有差異，而且民主制度也有優劣之分，有些表現遠勝其他。在不少低發展國家中，政治制度及管治一塌糊塗及貪污盛行，她們多被歸入「非民主」陣營，但她們能與近年來走向唯才是用（Meritocracy）的中國幹部制度可相比嗎？

 

也許中國的發展經驗正正顯示，政治制度不能只簡單地以有無選舉作為評判的標準。尋找優秀及合適制度，人類仍有漫長的路要走麼。

 

(HKEJ 2018-6-21)

人口政策與土地供應 (雷鼎鳴)

在土地供應的大辯論中，時有人會提出一種異議，他們認為土地供應根本不是問題，人口若是大量甚或是無限量增加，增加多少土地也無補於事，所以他們主張源頭減人。

香港可供發展的土地非常短缺，彰彰明甚，我不知道反對增加土地供應的人背後有何意圖，也不想費神猜測，但他們對未來人口變化的論述卻並不準確，容易誤導市民。

住戶數量減 增房屋需求

香港人口的增長速度十分緩慢，人口大量增加的機會很低，根本不是土地不足的重要因素。2012至2014年，林鄭成立了一個「長遠人口策略督導委員會」，我參與過當中有關人口政策的討論。2015年1月，政府公布了一份《人口政策策略與措施》文件，當中便有把人口推算到2041年。2017年9月，統計處根據2016年的人口普查數據，更新了推算。這次推算顯示出2043年是香港人口的高峰期，到時人口可高達822萬，比今年高出77萬，年均人口增長率只得0.4%。在2043年以後，香港人口一直會緩慢下降，到了2066年，人口只剩下772萬，與今天相比，只是多了27萬多人。若然統計處的推算正確，某些市民所擔心的香港人口無限膨脹與事實相差甚遠。

不過，房屋需求其實受住戶數量影響更大。香港每個住戶的人數愈來愈少，現時每戶人數平均2.8人，根據以往的經驗，住戶增長的速度，平均每年要比人口增長的速度快0.6%。換言之，在2043年之前，住戶數目大約會每年增長1%。為甚麼住戶人數愈來愈少？這是因為人口老化，到了2043年，65歲或以上人口會高達255萬人，他們很多都是獨居或2人居住。人口政策很難改變這狀況，他們需要更多居所。

為甚麼香港人口增長緩慢？最重要的原因是香港的生育率極低，一個女人（加上一個男人）一輩子才生出約1.2名小孩，人口自然有下降的壓力。不過，港人生命力頑強，不是這麼易死去，人均壽命處於世界領先位置，所以可減慢人口的滑落。

在土地辯論中鼓吹要注意人口政策的人（其實幾年前政府早已研究過相關政策），焦點顯然是要限制來港的移民。此種建議是否適合，不能靠直覺，而要靠數據及要考慮港人的價值觀。

最被人提及的項目自然是每天150人的內地人單程證來港數額。其實近年來這數額基本上沒有用足，2010至2017年這8年內，平均每天只有126人來港；而且這些人教育水準愈來愈高，接近9成已完成中學。據統計處去年人口推算中所用的假設，到了2026年，每天單程證來港人數會下降至100人左右。

單程證數額 近年無用足

能否把此數目再減一下？我看是不切實際。決定誰可獲得單程證的是內地部門，香港政府完全沒有權力，內地亦視此為原則問題，政策難以改變。應否把限額減少？這不一定合理。取得單程證的條件是港人的直系親屬，有了這麼多年單程證後，能再衍生出更多合資格來港的因素，只可能是兩地居民通婚。如果人口政策是禁止通婚，假以時日便再無人有資格申請單程證，但這種政策當然於理不合，不可能實施。如果是有通婚，香港怎可能阻止夫妻或子女團聚？其實通婚也不意味着人口單從內地流向香港，例如在2016年，一年內流出的人口高達2.3萬人，其中一部分應該是港人到內地定居。

來港的移民中，有相當一部分不是靠單程證的，而是通過4種不同的吸引人才計劃來港。在過去5年，共有26.9萬人通過這些計劃獲批來港，但他們不一定永久留港，而且絕大部分不是內地人，當中17萬人是通過「一般就業政策」來港。內地人來港總共有95,208人，他們主要是申請「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及以學生身份來港畢業後找工作。李雲迪等人申請的是「優秀人才計劃」，但5年來只有769人獲批，而且他們不一定留港。

這些不同種類的人才計劃，目標是為港吸納重要的人才，但效果似未足夠。在過去5年，通過內地人才計劃或來港讀書終於取得永久居留權的，只不過是12,500人左右，平均每年2,000多人，對房屋需求未構成壓力。香港的大學本科生中，規定不能有超過兩成是外地學生，我校是一成收大陸學生，一成收外國學生，他們加起來每年不過幾千人，而且近半不會留港。近年不少大學課程收了很多內地來的碩士生，可能比本科生更多得多，但他們留港的比率愈來愈低，例如去年我系經濟碩士班畢業生，只有13%留港。綜合這些數字，人才計劃不是規模過大，而是過小，香港樓價與他們無甚關係。

(Sky Post 2018-6-22)

空置稅得不償失 (雷鼎鳴)

