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7/2013

房屋政策與派糖 (雷鼎鳴)

 每年的財政預算案都是政府管治的一個重要習作,財爺搜集各部門報告後,要平衡各方利益,提出各個項目的不同開支及稅率。財政預算案也是一個總結一年經濟情況的機會,財爺一旦興起,甚至會發表一下自己的理財哲學。不過,現任財爺與現任特首的理財哲學不見得一致,預算案中所反映的究竟是誰的經濟思想,外人不易判斷

  市民所最關心的,可能是房屋問題與有甚麼糖可派。房屋政策現在似乎是多個政府部門都有所涉及,也許特首才是真正話事人。但就以預算案出爐前,財爺搶先公布的對已擁有樓宇的買家增加印花稅這一所謂「辣招」而言,背後的經濟思想或意圖卻頗為混亂。

  這「辣招」的後果用大學一年級經濟課的供求曲線已可清楚分析,在報章寫文章,我不願描述這些工具,但懂經濟的讀者可自行搞清供求關係,不難得到以下的結論。

產經紀受損最

  對已擁有物業的買家增加印花稅,若無其他新的外部變數的話,會減低對樓宇的總體需求,這單一效應會壓低樓價及交投量,地產經紀受損最大

  沒有物業在手的買家面對的競爭減少,他們又不用負擔新增的印花稅,所以有可能以比前稍為便宜的價錢買到房子。

  而已有物業的買家是輸家,印花稅使他們的成本增加。但用經濟學中的「消費者剩餘」(consumer surplus)去分析,很易證明輸家的損失大於贏家的得益,因此對社會總體利益而言,此政策的後果是負面的。

  我在香港沒有物業,很可能是這政策的得益者,對政府為甚麼要打擊別人及總體的利益去偏袒我的利益,我雖然不太明白,但也不好大聲反對。

遏抑需求 亦推低供應意欲

  其實,沒有物業的買家是否必然得益也並不確定。印花稅不但可遏抑需求,亦會推低供應意欲(供給曲線向左移動)。發展商因為見到市場風險增加,可能減少投資建樓,這又造成新的樓價上升壓力,可部分或全部抵銷因需求減少所帶來推低樓價的壓力。需求供應同時下降,我們能肯定的只是交投量一定下滑,樓價走向卻是不明,究竟政府的政策意圖是甚麼,不易理解。

(Sky Post   2013-2-27)

2/25/2013

香港缺乏哪些人才? (雷鼎鳴)


在台北面試了一批申請入讀我校的學生,能夠得到面試機會的,成績都十分優秀,在台灣屬於最頂尖的2%學生,問他們為甚麼想到我校讀書,不少都說欣賞我們所提供的國際環境與國際視野的培育。


國際視野當然是今天職場中所渴求的重要品質之一。不少畢業生若能使人相信他們真的有國際視野,往往會找到起薪點便已有數萬元的工作,遠勝其他大學畢業生十多年來停滯不前的薪酬。不同專業不同質素不同技能都會帶來不同的回報,這是正常不過的事情,是市場要告訴求職者,現在甚麼技能最是熱門,又哪些技能並無多大需求等等,好讓求職者能知所進退,調整自己的技能,以配合社會的需要,政府對大學畢業生的「貧富懸殊」,根本不用干預。


全球教育界面臨巨變

其實在外國,這也是常見的現象。美國剛畢業的大學本科生當中,起薪點最高的是石油化工,平均年薪超過11萬美元,化工次之,也達9萬多美元,遠勝一些年薪只有三、四萬元的專業。


但國際視野畢竟也只是求職者眾多項品質當中的其中一項,香港的僱主還需求取哪些人才?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全球的教育界正要面對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高等院校的畢業生,從每年的不到100萬,十多年間上升至近700萬,而且升勢可能持續,美國此一本來是全球最大的教育大國,每年也只能生產250萬畢業生,其中所引發的全球性職場競爭,後果不可低估,要使畢業生能在職場勝出,教育界要對此有所回應。


須投放資源培養軟性技能

二十多年來,我接觸過無數的僱主及人力資源管理人員,我絕少聽他們提出過學生的專業訓練有甚麼不足。事實上,新一代學生在學校中得到的專業知識,很可能比他們的前輩豐富。不過,一些「軟性」技能,如語文能力、溝通能力、人際關係、工作態度、儀容食相等等,卻是極有改善的空間。


