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府會否狙擊港元制度? (雷鼎鳴)

美國政府會否發動對港元的狙擊？要注意，我說的是美國政府，不是美國炒家；後者在1997至98年間，早有參與狙擊港元，所以不存在他們會否狙擊港元的問題。

 

在特朗普政府以前，上述問題的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港元使用貨幣局制度，港元與美元掛鉤，且用美元資產作為儲備，這對美國大大的有利。今年4月，香港外匯儲備（包括貨幣基礎、政府的財政儲備等多個項目）總值4292億美元，絕大部分都是美元資產，這意味著美國開動了印鈔機，便可換取到等值的香港資產或商品。假如攻擊港元，甚至把聯繫匯率弄垮，不但有損於美國在港無本生利得到的利益，亦對其他國家或地區應否用美元作儲備貨幣響起警號，搞得不好，還會衝擊到美元的霸權地位，甚至加快美國的衰落，華爾街的利益亦會因港元受到攻擊而受損。

 

博爾頓令特朗普更胡來

 

上述的成本效益邏輯並無錯誤，但以此分析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卻不一定準確。美國雖經濟人才濟濟，但決策層卻找不到像樣的經濟學家，更有甚者，幾位主腦都是好戰鷹派，有些人對大打一場的亢奮可能完全掩蓋對自己利益是否受損的考慮。特朗普今年初致電卡特，表示十分擔憂中國會超越美國，我本懷疑這段新聞的真偽，但後來卡特現身說出，再無懷疑。

 

以特朗普輸不得的性格，若他認為攻擊港元，從而破壞香港經濟，可使中國經濟也有損失，我們怎敢肯定他不會做？副總統彭斯去年在赫德遜研究所的講話（見去年10月12日本欄拙作），充分反映出他蠻不講理的風格。國務卿蓬佩奧奔跑各國攻擊中國，能寄望他阻止特朗普嗎？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有名言：「我們（美國）是大錘，他們（其他國家)都是釘子」，此人是自以為是的好戰分子，只會把特朗普推向更胡來的一方。

 

以過去兩年多特朗普政府的表現看來，其害己害人的政策層出不窮。對世界及中國的關稅戰打下來，不但破壞了全球的貿易體制，美國對華的貿赤，卻仍然從2017年的3756億美元上升至2018年的4192億美元，對世界的總體貿赤亦上升了10.4%。不過，今年美國經濟放緩，消費受到影響，所以貿赤反而未必有去年這麼高的增長。在科技戰上，封殺華為卻阻止不了華為的發展，反而使中國更走上科技自立的道路，美國的芯片及不少高科技產品更失去了巨大的市場及營業額。

 

有上述的負面業績紀錄，我們便不能排除美國政府幹笨事的可能，但其會否攻擊港元，仍要看看美國政府對港的政策有否改變。我相信改變已經開始。除了經濟金融利益外，過去美國政府一方面可利用香港這世界最大的情報中心收集情報，另一方面也曾希望利用香港影響大陸，使其往傾向美國的政制過渡。

 

但後面這目標已完全失敗，美國當會放棄，「修昔底德陷阱」的壓力也因中國國力日強而增加。在此新形勢下，鷹派人士自然可能把打沉香港經濟看成是對付中國的一個選項。《孫子．九變篇》有云，「將有五危」，其中一危是「愛民，可煩也」。將軍愛民，易成弱點，敵人可通過不斷煩擾人民而找出破綻擊倒他。同理，中央政府希望香港繁榮安定，對方亦可通過破壞香港而起煩擾作用。不少評論人已發現，《逃犯條例》的發展，緊跟美式顏色革命的套路，已相當程度破壞香港的穩定，但我不認為這能使中國的國力受到根本性的影響，摧毀香港的金融業，並使影響擴散到大陸，倒是另一更有破壞性的招數。

 

這不見得是美國朝野的共識，但既然我們不能排除有人有此意圖，香港政府及中央政府倒是應沙盆推演，看看此事的可行性或非可行性，及別人可如何操作。

 

香港經濟屢受炒家衝擊

 

在1997與98年間，國際炒家已攻擊過港元，我們可把他們當年操作的過程稍為重溫。炒家要沽空港元，但卻並不會只沽空現貨港元。在概念上，要沽空港元，便先要借入港元，然後用這些港元買入美元（或其他貨幣）。下一步便是到處傳播謠言，引起驚恐，使別人也大量拋售港元，假如港元因此而頂不住貶了值，那麼炒家便可用手上的美元以較低的價格買回港元還債，匯率的差價便成沽空利潤。不過，如果市場不聽謠言，匯率不動如山，那麼炒家不但無利可圖，還要付上借入港元的利息。

 

亞洲金融風暴期間的炒家比上述的原始炒法更聰明，他們除了在現貨港元興風作浪外，還同時沽空遠期港元及股票。當年貨幣局的具體制度操作與今天不同，炒家借回來的港元要兌成美元，最終要通過銀行向金管局兌換，而銀行的兌換能力因條例規定受制於各銀行在金管局所開戶口的結餘總額（aggregate balance），只要兌換的港幣金額大於結餘總額，兌不到錢，港幣的利息便會上升，超過美元的利息。

 

根據利率平價原理（interest rate parity），利率上升必會引致遠期港元的匯價下跌，股價也很可能同步下跌。當時銀行結餘總額一般只得二三十億港元。換言之，炒家只要借入了二三十億港元的數額再將其兌換美元，已足可推高利率，就算現貨港元匯率不變，遠期港元匯率及股價應聲下降後，他們便可圖利。這手法當年使到香港4次受炒家衝擊，經濟風雨飄搖。

 

今天制度已有不同，當年電子兌換上限受制於只有二三十億港元的結餘總額，但今天的條例容許上限擴至包括銀行體系結餘總額及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另現鈔兌換沒上限），以及負債證明書在內的所謂貨幣基礎。後者總值今年4月高達1.63萬億港元，炒家若要做到亞洲金融風暴期間利率上升的效果，起碼要拋售1.12萬億港元才行，這已是當年的300多倍了。一般炒家已無這能力。