　　香港樓價高得離譜，問題需要解決，但切忌病急亂投藥。執筆之時，尚未有聽見政府公佈樓宇空置稅的細節，但這幾天的報道，似顯示政府會向一手樓徵空置稅，二手樓則不會。

　　向地產商徵空置稅，據說是因為有九千個新樓的空置盤，要迫他們早日把它們放出市場。地產商不同意有九千個空置盤，認為只得三千個，因為有些單位連滿意紙也尚未取得，不能算空置。我倒不管空盤有多少，只問此稅是否有用。

　　我們可先假設地產商（或小業主）把樓宇囤積起來目標只有一個，便是賺取更大的利潤。為甚麼現在不賣，要等將來才肯出手？地產商可解說這是為了使不同時段出現的買家都有機會買到樓，但真正的原因應該是，地產商估計將來的需求更大，可以賣得更貴，若非如此，為何不快快出手，套了現還可多賺利息。

　　地產商對後市的估計不一定準確，但他們在市場打滾，掌握的資訊應該比坐在辦公室內的官員更為全面，錯誤也較少。空置稅一出，他們早日出貨的機會自然增加，今天的供應上升了，對現時的樓價有壓抑作用，政府便可慶功，說政策有效，今天便要買樓之人，也許便會感謝政府。不過，世上無免費午餐，樓現在賣了，將來需求更大時，卻無樓供應，樓價豈不升得更急？因此，用空置稅迫使地產商放棄原本的售樓時間規劃，後果只是使到樓價波幅更大而已。

　　地產商不願受制於此政策，也可在建樓時拖慢手腳，以圖控制到出貨的時間。但這樣一來，樓宇推出的時間普遍延後，供應更是不足，不利樓市。

　　我們若不想地產商囤積居奇，又不想樓價波動，那有甚麼方法？最合理的政策仍是增加土地供應。土地增多，意味着樓宇供應也上升，這會把未來的樓價也壓低。在此情景下，若某位地產商要囤積，那他便是個大笨蛋。現在不賣，將來別人會推出大量新盤，價格更低，他豈不吃了大虧? 供應更多的土地，扭轉對樓價上升的預期，沒有空置稅，也不會有囤積。

　　上述「理論」經濟學者應該熟悉，因為它與有關炒家的理論一脈相承。炒家的名譽的確不怎麼樣，這是因為大家往往見到成功的炒家大手購入樓宇等資產，推高了樓價，使真正用家買不起，其後竟又可用更高的價賣出大賺一筆。並非所有的炒家都成功，他們要冒風險，但他們行動的後果卻只是使樓價波幅收窄：市場價格低的時候他們買入，推高了價格，但價位更高更難負擔之時，他們卻把資產推出，增加了供應，壓低了價格。我們見到前者也不應忽視後者。

 

(Headline Daily 2018-6-22)

公地悲劇 (雷鼎鳴)

上周科大頒了一個榮譽大學院士的獎章給我，使我十分惶恐。有位昔日中學同窗、現在是新加坡金融界名人的朋友飛來到賀，感其隆情，所以我通過鄭國漢校長的幫助，在其位於中環的「鐵竇」嶺南會所設飯局，與一眾有識之士討論香港時事。此會所價廉物美，有多款獨家名菜，若肯對外開放，一定客似雲來。

席間同窗聽到眾友談到香港種種政治與土地問題，難掩其困惑之色，連問為何政府沒有這樣做那樣做。朋友雖可能同意其看法，但盡皆搖頭苦笑，因都認為香港政府政治能量不足，與新加坡人習慣了的強勢政府不可同日而語。

港府政治能量不足

其實同窗的觀點十分普遍，我認識不少居住在海外但很留意香港事態的華人高級知識分子，他們見慣外國政府的強勢執法及管治，均不明白香港政府為何畏首畏尾。香港政府在他們眼中的形象絕對是軟弱及辦事不力。

這或許有點冤枉，香港公務員一般做事勤快，比起外國的政府部門效率高得多（當然也有不少例外），但我們也的確看到不少港府欠缺政治能量的例子。十多年前二十三條是否應立法，社會頗有爭議，但這麼多年過去後，香港經過佔中與旺角暴亂，環境已經與十多年前不一樣，當年未必需要的二十三條現在已變得十分需要，但港府遲遲不敢去馬。

香港最重要的社會矛盾之一是土地供應嚴重短缺，以致樓價高企，本來排除政治阻力大刀闊斧多種途徑增加土地刻不容緩，但政府仍需成立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以圖凝聚更多民意支持。凝聚民意沒錯，但代價是拖慢了時間，若政治能量充沛，便不用多此一舉。

又例如，社會中早已有不少人疑惑，佔中是違法活動，主事者亦直認不諱，政府仍未有檢控，如何說服市民政府敢於依法辦事？

我素來認為政府不應管太多事，市場能解決的問題，政府便不要管。但無政府主義更糟，政府有她的角色，應要管的，便堅定有力執行，若非如此，容易跌入「公地悲劇」陷阱。

「公地悲劇」是經濟學重要概念。設想有一塊沒有明確產權的公地，誰的拳頭夠硬便可在此公地上搶得更多使用權，這便容易造成紛爭，形成社會損耗。公海中捕魚若無國際條例規管，各國漁民便會競先比別人早一步捕撈，這會造成過度捕撈，破壞魚類天然再生能力，長遠漁獲會減少，這也是「公地悲劇」的一種。

