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不斷挑釁華 可致全球大災難？（雷鼎鳴）

美國有一個叫All-In的平台，在9月17日搞了一個座談，全程錄影放在網上，不到一周便有過百萬人觀看，對於一個學術辯論來說，真是異數。

事緣主持人外，有5位參加者，其中3人所起的作用，只是使人嫌他們佔用了另外兩位的發言時間，這兩位主角才是精采紛呈。他們是芝加哥大學的政治學教授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和哥倫比亞大學的經濟學教授薩克斯（Jeffrey Sachs）。這段視頻的觀點，對我們預判人類未來的命運與存在有莫大關係，不能等閒視之。

米爾斯海默是近年政治學界的當紅炸子雞，他的粉絲認為他是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學家，原因是他早在10年前準確預測北約一旦違背對俄羅斯的承諾，東擴到烏克蘭，便必會遭到俄羅斯的反擊，而他的預測工具正是他創立的現實主義政治學。其實他的著述特多，例如他分析以色列的游說集團如何左右美國政治，其論點今天仍在美國政壇中充分體現。他對大國之間無可避免的惡鬥所引起的悲劇所作的分析，更影響了政治學家一代人的思想。

至於薩克斯，40多年來一直是極負盛名的經濟學家，年紀輕輕便成哈佛正教授，且周遊列國，各國領導人紛紛找他充當國師。他熟讀中國歷史，與中國交流甚多，他曾明言，以他曾與無數各國官員接觸的經驗作根據，中國的官員是超級專業的，遠勝他國，對世事瞭如指掌。他對美國政客所推動的反華政策十分反感，認為都在損害美國利益，十分危險。

國與國爭霸是必然 美應遏華？

這次辯論，核心是米爾斯海默對中美關係的看法是否正確。米氏認為，烏克蘭的戰爭，根本是美國通過北約弄出來的，美國深陷其中，是戰略上的大錯，使她不能集中資源對付中國。俄羅斯實力遠比不上中國，後者才是美國真正的威脅，美國應拉攏俄羅斯，而不是把她推向中國。

為甚麼中國是美國威脅，不能不遏制之？原因是國與國之上，並無更高權力制約一國的行為，所以國家為求安全，最有效的方法便是使到自己強大無比。當某國（如美國）變成霸主後，她必會冷酷無情地盡一切辦法防止別的國家有實力挑戰她的霸權地位。若遏制不成功，對手羽翼已豐，反而危險，因雙方都想把對手擠出自己的勢力範圍以外，隨時可爆發戰爭。因此，把中國勢力困於第一島鏈之內，反是避免大戰的手段。

不過，他似乎也不是那麼有信心美國能遏制到中國，所以他才悲呼國與國之間的爭霸局面是必然的，大家都猶如被鎖在一鐵籠中，走不出來。

共同繁榮是正道 京永不稱霸

薩克斯明言，他不相信中國是對美國的威脅。雙方隔着大洋，而且又有核武互相制約，中國沒有這麼笨去攻打美國。他熟悉中國，朋友學生都多，知道中國不會主動去挑起與美國的戰爭。國與國之間的安全並非零和遊戲，打擊你的安全並不會使我更安全，共同繁榮才是正道。加州可能是全世界最有從中國崛起而得益的地方，想來也是，如無中國人民購買蘋果手機及美國的芯片，加州經濟一定大大不如。美國既然已與中國簽過三個與台灣有關的協議，美國絕不應在此問題上挑釁中國。

我認為雙方的看法都各有所據。米氏熟悉西方歷史，見慣了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霸權行径，因此他相信弱肉強食理論毫不為奇。他的理論對於西方國家的行為很有解釋力。

不過，我十分認同薩克斯的看法。美國不能假設中國在羽翼已成時便会變得與美國一樣，到時在全世界到處撩是鬥非。米爾斯海默也可反駁，中國今天沒有去爭霸，只是因為她實力不夠，將來闖出第一島鏈後，行為也會如美國一樣壞。正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一定要在未發生之時先下手為強，杜絕後患。