 

最大輸家是港人自己

 

前幾個月有位叫巴斯（Kyle Bass）（傳聞是特朗普前國師班農的朋友）的炒家「分析」說，港元的銀行系統結餘總額不停下跌，反映今天的港元匯價快將守不住，是沽空港元的好時機。陳家強教授在臉書嘲笑此人的無知，我在他的臉書回應說這位巴斯先生若有修讀我的「香港經濟」一門課，當可少虧一點錢，陳欣然同意。

 

此人既不懂制度的操作，也不懂過去10年香港的貨幣史，但竟然有些無知小輩一唱一和跟著他去送死。2008年9月的金融海嘯以後，大量的熱錢湧入香港，稍後的量化寬鬆更加劇了資金的流入。從2008年8月至2018年3月的高峰，貨幣基礎從3415億增至17295億，反映總共有13880億的熱錢流入。這麼大筆錢的流入若不處理，會造成巨大的資產價格及物價的上升，香港會吃不消，而金管局也採取了一些洩洪的措施，盡量使貨幣量增幅減少，但貨幣量M3仍增加了136%，對港經濟還是有不利影響。

 

美國去年進入加息期後，香港的這些熱錢流向高息處，但因為未流走的熱錢仍多，港息不用跟美息上漲，從去年3月至今年5月，總共流出了1053億元，離過去流入的萬餘億仍遠，銀行的結餘總額也從高峰期的1797億下降至543億。這本是好事，但炒家卻大驚小怪。現在美國又要減息，6月份資金又再稍有流回香港。

 

從上所述，炒家幾乎無法推倒港元，他們沒有這實力，香港也有一些與民為敵的極端分子鼓吹拋售港元以增加政府管治的成本，這些人的心態恐怖，因假如港元竟然崩潰，最大的輸家正是港人自己。不過，外國的炒家及這些有扭曲心靈的港人經濟上根本無此實力。真的要徹底推倒港元，還要把香港的總外匯儲備而不光是貨幣基礎考慮在內，香港的總儲備有4292億美元，即所有住戶平均要拋售近130萬港元現金才做得到。

 

美國政府若用洪荒之力去攻擊港元又如何？美國政府手上並無港元，若要成功沽空，便要借入以萬億計的港元，而且風險甚大。若有這麼大的借貸，香港早會知道，美國也要付出巨額利息，並且難以保密，所以美國政府應不會做此蠢事。但這並不意味著她不能採用非常規的極端手法。

 

我不知道她會選擇什麼手段，但我們不妨假設她用極限施壓。舉個例子，而這亦的確只是一個假設性例子，美國可以凍結掉委內瑞拉在美國的資產，既然如此，我們在分析上也不能排除她凍結香港在美儲備的可能性。很顯然地，這會對美國的美元霸權有重大負面影響，她若非發急，斷不會出此下策，但這並不表示香港不應防範。華為任正非使人欽佩之處是，他十多年前便作最壞打算，花巨資弄出一個又一個「備軚」，大大加強了華為的生命力。

 

「備軚」對香港美國同有好處

 

對美國可用什麼方案及香港可如何應付，並不是適合在報刊上公開討論的議題，但中央及香港政府都應記住孫子所說「多算者勝」。從金融數據可見，雖然有《逃犯條例》等社會事件，美國政府尚未展開狙擊港元的行動。中央及香港政府彈藥也充足，並有時間研究各種「備軚」方案及它們如何操作。有了「備軚」，再加上衝擊港元是極耗彈藥的事，美國的鷹派見事不可為，便只能知難而退，這些「備軚」便不須使用，香港也便做到不戰而屈人之兵。

 

香港有「備軚」其實對香港與美國都有好處。美國政府內的鷹派推不動這些違背美國利益的方案，自己的經濟便不會受損。是的，我們也應為美國經濟著想，在全球化互相依存的世界中，美國經濟不好我們都會有損失。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2019-6-29)

政府一再退讓犯了大錯 (雷鼎鳴)

6月9日有20萬人（民陣所說的103萬人，我以前在本欄已論證過，一定誇大了幾倍）和平遊行，6月12日有警方與一群示威人士在立法會附近對峙，開始時基本上和平，從錄像可見及後有暴徒襲擊警方，後者便發射催淚彈150發及其他國際上常用的鎮暴方法還擊，並拘捕了一批疑犯等候檢控。林鄭在6月15日承認工作做得不夠仔細，但不認為《逃犯修例》本身有問題。當時我已判斷，政府的做法不但無補於事，而且只會動員更多人在6月16日遊行，果然當天有高達40萬人參加，使從維園至政總又短又窄的幾條路塞滿了人。接着的個多星期，陸續有人包圍警察總部與其他政府部門。

 

留尾巴供反對派利用

 

怎樣評價政府的策略？我看過了可觸及引渡條例的所有罪行，毫不認為這次修訂對絕大多數港人有甚麼影響。前刑事檢控專員、資深大律師江樂士（Ian Grenville Cross）有篇長篇講稿，把相關問題講得很清楚，說服力比反對派所說的強得多，我對這條例本無多大興趣，也就不多評說了。有一點港人倒是要自問一下，2006年至今，內地共將248名疑犯應香港要求遣回香港受審，但已知的在內地犯了謀殺罪、洗黑錢、貪污等的300名在港逃犯，沒有任何一人被送回內地接受制裁，這的確十分不妥，港人實難以有底氣自稱支持正義。

 

這次的修訂條例有無道理？我認為是有的，只是一些人掉入了恐共迷霧，看不清大局，才被在背後推動顏色革命的一些外國勢力所惑。不過，在戰略上，深受公務員思維及視野所左右的香港政府，卻似對國際上複雜的博弈後知後覺，修訂此條例所應做的動員工作做得不足，推出的時間選得也不好，政府確需重建心戰室及回歸時被解散的政治部，才可少犯錯誤。

