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會無疑是處於劇變當中，至於這是起點還是終點，尚有待觀察。在此種時代，價值觀、利益、認知能力等等都在互相碰撞，容易使我們見到是非不分，指鹿為馬，凡事不講道理，放棄法治精神等等異象。也許香港這世所稱羡的人間樂土合該有此一劫，但我們若對港有承擔，便應守緊崗位，使大亂早日變成大治。為減少大亂中某些人或外國勢力的渾水摸魚，有些原則我們是要堅持的：第一，心存關愛，擇善固執，對不利香港的言行與政策，我們應昂起頭來，橫刀立馬，大聲喝止。第二，在決定立場及判斷是非前，必須先經過一種以事實及證據為基礎的仔細推敲，不讓別有用心的人蒙蔽我們的靈智。第二點在混沌社會中並不討好，但正因如此，保持此中蘊藏的理性尤其重要，它是社會能夠復元的最重要動力。亂中的社會，肌體難免會被破壞，我們要減少其破壞，舉三個例子。
搞社會運動的人大多懂得，若能弄出一些「烈士」出來為運動背書，容易煽動到更多的群眾。香港社會運動很難出現甚麼「烈士」，退而求其次，可向自殺中人尋。香港的新聞媒體本有一合情合理的潛規則，便是盡量不報道不渲染自殺個案，以免製造示範效應，使人有樣學樣，造成更多的不幸。很可惜，這個優良的傳統卻被某些示威遊行的組織者所打破，對一些與《逃犯條例》關係牽強，但已自殺的人，幾萬人路祭者有之，在網上追封為「烈士」者有之，在遊行派發的傳單中成為宣傳品更有之。香港自殺率在世界上處於中游偏低，因老年人自殺率較高而香港又特別多老人，把這因素標準化處理掉後，2017年港人自殺率是每10萬人有9.5人自殺，15至24歲青少年自殺率與此相同，也是9.5人。這意味着香港約100萬青少年人每年可能有95人自殺，在這麼多人當中強要找幾人與社會運動掛鉤是容易之事。此種宣傳策略的效力我不置評，但消費死者，把他們自殺前的悲愁浪漫化，並公諸世界，的確有可能吸引更多的人走進悲劇。此種表面重視生命實質視生命為無物的惡行，不該在我們的社會存在。
過去一月，林鄭在處理《逃犯條例》時進退失據，「好打得」的能力大幅衰退，原因為何，不得而知。以效果而論，她最大的錯誤是甚麼？我認為是她的不停道歉，不斷讓步。公平一點，她道歉的具體內容並無太大的不當，但形象上卻予人以主帥投降的感覺。她能爭取到反對派嗎？不可能！他們只會得寸進尺，但有此天掉下來的「驚喜」，未必會要求她辭職。她原來的支持者，卻大量地流失，她就算能多留三年，恐怕已無足夠政府能量有效施政了。為何支持者會大批流失？警隊在艱苦的環境下保護香港，家人被毫無道德底線的暴民起底欺凌，他們也頂過去，但他們感到政府向暴民傾斜，怎會受得了？我認為的朋友，多是城中的知識份子或社會棟樑，他們當中有些不喜談政治，但很多都看過大量暴徒如何不守法紀，磚頭亂扔，仇恨粗鄙行為蜂擁而來的錄影片段，這些與他們的價值觀有巨大反差，但政府卻要向此暴行投降，我見到最不理政治的也變成悲憤，大罵林鄭。她判斷力大跌，還反映在她所說的有數以百萬計的人出來反對修例。那有數以百萬計？在人最多的6月16日，我們動用大量人力估算，也只是40萬人，警方的估算更低。別人不懂不為奇，但林鄭不應不知真實情況，這反映她過去幾周，生活可能十分封閉。
數人頭靠保持專業
說起數人頭，最重要保持頭腦冷靜，使社會不致被騙。我近月有參與的香港發展中心，也有派人去估算7月7日到高鐵站的遊行人數。這次我不在港，但有一位很有計算人數經驗的城市規劃師陳伯熹先生加入我們。我們常試驗不同的方法，這次是在兩個遊行人士的必經之路計算不同時段人流速度，伯熹先生做事非常專業，保持專業性是正是動亂社會中一定要做的。他的結果是不超過11萬人，比民陣的少，比警方的多。
順帶一提，有人問我們為何不用人工智能AI？我一直主張用AI，它的主要優點是快，節省人力，有了照片，幾秒鐘便可算出人數，但它的主要缺點是準確度可以極低。電腦也會錯？是的。用過谷歌翻譯的人都知它的翻譯很多時使人啼笑皆非，而它是靠AI的。若要減少錯誤，必須一段頗長時間的深度學習，人工智能會自動調校，結果逐步改善，其優點便可發揮。在算人頭上，如何使電腦能分辨出那些是人頭，那些不是，並不容易，電腦可通過不同的過濾，把不同顏色、形狀等等的特徵辨別出來，而使用者可以用原始的方法把人數數出來，對照電腦結果，再逐步刪除錯誤。在未經大量深度學習的過程前，AI的結果最多也只是輔助性，不足為信。
(Headline
Daily 2019-7-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