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6/2024

美斯事件的迷局 (雷鼎鳴)

 

國際邁阿密到港參與表演賽,從機場歡迎儀式時球員不肯配合,到阿根廷球王美斯自稱不舒服不肯下場,又黑面迴避拍照,接着在日本美斯又生龍活虎、神情愉悅地參加球賽,使香港球迷痛罵美斯之聲遠蓋支持之聲。內地球迷接着發力,美斯「脫粉」無數,杭州還終止了原本3月份對阿根廷球隊的邀約。所用的理由「鑑於眾所周知的原因」,迅速成為潮語,讀者以後遭人拒絕時聽到這理由,不用驚訝。有人估計,美斯在中國的廣告損失,每年可能達6,000萬元人民幣。

這事件涉及商業利益、個人意氣、中港關係、中美博弈,各種因素糾纏在一起,倒也值得我們拆解一下。美斯為何這樣做,有多種理論,這裏只討論3種。

3大可能 政治陰謀論概率低

第一種理論是政治陰謀論,暗指美國反華的政治勢力無孔不入,香港既是美國打擊的對象,多位官員正遭美國政府的制裁,所以吩咐到了美國賺錢的美斯不能為敵張目,與香港官員握手拍照更要避之則吉。

我不喜歡陰謀論,但不敢排除這種可能性;不過,我認為概率很低。美斯是阿根廷人,也許正在申請美國的居留權,但他這類國際巨星,到甚麼地方都十分容易,美國及阿根廷政府都不易控制他。更重要的是,除非這些政府十分愚蠢,否則用如此迂迴曲折的方法去打擊香港,十分不智。中阿關係仍屬正常,阿根廷新上任的總統米萊伊雖然是民粹主義者,但不大可能做出此等事。至於美國,她要打擊的是政府,上策是不斷拉攏人民,春節期間,美國總統拜登還找人到白宮舞獅助興,便是此意。體育明星是很好的待而用之的工具,但卻是在爭取別國人民好感時用,而不是要用來製造反感。美國政壇反華雖陰風陣陣,但應不至如此愚蠢,打一場對己不利的戰役。況且一旦美斯不聽指揮,敢於爆料,美國政府如何自處?

第二種理論是美斯與球隊班主碧咸不和,不滿自己及朋友在港表演分得的錢太少,所以採取不合作態度。是否如此,我們外人難以得知,但觀乎碧咸當天努力打圓場,接着又不隨隊飛往日本,可見此理論並非毫無根據。

第三種理論是美斯不懂香港,認為她只是一個700萬人的市場,就算發碧咸脾氣,得罪香港球迷也沒有甚麼大不了。我同意北京與香港著名評論人兔主席的觀點,美斯不明白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得罪了香港球迷便等於得罪了全中國,所以美斯失去的,不只是700萬人的市場,而是14億人的市場。

在華失市場 顯美斯不懂世局

幾天,或甚至幾小時的失控,換來的損失有多大?有人估計,美斯在中國失去的廣告等收入,每年可能有6,000萬元人民幣,倘若屬實,的確不少,反映美斯對世局的認識不足及情商不高。但就算這樣,他便很傷嗎?

市場中早已有各種對美斯身價的估算,有一種估算是他在2022年底時,身家累積了約6.5億美元。他於2023年在球會的收入,據德國網站「轉會市場」數據,是1.35億美元,屈居在葡萄牙球星C朗拿度的2億美元之下,全球排第二。假設這些估計大致準確,那麼每年失掉的6,000萬元人民幣,大約稍多於他資產淨值的1%,對他而言,不算很傷。他在美國超級碗決賽中分半鐘的廣告收益便有近億港元,但我以己度人,若我的資產淨值突然少了1%,我也會十分肉痛。

中國內地的反應才是值得留意。中央政府當然不會為此等小事正式表態,但因為成了幾乎全民皆怒的事件,民間及地方政府總會有此反應。比賽在香港舉行,內地為何有如此強烈反應?皆因感情上及策略上都視得罪香港為得罪全國人民,必須還擊,而不是讓香港受人欺凌。

中國實力增 各界須更新認識

此種策略是有效的,但只有強國才做得到。美國過去一直奉行此策,若在哪個國家有美國人被挾持,她的航空母艦便隨時殺到,這策略也使其他國家不敢輕言得罪美國。隨着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力量發展起來,中國一樣有實力這樣做,世界各地的政府與組織,也需要更新其對中國認識,美斯事件正是對他們的一個提醒。

(香港經濟日2024-2-16)

 

 

 

2/09/2024

23條立法:治亂世用重典 (雷鼎鳴)

23條立法的程序,終於啟動。130日保安局發布了「維護國家安全:《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公眾諮詢文件」,當中把原本基本法中列明的七宗罪歸納為五宗罪,在一個月內向公眾收集意見。如無意外,諮詢文件中提出的方案,今年底以前便會成為正式法律。