 

但在戰術上，政府有無失招？我看機會很高。林鄭及主要官員的退讓，都犯上戰術上的錯誤。雖然這些退讓只是指工作做得不夠好，不是指條例的修訂本身有甚麼錯，但一般市民不易聽得出分別，容易得到一種印象，政府自己也承認是錯了，那麼反對她的便多半是對了。在時機上，這些退讓出現之時，正是在和平遊行和暴力事件發生後，這豈會不引人聯想，政府在部分人的壓力或暴力下是會退讓的，這對反對派會起到多大的鼓舞？而且既然政府退讓，以後一些妨擾社會運作的活動，便顯得毫無機會成本。其實在某些別有用心的人心中，《逃犯修例》本身並不重要，他們只是要一個藉口，打擊香港的管治及要奪取權力或政治影響力而已。林鄭還留下一條尾巴，條例未撤，只是暫緩，這也方便反對派的組織者提供一個標靶去鼓動以後的遊行或暴亂。

 

應依法起訴襲警暴徒

 

在兩軍對峙時，任何一方退讓，必會引發不測的危機。此種規律在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戰中顯露無遺。當時前秦的苻堅在統一了中國北方後，號稱擁有百萬大軍可投鞭斷流，要南渡併吞東晉，在淝水之畔決戰，東晉派出謝玄率領其8萬北府兵對抗（我每到南京都會到秦淮河邊烏衣巷謝玄的叔父謝安所居之處發思古之幽情）。這本是強弱懸殊一面倒的戰役，東晉方面提出要前秦軍隊稍為後退，騰出空地，好讓北府兵可過河決一死戰。苻堅大喜，答應了，但前軍一退，後面的不知發生甚麼事，北府兵迅即掩至，並散布謠言說苻堅已死，前秦軍心大亂，互相踐踏，草木皆兵的成語也源於此。讀者可自行論斷淝水之戰與林鄭退讓各種細節的異同之處。

 

向前看當然更重要。政府失招累及警方，而顏色革命的教本告訴我們，羞辱及妖魔化執法者，以促使管治失效，是必做的動作。政府現在最應做的，便是依法起訴6月12日襲擊警方的幾十名暴徒。有些糊塗透頂的年輕人要求不起訴這些人，這是要用政治力量干預法治了，與香港人相信的法治精神顯然相悖。若無證據，政府也告不入這些人，若有證據，這些暴徒被判坐牢也是理所當然的。放過他們，絕不會使香港更和諧，反而社會更加對立。律政司應做的，便是按警方提供的證據去作檢控的決定。政府亦絕對應公開支持警方，若不作明確的表態，不但有人會得寸進尺，嚴重影響市民的生活，也會失去警察強而有力的支持，往後便要靠解放軍了。後者倒有不少先例，美國面對暴亂時，不一定靠警察，而是用國民警衞軍的。

 

(Sky Post 2019-6-28)

遊行後年輕人的出路 (雷鼎鳴)

    上周五有示威人士包圍警察總部阻止警員自由進出，本周繼續有人到灣仔的稅務大阻礙公務員上班，甚至有人要公務員出示證件。現在仍是暑假，有些學生有空得很，看來事件還會發展一段時間。

　　包圍警局等同阻差辦公，是一種罪行，參與者可能仍不知這是顏色革命的套路，美國在北非及中東發動的暴亂少不了攻擊及妖魔化執法者，就算是文革時期，紅衞兵的重要策略也是要打碎公檢法。原因很簡單，若有執法者維護法紀，無政府主義的胡搞便要承受起巨大的成本。但對廣大市民來說，沒有警察及政府的社會，等同要面對不測的治安危機及服務短缺。舉個例子，若黑社會以後利用這些無警的機會殺人越貨，誰去承擔責任？

　　我明白6月9日20萬人及6月16日40萬人（我們算過的遊行人數當然比民陣所吹的103萬及200萬準確）大部份是和平的守法者，他們與出來搞暴力搞包圍的不是同一路人。朋友中對出來遊行的並不反感，但對其中部份年輕人後來的行為，幾乎莫不痛心。這些熱愛搞事的人仍是陷入思想的魔瘴中，未能清醒過來，他們行動的主要受害者仍是普通市民。堵着道路使上班族遲到，包圍警總使市民得不到足夠的警力保護（不要假設香港良好的治安是天掉下來的），在政府部門妨擾公務員回辦公室工作，其思維都是一樣：他們其實相信政府重視社會的安定繁榮，市民作息不受干擾，所以便要在社會製造動亂，損害市民利益，以圖政府受壓，聽從他們的政治訴求。我上周說過，孫子「將有五危」中已指出這策略，「愛民，可煩也」。

 

    未經全民同意，犧牲別人的利益去爭取自己的政治目標，十分不道德。有些行徑又已經不光是不道德，而是幼稚得使人慘不忍睹了。周前，在地鐵上不斷阻止車卡關門已使這些人變成神憎鬼厭。本周在網上所見，有人在似是稅務大樓的電梯外，不斷重復阻止電梯關門門，使其動殚不得，裏面滿載着的乘客十分無奈，擾攘了幾分鐘後，有位正義男忍不住從電梯出來阻止這種對乘客的挑釁，那名搞事者乘機倒向地面，一批錄影機亦早已各就各位。如此小學雞的行為，除了使香港蒙羞外，不會達到任何目的。次天，又有聰明一點的年輕人跑來派傳單向要返工的公務員道歉。他們最重要的其實不是道歉，而是合力阻止他們同路人的擾民的行為。在電視訪問中，有位戴了口罩（若不犯法戴口罩幹嗎？）的女子說，他們試過了其他方法，政府都不理會，所以才這樣做。這是不少年輕人的說詞，但他們錯了！