這沒有甚麼奇怪,香港的大學生泰半來自草根,父母絕大多數未讀過大學,學生從小便缺乏機會掌握這些軟性技能。至於來自中產的,部分父母催谷太甚,子女甚至會失去工作或學習興趣,問題更大。我們商學院有見及此,早已不得不投放大量資源培養學生的軟性技能。


最近聽學生提起,有位非我們學院但有豐富財經知識的高材生,找不到與自己有關的專業工作,因而當上紮鐵工人,月入四萬餘。據說,他找到這份工作是因他常做gym,變得孔武有力所致。


我想這個個案反映了起碼兩個問題。第一,在別的學院畢業的,不一定有足夠培訓軟性技能的機會,就算專業知識不錯,在求職路上也很吃虧。市場已發出訊號,沒有足夠軟性技能的人,市場對他們的需求很低。


第二,一些技術性行業的工人,市場倒也渴求。建築行業不用多說,我曾聽負責維修飛機的「港機工程」的負責人說過,他們極難吸引年輕人入行。據他們說,中學畢業可得九千多元月薪,五年後薪水有望升至二萬多,如此筍工也乏人問津,皆因現時一些年輕人不願日曬雨淋,這是很可惜的。


由此可見,香港的人力資源供應實在出了問題,因為缺少軟性技能,年輕人高不成;但同時他們亦低不就,工作辛苦的不願做。美國社會對後者所用的方法是大幅加薪,如是之故,在窮山惡水中工作的石油化工人員,才可一畢業便有十餘萬美元薪酬

 

(Sky Post   2013-2-25)

2/23/2013

從《心路GPS》談起 (雷鼎鳴)


無綫電視黃金時段播映勵志劇集《心路GPS》,劇種在香港極其少有。故事在說,一個只懂打機愛穿名牌波鞋的慘綠少年被帶到粵北山區農村與當地農民「同食、同住、同勞動」,遇到的農民十分純樸好客,故事發展下去,估計是少年受到感召,最後從壞孩子變成乖寶寶。


這故事顯然是六、七十年代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農民教育的翻版,其情節雖頗有牽強,但當中總也有真實的部分。那位只懂得諉過於人、嬌生慣養的「港孩」少年,我們難道還會覺得陌生嗎?我有朋友出錢出力,替教會在粵北貧困農村辦學,也力言農民小孩勤奮向學,不類「港孩」。


誰創造了一個個經濟奇蹟?

我的朋友中,曾當過上山下鄉知青的不在少數,他們雖對農民多少懷有敬意,但上山下鄉經驗大多負面。這不奇怪,被剝奪升學機會,又失去多年的自由留在農村與人毆鬥,怎會擁護這政策?不過「毛主席教導我們」,看事物要一分為二,正負影響優缺點都要看到,一面倒情緒化判斷容易使人變得低智。上山下鄉可帶來甚麼積極後果?那怕這是不經意的。


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發生的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高速經濟增長,根本成因顯然是中央從計劃經濟過渡到自由市場及私有產權制。但制度歸制度,整個改革總需要人推動執行。這些是怎樣的人?香港有人抹黑他們是人性扭曲的一代,但能在自由市場化大環境中創建一個個經濟奇蹟,使數以億計人口脫貧的企業家,按年齡論不少正是從前上過山下過鄉的知青。這些人敢冒險有企業精神,犯錯的會被淘汰,成功的便留下來叱咤風雲。對他們而言,「這是最壞的年代,這是最好的年代」。


反觀日本,本來打算一生人在一個大企業工作的僱員離開公司後面對新環境,卻無所適從,在世界市場中被中國新一代企業家比下去。


當年的知青今天垂垂老矣,誰會接他們班?新一代城市青年沒有上一代知青艱困生活的歷練,爭雄鬥勝能力也許不及。不過,無論來自農村或城市,內地年輕人的刻苦精神是香港溫室中長大的青年無法比擬。


我每天都對着來自五湖四海的80後、90後,沒有哪一個行業的人比在大學教書的更能接觸年輕人,對了解他們,我不會妄自菲薄。香港最優秀的青年與大陸來港的一樣聰明,但用功吃苦能力卻是有所不及。