應多分析堅持原則

政府是擁有大量資源身懷瑰寶的組織，其資源雖說是屬於人民，但人人有份的資源也可被視作產權不清，這樣便也容易弄出「公地悲劇」，若政府不是堅定按合理原則配置資源，便會引致利益團體競相把政府當作肥肉，予取予攜。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雖無權力，但連它也一樣可受「公地悲劇」之擾。小組職能是弄清民意、凝聚民意，政府最後的決策也許會受小組所反映的民意影響。土地既然是社會重要資源，而只要能說服小組自己的利益最重要，那麼土地資源便可能向己方傾斜，各種利益團體，自會出盡八寶，誇大己方的重要性，貶低別人，這也是「公地悲劇」的另一種表現形式。

避免「公地悲劇」不難，政府或土地小組這類組織，只要事事分析、堅持原則、不畏攻擊便可。

(Sky Post 2018-6-15)

 

土地大辯論與阿連斯基法則 (雷鼎鳴)

香港樓價世界最貴已是不爭的事實。決定樓價的因素很多，短線的有利率、股市、心理預期等，長線的有收入及樓宇供應，但近十多年來，供應持續短缺已成為元兇。2000年，香港建成的住宅實用面積接近150萬平方米（3年移動平均，下同）；到了2009年，新供應的住宅面積跌至44.3萬平方米，接着幾年，供應雖稍有回升，到去年已升至60萬平方米左右，但根本滿足不了需求，短缺積累越來越多，樓價緊步上升氣勢如虹，什麼辣招也不管用。注意，我上述用的數字是樓宇總面積，而不是多少單位。就算單位數量上升，若是單位面積越來越納米化，便只是自欺欺人。

 

人均居住面積遠低於內地

 

我是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成員，據我觀察，在開了十多次馬拉松式的會議後，成員掌握了大量數據，都不由不感到問題的嚴峻。大家都了解樓價高企對港破壞之深，解決的關鍵正是要增加樓宇總面積供應，但如果沒有土地，這便免談。有人以為香港沒有土地供應問題，只有分配不公問題。這是昧於事實，就算港人每人住的面積絕對均等，每人也只得16平方米，遠低於內地的36.6平方米，歐洲的50平方米以上及美國的77平方米。總供應短缺製造了難題，彰彰明甚。

 

眾所周知，香港不是沒有地，但因種種局限及政治阻力，很多地都拿不出來建屋，要克服此問題，需要一個強勢的政府。換言之，政府需要港人的支持才有足夠力量合理地推得動土地供應。我自己解讀土地小組的角色，便包括用專業角度尋找合適的土地，諮詢民意並凝聚民意。土地涉及社會上不同人等數以萬億元的利益，小組這個角色一早便注定是吃力不討好的，我與其他小組成員本來大多並不認識，大家都是做義工，但開了這麼多會，總也可看得出人人都講究原則，沒有跡象誰在代表什麼利益集團。雖則是義工，且工作困頓繁多，但士氣很高，我相信唯一原因是知道工作對香港的重要性。

 

回歸實際，政府將來決策雖不能只看民意，但民意卻不能不知。如何才可得悉民意？這需要多管齊下，並把我們所知的告訴港人。在現今階段，有不少論壇及展覽、填表格、交談等，將來應還有隨機抽樣的民意調查。在這些過程中，我們倒也有機會聽到一些真知灼見，但也有個別人士或激進利益團體，其目的似是不希望小組聽到民間大多數人的意見，最好是小組一事無成。

 

但凡激進分子，其社會支持度大多有限。他們若有自知之明，自應懂得在人數上他們會吃虧，所以喜歡用聲浪蓋過別人的意見，若此仍不足夠，他們便須扭曲及千方百計貶低小組的意見，以圖保持現狀或使形勢往對他們有利的一方發展。

 

我觀察過這些激進人士的策略後，發現他們的套路並沒有脫得出阿連斯基（Saul Alinsky）的法則。去年2月7日我在本報撰文介紹過阿連斯基其人及他的法則（註），此人是美國六、七十年代著名的激進煽動家，其終極目標便是顛覆建制。他的煽動法則共有13招，招招厲害，但非無招可克制。香港的激進分子學問有限，未必讀過他的書，但此類活動有其自身規律，他們實踐中也能摸索出來，又或背後有高人指點也不出奇。

 

激進派扭曲小組意見

 

正如我在去年的拙著指出，阿連斯基的第一招，亦即其心法的總綱，是要千方百計激怒對手，人一憤怒便易犯錯，那怕只有一微小過錯，也會被人「食住上」無限放大，並以此為攻擊口實。小組中人都是講求理性之輩，不易被激怒，但理性之人每多對歪曲事實的言論十分反感，也可能因此而讓人有機可乘。在一次小組的會議中，有同事主張對一些無理攻擊要還招，並大談詠春攻守之道；也有同事說雖然「如來神掌」第十式是「佛都有火」，但用第九式「萬佛朝宗」更適合。（查《如來神掌》這經典電影電視拍過多次，原本的故事脫胎自台灣作家柳殘陽的「天佛掌」，本來並無「佛都有火」這一招，也許是劉德華與陳百祥（阿叻）那一套電影加上此招）；我則提出，張無忌的九陽神功口訣中有「他自狠來他自惡，我自一口真氣足」。大家笑語中忿怒或可化解於無形。