　　人生中我們得不到的東西何止千萬，但這絕不可用作合理化任何損害別人利益的手段。他們的失敗只是因一開始便走錯了路。這裏講一個故事以作說明。我有位華仁的中學同學，身世頗為傳奇。他是美國華人，是位隱形的億萬富豪，馬雲的阿里巴巴也是多年前從他的兄弟手中收購過來。他在澳門葉挺將軍的故居出生，曾參加越戰當狙擊手，射殺過十八名越共，亦是槍械專家，幫芝加哥的警方訓練警察，在美國政經圈中人脈廣闊，從前替史丹福大學進行過一個項目，還順手拿了個博士學位，他的父親是抗日戰爭時飛虎隊的軍醫，後來還主理澳門的鏡湖醫院。他的祖先在1849年從新會移民到加州，當時美國種族歧視嚴重，法治不張，華人受到極不公平的對待。這個一窮二白的家族在惡劣的環境中怎樣打出一片新天地？主要還是靠其祖訓：面對歧視他們的社會不用憤怒，只要自己更努力用學識充實自己，便可超越（outsmart）那些歧視者。他們家族便是這樣，一代一代獲得成功。

　　我在2010年2月寫過篇文章（董建華先生最近也找來讀過），指出香港的未來只可能進一步與中國融合，沒有其他的可能，但香港的GDP佔中國GDP比例愈來愈低，港人不論其政治立場如何，如果希望自己更有話語權，討價還價能力更強，只有靠實力作出貢獻，證明香港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

　　這話說了十年，有些人的確靠努力，作出貢獻，讓內地感到香港的重要，因而仍尊重香港，大灣區、一帶一路等國策也把香港算進去。但當然有些人連內地也從未踏足過，也沒有思考過如何利用機遇，他們今天能過着香港的生活，恐怕部份已是受庇於那些對香港及內地都貢獻的人。

(Headline Daily 2019-6-28)

6月16日的遊行人數 (雷鼎鳴)

為大型遊行數人頭，是一種並無學術深度的調查計算活動，它可以需要大量人手，也可以一兩人也估算出精準度不錯的結果，視乎用甚麼方法去做。董建華先生找我幫忙，為6月9日遊行作點算時，我便明言我很懷疑這些工作的作用。在過去10多年，已有多位學界中人做過相同的工作，並指出目測印象十分不可靠，而民陣自己公布的數字，又多會數倍於學界或警方的估算，但記憶中，民陣從未有收回自己的數字，傳媒也以訛傳訛，繼續報道。董先生似很執着於還原歷史真相，此點我也認同。我也是個對追求真相很感興趣的人，我的數學與純數學家相比，並不入流，但自幼對數量很有感覺，少年時量度過數量智商，超過160分，並不覺得此類計算有何難度，便答應了。

 

道路長度寬度不難找

 

6月9日遊行人數的估算，我在上周本欄已討論過了。6月16日那次，民陣自稱有200萬人的一次，其估算難度卻一度超乎預期，幸好很快便找到解決方法。有何難度？主力部隊走得很慢，2時40分出發，龍頭5時55分左右才到終點，走了3.25小時，我們派出參與遊行的人，堵在後面，還要走上近4個小時。龍頭未到終點前，卻已有零散的先頭部隊從不同方向先到了終點。在5時前後，駱克道與莊士頓道也開放了，有些人也從灣仔等港鐵站走出來，據探子回報，有些黑衣人也坐港鐵走回頭路「翻食」。在這麼混亂的條件下，如何可以數得準？

 

數人頭不外乎兩大類算法，第一類是數人流（Flow），在某必經之地的觀測點看看總共有多少人路過；第二類是數「庫存」量（Stock），在某刻所有人都同在的時候，看看總人數的量便是。兩種方法都應採用，互相印證。

 

我們一直有用原始的笨辦法－以數人頭機數路過必經之道的人流。至於數「庫存」量的最佳時機，我們也找到了。在5時55分，龍頭剛到終點，這時從起點到終點的3公里路程中仍在遊行的人，我們稱為第一梯隊，尚未能進入起點的人為第二梯隊。第一梯隊有多少人？在5時55分，駱克道、莊士敦道及遊行主幹綫的東西行馬路的兩邊都基本上站滿了人，甚麼道路甚麼時候開通已無關宏旨。網上不難找到這些道路的長度寬度（6綫、4綫及有無電車軌要計算在內），我們也據此可以輕易算出這幾條街道的總面積為10萬500平方米左右。至於密度，有些地方因大家基本上是站立，可超過每平方米3人，但有些地方較疏，我據不同照片估算，平均大約是每平方米2.84人。面積乘上密度，在5時55分仍在起點與終點之間的第一梯隊應有285,500人左右。但尚未進入遊行範圍的第二梯隊有多少人？在約1小時後的6時50分，龍尾已在中央圖書館出現，即全部進了遊行區。

 

點算可當高中生習作

 

按上文提到的人流移動速度，我們可合理假設第一梯隊的龍尾要3.5小時左右、即到9時多才能完成遊行，那麼在近6時到近7時這1小時內，共可空出7分2（1小時除以3.5小時）的面積，讓第二梯隊進入。由此可知，第二梯隊的人數只等於第一梯隊的7分2，兩者相加，總遊行人數約為36萬7千人。若再加上從中環來的人，6月16日真正的總人數應在40萬左右，這數字與我們用笨辦法數人頭得出的結果非常脗合。

 

民陣說有200萬人，又是我們估算的5倍了。為甚麼他們的數字錯得離譜？按以上的時間數據推算，在5時55分，有77.8%的遊行人士正身處遊行道路之內，那麼假若總數真的是200萬，這塊總共才10萬平方米、即0.1平方公里的面積可否容得下156萬人同時在那裏步行？亦即每平方米15.6人。1米的長度大約是從腳到腹部的距離，這麼小的空間容得下15.6人嗎？據說參加者大多是年輕人，若有200萬人，假設當中150萬是年輕人吧。香港18至33歲的年輕人只有150萬，豈非全部的年輕人都參加了遊行？讀者可自行判斷。