內地青年的企業精神就算與上一代的不能比擬,但他們肯用功吃苦,競爭力依然強勁。現時中國快將每年有700萬人在大專院校畢業,等於美國的2.5倍,這對整個世界的就業市場都構成重大的競爭壓力,對香港亦然。不要以為限制他們來港便可免除壓力,在全球化的大環境下,他們在甚麼地方工作都一樣可造成競爭壓力。


弔詭的是,把他們聚在一起,例如輸入香港,反而因人才集中而會造成協同效應,推高這地方的生產力,從而人人都可受惠。不過,沒有甚麼可代替到自身的刻苦努力,若是只輸入人才,自己又不改善競爭力,終有一天,也許港人都只能在職場中處於低層,內地人卻是當經理、CEO
(Sky Post     2013-2-22)

2/20/2013

內地教育經費不足的影響 (雷鼎鳴)

朋友傳來一篇216日在《紐約時報》發表,有關中國教育問題的長篇追蹤報道,作者名為Keith Bradsher。這的確是一篇優秀的文章,從一個普通家庭的經歷,反映出涉及教育政策、社會流動、養老、城鄉差別、貧窮、傳統文化等等中國社會的問題,值得讀者在網上找來一讀。

報道的「主角」是一個在陝西的家庭,父親當煤礦工人,每月收入千餘元人民幣;母親在果園工作,負責把膠袋一個個套着樹上的蘋果,以減少蟲害,每天收入12美元;女兒成績中上,但因英文成績不夠好,進不了大學,正在一工專院校唸二年級。

作者花了七年對這貧困家庭追蹤觀察,看着父母怎樣省吃儉用,把大半收入也用在女兒的教育經費之上,女兒也刻苦用功,但鄉鎮學校沒有好的英語老師,英文無法考得過城市中人,在高考中分數不夠,只能進工專。工專因沒有得到政府補貼,所以學費要比大學更高,但泰半的畢業生找不到工作,使到這個把希望都寄在女兒身上的家庭十分擔憂,甚至考慮將來女兒會變成南下廣東的民工大軍。


新生取錄人數猛增
這個故事其實是數以億計內地家庭的寫照,與我過去的了解十分相符,所以我相信其真實性,這裏首先反映的問題便是教育政策的不當及隨之而來對社會流動的障礙。

中國近十多年來有大專院校的「教育大躍進」,1997年大專院校取錄了100萬名新生,其中大半只能進工專。2011年新生取錄人數已猛增至682萬人,仍是大半進了工專。在這驚人的數量增長背後,我們卻看不到經費有相應的合理加幅。1997年政府用在教育的經費是GDP2.4%,到了2011年也只是GDP3.1%,而世界各國政府的教育開支中位數卻是GDP5%左右,由此可知中國的教育經費如何嚴重不足。


對農村學生的不公平
這便帶來了一系列問題。工專院校經費不足,但卻要負上教育大部分大專學生的責任,它們哪裏可聘到足夠數量的合格老師?入讀學生交了更高的學費後,卻得不到應有的教學質量,畢業後找不到工作毫不使人驚訝。這點與香港的副學士課程又何其相似!

多年前我在科大的舊同事,前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林毅夫曾對我說過,內地的大學招生時,來自農村的學生的高考分數要比城市學生更高才能入讀,《紐約時報》這篇文章也指出了這一點,這是十分不公平的政策。

美國的名校取錄新生時,多會顧及學生的出身及所住的州份,若學生來自落後地區或家中貧窮,取錄的機會會高一點,以抵銷其成長過程中資源缺乏帶來的影響,但中國的大學卻是反其道而行,反映出城市中富裕家庭的較大影響力。

長遠而言,這不會是好事,這麼多曾經刻苦努力的年輕人學非所用,找不到工作,這對社會的和諧穩定會起甚麼作用

(Sky Post    2013-2-20)

2/18/2013

戰爭的成本 (雷鼎鳴)


上周五談到今年世界未必和平,意猶未盡。「兵者,凶器也」,但絕大部分港人根本未經歷過戰亂,不知戰爭可凶險到甚麼地步,心理上容易因主觀良好願望而麻痹大意,不會去思考如何減低戰爭的可能性,但負責管治國家的人卻絕不能如此。


