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22縣市選舉的前因後果 (雷鼎鳴)

上周末的兩個選舉，都被人形容為變了天。香港九西的立法會議員補選再一次推翻了建制派不能在單議席直選中得勝的論斷。台灣的縣市選舉更具戲劇性，2014年民進黨在6都16縣中搶得了4都9縣，國民黨則只得1都5縣，其餘為無黨派人所得，但到了今次選舉，民進黨被殺至只剩下2都4縣，國民黨則奪得了3都12縣。

 

國民黨有此成績，最大的功臣卻是一位曾退出政壇16年、在台北農產運銷公司（北農）當總經理但又被上了台的民進黨弄至失業的韓國瑜。此君被形容為一人救了全黨，他在深綠大本營高雄市的對手民進黨的陳其邁，卻是需要全黨救他一人也救不了。為何出現此局面？將來香港會否也出現相近情況？當中情由極有啟發性，值得港人注意。

 

民進黨輕敵 痛失票倉高雄

 

我不是台灣專家，但自讀大學起，卻一直有些台灣社會運動的重要人物為朋友，從他們處我學懂不少台灣的歷史、社會、政經。當蔡英文仍是陸委會主委時，我被邀當上了陸委會的諮詢委員，在兩年間每個月都要飛到台北開會，事前事後都要讀一大堆官方文件，所以我對台灣總有些斷斷續續的認識；近年有朋友在港退休後到台教書，卻又傳來大量台灣的政經新聞，這倒是替我惡補了不少近況。今次對選舉前因後果最全面的評論，我認為是內地評論人姚堯（著有《姚堯精讀資治通鑒》系列）的長文（在網上容易找到），其論點精準深刻，不可不讀。

 

本來蔡英文上台後民望急跌，台灣最大的黨變成是「討厭民進黨」，今次選舉一早已可預知民進黨會輸，但國民黨擅長內鬥，本身已老化，又缺乏能攻城掠地的戰將，幾乎已走上窮途末路，誰會預測到民進黨會敗得連褲子也輸掉，其最大的票倉高雄本來是其大後方，卻被人一攻而下。在選戰過程中，民進黨先是不把韓國瑜當一回事，但後來發覺形勢不妙，把其他縣市的競選資源都調到高雄，以圖保住陳其邁，但這樣一來，在其他選區，民進黨便顯得後防空虛，有實力贏的也輸掉。反觀韓國瑜，卻成功掀起「韓流」，可以常跑到別的選區支援其黨友。這「韓流」是怎麼弄出來的？

 

韓國瑜曾當過國民黨的立法委員，但16年前被馬英九排擠，基本上離開了政壇，成為國民黨的棄卒。2012年至2017年當上了北農總經理，銷售蔬菜水果。蔡英文上台後，所採的策略是要將國民黨趕盡殺絕，不但凍結其黨產，使其連薪水也發不出，更重要的是，把社會中的各種肥缺都搶到手中，以作酬謝自己的支持者。韓國瑜的職位本不算高，但民進黨卻大小通吃，不理能力，硬是把在北農管理得很好、極受員工擁護而且清廉的韓國瑜炒掉，換上一個庸才吳音寧，致使北農業績連連倒退。民進黨又派人去查韓國瑜，看看其有無貪污的把柄，怎料那位調查員竟發現，從未見過像韓一樣乾淨的人。吳音寧的不濟，及這位民進黨調查員的公開挺韓，使到民進黨無從招架，但蔡英文卻不懂與吳音寧切割，甚至下令全黨為吳辯護，當台灣蔬果價格崩盤時，強撑吳的民進黨便惹火燒身了。

 

韓國瑜策略 有毛澤東影子

 

若要將深綠陣營的高雄變藍，光是靠民進黨的錯誤也不夠，韓國瑜的政經理念不可或缺。姚堯研究過韓的策略後，深信韓一定精讀過毛澤東的文章，且深受其影響。這點有可能，我年輕時在芝大上課也要讀《毛選》，知他確是不世出的軍事與策略天才。韓走群眾路綫，且其策略依稀可見毛的辯證法思維。他有幾個口號影響很大，首先他不怕別人罵他，主打高雄「又老又窮」，因而需要改造。因為他所說的都符合事實，民進黨說他抹黑高雄，策略也失了效，反而高雄人從這口號中看到希望。他另一口號是「東西賣得出去，人進得來，高雄發大財」，又說高雄以後要「經濟100分，政治0分，全力衝經濟」。

 

這些口號極有針對性，高雄的東西賣到哪裏？只能是大陸，也只有這樣，高雄才可能發大財。政治0分更是與民進黨事事政治化、忙於鬥爭、力圖破壞與大陸的關係對着幹。很多台灣人早已厭倦民進黨對大陸的政策，對其爭權奪利、用人唯親的土匪作風亦十分抗拒，韓國瑜的政綱便有如一道清泉，韓未來在台將扮演關鍵角色。

 

回到香港，李卓人說是輸給了港人的心淡，但泛民難道不應反省為何有人會心淡？民進黨是前車之鑑。

 

(Sky Post 2018-11-30)

失獨立關稅區是否仍重要 (雷鼎鳴)

　九龍西補選時，最奇怪的助選言論也許是梁家傑所說的，如果李卓人輸掉，香港獨立關稅區一定不保。

　　也許梁家傑與美國政府很熟，一早已掌握了機密，但也許他只是眼見李卓人撐不住，心急如焚，胡亂說出此預言，但這話是可驗證的。李既已輸了，如果美國遲遲不撤銷香港獨立關稅區的地位，那麼梁便是信口開河了。但如果美國真的撤銷，卻不能證明香港的關稅地位與本地的選舉有關，美國政府可能只是想通過香港威脅中國而已，立法會誰人當選都不會改變美國要打擊中國的政策。

　　梁家傑的論斷當然與美國國會屬下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月初的報告有關，此報告說大陸干預香港過甚，香港會失去其獨立地位，取消獨立關稅區的建議便跑了出來。中美正在為貿易戰鬥法，但撤銷香港的獨立關稅區真的對港有威脅嗎？

　　這數十年來，港美貿易出現了很大的變化。從前香港是一重要工業城市，出入口數量都大。一九八三年時，香港本地生產輸到美國的出口是438億美元，佔當時GDP的21.3%，這是很大的比例（所以聯繫匯率也選定以美元掛鈎），美國人若不買香港貨，香港必會出現重大經濟危機。但時移世易，香港的轉口貿易大增百倍，不過本地產品的出口量已大降，出口到美國的產品更少得可憐。二○一七年香港輸到美國的本地產品只得34.65億港元，佔GDP的0.13%。