 

此等點算其實很適合高中學生去做。香港有通識科，老師若參考上周及本周的拙作，細想一遍，沙盆推演，足可教導及引領學生去做此習作。倘若有多組學生肯進行這些點算，民陣或許便會受到制約，不敢隨便說個數字了，我也可以把更多的時間放在較艱深的學術研究中。

 

(Sky Post 2019-6-21)

和平、暴力、誠信與政府弱點 (雷鼎鳴)

　　政府在逃犯例上突然退讓，究竟是林鄭叫停還是中央下令，惹人猜疑。在兩軍對決前，一方突然撤兵，也許有其長期利益考量，但要付上沉重政治代價，卻是免不了的。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政府與反對派的博弈未來仍充滿變數。反對派貪勝不知輸，亢奮當中，部份所謂「勇武」人士，其真實面目已逐漸露出，使人大起戒心，這裏只談兩點。

　　第一是暴力與和平的問題。絕大多數參與遊行的人，甚至是六月十二日在暴動現場的旁觀者，都是和平人士，此點我並不懷疑。在六月十六日的遊行人士聚集之地，有救護車經過，人群也懂得讓路，這反映港人的素養與善良，值得稱許，但這些卻又絕不能掩蓋他們當中少數人行使暴力的事實，只要看看Now電視一段未經剪接的錄影便很清楚。美國的不少朋友看過這些錄映後，紛紛都說在美國是會調來國民警衞軍開槍掃射了。有人或會說美國政府太過離譜，不足為楷模，但不要忘記，美國民選出來的政府，也是從經驗中學懂如何才能應付暴動的。

　　在暴力或暴動人士旁邊的和平人士有無責任？有的！他們實際上已成為暴徒的掩護者。也許他們事前並不知情，別人的暴力出現後，他們也不知所措，我們的確不能苛責他們，但他們的容許暴徒混在他們當中，沒有與他們劃清界線或制止己方的暴力行為，那能怪責警方一百五十發的催淚彈也打向他們？至於一些政客及甚至神職人員還去現場打氣，實質上等同把所有人都打造為和平人士，他們倒是不懂蔡元培引述《白虎通》「殺君馬者道旁兒」的深刻意義了。為暴力者喝采，這些人其實是在傷害年輕人而不一定自知。

  近日背後組織者還要求釋放所有被拘捕人士，不准用暴動的說法等等，這已是在嚴重破壞法治，以致明目張膽干預司法制度了。警方若無證據，也告不入這些人，若有證據，法庭自應判罪，政府若是放軟手腳，便是不尊重司法制度的獨立性了，港人都會失望！組織者提出此等訴求，也是可反映他們視法治為無物，泛民若不與他們切割，以後講法治便是虛偽十足了。

　　第二是誠信問題。民陣把六月十六日的遊行吹成有二百萬人參加，我不相信他們不知道自己是睜開眼睛說瞎話。過去十多年，民陣宣佈的數字，幾乎都是數倍於警方及包括泛民學者所估算的數字，在網上一查便可知曉，民陣對此又那有不知？有一個簡單的難以爭辯的計算可立時顯示，二百萬是胡說八道。

　　在行走了三個多小時後（為簡便，我們姑且當作是三小時），在大約五時五十五分，遊行主力部隊的龍頭才剛抵金鐘的終點，一小時以後，即六時五十五分左右，龍尾便在中央圖書館出現。這意味着甚麼？第一批人全部進入起點與終點間的遊行區要三小時，他們要再過一小時才可騰空足夠地方讓第二批全部進入，那麼我們大可推斷，在五時五十五分，身處遊行區的人數是總人數的四分三以上，若總人數是二百萬，這便是一百五十萬了。

　　這時，不但主幹線雙線已全部開放，駱克道及莊士敦道也開放了，在網上可輕易查到這些道路的總面積，加上某些有被遊行人士路過的小街，總面積不足十萬五百平方米。一百五十萬人在這面積上行走或站立，等於每平方米有近十五人，一平方米站兩人已嫌擠，十五人要疊羅漢了。

　　中央政府與香港政府有無弱點？有的，《孫子‧九變篇》中談到「將有五危」，即指揮者有五種可致命弱點，其中有「愛民，可煩也」。中央政府不想香港亂，希望香港穩定人民生活好，這正是可供外國或本地別有用心者使用的弱點，他們搞動亂，破壞香港穩定，便可煩倒中央，有時甚至可使其讓步。「將有五危」也有「廉潔，可辱也」，即德行無損但重視名聲的，對付的策略便是不斷羞辱他。找個長期政治活躍的女士出來當演元扮演香港媽媽，罵林鄭是個毒辣媽媽，這是所有母親都不易忍受的侮辱，林鄭雖好打得，但據說她十分感性，她心神失守判斷錯誤的可能性存在。這也是她可能被利用的弱點。

 

(Headline Daily 2019-6-21)

103萬人是否高估了五倍？ (雷鼎鳴)

上周日我應董建華先生之邀，當義工帶領一個40人的團隊用幾種不同的方法點算參與遊行的人數。深夜離開臨時指揮中心後坐的士回家，司機發表政見，說民陣宣布有103萬人參與遊行，但他認為民陣素來誇大，他會把民陣的數字習慣性地除以5，所以他相信只有20萬人參加。

我們40人用了多種方法多種器材得出20萬左右的數字竟與他的如此相近，民間智慧的確了得！但民陣是否誇大了幾倍呢？我深信必然如此，用邏輯或數學上的反證法很易證明103萬這數字意味着荒謬。我們可用兩種不同的推理說明此點。

 

兩科學方法印證誤失

 