我若是薩克斯，也會接着反駁，中國數千年歷史顯示，她對侵略別國並無興趣，鄭和的艦隊雄視十五世紀的世界，但中國並沒有如100年後的歐洲國家到處搞殖民地。中國有興趣的是共同富裕的貿易。我曾參觀過在湛江附近的明代沉船遺迹，只見船上滿滿都是中國輸出到南洋的瓷器之類的貨物。近年又有新的明朝沉船被發現，船上有異國的木材及中國製造的商品。其实朝贡制度也是另类的国际贸易，中國的藩國进贡，取走的货物或赏赐往往远高与贡品的价值。中國兩位已故領導人毛澤東與鄧小平都說過，中國永不稱霸，他們明白稱霸不會有好下場。

哥大學者警告 可致人類滅絕

薩克斯也深知追求霸權的災難性後果，它會把世界推向核戰。我們可以設想一下，美國就算想永續霸權，我們也知道這不可能。她總有衰落一天，被人挑戰，但按照她的思維，一被挑戰便要打擊對方，若是力不從心，便惟有動用核武這底牌。如此一來，世界豈不危哉？所以薩克斯大聲呼籲，不能說我們被困於鐵籠便不做事，要把衝突降級，否之，則是人類滅絕。

 

(香港經濟日報 2024-9-27)

  

漸進式延遲退休啟示 港可借鑑 (雷鼎鳴)

 

上周人大常委通過一個議案，近70年來第一次延遲中國法定的退休年齡。男性退休年齡從60歲延至63歲，女性幹部或白領55歲延至58歲，女性工人則50歲變成55歲。不過，這個政策要用15年的時間逐步推行，2025年1月開始，2040年才完成。

這個新政策看起來簡單，但中間實有頗為複雜的考量。香港終也會再延遲退休年齡，中國內地的做法，值得香港研究參考。

在過去數十年，中國人民不斷變得更長壽，例如，男性的預期壽命從2005年的70.83歲增至2020年的75.37歲，同期女性則從75.25歲上升至80.88歲。由此可見，在15年內人均壽命延長了5年，每3年長了一年命，現時提出的政策，在15年後退休年齡只提升了3年，這意味着未來中國人民的退休年數只會愈來愈長。上述政策是近70年來的首次改變，是否幅度過細，太過小心謹慎？恐怕未必，這裏有多方面的考慮。

內地15年退休改革 減反對聲音

延長退休年齡總會有人贊成，但反對者也絕不會少。多年前法國只是把退休年齡推遲一年，也引發了全國的騷亂。延長法定退休年齡意味着人民要工作更長的時間，對退休基金的供款增加，領取福利的時間減少。這個潛在的引發不滿的因素並沒有被忽略。原來職工都有責任對基本養老金供款，若供款已達最低年限，並且年齡已達舊制的退休年齡，則職工可自願選擇提早退休。供款最低年限則會從15年逐步增加至20年。有了這些防範措施，我估計反對改革的聲音不會很大。

人均壽命長生育率低 勞動力降

為甚麼要延遲退休年齡？最直接的原因自然是中國的就業人口有下降趨勢。這是由於退休人口增加，而低生育率已持續多年所致。2023年中國的就業人口7.404億人，2018年7.578億人，即平均每年下降0.464個百分點，我曾經估算過，若此趨勢持續，將來會把年均GDP增長率拖低不足0.2個百分點。

有些政客及西方媒體認知過時，以為中國失去了所謂的人口紅利，經濟前景堪虞，殊不知中國經濟發展動力早已不是靠勞動人口增長，所以在中短綫內人口或勞動力問題，對中國經濟影響輕微。不過，此說是假設了將來勞動力人數不會出現與前不同的劇變，為穩定勞動人口，延長退休年齡是一種辦法。

不少評論人亦有指出，中國人民人均壽命雖已進入發達國家的水平，甚至已拋離了美國，但退休年齡在國際上卻依然偏低。若依此論，中國人民是否過於疏懶，年紀不大便想退下火綫，享受人生？

