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4/2021

觀塘的微縮展 (雷鼎鳴)

 

上周特地跑到觀塘裕民坊的YM2商場,參觀一個微縮藝術展覽。這商場從觀塘港鐵站的A1出口,步行不到3分鐘便到了,38件展品都巧奪天工,使人不斷驚喜,非常值得推薦。免費參觀展覽後,還可在附近找個茶餐廳坐坐,緬懷舊香港的風情。

這個微縮展的展品,大都是按照181的比例,把一些舊香港的商店、住宅、街道及建築的模型建構出來。建築模型我們見過不少,難得的卻是展品細緻精微,不放過任何細節,所以我們可以看到1立方英呎大小的水果店中一個個的水果,冰室中的微型菠蘿包、荷包蛋,缸瓦舖中的碗碟瓦煲,文具店中的筆盒、公仔紙、包書膠、用網袋盛着掛在店中的足球,零食店外擺放的一串串馬蹄及蕎頭,都是浸在細小的「玻璃」罌內,街上的汽車竟連車頭燈也會發光。181長度的比例,意味着展品的體積只及原型的5,8321,但這無損展品的栩栩如生,大小合乎比例。這反映製作者不但有一雙巧手,還有科學家或工程師的精準量度能力。

反映資本主義起飛時期實況

這些展品都是寫實主義的藝術品。說它們寫實,是因為其仿真度高超。能被稱為藝術品,卻是因為它們能帶來更高層次的精神聯想。最易使人感受到的是懷舊情懷,每件展品的選材都見匠心獨運,帶着6070年代香港特有的時代烙印,這也難怪參觀者不時發出驚嘆:「很似!很似!」他們的童年回憶是被勾起了。

同一件藝術品對不同的人所帶來的想像是不一樣的。我是一名經濟學家,感受到的也許與其他人有異。我注意到商店所售的消費品大都平實無華,但商品數量充盈,品種也繁多,反映了那個正處於資本主義起飛時期市場經濟的實況。我們若把同一時期,即文革時內地商店單調的商品與之比較,當會發現明顯的差異。展品的總體效應活脫脫便是一幅港版《清明上河圖》,張擇端所繪畫的這傳世國寶,最能表現出北宋時農村和市集人民日常生活的實況,後世的評價中,也有包括《清明上河圖》「豆人寸馬」,這與今天的微縮展品,正是異曲同工。

展品中最大型的一件是建有寶聲戲院的裕民坊街道,當中的寫實主義也是很用心的,戲院外宣傳板上的廣告是70年代中許冠傑的《半斤八両》,但同時也有劉德華版《烈火戰車》,記憶中這是90年代中的製作,看來是展品的創作者故意把兩個年代混在一起,以勾起不同年齡層的集體回憶。我沒有在觀塘住過,但也曾光顧過寶聲戲院。我赴美留學前的暑假,曾當電子計算機的推銷員以賺取水腳,當時穿着西裝跑遍了觀塘及其他地方的工業大廈,在酷熱的天氣下,午飯後有時會在寶聲戲院看兩點半場躲懶歎冷氣。若非有這個展覽,這段記憶也許便忘記了。我雖有偷懶,但我工作後的第2個月便獲得公司的最佳推銷員獎,當時我只有10多歲,若長操此業,也許我今天的財富會多得多。

潘麗瓊是年輕的老朋友,她是這個展覽的主要搞手,據她告之,沒有得過政府一分一毫的資助。從她臉書的報道中,我早已得知,她去年底到今年初,曾躲開香港的疫情,在上海、杭州及武漢3個城市也搞過同類的展覽,在內地大受歡迎。這是很好的內交活動,使內地人民看到香港社會的另一面。潘麗瓊以親身經歷告訴我們,當時內地已在過着疫情後的歌舞昇平生活,我們在港卻正經歷着最嚴重的一波疫情,對比之下,能不悲乎?