他們最大的誤失是忘記了遊行路綫上的街道總面積其實很小，根本容不下太多人。據谷歌地圖的資料，從中央圖書館至政總的步行（不是行車）距離共2,900米，路政署的資料是軒尼詩道單程三綫行車的標準寬度剛好10米，所以若遊行只用一邊馬路的話，整段路面積共約3萬平方米（遊行距離合理假設為3,000米）。但因為有些人走到旁邊的街道及4時35分左右跑到對面馬路，面積提升，我們可把遊行路綫的總面積調整為5萬平方米。在4時45分，我們點算過共約1萬8千人已抵目的地進入立法會地帶或離開，在維園仍未出發的尚有1萬多人左右，為免算漏一些，我們可在此寬鬆假設，已過終點及尚未起步的共5萬人，那麼在那高峰時刻仍在街上的，按民陣的說法，應有98萬人（要參加遊行的，絕大部分應已出現，所以誤差不大）。5萬平方米若要容納98萬人，那麼人口密度便要每平方米19人了。這可不可能？這密度意味着每50平方米的面積要承載950人在步行！我們可能把950人同時放在家中步行嗎？

另一比較，天安門廣場共可容納100萬人站立，這世界最大的廣場是44萬平方米，剛好是遊行面積的9倍左右，天安門可站得下900萬人嗎？

 

我們也可用第二種角度看此事，遊行不是有流動嗎？會否因有流動而容納到103萬人？當日遊行總共用了7小時才結束，夠不夠疏散103萬人？假如遊行人口每1平方米有2人步行，那麼5萬平方米約可同時容納10萬人。當隊伍帶頭人花了N小時到達目的地後，從終點到起點便應塞了10萬人，我們姑稱之為第一梯隊，這個第一梯隊要全部走光，即其龍尾也要到達終點，再要N小時，到時路上便剩下第二梯隊之人，要他們都走光，又再要N小時，如此類推。要走光103萬人，需十個梯隊，總共要N小時的11倍（不是10倍，因為要最後梯隊的龍尾也走完才算，這稱之為植樹問題，十多年前葉兆輝教授便指出民陣犯上了這個錯誤）。

 

那麼N是多少？第一梯隊走得很快，龍頭一個多小時已到目的地，但其後速度便大減，我們的工作人員在相當擠塞之時走了1小時才走了四分一路程。若要在7小時的遊行時間中走清十個梯隊，每一梯隊從起點到終點只容許36分鐘左右的時間，有參加過遊行的，都知道在擠擁的環境下，這根本不可能，以較合理的速度，要疏散這103萬人，約要30小時。所以民陣的數字誇大得離譜。

 

重視政治效果多於事實

 

我們自己用的第一個方法是在三個點算站中把路過的人用點人頭機實時點算，最有代表性的是灣仔的點算站，全程共只15.3萬多人走過，但因少數人可能從其他的路走過，或一早中途退出，這應是稍有低估。我們也用了一個笨辦法，把遊行隊伍做了連續錄影，事後再慢慢點算。最省時的方法還是用人口密度乘上面積。

 

我們原本的部署是當第一梯隊的龍頭到了終點後，立時通知藏身於A點的工作人員插隊，到他抵達終點時又通知下一個工作人員在A點加入遊行，餘此類推，這樣我們便可得知總共會有多少個梯隊。我們也拍攝了大量的不同地段不同時間的照片，我從當中估算了平均密度，是每平方米3.05人，比過去2至3人要高。但在4時45分時，我們見到遊行隊伍移動太緩慢，而且知道人群基本上都已出動，便稍為改變方法，把已知的已過了終點的人數，加上仍在維園的人數，加上在路上的人數（密度乘上面積），得出20萬人。經過反覆印證，雖不可能百分百準確，但肯定民陣的數字是誇大了幾倍，若他們重視政治效果多於重視事實，那便是不幸的。

 

(Sky Post 2019-6-14)

雷鼎鳴

 

「六四」三十周年所思 (雷鼎鳴)

六四是一場民族的悲劇，也是一道很難瘉合的傷痕。

　　三十年前的六三晚上，我在美國東部教書的大學，中國的留學生邀請了傷痕文學的鼻祖、《人妖之間》的作者劉賓雁到我校演講，座無虛席。因為與內地有十二小時的時差，那是正是北京清晨的時候，消息不斷傳來，大家熱血沸騰，決定拉隊去華盛頓示威。我回家後收拾行裝，也與朋友及學生正在午夜出發，飛車十小時次天趕得及示威，接着再開車回家，已是兩晚沒有睡了。一年後，趙紫陽的左右手陳一諮在美國流亡，到訪我校，學生對我信任，把他安排在我家中住宿，我也得以多聽到一些內情。

　　如此重大的社會事件，作為研究社會科學的學者，對其不斷思考，是責無旁貸的。有關六四的錄影與資料，我已記不清看了多少次，但最公正的紀錄，我認為是韓倞（Carma Hinton）在九十年代初期所拍的三小時紀錄片《天安門》，當時在香港有放映，今天在網上有時也可找到。

　　為甚麼說這是一場民族悲劇？我們若把事件的枝節除掉，可以發現鄧小平認為自己面對的，其實是一道千古難解的哲學兩難困局：假如要你殺掉一名無辜而且優秀的公民，但卻可因此而救到一千人的性命，你會怎樣做？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答案，在西方社會，主流看法恐怕是此事萬萬不可，但中國人，尤其是相信功利主義哲學的，很可能認為這是值得。對鄧小平此等軍事將領而言，這難題是家常便飯，軍官派敢死隊去贏得陣地，以增加戰爭中的勝算，不也是一早便預知有優秀的士兵會送命嗎？中國人民明知鄧小平是軍隊的最高指揮官，在某些人眼中，他理應罪大惡極，但大多數中國人今天對鄧小平仍是敬若神明，而且衷心擁戴，這正好反映他們心中都有一把功利主義的尺。他們對不對？此事恐怕從盤古初開吵到天荒地老，也不會有答案。