　　假如美國不理會香港是世界最自由的貿易區，香港本身幾乎是完全的零關稅，強要香港產品徵收頗高的關稅，以致港輸美產品大減，算是減少一半吧，那麼，香港對美出口便會減少約17.3億元。又因香港生產出口產品時要先入口大量材料及半製成品，所以出口減少了17.3億元並不意味着損失也同樣大。出口少了，入口也隨着減少，因此真正的淨損失可能連10億港元也不到。這便意味着就算美國真的要香港及內地都要聽她吩咐，否則便不把香港當作獨立關稅區，把香港與內地一視同仁，香港的損失也就頂多10億元吧，只是GDP的0.038%，對直接受影響的行業，這可能也算嚴重，但對香港總體而言，這損失微乎其微，根本構成不了威脅，香港政府也不用太過緊張，連回應也是不必要。

　　美國的政客胡亂出招，固然反映出他們已脫離了現實，不知流水落花春去也，美國對港的重要性已遠不如過去，但這也可再提醒香港的工商界，美國並不是一可靠的市場，港人要廣開門路才能保住長遠的經濟增長。「一帶一路」正好帶來機會。「一帶一路」國家人均收入遠低於非「一帶一路」國家，這也意味着只要前者能融入全球經濟體制，那麼這些國家的發展速度會快於傳統的富國，其市場也愈來愈大。港人宜將美國的威脅看作是促進自己開拓新市場的動力，在「一帶一路」中找尋新機會。

 

(Headline Daily 2018-11-30)

從《創業時代》看創業遇到的困難 (雷鼎鳴)

幾年前有次在清華大學的一個論壇中，有學生問我對創業的看法。我贊成年輕人積極投入創業，尤其是與創新科技有關的創業，但我對清華的學生有多少會創業卻頗有懷疑。能進清華的多是很聰明的人，這是創業的有利條件，但他們也容易找到安穩的高薪厚職，放棄這些去創業機會成本很大，所以未必很多人願意幹。

 

這幾年多觀察內地的創新科技後，我變得樂觀一點。內地創新科技界似已建立了一種生態系統，能把年輕人的創新思維調動起來，社會中也流傳着一些模範人物的事迹，喬布斯的傳記、馬雲的演說與金句，對搞創業的人也起到激勵與指引作用。

 

中國年輕人愛汲取外國經驗

 

這點便是中國優勝於美國之處，中國的年輕人開放得多，美國的經驗他們肯放開心靈去了解，看看內地書店中各種繙譯過來的書便可知一二；反觀美國，又有多少人看得懂中文及了解中國在發生甚麼？美國這個問題，在港人中一樣存在，看不懂簡體字，聽不懂普通話，對中國創新科技的蓬勃發展也不知悉，這會吃大虧。

 

最近看了一套內地的連續劇，叫《創業時代》，覺得很有意思。小時候家中沒有電視，主要的娛樂是靠一台原子粒收音機聽播音故事及講波，我做功課時都習慣開着收音機，練成了分心二用的絕技。現在寫稿或做研究時也開着電視，但眼睛卻只能偶然望向電視了解其故事大概，自動篩去枝節。《創業時代》的主角是黃軒（以前在《芳華》中見過他）及Angelababy，故事部分情節有些犯駁，但這無所謂，我要看的是它的主綫如何能反映創業者曾遇過些甚麼困難。電視劇當然不能被看作是社會真實的全面反映，但劇中牽引出的一些問題頗有普遍性，值得內地及香港負責創新科技的決策者思考。

 

劇情主要講窮小子黃軒創造一個他命名為「魔晶」的手機互聯網軟件之經過與困難。這個軟件可用作語音傳遞及有其他一些功能，比電話更好。他的團隊遇上的第一種困難便是其創意遭人抄襲，此種抄襲在初階段便發生，其產品尚未真正研發，意念便已被盜竊了，知識產權根本無從保護。

 

這不由不使人想起2000年的dot com泡沫，當時香港上上下下各方神聖都說要創新，搞網站，不相信舊的商業模式，以為只要網站的點擊率高便可成功，網站如何收錢他們毫不理會。猶記得當時的網站很多都是互抄，例如某網站加了個項目，可以算命或看星座的，吸引到一些點擊率，過幾天別的網站便也推出近似的項目。此種模式我看不到賺錢的可能，過了幾個月泡沫便爆破了。

 

被人抄襲的確是頭痛之事，但在創新科技界這也可以成為動力。《創業時代》的主角意念被盜、吃盡苦頭後，卻也學懂在產品真正成功前要保密，這樣一來，就算別人抄了他的創意，也需要時間去發展出產品。這樣會留下空檔，讓真正有創意的人繼續創新。既然後有追兵，應付的方法便是向前走得更快，永遠站在領先的位置。創新、不斷創新，才是成功之道，停下來便輸了。

 

新科技威脅舊產業既有利潤

 

創新科技面對的一種嚴峻考驗，是有些人的利益會受到威脅，他們會利用各種途徑，把新科技扼殺於萌芽。劇中的「魔晶」有語音功能，通過互聯網，不用錢，自然比電話優勝（今天WhatsApp與微信早已有此功能），越洋語音通訊也不用錢。這樣對電話公司，不論是固網或是移動的，一定造成衝擊，劇中這些公司便要把主角的公司告上法庭。

 

在實際世界中，我們也知道新科技會影響很多人的利益與就業，例如，Uber便很受的士業的敵視。社會如何解決新科技與舊產業之間的矛盾，是創新科技進步能否更快的關鍵因素之一。

 

此種利益衝突，有時會引致另一種不太妙的解決方法。一些大公司可能預計到某樣新科技會直接搶走了其既有利潤，使其過去的投資化為烏有，所以會乾脆在新科技尚未成熟時，把它的產權買下，再擱置起來，使它不再成為威脅。大公司的舊有利潤得以保存更久，但新意念卻被扼殺了。

 

此類問題並無必然的解決方法，政府決策人還是要無時無刻的對新問題找答案。

 

(Sky Post 2018-11-23)

美國股市損失比中國更大 (雷鼎鳴)

　　今年中國與美國股票市場大幅波動，執筆時的十一月二十日，上證指數從一月份的高峰下跌23.3%，深圳交易所的股票也跌了29.7%。美國股市則虎頭蛇尾，在特朗普發動貿易戰的頭六個月，美股仍有不錯的升勢，但從九月二十日的高峰到十一月二十日，包含了98.5%美股總值的Russell 3000指數已急挫了10.5%。股市是政經形勢的晴雨表，從股市的上落變化中，我們的確可解讀出不少訊息，但這需要小心分析。特朗普及他的追隨者，便曾一度以中美股市的表現為據，大呼其貿易戰正在節節勝利，中國則受到重創。到今天，我們已有證據知道他們是錯了。美國股票損傷其實比中國更大，貿易戰正如所料，不但沒有減少美國對華的貿赤，反而是增加了。貿戰不會有贏家，中國與美國的實體經濟都輕微受損。特朗普宣傳的「戰果」，其實犯了四個錯誤。