我的長期讀者當會知道,我相信「狹路相逢勇者勝」,若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欺了上門,忍讓只會帶來更多問題,沒完沒了。但勇不等於匹夫之勇,對戰爭的後果我們必須計算清楚,心中有數,才可作出正確而且不使人懷疑你是在「拋浪頭」的政策選擇。這裏先討論戰爭的代價。


戰爭必要付出的代價首先是軍費。就以美國攻打伊拉克及進駐阿富汗的戰爭作例子,諾貝爾獎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估計,直接經濟代價起碼高達三至五萬億美元,這便大約等於美國GDP的四分之一了,一場中型但曠日持久的戰爭要耗掉這麼多錢,人民負擔不可謂不大。但美國已算「幸運」了,它的軍隊只跑到別人的地方打仗,本國的資產沒有因戰禍受損,伊拉克、阿富汗等被人「打到埋身」,當然損失慘重得多。


長期性經濟後果禍延下一代

付出了軍費後是否便萬事大吉?在政府付出巨大支出後,很少會沒有長期性的經濟後果。政府可能要多印鈔票,這會造成通脹。政府也可能要舉債,禍延下一代。但這些代價,恐怕都比不上生靈遭到塗炭來得嚴重。


有人認為戰爭可刺激經濟,創造就業,三十年代的大蕭條不是靠二次大戰才完全結束嗎?戰爭的確可降低失業率,壯丁都被抓去當兵,失業率自然下降。大量製造武器也會推高GDP的數值。


不過,我們不要忘記,戰爭是消耗性的活動,帶來破壞。生產了武器後,又用它來破壞,比在地上打了洞後又再填平更不能促進人民生活的進步,這是哪門子的經濟增長?有說武器的研發可刺激科研,這是對的,但把資金直接用在科研不是更有效嗎?


由此可知,戰爭是很壞的選擇,只能在極不得已時才能為之。甚麼是極不得已?就是敵人得寸進尺,不斷測試你的底綫,那麼捍衞國土是必要的,否則整個國家會被蠶食。要使敵人不敢這樣做,便首先使他們相信你有作戰的能力及意志,並且要對方也承受起戰爭的慘痛代價。


如何「不戰而屈人之兵」

「不戰而屈人之兵」當然是比戰爭更好的結果。軍備可以看成是一種消費上的浪費,但沒有軍備,又如何可以「屈人之兵」?國際關係講求利益,中國要教化日本及美國,要它們承認侵略釣島的不義嗎?


看看美日近來顛倒是非歪曲歷史的言論,便可知此路不通。中國國防開支保持在GDP 2%左右很可能是適當的政策。中國經濟日漸龐大,2%的GDP絕對值也會水漲船高,對日美都會有威脅作用,從而有利避免真正的戰爭

 

(Sky Post     2013-2-18)

 

 

2/15/2013

今年世界能否和平? (雷鼎鳴)


今年乃癸巳蛇年,相信大家都會衷心希望這也會是世界和平的一年。不過,希望歸希望,現實往往與希望脫節。縱觀過去數十年,有哪一年你可以在世界上看不到任何戰爭?我相信你不易找到。


就以與我們近一點的來說吧,日本狐假虎威,在釣魚島問題上不斷煽風點火,而中國解放軍總參謀部近日頒發的《2013年全軍軍事訓練指示》中也有明示,要軍人「做好打仗準備」。據一些參觀過解放軍在港駐地的朋友所言,近年駐港的武器軍備,等級靜悄悄地大幅提升,其用意不難明白。香港是中國的重要國際金融中心,一旦被戰火蔓延殃及,中國若無防範,經濟可能蒙受巨大損失,解放軍在布防上必要慮及,就算此事尚遠未發展至「殺到埋身」的階段,及早增強防衞也是恰當。


日本政府需要轉移視綫

主動求戰的顯然不可能是中國。任何正在利用和平環境成功地發展經濟的國家都不會喜歡戰爭!中國政府會不會認為國內矛盾尖銳,需要用戰爭去轉移視綫?此說可能是某些人的主觀願望,但卻是毫無根據。