 

阿連斯基第三招是要陷對手於他們不熟悉的環境中，使其產生混亂。在台灣，此種戰術稱為「烏賊戰術」，在今次諮詢中，有人亂拋經不起檢驗的數據，自己不誠實卻自稱誠實，目的是混淆視聽，蒙騙大眾，製造混亂。

 

第四招是自訂遊戲規則，並要對手按此規則行事，否則便吹毛求疵，事事搞針對。例如有同事在流動展覽地方派表格並解答填寫時的困難，有人卻硬要取走一大批表格，同事不肯，便有人要鬧事。其實搜集民意任由某一類人故意大量重複填寫，本身便違反科學，理應拒絕，但有些不明來歷的人是故意胡攪蠻纏的。

 

第五招是不斷嘲笑奚落對方，無論其嘲笑是如何牽強也要這樣做。這當然是激怒的手法，但嘲笑者本身缺乏理據，倒也容易被人鄙視。例如「大辯論」被指為「大便論」，恐怕只在少數極端分子中才有感染力。

 

第八招是用盡各種戰術及選項，千方百計去找新藉口製造事端，使對手恆常地感到壓力。此點有些人正在做了，我倒是擔心主席與副主席太過忘我勤奮，在無所不用其極的攻擊下仍頻密參與活動，會否病倒會場？但他們性格溫馴，EQ爆燈，此乃多慮了。蘇東坡的《留侯傳》有云： 「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共勉之。

 

第十二招是攻擊別人時煽動者也要準備一些後備方案，否則被人反問時會無從以對。但千萬不要以為這些所謂後備方案都是行得通的，提出後備方案的目的只是用來拖延時間，對其太認真便輸了。

 

最後一招是把對手人物化，不要把攻擊對象集中在一個組織上，這會太抽象，要攻擊一個人，將其妖魔化，攻擊的對象太多便容易分散力量，失焦失效。本來某些煽動家更有興趣的攻擊對象應是有權力的官員，而不是毫不具備行政權的專責小組，但現在出場的都是小組成員，無可奈何下，主席可能成為被重點招呼的目標，其他成員就算跑出來獻身受辱，也無人理會，但主席好好先生形象突出，攻擊他恐怕也是等於揮拳打在空氣中，無處着力。

 

小組當然歡迎大多數市民心懷善意希望解決問題所提供的建議，例如不少人提出要用科學性較高的隨機抽樣的民調方法以幫助我們從另一角度判斷民意，事實上，據我所知，小組早有建議要搞隨機抽樣的民調。理性建議我們理應重視。

 

註：關於阿連斯基法則，可見拙作「煽動家激化香港矛盾的戰術」，可在以下網網頁找到：

http://francis-lui.blogspot.com/2017/02/blog-post_7.html

 

 

(TKP 2018-6-15)

台灣學生往內地跑 (雷鼎鳴)

　　有朋友自香港的大學退休後，精力充沛，跑到台灣的大學教書，每周坐廉價航空飛返香港會妻。可能因為他在彼岸孤身一人窮極無聊，所以每天都用WhatsApp傳來大量台灣的新聞資訊，並教我如何看台灣電視，回港後又常找我「討論」，在壓力之下，我又再補回不少對台灣的認知。這對我而言，困難較少，我有大量的台灣朋友，以前有一段頗長時間，我也曾緊跟過台灣的事態發展，現在新舊對比，難免感觸。

 

　　最近有件新聞頗引起注意，原來台灣的年輕人大量跑到大陸唸書，並打算在畢業後留在那裏工作。二○○九年大陸高校就讀的台灣學生共六千七百五十五人，但近年此數急升，現時已有上萬人。一萬人是甚麼概念？我在美國求學時期，台灣學生是美國最大的留學生群組之一，依稀記得，當年全美的台灣學生也只有兩萬多人左右，但他們後來對美國、台灣甚至香港科投發展的影響卻巨大，香港科技大學創校的資深同事當中，便有很多台灣的留美教授。

 

　　這麼多台灣人跑到大陸去讀大學，在社會上總會有影響。據說，有所女子中學有許願樹，現在學生許的願已不單只是要到台大去，而是包括了北京、上海、香港。到大陸蔚然成風，政府並不高興。台灣社會其實大部份並不關心政治，但藍綠之分在部份人中也涇渭分明，政府以為年輕人應較多深綠，但現在竟有這麼多人跑到大陸去，這並非小事，政府甚至派人向中學校方了解情況，頗顯其不安。

 

　　為何台灣學生要到大陸讀書，有些還不打算回台？移民是複雜的家庭與個人問題，我們不可輕下結論。這究竟是制度競爭的賽果還是經濟因素使然？在中國歷史上，幾百年來都有移民到南洋或北美洲。我家鄉是台山，祖輩十九世紀便到美國建鐵路，到今天美國台山人的「官方」語言仍是台山話。他們赴美為了謀生，中國窮得要命，在美雖然生活艱苦，但只要努力，仍有機會成為「金山伯」。這些華僑最愛國，連孫中山也說「華僑是革命之母」，沒有他們的捐助，辛亥革命未必成功。我們就算回到自己一代，不少港人早已移民美加，在溫哥華與多倫多，港人移民眾多，這些人移民，經濟因素也許並不一定是主要的。不過，在我輩中學同窗中，留學美國而在那裏落地生根的，幾乎全部與其事業有關，離開美加，不易找到合適工作。經濟因素的作用，不同時代便不一樣。