同類展覽商業模式不易持續

我在商學院教經濟,本能地會算一算這種藝術品的製作與展覽的「商業模式」是否有可持續性。答案是不易。先看生產部分,製作者據說大多是像醫生般的專業人士,這些人的時間成本高昂,從作品的精緻可見,每件製作所需的時間等閒要幾個月,也就是說,光從成本考慮,一件產品就算叫價過百萬,也不值得驚訝。這些藝術家似乎是業餘的,按自己的興趣而不是利潤而創作。長遠而言,微縮藝術品的生產,尤其是有質量的,是否能薪火不絕,使人懷疑。在展覽方面,我去過2次,第1次是3年前在奧海城,今回是第2次了,2次都是免費入場。我估計商場也許有贊助,但若說這些展覽可以獲取豐厚利潤,卻是陳義過高了。有一點我搞不清,製作品所用的材料不知是何物,其耐久性若何?倘若歲月消磨可使這些藝術品分崩離析,豈不糟糕?

也許這只是我的杞人之憂,為免昔日的香港在我們記憶中變得模糊,帶備照相機去參觀展覽,為歷史作一點貢獻,十分值得。展覽到7月初結束,大家還有機會。

晴報,經濟日報 2021-5-14

(更正: 潘麗瓊來信,原來展品的大小比例不一定是1比18,有些小得多,也有些稍大。)


 

 

中美會否為台灣而開戰? (雷鼎鳴)

 

有《經濟學人》雜誌的評論人曾說過,台灣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此語並非無的放矢,因為中美兩個超級大國在台灣問題上都有強硬立場,而且有重大利益,不是說兩句大家都渴望和平便能把戰爭的可能性降至零。中美會否因台灣問題而打將起來?



  回答這問題不能靠政治口號或主觀願望,需要正規的博弈論分析。先說一些背景,再說雙方的不同戰略選項及其引致的後果。


  世界近200個國家中,有180個與中國建了交。與中國建交的首要條件是必須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世界只有一個中國。這個條件在毛澤東周恩來年代已確立,從未動搖。中央政府也曾一再表明,若台灣搞獨立,便無可避免地會使用武力統一。沒有那個國家,包括美國,會懷疑中國這方面的決心。紅線一被越過,中國會出兵。按照習近平的硬朗性格,他也許已下了決心,要在他任內解決台灣問題。



  美國自然也有她的考量。利用台灣問題搞戰略性含糊政策,即承認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一部份,但卻又弄出個台灣關係法,宣稱要保護台灣安全。據一些民意調查顯示,美國85%的共和黨政客認為在台灣問題上美國應不惜一戰,但只有44%的共和黨平民認同可以開戰。民主黨方面支持開戰的比重低於共和黨。美國政客受到軍火商的捐款所支配,喜歡戰爭不足為奇,但一般平民對台灣基本上無甚理解,亦無興趣。美國人怕死,若是知道開戰後,美國本土也未必能倖免,當會另有想法。美國最重要考慮的,應是一旦在台灣問題上姿態放得太高,最後卻要退縮,那麼她在亞太區的盟國便不會再認為美國靠得住,她的外交便會兵敗如山倒。

  若台海附迎爆發熱戰,誰輸誰贏?中美台三方的智庫都為此問題沙盤推演過,美國據說有18個研究報告,每一個都是美國輸掉,其他地方的智庫也得出相同結論。為何如此?美國與蘇聯1986年訂有協議,不發展中程導彈,中國則經過多年努力,現在的中程導彈系統領先世界,完全有把握擊沉距離中國海岸2千公里以內的航母。此外,以台灣為中心,5百英里半徑以內,美國原來只有兩個空軍基地,中國則有39個,美國在其他地方打仗,或可完勝中國,但在中國近岸,卻毫無勝算。