此事拖了二十多年,亦曾掀起過軒然大波,可算是香港當代史中的頭等大事。我沒見過相關的統計數據,不知支持者與反對者的人數在過去二十多年中有無此消彼長,但相信今天的支持者比當年更堅決,反對者也更欲去之而後快,只是們已無力左右大局矣。

200203年初推23條時,社會很可能並無強烈共識,認為在香港可搞出甚麼損害國家安全之事,立此法的目的在於盡起憲制責任,防患於未然,而不是有感於國家安全受到了甚麼嚴重威脅。況且港人一向慣於散漫,國家意識在一部分人心中並不強烈,所以對此法的公眾支持度或許並不足夠。我一向崇尚自由,喜歡無拘無束的生活,若立此法,雖然不大可能會誤蹈法網,但生活言行中總會付出點失去部分自由的代價,既然得益不明顯,難免要問為何要付此代價?

經過了超過20年,情勢已大起變化。早在10年前佔中尚未發生時,我在一個公開的場合中已表明支持23條立法,此事引起《蘋果》的不滿,用了半版自編的「報道」亂罵一通,但其記者以後還是常要找我評論諸事,我對其編採的客觀性已失去信心,便只有叫記者通知其編輯,我不會再接受其訪問。在這20年中,究竟出了甚麼變化,以致23條從「可以等一等」變為「事不宜遲」?我認為有三大變化。

中美關係變化 港須增防禦力

第一是中美關係。二十多年前,美國國內並非沒有政客欲將中國的經濟與軍事力量扼殺於萌芽,但其時中國輸出了大量價廉物美的消費品,美國是受惠者,其通脹有效地被降低。今天中國亦有繼續輸出消費品,美國同樣受惠,但中國不少的高科技產品已經可與美國爭一日之長短,且兩國之間經濟差距迅速收窄,這種情勢使美國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長期恐懼與仇視中,不但顛覆中國之心暴露,而且早已付諸行動。經歷過佔中與黑暴,又留意近年國際形勢的港人,除了頭腦閉塞者外,都可看得一清二楚。從前美國或許不至於大規模滲透香港,策動有損中國國家安全之事,但過去一段時期,這恐怕抵賴不了。既有事實先例,沒有23條本地立法,香港的防禦力便有所欠缺了。

第二是香港的公眾教育頗為失敗,孕育出一大批觀察力、獨立思考力與智慧皆缺的黑暴分子,這些人容易被有心人煽動,利用了香港寬鬆自由的社會環境,有風使盡,行為無度失控,在黑暴期間其顯示的破壞力,使守法的港人大開眼界。23條立了法後,他們的自由會受到約束,損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會受到較大的掣肘,但其他本來便守法的人,自由總也會有點受損。這情況有點像911以後,世界各國機場的保安都會加強,為旅客帶來不便,但我們總不能埋怨執法者或機場保安人員,要負起責任者,顯然是施過襲擊的恐怖分子。由此論斷,對23條感到不便的人,冤有頭債有主,是不理會國家與人民安全的黑暴分子的長期搗亂破壞,才迫使我們要事事提高警覺,不能過着漫不經心得過且過的生活。

第三是犯罪行為往往會形成動態經濟學中的多均衡點模式。在犯案率很低的大環境下,就算政府不花費大資源去打擊損害國家安全的罪行,會犯此罪的人也很少,因為無人敢犯,你卻去犯,你便會顯得突兀,一下子便被認出而伏法,所以很少人敢於造次。但倘若叛國分子因環境太寬鬆而廣泛滋長了起來,犯罪者眾多,社會就算用上大量資源也不易檢控犯罪分子,此種情況,香港幾年前已親歷過。

霹靂手段 挖出隱藏犯罪分子

有此態勢出現後,解救之道是治亂世用重典,亦即大力增加犯罪者犯罪的機會成本,把刑罰加重,並用更多資源調查及檢控黑暴分子,使他們知道,若有犯罪,其被罰的概率會大幅提高,罰則也會更重。

諮詢文件中確有一些建議是動真格的,例如「隱匿叛國」便頗辣。對叛國者的行為知情不報會犯法,這與源自商朝,被墨子系統化、商鞅實踐推行的「連坐法」有共通之處,但也不盡相同,只要把知道的叛國分子檢舉出來,便不會被株連。也許霹靂手段過後,隱藏的犯罪分子被挖出,軟對抗無疾而終,便不用花太多資源去為23條執法。

(香港經濟日2024-2-9)

 

  

2/02/2024

西方民主體制的新七宗罪 (雷鼎鳴)

 