 

　　台灣的情況不同。從前華人到美加，是因為那裏的收入較高與社會較發達。但台灣人民過去收入遠比大陸的要高，現在則不一定。一名在台的大學生畢業生月薪約六千港元，在大陸較好學校畢業的，卻已超過此數，並且未來增幅可觀，而台灣的收入卻幾已停滯二十年。表面看來，經濟因素還是影響台灣年輕人去向的主要原因，若我們再注意，大陸名校擁有的資源往往是台灣名校的五六倍以上，此說更具說服力。但細想一下，這又未必。台灣本來比大陸富有，學風亦好，為何現在被人超越了還遠遠拋在後面？數十年的台獨影響大也阻不住年輕人往大陸跑，這豈非顯示台灣的民主選舉制度敗下陣來？民選出來的蔡英文民望已跌至負數，民選的政府又跑去干預台大校長的自主選舉，引發一場教育界災難，再加上經濟低沉，這怎會不大大打擊了台灣人民對其制度的信心？

 

(Headline Daily 2018-6-15)

霍金的AI噩夢可能成真 (雷鼎鳴)

　　三個月前霍金剛去世時，有大量文章緬懷他偉大的一生。其中有提到他二○○二年第二次訪問中國時，曾到長城遊覽，並且命所有隨同人員離開，讓他孤身一人留在長城上思索了好長的一段時間。究竟他當時在想甚麼，恐怕已無人知曉了，但霍金是《時間簡史》的作者，其厚重的歷史感直追至宇宙的起源，而長城本身便是人類歷史的一個符號，想來他所思所想，也許與宇宙及人類歷史有關。

　　霍金並不是對人類很樂觀的人，他曾斷言，地球暖化，不到一千年地球已不適合人類生存。對於人工智能（AI），他認為雖可對人類有益，但也可能控制甚至摧毀人類。

　　這倒是個有趣的問題。若問人工智能或機械人的專家，他們大多會指出發展人工智能的困難及科技的局限，電腦與機械人終究與人類不同。雖則如此，會否機械人將在多種思維能力上超越人類，甚至奴役人類，科幻小說中的情景會變成現實？若然如此，拔掉電腦的插蘇，令其失去動力，豈非便可使人類不戰而勝？將來的機械人若是如此蠢笨，當然不會對人類有甚麼威脅，但現時的人工智能已可做到自我學習，連圍棋這門人類最複雜的智力遊戲也可大敗最頂尖的高手，機械人的智慧豈容低估。

　　若「拔不掉插蘇」，還有兩個問題：一是人類有無足夠的能力造得出比人類聰明的機器？二是就算人類有此能耐，為何會肯造出可能奴役或催毀自己的機械人？

　　第一個問題容易答，機械人能夠互相學習，其進步速度可以比人類互相學習更快。圍棋棋局變化之多，遠遠超越了全宇宙原子的總數量（圍棋棋局共有三百六十一階乘（factorial）個變化，比宇宙中原子總量多出多少倍？是十以後多加四百四十個零），能駕馭到圍棋的機器，若要自行設計出更卓越的機器人，並且一代比一代進步，有何不可？

　　第二個問題倒是與經濟學及人性都有關係。經濟學中有「二囚困局」的命題，兩名囚犯被隔離審問，任何一人若肯提供證據檢控另一人便可獲減刑。雖然大家都明白，雙方若爭相爆料，最終結果會對二人都不利，但博弈論的分析卻是二人都大有誘因選擇爆料之路。

　　同樣道理，我們可設身處地考量一個機械人設計者的利益，假設他知道自己能夠造得出一個比自己更聰明的機械人，而對手一樣有此能耐，他會自己搶先造出來，還是讓對手先造，還是與對手協議大家都不造？發生機會最低的，恐怕是任由競爭對手先造，讓其奪取到榮譽與商業回報，自己則斯人獨憔悴，默默無聞。大家溝通互不先造，也並不可靠，誰能保證對手或新加入的另一些對手不會視協議如無物，先拔頭籌？

　　我們大可據此推測，機器人統治世界的機會的確存在，除非國際上開始設立嚴格的監察制度防止此事，監察範圍應包括導入機械人腦中的倫理觀念。

 

(Headline Daily 2018-6-8)

 

揠苗助長 (雷鼎鳴)

在網上看到一個錄像，有位似乎是教授的講者在課堂中教導學生，勸他們不要把自以為正義的要求強加在窮國人民的身上，否則只會事與願違，使到他們陷於永恒的貧困中，永翻不了身。

此種道理，經濟學家都應十分熟悉。曾有不少富國的左翼中人，不斷要求他們的政府要實施「公平」貿易，主張對從窮國進口的商品施加重稅，原因是他們認為窮國的環保標準太低，或是其人工被剝削，所以必須對出口商加以懲罰，除非他們把環保及工資標準提升到與富國相同，否則都是不公平貿易，當罰！