  有了上面的認識,中美博弈的後果便可預見。先從美國的戰略選項開始,美國目前有兩個簡單的選項:一是挑釁中國,二是不挑釁。



  假設她選擇挑釁。那麼中國走武統之路的步伐必然加快,隨時行動。一旦武統付諸實行,球又跑到美國一方。這時美國又有兩個新選項:打還是不打。若是打,如上文所說,美國會輸掉,顏面盡失,如果有一兩艘航母被炸沉,美國根本承受不了這個政治代價,這便會迫着她要考慮是否向中國的城市發射遠程飛彈(還未到核彈這地步),但若如此,中國也不可能不還擊,而且一樣有能力摧毀美國的城市,兩敗俱傷。結局極壞。美國也可不直接打,選擇退縮,但會丟掉顏面,不過損失倒是少於全面開戰。美國不蠢,在不直接介入軍事戰爭的同時,也可大搞宣傳戰,拉攏盟國譴責中國,繼續靠口水戰遏制中國。



  美國第一步棋也可不挑釁。中國若面對此策略,有何可行回應?中國的行動步伐沒有了緊急性,可稍慢一點。第一個選項是繼續向台施壓,尋求和平統一。若如此,中美大戰起碼暫不會出現,但美國可在國際上大搞宣傳,增加中國採取任何行動時的政治成本。如果中國認為時機成熟,不想再等,政策的新選項便是用武力迫降民進黨政府。台灣軍事上劣勢明顯,美國也不敢把最先進的武器賣給台灣,以免被中國繳獲後研究一番破解美國的頂尖機密。我們大可斷言,若美國今天不挑釁中國,中國仍會收復台灣,時間上會稍慢,戰爭風險減低。美國也會失面子,但總比被中國擊敗或被迫放棄台灣在觀感上要好。



  由上可知,今天美國若選用挑釁這一策略,最有可能的最終結果是中國早日武力收復台灣,美國基本上無力阻止,只能靠口水戰去遏制中國,就算美國的盟國肯站在美國一方,但形勢比人強,美國改變不了大局。


  美國若不挑釁,台灣早晚也會回到中國懷抱,美國不會太丟臉。



  從兩種戰略選項的結局可得知,美國的選項若要搞挑釁,結局不符合美國利益。美國也可把挑釁的力度降低,鬥而不破,不會出兵,希望在宣傳戰中渾水摸魚。美國應懂得,她在台灣問題上大勢已去,最佳策略應只是不搞挑釁或只作輕度挑釁,為台而戰對美國而言,是劣招。



(頭條日報 2021-5-14)

5/07/2021

五四」百年成效檢視 (雷鼎鳴)

 

「五四運動」已發生了102年,在這期間,中國及世界都經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究竟「五四」的口號,今天有多少已實現了?

 

「五四」最激盪人心的口號是「外抗強權,內除國賊」,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學生也叫得琅琅上口;「五四」亦推動了白話文運動及新文化運動,今天成績都如何?

 

成績最顯而易見的是後兩項。「五四」時期,上過學的人口十分稀有,到今天,根據中國人口普查的數據,未讀過書的,只佔6歲以上人口的5%,白話文也是普及化了的語文。「五四」時很多女人還要纏足,沒有戀愛自由,今天哪還有這些問題?

 

比較複雜的是其他的「五四」精神或口號。當時的「國賊」大都是指出賣領土或國家利益的漢奸,今天不能說沒有人有漢奸思想,但恐怕敢把賣國行動付諸實行的,在內地不是被關了起來便是流亡海外,「國賊」的定義也許已變為貪官。反貪運動在過去70年沒有少見,大多時候不算很成功,此種社會惡疾是春風吹又生,但近年的打貪,把一些「大老虎」打下來後,情況似有好轉。「內除國賊」頗有成績,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中國迅速崛起 勢破西方霸權

 

「外抗強權」中國做得非常好,但今天情況比「五四」時更複雜。100年前的中國飽受帝國主義欺凌,全國被列強瓜分為不同的勢力範圍,中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屬勝利國,但青島的控制權卻要從德國轉到日本手上。中國當時是自己太弱,今天的問題卻是中國太強了,冒起之迅速嚇怕了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西方國家預見到舊的平衡要被打破,美國再無能力在亞太區一言九鼎,所以必須把中國的崛起扼殺於萌芽。當然,今天與百年前相比也有重大的不同,從前中國任人魚肉,今天楊潔篪在阿拉斯加可以直斥美國的國務卿,不要以為美國可站在實力地位對中國說話。「外抗強權」還是一個現在進行式,中國人民在這問題上空前團結,「五四」的先行者泉下有知也可感到欣慰。