中國的確有社會矛盾,在某些農村中不顧農民利益強行徵地,或一些貪官以權謀私等等使人髮指的現象,層出不窮,但政權基本上仍十分穩定。
當農村的人均實質收入每年也能以百分之六、七左右的速度增長,城市中人最大的願望便是投資買房子及子女能學有所成,這個國家的穩定性便很強,絕不用靠打仗去轉移甚麼視綫。願意買房子的人必是認為社會足夠穩定,他們的投資不會容易泡湯,否則誰會願意買房子?拼命催谷子女用功讀書的父母,也必然相信社會中有相當流動性,讀書正是往上流動的重要途徑。有往上流動機會的社會會產生自我穩定效應。


日本需不需要轉移視綫或甚至打仗?就轉移視綫一項,它是十分需要的。日本政府的欠債,已達它兩年多的GDP總值,其人口老化已是當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它總和生產力停滯多年,社會中已缺乏「阿信的年代」那種奮發向上的企業精神。
時移勢易,其產品在國際市場中的競爭力,已逐漸被中國與韓國追上並超過。你到美國的家電用品公司買電視、洗衣機之類的產品,可輕易見到在相同功能的日韓品中,日本的SonyHitachi賣價要遠低於韓國的SamsungLG,才有人問津,你說日本人會不會有挫折感?其政府需不需要轉移人民的視綫?


我們不能不加防範

日本會否發動戰爭?從經濟現實及軍事力量看來,它若如此做當然十分不智。有人認為打仗會刺激國民收入,有利經濟,這是十分錯誤的外行人分析,我將會另外撰文分析戰爭的代價,暫且表過不述。不過,日本缺乏天然資源,今天日本仍有人(希望只是極少數)認為中國的土地不見得一定屬於中國人,日本人分一部分也屬合法,其心態可見一斑。我們也不要忘記,二次大戰日本侵華前,經濟也十分惡劣。19239月日本關東大地震,13萬人死;19274月日本有金融危機;1930年世界經濟大蕭條,日本也受衝擊,右翼軍人乘機上台,1931年策動9.18事變。以此記錄,再參照希特拉上台時的近似經驗,我們怎能不加防範

 

(Sky Post  2013-2-15)

2/09/2013

教車師傅與政府干預市場 (雷鼎鳴)


上周有則不起眼的小新聞,涉及香港駕駛學院的一些教車師傅抗議資方薪水太低,而且師傅若遭解僱,無法轉到其他的駕駛學校任教。


這類勞資糾紛的新聞本來經常可見,沒有甚麼大不了。不過,只要發掘一下,立時可見其背後隱藏不少經濟學,十分有趣。


據一些報道所言,在該學院任教多年的師傅,入息隨時只得業內其他的師傅一半左右,所以該學院師傅存有不滿。為甚麼會這樣?驟眼看來,一種可能的解釋是該學院能提供薪水以外的一些優厚條件,例如讓師傅有機會通過工作而受訓,更好的掌握教車技巧,將來更有專業水平,收入更高,否則在自由市場中若是別處可給予更高薪酬,自己又有能力的話,為甚麼不轉工?



學院專用師傅牌 不算違法

上述解釋在另外一些行業中大有道理,但細察之下,卻可發現香港的教車行業十分古怪,上述所說不通。


原來在港當教車師傅,首先要取得運輸署所發的牌,否則無法執業。除非是在上述的香港駕駛學院工作,該學院的師傅,可得學院的專用師傅牌,教車不算違法,但一旦離開,這個專用師傅牌便立時失效!離職的師傅乾脆申請運輸署的「個人牌」不就解決問題嗎?沒有這麼容易,此等「個人牌」的總數,多年來未有增加,現時只有稍多過一千個,要有持牌人主動放棄或離世,才有新的牌照推出補充,抽籤中獎者才可獲得資格。


「個人牌」數量多年不增有甚麼後果?這顯然會為持牌人帶來價值,在經濟學中我們稱之為「租值」(rent),意義等同擁有一塊限量土地,可以不停收租。持牌人所擁的「租值」是以他們能收取更多工資為形式所出現。