富國左翼礙窮國發展

這是典型的左翼自由派思維，說得好聽一點是好心做壞事，說得坦率一點是這些人別有用心，把來自窮國人民的競爭扼殺於萌芽。徵收沉重關稅，後果只是使到窮國的企業生產受阻，甚至關門大吉，她們的工人惟有失業，被迫返回農村過其赤貧生活，永遠無機會在工業或服務業中累積經驗，從而提高生產力及收入。以客觀後果而言，他們不是被自以為正義的人害慘了嗎？

這現象在政治經濟中十分普遍。舉個例子，經濟學中有所謂的環保「庫茲涅曲綫」（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意指當社會仍是貧窮時，人民會重視收入的增長多於環保，寧願接受破壞環境的工業化以圖增加收入，但當人民收入上升至某個位置時（例如是人均收入一萬美元），便開始把環保看得更重，收入愈高愈肯用錢搞好環境。按此規律，強要食不果腹的窮人犧牲收入搞環保，徒自引起反感。

在中國近代史上，有段時間政策充滿革命浪漫主義。1958年前後，中國大搞全民大躍進、大煉鋼，要將中國一下子提升至工業大國，結果是饑民遍野。文革時，人人被迫要放棄親情倫理，在靈魂深處鬧革命，以洗滌思想，結果倒是批鬥不絕，弄出個十年浩劫。由此可見，無論是政治或經濟，只要頭腦被弄得發熱，喜歡揠苗助長，就算口號怎樣動聽，都不會有好下場。

台港式民主欲速不達

在香港，揠苗助長的例子也所在多見。有部分港人，連民主政制是甚麼、需要甚麼條件、有甚麼缺陷等等也未搞清，便不惜一切爭取他們版本的民主，結果是畫虎不成反類犬，弄出個民粹主義而不是優質民主。這點連台灣也不能倖免，現任總統蔡英文民選出來，但支持度遠低於反對度，且此等制度對解決台灣的經濟困局完全束手無策，可見台港搞的民主都可能犯上欲速不達的錯誤。

有些港人就算以中央政府作為博奕對象，也應學懂有理有利有節的策略。8年多前，我已提出香港的經濟地位已經大幅下降，若想與中央討價還價，爭取多點自主性，便必須建立自己的談判實力。實力之高低，取決於港人能否為中國作出無可替代的貢獻。若無此實力，各省市也會為香港的要求多多但無甚貢獻而感到側目，中央也難會答應香港甚麼。不過，部分港人還是不明此道理，沒有實力條件不足時提出過高訴求，只是在自毀。

(Sky Post 2018-6-8)

 

港大學內地分校 應多培訓博士 (雷鼎鳴)

習近平積極回應了香港24位院士的要求，批准內地的科研資金到港，又容許香港的科技研究者直接申請內地撥款及承擔內地科研項目，林鄭在港也鼓勵香港的大學到內地開分校。我們可以合理估計，中央希望香港的大學能對中國的科研及教育都起到更大貢獻，我校也即時公布要在廣州南沙開設分校。

高校有龐大教師需求

既然香港的大學要參與內地的教育與科研，我們適宜檢視一下內地高校的情況，以作制定策略的根據。首先是高校學生人數方面。20年前，中國普通的本科及專科學生每年招生不到100萬人，但到了2016年，招生人數已猛增至749萬人，在校總人數已達2,696萬人，其中1,083萬人是專科生，餘下的是本科生。在這2,696萬人以外，還有些成人的本科及專科學生，數量已達584萬人。

這些數字是使人既憂且喜的。喜的是能入讀高校的人數增加，全國人口的平均教育水準得以提高。在經費方面，總體教育開支（包括中央及地方政府撥款及其他多種來源）在2015年也達到3.613萬億元，佔GDP的5.26%，這比起90年代的3.5%左右頗有增長，比例也遠高於香港。使人憂慮的是，教育是百年樹人的事，本科專科，加上198萬在校研究生，高校在校學生幾達3,500萬人，學生這麼多，哪裏可找到足夠的教授去教導學生？

這是教育上驚人的需求，有哪一個國家有足夠的教師可以支援這麼龐大的高校學生人口？若是我們希望高校的老師都有博士學位及師生比例接近國際水準的話，中國起碼需要150萬名擁有博士學位的高校教師。

中國的博士的確連年都有增加，2016年博士生有55,011人畢業，同年博士生招生人數則是77,252人。除此之外，也有些海歸博士可推高總量。不過，並非所有博士都會在高校任教，他們另有出路。假設將來每年有30,000名博士能加入高教行列（短期內這可能過分樂觀，但隨着博士畢業生增加，這也非做不到），那麼中國大約需要50年才能達到擁有150萬有博士資歷的高校教授！中國能等50年嗎？

人才以外便是土地及校舍，學生增加了7、8倍，校舍哪能不擴充？我以前倒是沒有細想這問題，3月底到過西安兩所大學講學，我才驚訝地看到它南邊長安大學城的一大片土地。西安共有63所高校、幾個大學城，光是新建的長安大學城便佔地2,510公頃（作為比較︰香港科技大學佔地60多公頃）。也記起以前到廣州參觀過它的大學城，但覺一望無際。全國幾個大城市中，北京有高校91所、武漢89所、廣州81所、上海64所、南京53所。這些城市的大學生人數都甚為眾多，反映政府也肯撥地建校，例如廣州在2016年便有高校學生113.96萬人；香港本科生加上研究生則只有10萬人左右。我校到廣州建分校，不應忘記那裏學生人數十倍於香港。

