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談到今屆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羅默與香港的一些因緣，後來聽到他在紐約大學的獲獎感言，才知道他近年重視城市化對匯集人才的好處，甚至還跑到上海的紐約大學分校教本科生，他應該對中國有一定的認識了。
科大同事謝丹陽教授曾是羅默的學生，寫了篇與他交往三十多年趣味盎然的經歷，在網上瘋傳，讀者不妨找來一讀。
羅默最重要的貢獻是他一九九○年有關科技如何才會進步的論文，此論文的初稿在一九八八年我有份參與籌備的一個學術會議中首次宣讀，當年便知是好東西，今天這篇論文已被兩萬七千多篇學術論文引用過，在經濟學術界中，一篇文有過百人引用已算對得起祖宗，由此可見羅默影響之大。
中國今天面對的經濟問題中，當以貿易與科技發展最引人關注，羅默一九九○年的論文正好對這兩大問題都有啟發性。
簡單而言，此論文把科技與經濟增加的關係如此描繪：科技的進步其實等同於有創新性的意念（ideas）出現，這些意念可體現在新產品的設計上，當然亦可在基礎理論中得到反映。產生新意念需要條件，最重要的是人力資本或人才有多少，及現有的科技水平有多高。新意念出現後，會慢慢進入產業鏈中，被應用於製造中間產品（intermediate
goods），中間產品也會被組合為最終產品。在這個過程中，每一個新的意念都可能被多次重複應用，衍生出大量中間產品，從而推動GDP的增長。
新意念可以很簡單，也可以是複雜的。羅默十一年前來科大演講，便舉了一個簡單的例子：在外賣咖啡店往往可買到大中小三種份量的咖啡，但聰明的咖啡店早已保證大中小杯子的杯口都是一樣大小，所以膠杯蓋的口徑便可劃一起來，方便顧客。這種方便已構成了一種科技的進步，儘管它的重要性不高。但一所咖啡店有了這新意念後，很快便可被無數其他人模仿，影響力便大了。
若說影響大得多的意念，例子也是多不勝數的。再舉個例子，中國人在宋朝發明了紙幣，這是重大的意念，大大減低了交易的成本，亦使政府掌握到貨幣政策。到了近代社會，我們若沒有鈔票或由它衍生出的支票與銀行系統，貿易及金融都會大受掣肘。
近年的電子支付又是一種全新意念，它不但把交易的效率與安全性都推上一個新台階，而且還支撐了電子商貿中不少的新創意。例如買家可以在收貨後滿意了賣家才收到錢；若有人賣假貨遭人投訴，在舊模式中，此等商戶不會太易遭到懲罰，但在電子商貿平台中，作奸犯科的商戶可立遭閉屏，等於要被迫關門大吉。沒有電子支付系統，電子貿易不易成功，消費者也不易節省到這麼多資源與時間。
新意念愈多，科技與經濟便會進步得更快。上面提到，人才的多寡對意念的產生大有影響，但甚麼條件可提供更多的人才？教育的投資自然重要，但在羅默的理論中，規模效應更為突出。
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如中國或美國，是佔有優勢的，假如這些國家能建設到一些有效的平台，讓本來已是為數不少的人才能切磋交流，不少新意念自可源源不絕。中國近二十多年大量投資在教育與科研上，一些一流大學及成功的企業亦已創造了激勵創新的文化，這便是中國開始敢向美國叫板的原因。但羅默也特別指出國際貿易促進世界融合在一起，它容許不同國家有不同分工，即每個國家可把有限的人才都配置到少量的創新領域中，集中火力在這些領域出新意念。特朗普雖不明貿易對創新有利，自己劃地為牢，搞保護主義，但中國卻應繼續保持開放，守住張無忌「九陽神功」的心法：「他自狠來他自惡，我自一口真氣足。」
(Headline Daily 2018-1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