租值潛在商機轉移

有「租值」便有潛在商機,除了聽天由命等候抽籤外,如何才能把這些「租值」搶到手中?駕駛學院的方法頗為神奇,不知它過去用甚麼方法說服了政府,在它那裏工作可以不用持有「個人牌」,在別處卻需要。


這種制度的後果是該駕駛學院可以壓低旗下師傅的工資,又不用擔心他們能轉工,經濟學上這叫「買家壟斷」(Monopsony),即只有該公司才能買入師傅的勞動服務。換言之,該駕駛學院能成功的把限量「個人牌」所造成的租值奪到自己手上。
如此制度,當然殊不公平,既有壟斷,又有獲得特殊利益的公司與個人,駕駛學員又要付較高學費。但這些問題的源頭是甚麼?不是自由市場機制,而是政府的干預造成!政府若不把師傅牌限量,但又容許該學院有特權,市場機制可帶來更好的後果。


在美國,只要有駕駛執照,便可教朋友學車。在香港,若放開市場,取消「個人牌」或大幅增加個人牌數量,後果是甚麼?「個人牌」的價值當會下降,教車師傅薪酬應聲下跌,但原本沒有牌的師傅收入卻可上升。更大的好處是消費者,亦即學員的學費可以減少。用經濟工具不難證明,對社會的總體利益是利大於弊

 

(Sky Post   2013-2-8)

2/06/2013

為香港奶粉市場算算帳 (雷鼎鳴)


有不少媽媽認為自己隨時可買到奶粉,藥房中也容易找到滯銷的品牌,但同時也有媽媽投訴說找不到自己要買的品牌型號。這兩種現象看似互相矛盾,但我們不用懷疑有媽媽在說謊,她們沒有誘因這樣做。要訂定正確政策,必先搞清楚事實,不人云亦云,這便需要我們為奶粉問題算算帳。


在搜尋可靠數據上,我算得上是老手,但我花了大量時間卻找不到「嬰兒奶粉」(統計上SITC編號040224120的產品)在港的進口量。有暢銷報章用過一組數字,說2006年至今嬰兒奶粉數量上升超過十倍,但其數字並不正確,因為它所指的根本是另一種產品。我相信統計處沒有公布這數字,很可能過去根本沒有搜集這數據,無法公布。若有的話,希望能早日公布釋疑。


不過,統計處卻有包括嬰兒奶粉在內的總體奶粉進口統計數字,在2012年是4.44萬公噸,比起2008年的1.51萬公噸是上升不少。要注意,嬰兒奶粉可能只佔奶粉總類的少數,在內地,這個比例低至15%左右,香港的比重則也許高一些。


4.44
萬噸是甚麼一個概念?2012年世界的奶粉總產量大約441萬公噸,即香港的入口量只佔世界市場的1%左右。懂得經濟學的人都會知道,就算香港的入口再大幅增加,也根本動搖不了國際價格多少。有沒有可能是需求大增後來不及增加入口以致價格上升或缺貨?此點可能性極微,只要看看從20082012年入口量可猛增194%便可知香港市場的反應靈活。在這種特定的環境下,市場力量足可做到你需求增加多少,供應便可增加多少。若做不到必定是有力量在搞鬼。如何搞法?


轉換牌子對健康沒影響

奶粉有多種品牌及型號,當中不少是緊密的「相互代替品」(close substitutes),不要告訴我奶粉品牌不能更換,正如友報左丁山從兒科大學教授中得知,轉換牌子對健康根本不是問題。我家中上一代曾以託兒所為業,我與奶粉頗有淵源,可證該教授所言不虛。不過,某些品牌的代理商當然不願人作此想。若隨時可轉,某些品牌的局部壟斷力量便會失去,需求上升並不會在近乎無限量供應的市場中帶來價格上升,那麼這些公司如何可獲取巨利?
方法是人為地製造假象,就算轉奶粉不會威脅健康,也要使用家繼續做產品的忠實擁護者,此心不渝。若有不明就裏未有育嬰兒經驗的某些評論人搞和一下,效果更好。仍是不夠的話,壓低小部分型號的訂貨量,再逼藥房用捆綁式方法入貨,不能多買受歡迎產品,一樣可加強效果。


