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府為何要動用舉國之力打壓華為，而且尚要向其他國家施壓，要它們也參與打壓？這種撕破了臉皮不再掩飾的舉措，反映美國政府已經發急，甚至是心中有恐懼了。它急甚麼，怕甚麼？
豬年伊始，讀了二○○六年經濟諾獎得主費爾潑斯（Edmund Phelps）的新著《Mass Flourishing》，倒是有所啟發，可從一個新角度回答這些問題。
豬常給人又蠢又懶的印象，但真實的豬其實智力很高，野豬更是充滿活力，與懶掛不上關係。就是這個詞語——活力——是費爾潑斯書中的核心概念。他用的是英文字Dynamism，我這裏把它譯成活力，但也許更精確的說法是勃發的活力。
按照費氏的說法，西方社會好幾個國家都曾經歷過一段活力勃發期，從十九世紀開始，到一九六○年代，先是英國，後來是美國、德國與法國，人民曾經都熱衷於，而且善於創新，他們以自我創新為樂，把大量精力都用在創新之上。在這段時期，新的科學理論與技術不斷出現，文學藝術巨匠多所湧現，市場活動也日新月異，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提升，他們身上活力瀰漫。對美國而言，歷次大戰之間及戰後直至六十年代中後期，應是它活力的巔峰期，一九六九年之前的十餘年，美國投放巨資在登月計劃上，美國太空人成功登陸月球後，美國便走下坡了。其他國家停滯或走下坡的時間有些可能更早。
走下坡便是上述的活力不再勃發，而是衰退了，有數據為證。從六十年代中後期開始，美國及歐洲國家的全要素生產率（TFP）增長大不如從前。全要素生產率是經濟學中量度生產效率的重要指標，一九七二年至二○一二年這四十年內，美國TFP每年平均的增長率只等於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七二年這五十年平均增長率的一半，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等，一樣大不如前，有些還乾脆停頓了。這種現象，經濟學界早已發現，史稱「生產力大減速」（Great Productivity Slowdown），它對世界影響深遠。
造成此種減速的因素很多，這些因素歷來是經濟學重點的研究課題，我相信政府的過度監管，公司的CEO對短線成績興趣遠大於長遠利益，利益團體的保護主義，甚至有研究顯示，近數十年來西方國家缺乏基建，都可能與活力衰退有關。有一個異例，便是加州的矽谷，那裏創新科技不斷湧現，但這並未能扭轉大勢，正如費氏指出，矽谷的GDP只是美國GDP的百分之三，抵銷不了其他地方的停滯，當然，若沒有矽谷，情況會更差。矽谷的出現其實反映了美國立國之本在於不斷吸納新移民，而新移民又是社會中最有活力的群體。矽谷的工作人員大部份正是新移民！
有了這麼長的生產效率減速期，對西方人民的心理是有影響的。據國際民意調查機構皮尤（Pew）調查所得，意大利、法國、美國等地滿意本國經濟的，人數不足四成，更要命的是，幾乎在所有的西方國家，都只有少於一半的人相信他們的下一代會活得比這一代更好，美國便低至百分之三十二，法國更只得一成四，他們對前景的預期可謂十分悲觀。反觀中國卻有八成八的人民認為下一代比這一代生活更好。
(Headline
Daily 2019-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