　　第一錯是不知中美股市規模差別很大，中國只有9%的住戶擁有股票，美國則有45%。中國的上海與深圳交易所的股票總值是47萬億人民幣（十一月二十日），佔今年預計的GDP約51.9%。美國股票的總市值約29億萬美元，佔其GDP 144%。若直接比較中美股票的總值，則美國大約是中國的四倍，這意味着同等百分比的下跌，美國股票帳面消散的絕對值也四倍於中國。從今年一月的高峰期至十一月二十日，中國股票總市值（扣掉新上市公司等的影響）共消散了15.1萬億人民幣，等於2.18萬億美元。至於美國，從九月二十日的高峰到十一月二十日，總股值則損失了3.36萬億美元，比中國的多出54%！也許將來兩國的損失出現拉鋸，互有勝負，但特朗普等人認為美國輕易勝出卻是與事實完全不符。

　　他們的第二個錯是不明白「不是不報，只是時辰未到」。在貿易戰的首六個月，美國正因去年的企業獲大幅減稅及美國經濟尚處於上升周期，所以市場有動力承托。但經濟的好景逐漸被加息消化掉，貿易戰帶來的後果終會浮現出來，這有如水漲時不知誰沒穿褲子，水退後便知道了。

　　第三個錯是不明白中國的融資結構。中國儲蓄率超過GDP的43%，資金積累極快，但股票市場不成熟，企業融資主要靠借債，不是靠股權，所以槓桿比一定很高，根據經濟學中的Modigliani-Miller定理，債股比重的高低不會影響企業的價值；不過，債高股權低，卻會使股權持有者要面對較高的風險。市場好景時，股價上得多，出現負面震盪時，股價跌得快，所以中國股價波動的百分比通常會高於美國，但這並不等於中國實體經濟的波動大於美國。

　　第四錯是特朗普團隊不懂經濟。美國經濟人才濟濟，幾乎整個經濟學界都明白貿易戰不會縮小美國的貿易逆差，但特朗普等人總是聽不進去。今年一月至九月，美國對華貿易逆差是3014億美元，去年同期未有貿易戰時卻只是2742億美元，我估計今年全年美國對華貿赤甚至有可能突破4千億。由此可見，貿易戰的後果與特朗普的意願完全相反，我過去多次論述的經濟原理得到實證支持，特朗普及他在香港的支持者，在事實面前應該無地自容，但他臉皮或許有足夠厚度。對一般美國人而言，或許開始時會被其政府的宣傳誤導，但形勢比人強，現在較有智慧的應會更明白美國難以在貿易戰中成為贏家了。

　　要指出，股市帳面上的損失是包含了貿易戰對經濟帶來的長期損失的總和（折現值），中美都是大國，較能化解貿易戰的影響，實體經濟每年所要承受的損失有限。既然兩國的經濟損害都不大，所以雙方都不易退讓，各種爭鬥會持續下去。

(Headline Daily 2018-11-23)

全球政經秩序與福音帝國主義(雷鼎鳴)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全球政經秩序雖不斷有變化，但其主流架構與背後的意識形態都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所締造的，當中的主要元素，數其犖犖大者，應包含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世貿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G7、聯合國、北約、崇尚歐美民主與法制，以英語為主要溝通語言等等。

 

一國獨霸 易受挑戰

 

在戰後曾參與設計「馬歇爾計劃」援助歐洲重建的麻省理工前經濟教授金度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便認為，世界需要一個武林盟主以化解各國的糾紛，否則衝突不斷，甚至會釀成世界大戰。當然，在過去幾十年，美國便坐上這個位置，這位盟主還同時當上世界警察，頻仍的發起過多場戰爭。上述一些國際機構的規則是美國人主導撰寫的，在世界買石油也要用美元結算。

 

此種一國獨霸的局面難免會不斷受到不同國家的挑戰，要維持秩序，美國要倚靠軍事力量及美元霸權，但這仍未足夠，在意識形態上，美國也要大做工夫，歐洲在這方面也偶會幫忙。此種意識形態雖然包含多種層次，但簡而言之，可借用經濟史家費格遜所創的一詞：「福音帝國主義」（Evangelical Imperialism），亦即西方國家（也許文化上受到《聖經》中「到萬邦去，教化萬民」的影響）有種文化優越感，認為自己制度優勝，足以教化各國人民，後者亦因此會蒙受福澤，排斥此等教化的便是落後或邪惡。

 

此種論述不能只說句「我一切都是為了你好」便足夠，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有何理論可說服佔人類總人口達八九成的非西方國家人民，現有的全球政經秩序都是懷有善意有益世界各國人民？

 

過去有一種說法，西方國家不會發動不義的侵略戰爭，因為她們國內實行民主政制，而此制度有人民監察，不會胡來。

 

檢驗此說的最有效方法是看實證，而不是看理論是否完備。在二次大戰後，實行民主的美國發動的戰爭多如牛毛，又有哪些不是導致別國無辜人民妻離子散，死傷慘重？美國人民當年聲勢浩大的反越戰，我親眼目睹，其正義感不容置疑，但他們敵得過軍火工業系統嗎？由此可見，西方或美國的民主體制，根本無法排除西方國家侵略別國的可能性。

 

有另一種理論似乎較能自圓其說。侵略可導致佔領或甚至擁有殖民地，我們可乾脆把焦點放在殖民地之上。殖民地宗主國歷史上幾乎清一色的是西方國家，宗主國派到殖民地的官員，大都一言九鼎（從前港督便有近乎絕對的權力），他們既然是獨裁者，會否胡作非為？有些人可拋出這樣的理論，殖民地官員的上司是祖家民主選舉出來的官員，做事一定有分寸，會珍視西方社會的一些價值觀，例如崇尚民主、法治、自由、反對歧視等，所以他們會責成殖民地官員也要保護這些價值。

 

民主制度當然有其優點，例如其權力轉移便往往比別的制度好，但我們也不應把它的作用誇大。今年6月21日我在本報便檢視過一些實證研究，指出民主政制不見得有助經濟增長；在7月20日另一篇文章中，也用數據指出民主制對縮減貧富差距未必有幫助。

 

掠奪印度 未見賠償

 