　　主張要用武力驅散或鎮壓學生的主要理論是要保持國家的穩定，而穩定被視為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當時改革開放政策推動了十年的高速增長，但開始遇上不少難題，鄧小平的愛將胡耀邦是自由化的旗手，已被免職並逝世。鄧小平本人既主張改革開放，但也重視穩定，相信若無穩定，政策也推行不到。黨內的強硬派不一定認為改革開放是好事，但肯定贊同穩定。趙紫陽是改革派，要與學生對話，但他五月十九日到天安門見學生時，已經失勢，且學生也不肯聽他之勸早日退場。但殺了一些人，也把學生驅離廣場，是否有利於穩定並推動了經濟？歷史如何考驗鄧小平的信念？

　　從牌面看來，鄧是賭贏了。中國政局在六四後遇過一些壓力，當時幾乎全球都預言中國經濟快將垮下，只有普林斯頓的經濟教授鄒至莊獨持異議，他預測中國經濟只會在短線受挫，接着會強力反彈。事實證明，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後，中國經濟有了二十多年人類未見過的騰飛。為何如此成功？歷史往往是詭異的，鎮壓過後，強硬派表面上是贏了，但其實黨內影響力已降。鄧南巡時一聲令下，全國支持，強硬派已無力阻擋。

　　會否鄧的勝利只是巧合，不鎮壓學生效果更好？也許是，但歷史並無給我們機會直接檢驗這說法，不過，我們知道，蘇聯解體後，社會失去穩定，經濟隨即受到摧殘，至今元氣未復。但經濟增長與生命有何關係？改革開放不光只是經濟增長，後者會創造大量社會資源，使到人民壽命大幅增加，醫療進步迅速。在解放初期，中國人均壽命只是四十歲左右，但今天已達七十六，上海則更高達八十三。穩定對經濟帶來的好處，包括醫療進步，救回了多少條生命？

　　只有別有用心的人才會希望上述的兩難困局在中國再次出現，替中華民族多添幾道傷口。如何才可避免此等悲劇重演？雙方都肯理性探討，不走極端，是個關鍵。在六四之前，多位與學生站在一起的有識之士都曾勸他們退場，但學生沒有理會，以致後來大家都無路可走。想深一層，學生運動最難之處便是無法在適當時退場。當上學運領袖，一夜之間可從寂寂無聞變成萬千寵愛在一身，世人注目。這是一種權力，一答應退場，這光環便灰飛湮滅，況且幾乎必然有新來者希望你讓路，好讓他們佔據你的位置。年輕人很難受得了權力的誘惑。群眾運動迅速變質在歷史上屢見不鮮，法國大革命變成《雙城記》所描述的殺戮；偉大的五四運動也不倖免，不少學生領袖後來也被權力欲沖昏頭腦，蔣夢麟與蔡元培都對此十分厭惡；佔中學生也不懂退場，不但一事無成，還播下後來旺角暴動的種子。我看過韓倞的紀錄片後，對柴玲等人的品格大感失望，從此亦對激進活動大起戒心。

 

(Headline Daily 2019-6-14)

從土地供應看香港公共政策的生態圈 (雷鼎鳴)

中美關稅戰與科技戰已炮聲隆隆，而且很可能是持久戰，香港夾在其中，已是避無可避，港人最好的策略便是持盈保泰，做好香港本應做好的事務。若論要提高香港經濟增長，擴大香港的經濟容量，以及化解社會矛盾，不易找到有比增加土地、遏抑樓價更重要的政策；但此種政策卻又深深地觸動香港的政經結構，若要成功，不可不對此有深入了解。

 

工作半世紀 始可買蝸居

 

香港的房屋是否又貴又細，是個必須解決的問題。這對大多數港人而言，答案是明顯的，根本不用討論，但在土地供應專責小組運作期間，我倒是聽過有些人力持異議，甚至認為港人居住的面積已經不錯，所以在分析樓價與政經結構前，還是有需要掃走一些謬誤觀點。

 

港樓有多貴？在眾多量度樓價的指數中，訊息量最多的是一個叫NUMBEO的指數。為免比較面積大小不一的樓宇價格，這指數把世界上幾百個城市的數據找來，劃一比較面積90平方米的樓價，其方法是看看不同城市中，收入處於中位的住戶，要多少年的收入才能買到一個90平方米、價格處於同類樓宇中位數的單位。

 

香港要多少年？去年的答案是要49.02年，是近半個世紀，超過一生人的工作年期！我數十年前在美國教書時住過幾年水牛城，NUMBEO指數是1.87年，與香港相差何其巨大。就算是新加坡或倫敦等昂貴城市，都「只」是22年。

 

香港人居住的面積已算不錯嗎？香港的公營房屋人均居住面積是13平方米，整體香港人口的人均居住面積也只是16平方米。香港的老對手新加坡是27.6平方米，內地是32.9平方米，美國是60.9平方米，丹麥更高達76.7平方米。港人見到這些數字，能不悲乎？上述數字也意味着就算居住面積完全平均配置，絕無不平等，港人的居住空間也是十分擠迫。港人生育率極低，部分原因便是被此迫成。

 

為何樓價這麼貴？先考慮是否需求因素造成？香港雖有新移民，但因生育率低，未來25年人口增長率每年平均只得0.4%，但因人口老化，每個住戶人均人口愈來愈少，住戶數量卻上升較快，未來25年住戶數目每年約以1%的速度增長。這便意味着香港每年新增的住戶有2.7萬個左右。

 

這尚未加上要多建單位以補充被拆掉的舊樓，也沒有算上過去多年供應跟不上需求所積累的壓力；我們也應加上港人在經濟增長後，希望住得沒有這麼擠迫的土地需求。

 

有人埋怨地產商壟斷市場，要價太高。地產商若有強大壟斷力，的確不妙，但我卻很懷疑在過去它們是否有這能力？1997至2003年間，樓價跌了63%，卻不見地產商有能力頂得住樓價下瀉。我尚記得在1997年高峰期，新地股價每股116元，今年6月3日，新地收市價是123.6元，20多年才增加這麼少，就算加上每年的分紅，香港的地產龍頭公司又算得是哪門子的「地產霸權」？