其實稍知國情的人都會知道，中國城鎮的工作人口勞動時間超長，我見過不少內地職工一周工作6天或更多，每天工作十多小時。我是嬰兒潮世代的人（即1946至1965年出生），這些人有名的勤勞，在大學讀書時，打工加讀書時間每周近90小時是很多人的日常習慣。在內地，行將退休的人仍屬嬰兒潮中人，他們超強度工作了幾十年，一生人的總勞動時間，比起西方社會中較晚退休但工作輕鬆的人實在高出甚多，所以若阻止他們早點退休收割一生人的勞動成果，也不容易說得過去。不過，中國过去贫窮，一生贫困中積累的儲蓄不一定足夠支持未來愈來愈長的退休生活，所以繼續工作也是很多人無法迴避的命。

關於退休與勞動力，還有一個大問題不可不察，內地、香港都要注意。眾所周知，人工智能（AI）與機器人的發展一日千里，未來十餘年有可能取代愈來愈多的勞動力。到時可能有大量人口，因為跟不上時代，突然在青壯年期便發現自己永遠都不會有人再錄用。這是險惡的現象，我們不想見其發生。換言之，到時可能勞動力過剩，而年紀大的，一般又不太掌握高新科技技術，那麼要他們早日退休不是更好？還搞甚麼延期退休？

避免被新科技淘汰 宜及早綢繆

這個考慮有其必要，但解決的方法卻未必是把長者趕離勞動市場。更理想的境況我希望是失業率低企，每人每周的工作甚或縮短到30小時以下。要做到此點，而不是大量的人失業，最關鍵的是工作人口都能懂得利用新科技，工作效率更高，而不是被新科技淘汰。內地及香港的大學及培訓機構都應設置更多課程，未雨綢繆，及早提升工作人口駕馭AI等新科技的能力。

 

(香港經濟日報 2024-9-20)

 

中國工業革命 為何這麼晚才出現？(雷鼎鳴)

 

上周談到歷史上的中國經濟曾長期停滯，1952年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扣除通脹後，下同），比2,000年前的漢朝還要稍低，但此後經濟卻以幾何級數上升，2023年人均GDP竟是1952年的89倍！

此種形態在西方國家同樣出現，不過，她們從停滯到急升，發生的時間比中國早了近200年，升勢也不及中國這麼急劇。

宋朝科技領先 「革命」未現成謎

西方國家在工業革命出現時，才呈現明顯的收入升勢，但在200年前，每年1%的增長率已足被視為可傲視全球。為甚麼工業革命及在此之前的科學各種突破，比中國早了這麼多年？要知道，科技史大師李約瑟（Joseph Needham）發現，在宋朝中國的科技水平早已遙遙領先歐洲諸國。工業革命為何沒有理所當然的在中國首先出現，這便是著名的「李約瑟之謎」。

這謎題有一定的重要性，數十年前，在中國科技與工業仍都遠遠落後於西方世界之時，它尤其能吸引到大量歷史學家、經濟學家與科技專家的關注。不少前輩也特別在意，要創造甚麼條件，才可使科技革命與工業革命一樣在中國也能出現，今天中國既然已成世界製造業的第一超級大國，上述問題的關注度或會減弱。

「李約瑟之謎」並不是可輕易解釋的，諸家說法已有不少，有些也言之成理。我是經濟學家，自然會從經濟角度看此謎題，我的看法不見得是要取代別人的理論，但我相信可作重要的補充。

擴充市場 須靠高效交易系統

我以前多次說過，生產力的進步，除了倚靠科學及知識的利用外，最重要的因素便是勞動力的分工是否細緻。分工愈細，勞動力愈能專注做事，也愈能找出更有效率的生產程序。但勞動力分工不是要分便可分，設想在人煙罕至的窮鄉僻壤，居民要生產自己全部的消費用品，哪能分工？现代經濟學鼻祖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在《國富論》第3章中有名言，勞動力的分工受限於市場的範圍，我們可把此理解為市場愈大，分工的程度便可更細。近數十年全球經濟一體化後，市場大幅擴大，工業製品的分工亦演變至每一產品都可涉及一道生產供應鏈，不同的環節都由不同國家或企業負責。

