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初香港的反對派發動了一次立法會「初選」，現在雖因立法會選舉延期一年而失去作用，但此事件背後卻觸及一個更深層次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今天的社會制度及價值觀是否與日新月異的科技脫了節？
那次的「初選」自有其不公之處。我以前多次撰文指出，任何的選舉都可被操控。以這次為例，通過互聯網發動群眾「初選」，本身便大有問題。互聯網能夠動員的，主要是某一類特定群組，投票主要靠他們，自然對某些人有利。其實不對他們胃口的，若有參與最後的大選，也未必敗北，但這批人卻一早便在篩選中被踢了出局。本來，按照經濟學一些早經嚴格證明的定理，選舉有人操控是幾乎不可避免之事，但某些人利用了先進的科技去大規模地操控，另一些人卻沒有，這便構成了不對稱的戰爭。從前沒有互聯網及社交媒體此等威力巨大可不公平地影響選舉結果的工具，民主制雖也可操控，但操控時總沒有這麼有效率，但既然已有了這些新科技，舊的選舉制度是否也要調整一下，加入新的有針對性的制約？
科技進步是歷史的常態。在新的科技下，舊的制度與價值觀，是否已過時？沿用舊制度或價值觀處理世事，只是在刻舟求劍。大量例子可說明，在科技不斷進步這常態下，我們必須有開放的態度，上下求其索，不斷找出最適合的新制度。科技與制度及價值觀起衝突的例子很多，以下只講幾個。
互聯網及社交媒體對社會的衝擊，絕不止於上文所談到的投票選舉。社會中早已出現的迴音廊現象，即意見相同的人群聚在一起，排斥他人，日久有功，大家分黨分派，觀點走向極端，社會撕裂嚴重，充滿仇恨，民主投票解決不了這問題。若無互聯網及社交媒體，仇恨言論不會這麼普遍。在此形勢下，言論自由依然重要，但西方社會的現有制度面對着社會撕裂卻是束手無策，她們的制度需否我們反思一下？
現代訊息發達，大數據愈來愈重要。香港及內地城市遍佈天眼，人人的行蹤常可進查得到，私隱不保。西方社會的價值觀較為重視私隱，中國人卻不當一回事。放棄部份私隱可換來更好的治安，不這麼看重私隱的國家是否會更安全一點？在大數據年代，不少國家出現了個人的社會信用評分，我們每人過去是否有欠債不還，作奸犯科，或是誠實忠信，童叟無欺，可能都被記錄在案，化成社會信用分數，分數高的，信貸較為容易。
有了此種制度，信貸風險減低，中國的金融科技可以快速發展，西方社會中雖然也有個人的信用評級，分數不高的，借錢按揭但有不少人認為這違反了他們重視私隱的價值觀。私隱權在中國受重視的程度不及西方社會，也許這反會幫助中國更能利用大數據去發展金融科技，幫助經濟增長。
斯諾登幾年前揭發了美國政府對世界各國的人民與政要，一直都有利用先進的科技去暗中監視，我們的電話通話、電郵、社交媒體發表的意見，早已納入美國有關當局的大數據中。若西方社會真的這麼重視私隱，自然會對美國政府的做法十分反感。不過，現時國際上的制度對此卻似乎除了抗議幾句外，仍是無可奈何，若要反制，大多數國家科技能力也不足夠。華為的5G可減少遭到美國監視的風險，所以美國政府對華為很想趕盡殺絕。高科技秘密監視外國人民，就算是不重視私隱的國家也不會高興，但現時國際上的制度，卻未有有效的制裁方法。
在香港及世界上不少社會，某些專業都盛行自我保護主義，以減少競爭，替自己營造壟斷利潤，醫生、律師，或會計師等，都有通過各種方法限制外來的競爭，保障自己的飯碗，例如，內地派醫療團隊來港擴大檢疫的能力，分明對港有百利而無一害，也會有人反對。不過，此等保護主義制度一樣可能頂不住科技進步的衝擊。人工智能、機械人等新科技一、二十年後可帶來強力的競爭，打破專業界的壟斷局面。既然最強的大腦也會輕易在圍棋中敗給電腦，那麼在法庭中律師敗給人工智能，醫生斷症及做手術及不上電腦，也是早晚之事。行業間的保護主義，將來恐怕會在新科技的衝擊下，逐一土崩瓦解。
中國百多年前因西方帝國主義入侵而有多次爭論，要否全盤西化還是洋為中用等等。此種辯論其實今天仍未止息，應否採用西方的民主制度便是中西文化論戰的一個延續。但從中國歷史看來，中國其實很善於吸收外來文化，並將之改動加入中國元素，例如佛教傳入中國後很受歡迎，但它又被中國化，變為襌宗。馬列主義來到中國又變為毛澤東思想。近年中國吸納並發展了大量新科技，社會的每個環節也創造了很多新的制度，計劃經濟走向市場化便是一例，但可肯定，中國不會全盤照搬西方的制度。
(頭條日報 2020-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