究竟宗主國實行民主制是否能保障殖民地人民的福祉？今天世界雖再無多少殖民地，但此問題依然重要，因為西方國家仍在推銷其制度在道德上的優越性。民主制度下的國家，對別的國家是否都遵從高標準、滿懷善意的道德，還是以利益為先？她們要傳播福音？還是要推行帝國主義？答案可從西方國家如何對待殖民地得到啟發。

 

此等問題最有資格的回答者應是經歷過殖民地的人民。十多年前麻省理工幾位經濟學家發現，歷史上不同的殖民地表現差異很大，若宗主國打算長期留在某殖民地的，她們較有可能建立一些有益的現代管治制度；另一些只想短期淘錢的，則沒有興趣建立制度，這些殖民地表現不濟。

 

在評估宗主國是否出於「好意」才去殖民，我們不妨特別注意英國，因為她比西班牙等國更有興趣建立長期管治制度，而且英國與美國同文同種，文化也接近，更有助於我們評估美國今天在世界各地的文化殖民或軍事佔領。印度的經歷最有參考價值，因為她被殖民的時間橫跨近200年，而且人口眾多，是英國最重要的殖民大國。

 

印度的故事讓印度人來說更適合。近閱一本書，叫《不光榮的帝國：英國對印度幹了些什麼》（Inglorious Empire: What the British Did to India），作者是Shashi Tharoor，此人是印度的大人物，曾在聯合國工作29年，當上了聯合國的副秘書長，回到印度後又做了國會議員，且著作等身。此書源自作者2015年在Oxford Union（小友黃裕舜告訴我這應譯為「牛津辯論協會」，他是代表香港辯論界的大將，亦是此協會的骨幹）的一次演說，題目是英國對其過去的殖民地欠了補償賠款，此演說被放上網後立即被瘋傳，致使Tharoor決定寫本更詳盡的書。

 

應該賠多少錢給印度？書中估計，印度因英國的佔領而損失了最少3萬億美元（以今天的價格計算，去年印度GDP是2.61萬億美元）。為何要賠這麼多？英國害慘了印度什麼？

 

作者開宗明義引述世界經濟史大家麥迪遜（Angus Maddison）的估算，在1700年，印度GDP約等於全球GDP的27%（乾隆年間，中國GDP約等於世界的三分一），但到了1947年印度脫離英國獨立時，印度GDP只佔全球GDP的3%。這些數字要分析一下。

 

英國在1600年根據伊利沙伯一世的旨意成立了東印度公司，此公司在印度影響力大，但在十八世紀中葉以前，印度仍有自己的皇帝，不算殖民地，所以1700年的27%是殖民地以前的印度經濟總量。經過200多年跌至3%，可說明一點，殖民地的經歷並沒有幫助印度經濟現代化，沒有跟得上工業革命，但當然我們也可以有另一種說法：英國並無傷害過印度，後者只是自己不濟，經濟不前，而世界卻在飛速進步而已。

 

Tharoor顯然不同意此說，他整本書不少篇幅便在逐點證明印度是如何被英國掠奪及瓦解其工業。英國用了些什麼手段？一種方法是苛捐重稅，農業稅多於農產量的一半，稅率等於英治以前的兩三倍，亦可能是當時世界最高的稅率。抽了這麼多稅要來做什麼？除了流向英國外，也用來支付英國在海外的軍費，例如在1920年代，印度殖民地政府64%的總收入便用在海外英軍之上。英國人在印度一樣收入豐盛，例如在1901年，當上印度國務卿的英國人，一人的薪酬便等於9萬名普通印度人的收入。印度的經濟在淌血，一些貿易數字顯示，印度每年8%的GDP被轉移到英國本土去。在十九世紀末，印度是英國收入最大的來源，最大的出口目的地。

 

年輕壯丁 徵為士兵

 

印度損失的並不只是財富，還有生命。英國在擴張其勢力時往往會在印度徵用壯丁當兵，例如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攻打中國時，便有5787人是印度兵；義和團後的八國聯軍（1900）英國軍隊中一樣有印度兵；侵略西藏（1903）時也有他們的影子；在埃塞俄比亞（1867）及馬來亞（1875）打仗，印度人也被徵用。英國之所以在全球稱霸，印度的貢獻至巨。

 

不過，英國卻似乎不希望印度能發展出自己的工業，英國有一系列刻意去工業化的政策在印度實施。印度的紡織業本來頗為發達，在十八世紀初，印度的紡織品出口佔全球貿易的25%，但東印度公司卻曾公然派兵去印度的紡織廠大肆破壞，對仍生存下來的工廠，則徵稅70%至80%。英國又控制了印度的港口，英國人可以向印度徵關稅，反過來則不行。在此等政策下，1830年英國銷往印度的紡織品有6000萬碼，但到了1870年已達10億碼！此外，在造船業及航運上，印度也受到不斷打壓，到了1850年，印度的造船業基本上消亡。

 

英國為印度帶來多少法治與民主？英國法官判案中，印度人犯法所受的刑罰幾乎永遠高於英國人或歐洲人，這樣的雙重標準又如何是法治精神？民主嗎？尼克魯便曾指出，英國靠的是極端的暴力，又用了大量的密探。理論上，英國派來的公務員是民主政府委任的，但我們見到的卻只是殖民者的行徑。

 

民粹興起 秩序瓦解

 

不厭其詳地論述印度的殖民歷史，是要推翻民主國家對其殖民地只有善意的教化意圖這一假說，影響殖民者的關鍵是利益。香港50歲以上在成年時經歷過殖民統治的人對此不會感到驚異。但要指出，印度是人口眾多的大國，英國要在那裏掠奪資源以擴充帝國，香港則無甚資源，所以只用作發展為貿易中心，而且在港的政策若過分，會引來中國的反應，所以香港的殖民政策也許不如在印度般這麼粗暴。

 

即使如此，1971年維園保釣集會中威利警司亂棍把學生打得頭破血流，1973年「反貪污捉葛柏」等情景，仍在不少港人心中留下烙印。讀罷此書，不由對一些在殖民地時期尚未出生或只是年幼懵懂的人竟在戀殖，感到啼笑皆非。話說當年，學生運動便含有鮮明的反殖民地及所謂的反殖民地奴化教育的色彩。

 

以上歷史例證足可說明，民主制度絕不足以阻礙一個國家走上帝國主義侵凌別國的道路。福音帝國主義的福音部分也許只是包裝，又或許是掠奪別人利益引起內疚，要行一點善以滿足心理贖罪的需求。

 