教育經費貴亟需資助

以上所述顯示出中國的需求與條件。在教育上，中國需要大量的合資格教授，這些人最好能擁有博士學位；在科研上，我過去也指出，中國對高級科研人員有重大需求。這兩者是相輔相承的，訓練科技博士生需要這些學生能在教授的指導下於實驗室做研究，博士生與博士後通常是科研世界的主力骨幹。一個教授主理一個實驗室，他手下不時有幾十名博士生及博士後替他工作。既然內地理應多訓練博士生，又亟需提升創新科技研究的數量與質量，那麼香港的大學到內地去，重點應與目前所做的不同，亦即應以訓練研究生而不是本科生為主。其實近年來香港的研究生，絕多來自內地，但博士生人數遠低於碩士生。內地有足夠土地可供興建實驗室及校舍，可補香港的不足。不過，訓練博士生非常昂貴，香港政府或未能提供足夠款項。現在內地開始放寬對港的研究資金，走了重要的一步，將來應該對香港的大學內地分校，也提供教育經費的資助，否則成效有限。

(Sky Post 2018-6-1)

 

 

香港高校可帶動大灣區創新科技 (雷鼎鳴)

二十四位香港的中國科學院及工程院院士去年致信國家主席習近平，得到他積極回應。以後香港的科研人員可直接申請國家的研究經費，錢可以過境在港使用，港人也可承擔中國內地的科研任務。香港學術界中人絕大部分都歡迎此新政策，但我認為他們可能仍未足夠體會其重要性。

從八十年代到近期，中國經濟增長的泉源相當部分來自其改革開放政策，自由貿易帶來的國際競爭逼使各企業千方百計改善自己的效率，在這過程中，香港到內地開廠的企業家扮演了先行者角色，沒有他們，中國的企業不會學得這麼快，自由貿易帶來的好處也沒有這麼順利地被體現出來。在當年，香港是「老師」。

在今天，開放與自由貿易的優點依然存在，但創新科技已悄悄地成為經濟增長新的強大動力。近年中國創新科技發展成績斐然，但香港的貢獻卻變得似有若無。香港的「老師」地位是否已失去？

香港的「老師」身份確曾被有識之士所重視。我有位經濟學家朋友叫羅默（Paul Romer），他來頭甚大，是有力問鼎諾貝爾獎的經濟增長理論家，曾任世界銀行資深副行長。近十多年來，他致力推動「特許城市」(Charter City)的概念。此種城市的特徵是有其市民自行訂定的憲章，法律與其他城市不一定相同。羅默提此概念是因為他眼見很多窮國雖收到不少國際組織的經濟援助，但總是難以解決貧困，故此他希望從窮國中撥出一塊地，實行完全不同的制度，若成功，其經驗可輻射出去。

二零零七年，羅默曾考慮長期來港工作。他對香港感興趣，是因為他認為香港在中國發展的過程中正是扮演著特許城市的角色，其影響力深深地改變中國發展的軌跡。不過，他的這種觀點其實與鄧小平設立經濟特區的思維相同，羅默很快便從中國最成功的經濟特區——深圳——吸收到靈感，曾寫下一些文章總結深圳模式的成功經驗。

羅默相信香港有當老師的能力，但也許近年深圳留給他的印象更加深刻，雖則如此，我們也不宜妄自菲薄，不但要檢討香港短板之處，亦要知道自身的優點。香港有自由貿易的制度，市民人身自由有充份保障，公務員的效率也算不錯，但在科技發展上為何未能達到深圳的成功地步，以致有可能從老師變成學生？

就以自然科學為例，權威刊物《自然》雜誌每年總會編訂一份「自然指數」報告，把世界各研究機構與大學在當世最頂尖的六十八份自然科學學報上所刊登的論文數量作一比較。在這些頂尖刊物出文章最多的是中國科學院，第二名是哈佛大學，麻省理工排第六。二零一六年，清華排十三，香港排名最高的是科技大學，排一百二十九。不過，麻省理工論文篇數雖是科大的五點五倍，每年開支卻是科大的十一倍。清華的篇數是科大的三點六倍，每年開支卻是十四倍。

由此已可顯示出香港的優缺點。香港從事基礎研究的效率是世界級的，資源投入極少，但產出卻少不了別人多少。不過，香港的科研規模不夠大，八間大學加起來的論文比不上麻省理工一所大學，但八校的總開支不但與麻省理工差距巨大，也比不上清華。

為什麼香港的大學科研成本效益這麼高？主要原因是香港落實了十分嚴格源自北美洲的升級及招聘制度，publish or perish，若不能有新成果，便要走人。香港的大學尚未對中國科技發展有根本性的影響，不是這些研究質量不夠，而是香港的科研系統規模太小，經費不足。大幅度地擴大其規模與科研人員的數量，是最順理成章的方法。

科技發展當然不只是實驗室中的基礎研究，與市場結合的應用研究與發展不可或缺，香港在這些方面成績不彰，而大灣區尤其是深圳的能力卻是世界級的，但後者卻又缺乏一流的大學及實驗室的支持。香港的大學若能與大灣區企業結合，產品面向全中國及世界市場，可發揮強大的協同效應。