從上可知，工業革命的前提是有一個足夠龐大的市場，使商品可無遠弗屆，從而使細緻的勞動分工變得有需要而且可行。在古代歷史上，要擴充市場，一個必要條件是有一個高效可靠的交易系統。

北宋時的貿易，往往要靠價值不高、運輸困難而且沉重的鐵錢作交換媒介，十分不便，於是出現了「交子」，這是紙幣的雛形；南宋時進化為「會子」，更是具備了很多現代貨幣的特性。政府需要多少貨幣，可自行印刷發行。「會子」背後有實物財寶作儲備支撑，但儲備率不用很高。有了一套人民信任的貨幣後，可把它作為交易時的工具，亦可以是儲值的工具。紙幣與白銀或黃金等貴金屬不同，數量不受缺金缺銀的限制，印製紙幣的成本亦遠低於換取或開採貴金屬的成本。有了紙幣，貿易方便得多，可以大幅擴大市場的規模。

不過，紙幣的優點亦成為它的弱點，南宋時的末代皇帝為了軍費，便濫發「會子」，很快地「會子」便貶值，大家不再信任它。朱元璋開國時也發行過紙幣，但他一樣抵受不了誘惑，印發太多，造成通脹，明朝的紙幣也廢掉了。代之而起的是用白銀作貨幣，但中國缺銀，要靠輸出茶葉、絲綢、瓷器等產品到南洋及歐美各國換取玻利維亞及日本所產的白銀。從近年發现的幾艘明朝南海沉船所载的貨物可見，中國與南洋貿易繁榮。中國經馬尼拉及墨西哥城轉至歐洲的海上絲路，在明朝一樣發達。中國輸出有價值的商品，換回的卻是被當作貨幣本身消費價值不高的白銀。由此可見，中國也參與了全球化貿易，本也有可能慢慢促成更大的市場更細的分工，但有兩個因素使中國沒有如西方國家般通過大航海，建立及剝削殖民地去為自己積累財富。

積累財富成空 無力再拓工業

第一個因素是白銀是用來做貨幣，若是用紙幣，便不用付出這麼大的代價，靠大量輸出自己商品去換取白銀。第二個因素是中國明清二代辛苦積累的白銀，後來都被不平等條約清空掉。歷史學家王裕巽估計，從1567年海禁開關至1644年明亡，中國通過貿易順差共流入3.3億両白銀。明亡後貿易繼續，1681至1800年，共流入4.58億両白銀。以致有人認為，世界一半的白銀都到了中國。不過，甲午戰爭後中國要賠日本2.3億両，八國聯軍後，要賠4.5億両，中國貿易的成果都被搶光，如何有餘錢發展科技與工業？

(香港經濟日報 2024-9-13)

 

中國歷代GDP 與人口關係 (雷鼎鳴 )

何漢權校長主理的「國史教育中心」舉辦了一個有多所中小學參與的歷史比賽，其頒獎典禮找我去作一個演講，給我的題目有點嚇人，「漢朝到今天中國GDP的故事」。

最初「口輕輕」的答應了，到準備時才知道要做大量的功課才可應付，但想到香港學生的歷史知識長期有虧欠，辛苦一點也是義不容辭。

這題目涉及的儼然是一份中國經濟通史，甚至是世界經濟通史。在不到一小時的時間內，面對的聽眾雖有何漢權、丁新豹等歷史學家，但大部分是中小學生，所以我只能採納較簡單的架構，突出GDP與人口、生產力與制度之間互為因果的關係。

中國去年人均GDP 為1952年89倍

我們若找來中國及世界其他國家GDP的歷史數據，並將其畫為圖表，不難發現，基本模式都是一樣的。即從公元零年開始計，不論是總體GDP（已扣除物價變化因素，下同）或是人均GDP，都是長期停滯不前，而且是處於很低水平的停滯。但在近代，GDP與人均GDP卻突然飛升。若用圖表去表達，則呈現一個左右倒轉了的L形，先是一條橫綫，接着代表GDP的曲綫突然向上，速度之急，使它看來像一條垂直綫。