近年把自己利益凌駕於他人之上的民粹主義興起，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口號更是沒有顧忌地把保護著過去幾十年全球政經秩序的意識形態外衣脫掉，利益考量變得赤裸裸。根據智庫「自由屋」（Freedom House）的數據，全球可稱得為民主國家的數量正在減少，現有的全球政經秩序似乎處於重大調整的前夕，我們正活在一個多事之秋的世界。但正因有此挑戰，我們更不應被情緒左右思想，就算過去或當今的全球秩序含有不少帝國主義的元素，我們仍該冷靜辨別及吸納別人制度上及意識形態中有用的部分，變得盲目排外便輸了。

 

(HKEJ 2018-11-16)

《我不是藥神》的經濟分析 (雷鼎鳴)

　　今年暑假，內地放映了一套電影《我不是藥神》，賣了個滿堂紅，我最近終於有機會看到。這電影確是一個現象，它是真人真事改編，製作預算七千五百萬元，但票房竟破了三十億。也許是我孤陋寡聞，我認不出片中有誰是一線明星，片中主要角色都是些社會低層的小人物，到印度拍的外景也只見髒亂。劇情只是稍有曲折，不算複雜，唯一能吸引這麼多觀眾的原因，應是它引起了強烈的共鳴。

　　劇情環繞在一個靠賣印度神油為生的小人物身上，他被朋友鼓動，飛到印度購回一批專治白血病的仿製藥物。這種藥物的正版本為瑞士一藥廠研製，在中國賣得奇貴，每瓶售四萬元。不少白血病患者為了治病延續生命，買藥買得傾家蕩產，買不起的便只有等死。印度的仿製品化學成份相同，主角把藥運回來成本五百元一瓶，最初他賣五千元，也賺得盤滿鉢滿，經過開始階段的困境後，各地的病友都紛紛向他購藥，他也成了印度仿製藥的代理商。不過，此種販賣「假藥」的活動在中國是犯法的，他害怕被捕，一度退出，只把進口來的藥物轉給一個奸商發售，此人賣兩萬元一瓶，失去病友的支持。主角眼見太多病友的痛苦，重新自己售藥，並降至完全無錢賺的五百元一瓶。不過，他終被公安追查到，被法庭判了坐牢五年，三年後釋放，但他已贏得病人的擁護，稱他為藥神，負責此案的公安也感到很難把此案辦下去。

　　此案的素材不但反映出知識產權與生命之間的矛盾，也是經濟學的好教材，我多年前也曾在課堂上討論過相關問題。印度的藥物仿製，有侵犯知識產權的嫌疑，主角把藥品走私入中國，也是犯了法。為甚麼有些正版藥物這麼貴，但仿製品的成本卻可低至百分之一？這是因為研發一種新藥的成本等閒以百億計，但有了結果後，每多生產一瓶藥的邊際成本卻是很廉宜。藥廠若按照競爭市場的方法，按邊際成本去定價，便一定補償不了研發的成本，虧蝕巨大，以後再不敢發展新藥，所以藥廠必會申請專利，保護其知識產權。擁有知識產權，公司便可用襲斷者的身份訂高出過競爭市場很多的價格。

　　反對此種訂價的人，除了在道德層面上批判藥廠不理人民死活外，尚可有經濟角度的論述：知識產權不是不應保護，但保護的年期多長，範圍多寬等多種複雜因素都要考慮，況且保護知識產權的原意本是要使社會利益最大化，但一旦新的科技被壟斷後，不但價格高昂，損害人民利益，而且應用的範圍也會因此而縮減，反而不利科技的普及和傳播。美國十九世紀追趕科技比它先進的英國時，對英國人的知識產權也是不大理會，美國的科技進步才這麼快。

　　由此可見，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不能是絕對的，應是一種能最大地造益社會的平衡，世界不同國家很多都會自行判斷如何去作此平衡。例如中國古代發明了活字印刷，今天它不會對此有知識產權；四十年代的一批科學家發明了電腦，今天造電腦不會對他們付出專利稅。但更大的困難是知識產權往往是跨國創新產品被複製或會有利於全人類，但卻不利於創新者或他們的國家，國際上這方面的爭議極難化解。

　　中國政府為解決藥貴問題，已免除了一些藥物的進口關稅及將更多藥物納入醫保。我相信這是不夠的。對方是一個壟斷體，要壓低價格便需使中國變成一個買家壟斷（monopsony），亦即將市場變為「雙邊壟斷」（bilateral monopoly），政府可直接與藥廠講價。若價錢太離譜，便會禁止入口。

 

(Headline Daily 2018-11-16)

特朗普的民族主義與馬克龍的愛國主義 (雷鼎鳴)

特朗普到巴黎與多國領袖一起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100周年的紀念會，卻與法國總統馬克龍擦出不少火花，刀光劍影，蔚為奇觀。也許兩人明裏暗裏較勁的導火綫是特朗普要歐洲諸國為北約多交軍費，但馬克龍卻反而主張要建立歐盟自己的軍隊，以對抗美國、中國與俄羅斯，德國總理默克爾隨後又公開支持馬克龍這個建軍建議。中國與歐洲相隔太遠，在可見將來，並無能力與誘因進攻歐洲，把中國加入要對抗的名單內，只是幌子，但把美國這盟國也加了進去，便是表達對美國的不信任了。

 

特朗普隨即作反擊，諷刺若非美國在大戰中拯救法國，巴黎人已經要學德語了。此君意猶未盡，又說馬克龍民望低，國內失業率又高，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如法國人般驕傲與奉行民族主義云云，而且又暗示將來也許德國會入侵法國。為何提到民族主義？原來是早前特朗普剛對自己是民族主義者引以為傲，但馬克龍卻在演說中明刀明槍的指斥民族主義（Nationalism），認為民族主義是對愛國主義（Patriotism）的背叛，而且是愛國主義的對立面。

 

美國優先不屬愛國主義

 

一般讀者也許搞不清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有何不同，兩者不是都指愛國愛自己的民族嗎？其實不然。我猶記得在美國讀大學時，與一位後來成為香港名人的中學時期同學通訊，正是「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大家不知怎地在信中爭論起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來。同學眼見當時大專界民族主義氾濫，文革時的一些錯誤行為也照單全收，所以十分感嘆。我也反對民族主義，但卻認為愛國主義是可取的，兩者大有分別，若國家受到欺凌侵略時，愛國主義可起到很正面的作用。回想起來，我20歲左右時的觀點與今天馬克龍及自己今天的觀點都一脈相承。這兩種主義有共通的部分，但卻也有着重要的分別。

 

韋氏大字典在網上對它們的分別有詳細的討論，最大的分別是民族主義除了愛國愛族群外尚有一項元素︰把自己國家及國民的利益凌駕於其他國家與人民之上，不斷為自己國家爭取利益。愛國主義沒有這一元素，它與國際主義沒有矛盾，若非被人侵略，愛國主義者會平等看待其他國家。