如此簡單的道理，為何沒有落實？這一方面是以前中國科技的發展或許尚未到需要倚賴最新的基礎研究成果，但現時這方面的需求應已增加。另一方面，香港本身亦缺乏與內地融合的誘因。香港科研人員只要能在國際刊物發文章，造福人類，便已大功告成，在學校升遷有望，根本不必理會社會及企業的需要，而且香港偏處一隅，本地市場細小，企業家也不願與大學合作搞科研。

也許更合適的方向是這樣﹕香港的大學一方面多爭取國家的研究基金，以擴大自己科研的規模，海外已有大批優質的華人科學家工程師，香港的大學有成熟的人才篩選制度，有資金的話便可較準確地擇優吸納新血。這些大學可在大灣區多設分校，多了分校便多了實驗室，每一個實驗室都有如一個企業家，實驗室的成果與市場需求結合，便可成新的產業，有如舊金山灣區的情況般。若是高質量實驗室基地夠多，香港的大學可能傳承到在珠三角投資的港商過去所帶動的經濟增長，掀起以尖端創新科技為主的經濟增長第二波，香港的年輕人也可找到新的發展機會。習近平對二十四位院士的回應為這方向開了一個頭。不過，八十年代港商到珠三角是當了老師，今天香港的大學在大灣區雖也有扮演老師的機會，但在與企業合作方面，香港卻只是學生。■

(YZZK 2018年6月10日 第32卷 22期)

為何有學生聽國歌會作嘔？ (雷鼎鳴)

　　有位在學生會身居要職的女同學公開表示，聽到國歌便想作嘔。湯家驊大狀關心學生的身心健康，專門撰文探索為何她會作嘔。湯的大文也驚動了人氣作家屈穎妍，屈也認為要聽聽這些學生說甚麼。

　　我在大學開班教書，幾乎天天接觸學生，對他們熟識，不用湯屈二人這麼小心翼翼去探索學生的思想。不過，這回我倒也想湊湊熱鬧，用排除法分析一下作嘔之謎。

　　聽到音樂會作嘔，使人容易聯想到這位學生是否有腸胃病，而且病得頗重，若如此，早點求醫可也。不過，在網上圖片看來，她並非病懨懨的樣子，我們應可合理地把她患有腸胃病此一可能性排除掉。

　　湯的大文有提到會否她本人（或其他大學生）受到過中國的迫害。以她咬牙切齒的仇恨，若有迫害，以常理看，當是有家破人亡之災才會有此心理。但一個在港長大二十歲上下的女學生，中央政府或國歌所代表的中國人民，誰會有興趣理會她，所以迫害論大可排除掉。

　　也有一種可能，她並非家破人亡，但她把自己版本的民主選舉看得比天高，若香港不跟隨她的理想起舞，她便會無法控制腸胃嘔出來。她有無如此「正義」，身體狀況受社會制度指揮？這假說十分可疑，在港英年代的百多年中香港立法會絕大部份都無選舉，有絕對權力的港督是誰，是英國政府說了算，想來她應更不忿英國政府全面地剝奪港人的民主，但我們從未聽她說過，當奏起英國國歌她會作嘔，想來她對民主選舉也不是這麼執着。

　　我們也可替她辯解，她的仇恨不一定與自己有關，而是她認為內地有迫害一些異見份子，她抱有社會責任感，嫉惡如仇，所以才作嘔。不過，我們也大可排除此說，若然她真的是真心為中國人民伸張正義，按理她對犯下南京大屠殺此類罪行的日本軍國主義者更深惡痛絕，但義勇軍進行曲卻是抗日名曲，她一聽便嘔，可見她十分親日。又或許美國在敍利亞等地濫殺無辜也會使她嘔吐不能止息，但我們找不到這一絲一毫的跡象。我們大可也排除她容不下不義之事這一假說。

　　是否因為她認為外國人她管不了，所以只管對中國仇恨？這不可能，她根本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在她眼中，中國與外國本應無甚分別，所以她不會特別地只關心中國。再說回來，她會否是太關心中國人民的福祉而因國歌作嘔？這當然是可排除的。根據民意調查組織皮優（Pew）的調查，中國人民是對未來經濟前景最樂觀的國民。據聯合國的調查，中國人民的快樂指數與中國目前的政府經濟發展階段亦相符合，不存在不解之謎，那麼又怎可能因為她太關心中國人民而聽國歌會作嘔？

　　她的仇恨應該也不會是宗教原因。除了邪教外，那一種宗教會教人仇恨？宗教是教人要愛，要戒嗔戒癡呀！

　　對國歌的仇恨，很少有人如當年江青般強烈。排除了這麼多可能性，我們怎麼解釋一個香港女生會如江青一樣？有個解釋我排除不了：社會中有小部份年輕人根本未學懂客觀獨立地思考問題，容易道聽塗說，不肯搜集大量證據才下定論，我建議他們應「深入敵陣」到內地到處走走多觀察。差點忘記了這學生是學生會要員，近年香港的大學學生嚴重地脫離群眾，上莊者所得選票常常不及學生人數的十分之一，原因恐怕是他們已為自己建立了極端份子的形象，難道他們不應反思一下嗎？

(Headline Daily 201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