西方國家的GDP在文藝復興以後已略呈升勢，到了19世紀中葉工業革命以後才加大升幅。至於中國，1952年的人均GDP與公元零年時幾乎完全一致，低得很，但2023年的，卻是1952年的89倍！長期停滯，近代急升，是中國及世界人民收入的最概括寫照。我們是現代人，難免要慶幸我們的人均GDP比我們兩三代以前的先祖要高出約88倍。

這裏有個問題，GDP是一現代概念，從前的統計數據也嚴重不足，為何我們可比較到1952年與漢朝的GDP？說穿了也不複雜，1952年時世界雖已有了一些歷史上所無的產品，如收音機、汽車等，但人民的絕大部分消費品仍是與吃與穿有關，在這些方面，1952年跟漢朝的可比性依然頗大。

但當然，愈近現在，新產品層出不窮，把當代人民生活水平與二千年前作比較，便愈是容易荒腔走板。在包括中國的世界經濟史中，我有一位已經過身的經濟史家朋友麥迪遜（Angus Maddison），他花了一生之力去考證歷史上的經濟數據，貢獻至大，我用的也是他的數據。

我們可以將中國與西方世界稍作比較。在文藝復興以前，中國的人均GDP一般高於西歐國家，但若論總體GDP或總體經濟力量，中國因為人口遠多於西歐，所以總體GDP也一直高於西歐。此現象在鴉片戰爭年代才終結，西方國家生產力上升，輾壓中國，後者雖然人口眾多也頂不住。但到了2015年左右，中國在急速追趕後，GDP又再超越西歐。

食物產量增 人口與GDP拾級升

這裏要提一提印度。她的人口在歷史上與中國是叮噹馬頭，有時高於中國，有時低於中國，但在1700年以前，她的GDP絕大部分時期高於中國。不過，在她變成英國殖民地後，人口與GDP都現頹勢，跌在中國下面了。今天她人口恢復世界第一，但GDP與中國差距仍大。

我們若把GDP與人口作一比較，容易見到二者關係密切，尤其是在工業革命之前。二者互動的模式大致如下：生產力若有進步，食物產量增加，可使社會支持到多些人不用生產，只是讀書搞文化，那個時期的文化會十分燦爛，北宋時的人文薈萃便是一例。但食物產量增加的更鮮明後果，卻可能是生育率上升，人口增加。告子與孟子辯論時，認為「食色性也」，人類維持自身物種的存在之道，便是吃與生育，與大多數動物無異。

所以在食物生產能力進步後，大家在吃飽之餘，便忙着製造人口。人口上升，GDP也會拾級而上，但GDP被較多的人口分薄之後，人均GDP也就上不了去，社會跌入貧窮陷阱中，無法自拔。

歷史上，中國的人口受戰爭與饑荒影響，頗有波幅，但她亦得益於生產力的重大進步。在近代工業革命以前，中國社會生產力的進步主要並非來自工業，而是在農業。農作物新品種引入，產量增加，支持到更多人口所需的熱量。宋真宗（998-1022）期間，早熟稻品種從印度支拿的占城傳入，稻米種植從180天以上一造減至130天左右，一年便可有兩造，產量增加。宋朝時高粱也從原產地非洲引入，蒙古人統治後，高粱廣泛傳播。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多種美洲農作物傳入中國。玉米、番薯、馬鈴薯、花生等的引進，幫助了中國人民利用山區等邊緣土地的生產，過去用不了的土地，現在可種這些物種，大大幫助中國人民的食物生產。

現代人均GDP猛升 生育率卻降

此種新品種的引入是科技進步的一種，在歷史上，此種科技最終只帶來人口增長，人均GDP未見上升。為甚麼在現代社會情況不一樣，科技進步後，人均GDP猛烈上升，生育率卻下降，部分原因或與社會制度有關，下回分解。

(香港經濟日報 2024-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