 

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旗幟顯然與愛國主義格格不入，這是純粹的民族主義，近年此種意識形態席捲世界多個國家，要維持歐盟內部和諧統一的馬克龍，對此當然十分反對，他不滿特朗普把美國當作是高人一等的國家，符合其一貫的信念，兩人雖在公開場合也曾稱兄道弟，但兩人想法差別太大，不會是朋友。

 

社交媒體衍生部落主義

 

特朗普與馬克龍兩人爭拗事小，但民族主義的興起卻是大事。民族主義大潮會用變了種的形式出現，容易與充滿排外及仇恨的思想搞在一起，等而下之的，民族主義的「民族」還會割裂為一個個人數少得多的部落，部落中人在自己的小圈子中圍爐取暖，視其他部落為邪惡，此種現象早已有一新名詞將其概括：「部落主義」（Tribalism）是也。

我較喜歡「多談問題，少談主義」，但民族主義的氾濫可造成戰爭，部落主義卻會造成人類互相仇視甚至一國之內的人自相殘殺，不可不防。為何會有此種現象出現？一個可能的源頭是社交媒體，例如在facebook中，它會把與你意見接近的觀點或人不斷拋給你，久而久之，便會誤以為自己接觸到的小圈子觀點代表着主流。據說facebook已答應法國政府派人入駐，以了解如何能避免利用面書散布仇恨。我對朱克伯格印象很好，他與朋友（其中一位是小兒中學時的同學）創立facebook時，肯定想不到它也有破壞世界和平的一面，它的負面影響在港也容易看到，內地政府禁止facebook在內地運作，竟是有先見之明，現在連歐洲好些國家的政府也要想辦法解決這問題，但願愛國主義能回潮，剋制住民族主義。

 

(Sky Post 2018-11-16)

看清事實 明白填海好處 (雷鼎鳴)

上周中大經濟系宋恩榮教授與我聯絡，說他與港大的王于漸教授會發起一個支持「明日大嶼」願景的填海造島簽名活動，問我要不要簽。我讀過他們二人在友報發表過的一篇相關文章，與我在本欄連續幾期所寫的分析與觀點不謀而合，所以當然答應。但因我是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成員，要保持低調，我就沒有向科大的同事講解此事的技術細節或鼓勵他們加入簽名了。

 

經濟學界對香港的社會活動一般不大感興趣，若非早前反對「明日大嶼」的言論有太多與事實大相徑庭、民粹色彩極濃厚，而且與經濟常識相悖的「分析」，我相信宋、王二人也無興趣站出來批判這些人立場先行的觀點。有些人或許反駁，是否反對填海的便是民粹，贊成的便是理性？簽了名的38位經濟學家（其實楊汝萬教授是地理學大師，不是經濟學家），不也是立場先行嗎？這些疑問倒是有清楚的答案︰沒有經過理性分析及缺乏經得起推敲的證據，但又喜歡呼叫誇張口號的人才算民粹，有小部分反對填海的人提出過一些值得考慮的擔憂，我不會把他們歸類為民粹，38位學者的立場顯然是在分析過大量數據後才決定，所以對他們這方面的批評並不成立。

 

三跑成本加通脹 已具參考價值

 

有些人或會說，他們的理據不是也一味靠估嗎？為甚麼反填海的人所估的1萬億成本便不可接受？任何涉及未來項目的成本效益分析都必然是估算的，但估算的質量或準確性卻必須看看背後所用的假設是否合理，或只是拍拍腦袋隨口亂說。我讀研究院時花了一個學期修讀過一門「項目評估」的博士課程，讀過無數聯合國、世界銀行或各國政府對很多基建的項目評估，這些世界級的評估，當然也無可避免的一味靠估，但卻無損它們的可信性，因為它們背後有着合理的方法，及站得住腳的假設，與「隨口噏當秘笈」不可同日而言。但涉及未來的，必然會有誤差，問題是對「明日大嶼」項目所作估算可能出現的誤差是否在安全範圍之內，不致推翻討論。

 

估算涉及要找到一些不是這麼容易找到的參考數據，也要懂得甚麼細節可以不理，甚麼是關鍵，某項目有無更好的方案，及不進行此項目所帶來的損失或風險。我初出道尚未讀博士時曾短時期內在商界做過項目分析員，對幾十個項目作過可行性報告，其中一個例子可說明不少問題。

 

當時老闆要我調查一下香港用作燒焊所用，一種叫乙炔（acetylene）的氣體在香港有多大市場。當時香港只有一間公司生產它，數據是商業機密，無從搜查。但有高人告訴我，碳化鈣的唯一工業用途便是生產乙炔，我一經提點，便跑到統計處找來每年碳化鈣的入口量（香港不生產此物），再找來中學時有機化學的課本，用分子量的公式輕易便算出乙炔的總產量。在沒有數據時，我們只要懂得轉彎，一樣可得到想要的答案，但我們也要懂得放棄無關重要的細節，例如香港學校中實驗室也會用掉小部分的碳化鈣，又或此物有小量雜質等等，但誰又會理會此等細節所可能引致的誤差？

 

填海未開始，我們當然沒有詳細的成本數據，但只有蠢人，才不懂得轉彎。三跑要填海600多公頃，它的成本再加上通脹，不就是有價值的參考數據嗎？將來賣地可得多少錢，現在的地價減個折扣不過一樣有助估算嗎？

 

這裏要提個醒，只要一個項目的社會效益大過成本，便已值得做，但今次社會的要求更嚴苛，不但社會效益大於成本，政府的收入也要大於造島及基建成本。在38學者的聲明中，造島而得到，可建醫院、養老院、公屋等等有益社會的土地，尚未計算在內，因為這些項目只有益社會，不會有益庫房，即使如此，庫房收益仍遠大於成本。但其實就算成本稍大於政府收入，既然有這麼多社會效益，項目仍應進行。整個項目的財政安全系數大很得，很多細節便可以不理了。

 

迫使地價向下跌 造地最為有效

 

有人批評經濟學家不懂經濟101，不知道土地增加後，地價會下跌，因而賣地賣不到這麼多錢。這倒是只懂算術的人在指摘數學教授不懂加減數了。整個項目的目的之一正是希望地價能顯著回落，造福經濟與民生。38學者的聲明中作的其中一假設是到時的甲級商業用地樓面面積可賣9,000元一呎。據統計處數據，今年中環甲級寫字樓售價已達5萬多元一呎（其他地方要便宜一點），世界第一，再加上未來香港經濟有增長空間，誰敢說9,000元一呎的甲級寫字樓樓面地價，不是已考慮到地價會下跌這一因素？

 