利用商機才是積極做法

解決此種問題根本不用從壓縮需求着眼。你壓縮了需求,入口供應一樣會減少。正如我周一在本欄所說,在邊境搞個轉口區才是使更多港人得益、充分利用商機增加就業的積極做法。但若用此思維,我們尚要弄清楚市場是否足夠大,值得去做。2012年中國奶粉產量136.5萬公噸,進口57.29萬公噸,進口量是香港4.44萬噸的十多倍,但其嬰兒奶粉的進口量官方數字卻只是8.8萬公噸左右,價值約10億美元而已,仍不算很大的市場。若單單是為了增加嬰兒奶粉轉口的效率,不致造成擾民的話,政府暫時借出邊境土地在那裏讓人用簡陋的臨時建築大買特買便可。


不過,長遠而言,內地人辛勤工作賺了錢後當會在世界市場增加消費。過去的香港人必會有人在此找到商機,但現在的某些人卻對此排斥,缺乏了企業精神的香港,也許經濟將來真要停滯了

 

(Sky Post  2013-2-6)

2/04/2013

香港真有奶粉荒嗎? (雷鼎鳴)


政府大張旗鼓,跨部門協作,一眾官員在記者招待會中一字排開,宣布要訂定新法例,帶兩罐以上奶粉出境的旅客可能被判刑七年及罰款200萬。這是民粹脅逼下的小題大做。


民粹脅逼 政府小題大做

香港有沒有奶粉荒?我不是奶粉市場的專家,去年有奶粉商找我做顧問研究,事忙,也推掉不幹了。但要搞清一些基本事實也不困難,在藥房中多問幾句,在銷售熱點中多觀察存貨,也可增長我們的知識。在網上讀過一些媽媽育嬰的討論,當中對奶粉是否缺貨頗有爭論。綜其提供資訊,香港總體而言,奶粉不算缺貨,不少媽媽都說隨時可買到奶粉,若說偶然缺貨,通常是局部地區性的,或是指某品牌只適合某年齡的。曾讀到一位身份為電視台財經新聞記者、育有幼兒的媽媽所寫的意見,她甚至懷疑電視台播出的一些缺奶粉片段是舊片,因需要才拿出來。不少的所謂缺貨,有可能是香港人自己囤積起來。此懷疑有其道理,兩年前日本大地震後香港也出現過「盲搶鹽」,港人跟風之快,世上無與倫比。就算奶粉供應充足,只要有傳媒說缺貨,大家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搶貨以作保險也十分理性。


有種說法是香港的奶粉市場已被龐大的來自大陸的需求扭曲了,市場機制不能正常運作,所以必要政府介入。此等論述似是而非,其謬有二。第一,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環境下,世界早已進行着大規模的分工,等閒的一個工廠可以提供滿足整個世界需求的特定產品,看看生產蘋果電腦的富士康便知究竟。深圳的大芬村,短短的一兩條街,曾生產並供應世界六成的油畫。香港過去不少出口產品,如玩具、電子手錶等,都曾在數量上高踞世界第一,香港現在也成為世界的紅酒中心。就算我們再無爭取整個世界市場的氣魄,總也不用有人跑來多買幾罐奶粉而驚慌失措。


第二,奶粉的原產地的確要有大量的土地,但香港根本不是原產地,最多只算奶粉的轉口港。理論上,就算需求增加,奶粉也可近乎無限量輸入增加供應。大陸人口200倍於香港,但內地人購買香港奶粉的仍是極少數,香港奶粉的轉口量就算10倍甚至100倍於本地消費,慣於面對世界市場的香港為甚麼便不能應付?現在大家感到刺眼,只是因為轉口的形式是螞蟻搬家,不是大規模的貨運,效率低下而且擾民。所以問題不在市場是否被巨大的需求扭曲,而在轉口的模式落後。


限額消極 浪費「香港品牌」商機

外國的奶粉商也有大量直接出口到中國去,為甚麼仍有水貨客要來香港買奶粉?據說是大陸造假厲害,同一罐外國品牌的奶粉,只要消費者知道是香港轉口的,信心也會較大,部分人寧願出更高價錢購買。由此可知,香港人努力營構的「信得過」品牌,實有重要的市場價值,內地水客來此購貨,正是此地位的反映。有價值便有商機,港人最聰明的做法是怎樣把這品牌價值搶回自己手中,而不是被水貨客吸走。這個問題不會只局限於奶粉,其他商品一樣適用。政府應考慮在邊境附近設出口區,成為另類物流轉口中心,既可避免太多水客到港擾民,亦可創造就業,內地消費者亦可得益。