上周論及西方民主體制有「七宗罪」:一是競選者靠演技做show上位多於靠管治能力;二是億萬人中選出的往往是怪胎,望之不似人君;三是登上大寶的人誠信道德常出問題,以致人民對「政客」或politician一詞常抱負面觀感;四是小集團在此制度下,頗能騎劫總體利益;五是民粹主義者常可靠此制度上位,遺害人間;六是對權力和平轉移的保證已經失效;七是選舉結果可被策略性操控,不一定能反映真實民意。此文寫後再思想,意猶未了,西方民主體制近年暴露出的問題,遠不止上述「七宗罪」,我屈指一數,可另加上一批「新七宗罪」。

不和平不友善 政客無誠信

「七宗罪」及「新七宗罪」,都頗有名堂。「七宗罪」本是天主教在中世紀時訂定的七種罪惡來源,例如「傲慢」、「嫉妒」等。十多年前有朋友邀請我參加一環保經濟的座談會,在場有位神父指出,在現代社會有「新七宗罪」,聽他演繹原來在跨國公司任職或隨地拋棄紙屑都是犯上了「新七宗罪」,聽後大感不少港人都罪大惡極,還好尚未惡貫滿盈。我孤陋寡聞,當時對「新七宗罪」聞所未聞。查一查資料,原來是2008年教廷為了追上現代社會的新環境,頒令了「新七宗罪」,包括基因改造、人體實驗、環境污染、社會不公、令人貧困、斂財無度、販賣吸毒。至於在跨國公司任職或丟棄紙屑為何如此大罪,我估計是被上綱上綫為等同斂財無度或社會不公及環境污染了。

為防對西方民主體制的缺點上綱上綫,或吹毛求疪,我們對其評價要有些標準。最正確的標準是找出西方民主體制所產生的影響是否符合我們的核心價值觀。內地宣傳12種國民應有的價值觀,我取其6種,再加上一種并無爭議性的,但卻發現西方民主體制竟都不符合這些價值觀,堪稱罪惡深重。

第一種價值觀是和平。這不在內地羅列的核心價值觀之內,但可肯定絕大部分中國與世界人民愛好和平。自稱為民主燈塔的美國及其主導的北約,到處打仗侵略。美國開國248年以來,打仗打了232年,堪稱歷史上最好戰的國家。西方民主體制選出的人如此違反和平這一價值觀,此為「新七宗罪」的第一罪,殆無異議。

第二種價值觀是友善。看看美國及北約其他成員,又或加上「五眼聯盟」等情報間諜組織,對別國常殺氣騰騰,又或忙於刺探別國的情報,與友善怎扯也扯不上關係。這是第二宗罪。

第三種價值觀是和諧。中國文化講求天人合一,追求社會和諧。縱觀西方國家,哪來和諧?社會撕裂不說,對互利共贏的國際貿易也看不順眼,非要搞沒有贏家的貿易戰不可,如何和諧?此乃第三罪。

GDP增幅 低於世界平均水平

第四種價值觀是誠信。靠西方民主選舉上台的政客有誠信嗎?布殊政府把小瓶洗衣粉謊稱是伊拉克擁有大殺傷力武器的證據,何來誠信?美國政客對香港黑暴的胡亂論述,自欺欺人,港人已然領教過。此體制未能衍生誠信,使人遺憾。此第四罪也。

第五種價值觀是富強。表面看來,西方民主國家比其他國家富裕,但她們的財富在歷史上相當大程度地是建立在掠奪殖民地資源所建立,不甚馨香。況且這些國家近年GDP增長率低於世界平均,富強離她們愈來愈遠。可稱之為第五宗罪。

不愛國違民意 制度問題湧現

第六種價值觀是愛國。本來西方國家人民大都十分愛國,這是好事。不過,她們經由民主選舉選出的政客,對別的國家的人民愛國卻常抱負面態度,其宣傳機器發放的信息往往對別國諸多批評,甚至鼓吹推翻別國政府。努力使別國人民不愛其國,對愛國這一價值觀也是在踩紅綫了。第六宗罪可能也犯上了。

第七種價值觀是民主。西方民主選舉體制是形式上的民主,國家領導人通過一人一票的選舉產生。但民主真正的意義是人民是主人,政府要為人民服務。但從西方國家選舉的過程及結果看,利益集團對政策的影響深遠,政府所推政策往往違反民意,不利人民。若說西方形式主義的民主體制完全違反民主的初心,可能是過火,但此體制不能保證勝選者會為人民服務,則彰彰明甚。名實不副,此第七宗罪。

美籍日本學者福山曾著書《歷史的終結》,認為西方的民主體制已經相當完美,歷史可到此為止。但近數十年此制度出現了大量問題,甚麼才是最適合不同國家的制度,我們不易找到答案,還須社會精英繼續思考。

(香港經濟日202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