有人說填海沒有考慮過其他的選項。這倒是大大的誤會，光是弄這些島，距離提供足夠土地還有很遠的距離，其他的地一樣要，但要得到這些地，費時可能更長，在艱苦的討價還價後，成本可能更高。不過，填海造島卻正正是迫使土地持有者不能叫價太高的有效法門，不去造島，地價不下跌，誰肯平價讓政府得到土地？

 

順帶一提，公民黨作了個調查，要人在5個選項中只選1個去支持。其結果顯示，有15%的人選了善用棕地一項，有13%的人選了填海造島。據我在月前參與的公眾諮詢中所得印象，幾乎人人都贊成善用棕地，按此推斷，贊成填海造島的人數應該相近，我估計多數港人都支持這項目。

 

至於調查結果也說，57%的人反對耗盡政府儲備去造島，這不奇怪，我也反對耗盡，但現在儲備不會耗盡，卻會增加。

 

(Sky Post 2018-11-9)

 

進博會的深層意義 (雷鼎鳴)

　   習近平本周一在上海主持了第一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的開幕儀式，這個「進博會」驟看起來，有些突兀古怪，但細想下，我認為它是神來之筆，其深層意義，甚至連中央的決策層也未必全部掌握。

　　為甚麼說「進博會」使人奇怪？它與廣交會不同，目的並非是推廣中國自己的產品，反而是開歷史之先河，自己出錢替別人建立平台，方便國外企業來華展示自己的優質產品，在本土市場中，直接使中國的企業感受到競爭的壓力。這是與保護主義對立的舉措。

　　若論「進博會」的時機，其實也不盡如理想。人民幣匯率近月較為低迷，這意味着中國人民若要購買進口貨，要付出較高的代價。因為美國息口帶頭上升，中國的利率也難以不受影響。利率向上，不利投資，這是普通常識，但其實也不利消費，在高利率的環境下，人民若今天把錢花掉，少了儲蓄，等同未來會因喪失了賺取高息的機會，被逼減少更多的未來消費，在投資及消費都被高息壓抑下，要提升入口並不容易。再者，中美正在打貿易戰，中國增加入口，理論上雖可能增加美國的出口，對美國有利，但特朗普有可能葉公好龍，視中國的善意為政治陰謀，反而要唱淡甚至抵制這「進博會」。

　　既然有這些不利因素，為何開創「進博會」仍是一後果深遠的策略？這又可分不同層次看這問題。在較明顯或表面的層次上，中國是要告訴世界各國，中國並非追求貿易盈餘，而且也無意封閉市場，用行動鼓勵外國人把商品出口到中國，正是對堅持開放的政策說到做到。當中暗藏的一招是，沒有跟中國打貿易戰的國家，出口貨物到中國可獲享更低的關稅，這樣對美國便是雙重打擊，美國若繼續打貿易戰，輸華產品不但要付比過往更高的關稅，而且也失去其他國家所享有的比現在更低的稅率，這大大不利於美國在中國市場中爭取更大份額。這對美國的製造業是十分不利的，要知道，去年中國入口1.73萬億美元，大約等同於南韓、西班牙或加拿大整個國家的GDP，這市場規模還在不斷擴大。

　　但要真正了解「進博會」的深層意義，我們尚須明白國際貿易的一些基本概念。貿易意味着競爭，競爭正是推動改革及經濟轉型的最有效方法。中國假如能大幅增加外國的進口，競爭會帶來不同性質的影響。

　　首先，既然進口商品被放在同一平台被人評頭品足，那麼，在中國龐大市場的利潤驅使下，外國的生產商需在價格及品質上力求增加競爭力，這對中國的消費者及要輸入半製成品的生產商都是好事。第二，外來的產品會與本土產品競爭，中國目前雖然資本充足，但勞工成本仍比世界平均低出一成半，根據基礎貿易理論的Heckscher-Ohlin定理，競爭的後果是歐美日等國家會向中國輸出較多的資本密集產品，中國則繼續生產較多的勞動密集產品，假以時日，因中國教育及科研水準快速提升，將來科技密集產品的生產會愈來愈多。又因為輸入了較多資本密集的產品，中國自己的生產商部份會被逼退出這些行業，它們原本擁有的資本可解放出來用在擴充勞動密集產品或用在發展科技之上，亦即更多的資源放在自己有優勢的領域上，這又會為將來的出口培養出更強的國際競爭力。

　　哥倫比亞大學著名教授魏尚進的團隊實證研究顯示，更開放的政策促進了入口以後，將來出口增加更快，外貿盈餘甚至會因此提升。讀者可自行判斷「進博會」是否神來之筆？香港在內地的廠家亦應調整新來的競爭下要採取的策略。

 

(Headline Daily 2018-11-9)

金庸創造了一個文化體系 (雷鼎鳴)

數學大師同時也是武俠迷的華羅庚，接受梁羽生訪問時認為武俠小說是成年人的童話。我同意這說法，童話與武俠都有很大的自由度，容許我們的想像力任意飛翔。但金庸的小說又豈只是童話？他的作品是內容豐富的中華文化與語言的百科全書，也是洗滌感情鍛練意志培養道德糾正人生觀的神器。

 

金庸小說出現的中華文化各種載體使人目不暇給，琴棋書畫、歷史地理、五行八卦、得道高僧、清虛道士、武學泰斗盡皆與故事絲絲入扣，生動自然的融入情景中，對中華文化毫不感興趣的也會不自覺的學到一點中國的藝術、思想、道德情操，這對普及教育的貢獻何其巨大！

 

鍛練意志 培養正確人生觀

 

小說中的人物有3種思想感情最為突出︰俠義精神、愛國愛民的情懷，以及男女之情。「俠之大者，為國為民」感染了多少代人？金庸寫情，公認是一絕，「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因他的小說人物而深入民心，甚至使不少人沉溺其中，不能自拔，這倒是危險的。不過，元好問的《摸魚兒》卻也因金庸而更成千古絕唱。金庸小說人物情感豐富，悲歡離合，大起大落，倒也使讀者在虛擬的環境中得到鍛練，能更淡定的應對生活中的困厄。

 

上述種種，也許優秀的小說家都做得到，但金庸的不同是他幾乎獨自構建了一個自我充足的體系，這體系的巨大成功又使它變成大中華文化體系的一重要組成部分。在海外華人社會及中華大地之上，有多少人未聽過郭靖、黃蓉、楊過、小龍女之名？華山論劍一詞已成為中文的日常語，人人皆懂。我忙碌時總嚷着要閉關練功，倒也未遇過聽不懂之人。馬雲要在杭州搞個達摩院，大家都可猜到他大概的意思。岳不群是偽君子的代名詞，在從前南越的議會辯論中竟時被用作罵人之語。