政府用限額的方法是消極的劣招。消極在於主動浪費掉香港品牌所帶來的商機。劣在於「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以後水客大可只帶兩罐奶粉,但多帶其他商品,以降低螞蟻搬家的成本,水貨客的數量還可能會增加。將來若有人只多帶一罐,被刑事檢控罰得比毒販更重,坐牢七年,香港在國際司法界中又情何以堪

(Sky Post 2013-2-4)

2/01/2013

「奧卡姆剃刀」與香港政治 (雷鼎鳴)


劉夢熊爆料,多少孰真?多少孰假?我認為與他利益無甚關係的細節,可信度極高,但內中亦有不少充滿魚死網破,大有攬着同歸於盡意味的地方,我們大可存疑。不過,看着這篇訪問,誰能不興起政治十分骯髒的慨嘆?


權力與利益  politician的骯髒

骯髒在甚麼地方?是因為我們似乎看到一赤裸裸的利益交易在不斷進行。有人說這是賄選,要廉署立案調查。這有點搞笑,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的政客在爭取支持時不會答應一旦當選便會有所回報?也許梵蒂岡此等宗教國家是例外,在其他國家找到確切反例的,可以獲獎。正因如此,我從來不肯把politician譯為中性的「政治人物」,或有褒意的「政治家」(此應譯為statesman),而乾脆用「政客」一詞。找本厚一點的字典一查,你可以發現politician在英語世界中時常帶有貶意。


利益交易不一定不妥,我們每天都可看到商人與顧客,生產者與消費者互相買賣交易,但我們不會覺得這有問題,原因是經濟上的交易通常都是擁有私有產權的人自願地行使自己的產權自由交易。不過,政治利益的交易有所不同。執政者或政客的交易往往涉及權力,而權力其實是其他人授予他們,委託他們代為辦事的,不屬於他們的私產。政客一旦用權力為自己牟利,我們難免會感到自己的產權被盜用了,當然會感到不高興。
權力及與之同來的資源雖是他人所授,但卻可為自己隨意所用,等於時時都可出現「我請客你付鈔」的道德風險,如此好事,若不引致天下英雄競折腰,經濟學便大可關門大吉了。權力帶來的利益應是了解政治行為的關鍵。


果然如此?別無選擇!

方法學中有所謂「奧卡姆剃刀」(Occam’s Razor一說,意指最簡單的解釋很可能是最合理的解釋。此說大有道理,解釋若變得複雜,往往是因為原本的理論早已被事實推翻,不能自圓其說,所以要不斷修補所致。但這樣與編故事又有甚麼分別?


與其用複雜的理論,我寧願相信大拙勝巧,用直接簡單的角度解釋香港。劉夢熊的訪問不少地方充滿說服力,正是因為他把很多現象都不經意地道出了背後的利益關係。梁為甚麼肯放下身段求傳媒老闆支持?若非如此,他沒有勝算。傳媒老闆為甚麼肯支持梁?商業利益與爭取江湖地位凌駕一切。由知情者把這些白描出來,我們不禁暗叫「果然如此」!


至於為甚麼去年梁能當選,最簡單及最好的理論仍是利益!不是指所謂各大利益集團在幕後爭鬥,最後一方勝出。財團的確很想改變結果,但此等理論難以證偽,在方法學上是大忌,無論哪一方勝出,我們都可說成是他背後集團力量更大,說了等於沒說。更糟糕的是它不符「奧卡姆剃刀」原理,若要做到可證偽,它必須加上各種解釋,說服大家為甚麼手握生殺大權的中央領導人會像傻瓜般任人擺布,而且還要有證據說得出哪位領導人與哪個財團有甚麼關係。劉訪問中提到,唐英年僭建事件曝光後,手足無措,鎮不住場,才使中央改變主意。此說一語中的。設身處地,你若是中央領導人,敢找一個氣場不足的人託管香港嗎?一旦出事,中央領導人的威望受損極大,有違他們的深層次利益,他們會覺得別無選擇

 

(Sky Post   201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