 

印花稅辣招 壯大地產商

 

不過，政府從2011年所實施的印花稅辣招，既無法降低需求，反而減低二手市場的供應，這便增強了一手市場地產商的壟斷力；再加上金管局限制了按揭的比重，能夠提供額外按揭的地產商，便可利用政府的政策而得到比過去更大的壟斷權了。這倒是不健康的。

 

眾所周知，香港不是地理上沒有地，但已發展的地只得總面積的24%。我們也確知，樓宇的成本主要是地貴，只要有大量的土地供應，樓宇數量增加，樓價不可能不下調。不少定量研究也為此說提供到證據。為什麼香港的地拿不到出來？

 

另一些相關的問題是，在董建華年代，為什麼搞「八萬五」這麼容易？那時地從何來？今天發展規模遠不及「八萬五」，為何卻拚命擠也擠不出地？我在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期間，只有感到官方成員都極其焦急，很想多找到些地。小組的成員只要聽到有些地有潛質可用，大都會兩眼放光，興奮莫名，不存在要卡着一些可用之地的情況。

 

舉個例子，記憶所及，沒有成員反對發展棕地。10年前林鄭當發展局局長時，已想發展棕地，但10年過後，仍無寸進。我聽過一位地產商所說，他們公司過去幾年都想購入棕地以作發展，但對方叫價卻愈叫愈高，脫離實際，至今仍買不到一塊地。

 

另一個例子是私人擁有的農地，這些地有近1000公頃，十分吸引，政府雖可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但這種做法卻並非沒有法律上的規限，就算強行收回，也只能在「公共用途」類別中使用，不能地盡其用。

 

過去多年，政府與私人擁有者一直也談不出多少成果，私人地主希望政府出錢多在附近發展基建，這樣有利於他們發展人口密度較高的社區，但政府卻不願。歸根究柢，其實還是一個誰肯多付錢的問題。地主也不焦急，地大可放在那裏，坐等升值。

 

在整個討論土地供應選項的過程中，有一點我印象特別深刻，便是政府若想發展某些地，速度特別慢，是驚人的慢。要用棕地嗎？沒有10年8年恐怕成不了事。要填海嗎？也許要15年吧，這還不一定包括房屋建好，這叫今天交貴租的無殼蝸牛怎麼等？

 

為什麼要這麼久？據說是政府要走過一大堆法定和非法定的諮詢過程，又要各種評估、可行性報告，不少項目也要經過區議會甚至是立法會。在港英年代，填海及建機場這麼大的項目所需的時間也遠短於今天「明日大嶼」所需的時間。

 

從較負面的角度看，這些沒完沒了的諮詢或審批，反映出政府並無足夠的政治能量作出決定，若是得到不同層次的諮詢及審批架構支持，政府便師出有名，可以擊退反對的聲音。不過，這也可造成惡性循環。例如，過去如何發展某社區，是不用問過區議會的，但今天卻要問。試想，一個政治團體若知道他們有權阻止你某個計劃，他們會不跟你討價還價，讓自己得到好處才支持你的項目嗎？

 

填海增土儲 地主才降價

 

多設各層次的諮詢，自己老是不作出決定，也可視為一種卸責，把責任推到諮詢對象身上。有時，但非必然，諮詢對象也會對要肩負起的責任感到壓力，他們也可以卸去部分的責任，自己找另一層次的諮詢。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很難說沒有墮進這陷阱。為何22位各有代表性或專業背景的成員及8位資深官員對很多選項不願作出判斷，而要花費大量資源時間去搜集民意（最後證明，這些民意其實與小組成員的總體意見無大分別）？這一方面是政治，讓小組有機會解釋各選項，並使建議的選項賦有民意的支持，可是另一方面也是小組在卸掉責任，不以自己的專業作判斷，而以民意作包裝，但光是小組的討論與諮詢，便多用了17個月，以致特首等不及，在小組未有報告前便提出「明日大嶼」計劃。

 

平情而論，就算真有卸責，以致延誤土地供應，我們也不用抹殺多層次多架構諮詢所帶來的正面作用。多聽意見，尤其是專業意見，可以減少錯誤，實有存在價值，但是否要把諮詢弄得無了期？

 

其實，在特定的條件下，土地政策多作諮詢也不會阻礙供應土地的日期，只要有大量土地儲備，可供十多年以上使用，就算政府動作遲鈍，也不會有問題。政府先逐步用掉儲備中的土地，只要儲備能慢慢地、但又源源不絕地得到補充，那麼土地短缺便不會出現。

 

不過，從1985至2005年，香港每年填海造地平均190公頃，但從2005至2015年，每年平均卻只得19公頃，填海造地急劇下降，土地儲備也消失幾乎殆盡。沒有了儲備，整個遊戲便大為不同，政府找到什麼地，立刻便要用，完全沒有緩衝，找不到地卻有需求時，土地及房屋價格便要急升。政府沒有地，若仍慢條斯理，容易出現社會怨氣。

 

既然政府現在基本上沒有土地儲備，我們只能希望加快每個選項供應的速度。這不容易，香港最大的困難是中短期的供應都不足，長期要靠填海，若填不了海，也便巧婦難為無米炊了。阻礙短線供應的是小圈子利益，他們人數少，但利益集中，也較易組織起來，形成強大政治力量。

 

面對這些利益團體或地主，最理想的方法是利用市場力量。目前各選項中最能解決長遠土地供應的是在大嶼山對出填海造地，它規模較大，足以使市場產生樓價會跌的預期，這樣又進一步減弱各地主把土地待價而沽的誘因。假如這些地主肯定知道未來有大量土地供應，那麼現在減價放出土地便十分合理，所以加快填海，明確前景預期，不但可解長期樓價高企之苦，並可使中短期價格一樣下降。

 

(HKEJ 20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