 

在中國人的社會群體中，隨時抽出金庸小說中的某些元素，都可與其他人輕易溝通，大家都知道你在說甚麼。用金庸人物在社交活動中打破隔閡的成功機率頗高。有次我在鄭州一所大學中演說後在外面等車，有學生跑來搭訕，不知天高地厚地要考考我對金庸人物的認識，問我誰人武功最好，哪個女子最漂亮。

 

我是金庸小說的頂級專家，此種問題當然容易不過。我認為《天龍八部》中的掃地老僧、獨孤求敗及黃裳都是武功最高的，哪一位更厲害，便要打過才知。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那素未謀面的學生一聽便知我是高手，旁邊有另一同學問誰是黃裳，這便顯出他功力的不足了。

 

巧用歷史 真亦假時假亦真

 

黃裳是《九陰真經》的作者，《射鵰》第十六章有提到他。正史中黃裳是北宋時的一位狀元，50歲時被徽宗委任編輯校訂5,000幾卷道家典籍，這套書叫《萬壽道藏》，19年前我在北京一書店中見到一套，共兩書櫃的書，9,000多塊錢，真想買下來看看為何黃裳在讀了這套《道藏》後可悟出《九陰真經》。幸好沒買，因為宋朝政和版的，早已失傳，今天買到的，只是明朝版，悟不出《九陰真經》的。

 

金庸為何事事都可寫得「真的一樣」？這皆因他懂得利用歷史。上述的黃裳是真有其人，也有編《道藏》，但他80多歲便去世，不是小說中的百多歲。

 

裁剪歷史最徹底的，是把張無忌變成明教教主，而明朝又看成是明教打下的江山，但這些卻又非毫無根據。金庸的《倚天》，估計是讀了明史專家（也曾當過北京市副市長）吳晗1941年在《清華大學學報》發表的《明教與大明帝國》，才寫得出整個故事。明教與明朝是否真的有關，似乎仍有爭議，但我們看小說的，不會介意，反正有真有假才會過癮。

 

哪個女子最漂亮？無疑應是香香公主。她在清兵大軍前走過時，全場呆若木雞，有士兵見她哭了，竟刎頸自盡，這是黃蓉、小龍女未有之境界。學生時代，王于漸教授曾是我室友，他讀到香香公主時迷上了，大叫一聲後，竟自稱是香香公子，以為更可匹配。

 

這類故事，很多人都可侃侃而談，樂此不疲。學生時期，有位內地來的同學，在當年尚未聽過金庸，與我爭吵了一夜，《水滸》好看還是金庸小說好看，他說一定是《水滸》，後來他在美國的圖書館找到金庸的小說，一讀便停不了，天天見他泡在圖書館看金庸。

 

我看金庸這個現象，起碼尚可延續多數百年。

 

(Sky Post 2018-11-2)

中國出口商品為美創職位 (雷鼎鳴)

　　特朗普雖然不學無術，且性格充滿弱點，但他既然能夠得到很多美國人支持，那便反映他的路線能觸動到某些美國人心靈深處。美國二次世界大戰後如日中天，最怕的是被別人超越，及自己下一代的生活要走下坡。

  剛好近二十年來，美國的傳統製造業急速沒落，職位大幅流失，底特律若非有中國進口它的汽車，連苟延殘喘也做不到。此種現象近年已有很多人研究並有不少新發現，例如，我們已知道這與科技進步不少低技術工人因而被淘汰有關，此種說法雖然道出了事實，但不會打動人心，特朗普諉過於人，說中國搶走了美國人的職位，反而容易大受歡迎，這是人性弱點使然。

　　要說中國如此厲害，可把美國製造業打下馬來，起碼也要些表面證據才可撐下去。美國從窮國進口的商品佔總進口的比例，在1991年是9%，到了2007年已增至28%，而其中89%的增幅是來自中國的商品；在1991年美國人的總消費中只有0.6%用在中國商品之上，2007年卻增至4.6%。我曾到過一些美國的廉價百貨公司，內裏八九成的貨物也來自中國。這樣便可能造成入口競爭，美國一些工廠競爭不過來，倒閉了，工人也失業了。

　　這種說法有無根據？不能說沒有。2013年有三位傑出經濟學家，Autor、Dorn及Hanson在權威刊物《美國經濟評論》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目含有China Syndrome一詞，短短幾年內竟有超過1400篇論文引用它，可見其影響之大。China Syndrome語意相關，此詞是1979年珍芳達、積林蒙主演經典電影的名稱（港譯名：《危機》），話說美國有核電站出事故，核爆可能炸穿地心，從美國直達中國，出現超級災難。不過，Autor等人的論文卻是嚴謹的定量分析，論證了輸入充滿競爭力的中國貨物總體有利於美國經濟，但同時也會造成巨大衝擊，增加製造業的失業率，降低受影響勞工的薪酬，並且使更少的人願意出來工作。我懷疑特朗普的一些謀臣，多多少少也是受到這篇文章的結論所影響。

　　問題來了，既然貿易有利雙方經濟，怎麼美國似是在吃虧？貿易的好處，尤其是對就業的好處，究竟有甚麼地方得以體現？今年八月有幾位華裔的經濟學家王直、魏尚進、余心玎及祝坤福，寫了篇論文的討論稿，在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發表，正好部份回應了這問題。王與魏都是老朋友，按工作年份而言，魏二十多年前在哈佛當教授時是Autor的老師之一，有他領軍，他們的發現應該信得過。

　　四位經濟學家指出，Autor等人估算從中國入口商品對美國就業的影響時，少算了一項因素，即半製成品（intermediate goods）對美國生產及就業的正面作用。半製成品不是原材料，但卻是製造最終產品的必要投入，例如要造鋼釘便先要有鋼，鋼便是半製成品之一。要開餐館便要廚具，後者也可視為半製成品。要搞金融便要電腦、手機，這些都是半製成品。

  2014年，美國從中國入口的商品中，八分三是半製成品，它們價廉物美，大大減低了美國下游（down stream）生產（尤其是服務業）的成本，這便助長了這些企業擴充，使它們能僱用更多員工。

　　從2000至2007年，此種效應使美國下游生產中的職位每年額外增加3.25%，在上游直接或間接與中國產品競爭的行業的確有敗下陣來，每年職位下降平均1.98%，正反互相比較後，正大於負，購買中國商品沒有減少美國的職位，反而因此額外每年有1.27%的職位增長。此外，購買中國商品也因推高了美國的生產效率，而使美國實質薪酬每年平均被拉高4.9%。特朗普對入口中國商品的負面看法是錯誤的。

 

(Headline Daily 2018-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