 

民主是「五四」的旗號之一,按西方的標準,雖然今天中國的民主程度遠勝軍閥割據時的中國,但仍不達標。西方的民主制度,起源於古希臘,在18世紀大幅發展,此制度有重大的優點,但已老化,不一定適合今天的中國,以至世界。此種制度的核心是一人一票,人人有平等的投票權,倘若社會組織比較簡單,它的確有不少好處,起碼選領袖時有規矩可依,減少權力轉移時所產生的痛苦。

 

不過,此種制度已經過200多年的密集實踐,其弱點也陸續浮現,這裏只舉3例。第一,在成熟的民主國家中,代表不同小眾的利益集團早已出現,它們人數不用多,但卻有組織力,其權力或影響力甚至有法律加持,在公共資源配置時,這些利益集團常能不成比例地影響決策;第二,在社交媒體的影響下,所謂的「迴音廊」現象不斷產生,社會人士意見變得尖銳對立,難有妥協餘地,在此種環境下,一人一票的西式民主運作不會良好,一方選出的領導人,另一方可以完全不服不尊重,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不再被重視;第三,科技的迅速進步可以嚴重衝擊制度,例如有人有能力利用社交媒體中的大數據分析人民的偏向,再植入不同的軟件暗中操控人民的投票取向,因為並非人人有能力這樣做,大家不能公平競爭,更凸顯選舉結果不一定能反映真實民意。

 

反觀中國,雖不喜歡西方一人一票的制度,但國家治理的機制早已植入了權力按能力高低分配的原則,而且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重要位置,人類歷史上最高的經濟增長率及最大規模的脫貧運動,都由中國迥異於西方的獨門民主機制所衍生出來,「五四」時的民主訴求在今天有了新的含義。

 

科研仍有短板 汲美體制優點

 

「科學救國」也是「五四」中人的理想。中國從一窮二白科技極度落後,100年間卻成功變成科技大國,不能不說是奇迹。在基礎科學研究方面,中國在國際最頂尖期刊所刊登論文的數量已是世界排名第二,而且還在迅速進步。在應用科技上,5G、無人飛機、電子支付、高鐵等,無不領先世界,造福人民。此等成績,相信已遠超「五四」人物的夢想了。

不過,在科研制度上,中國仍存有短板,真正最頂尖能在科學理論上起革命性變化的成果仍不足。反觀美國,其科研系統的設計十分有效,此制度獎勵創新,懲罰平庸,有了它,美國便不用擔心科研成果不會源源出現。中國若要在科學上更上一層樓,應細心研究美國的科研體制,並將其優點吸納過來。

 

(晴報,經濟日報 2021-5-7

有無「香港民族」? (雷鼎鳴)

        有些港獨份子曾宣揚一種論調,說有一個民族叫「香港族」,還有人以此名成立無甚人參加的政黨。「香港民族」是一個可笑的概念,就算有人想自稱屬於這民族,港獨份子也只是喧賓奪主,並無資格,他們應先問問真正的香港原居民,例如祖宗相傳是南北朝時盧循的追隨者移民到港的蜑家漁民,或是南宋末年逃難到今天新界的遺臣遺民。據我所知,香港原居民大多大力反對港獨。


  若從更深層次地去分析所謂的「香港民族」及錯置了的「民族主義」,我們應先界定一下能稱為民族的標準是甚麼。最能決定甚麼才算是民族的因素是血緣。中華民族包括漢族及大量其他的民族,港人若付錢給一些有精準數據庫的基因公司,檢驗後可以得到一份幾百頁的報告,說你的基因九成多是漢族,一兩個百分點是苗族,更少的百分點是一些你未聽過的民族,不一而足,但這種基因結構,與內地人民並無多少分別。由此可見,因先民中不同民族的通婚,我們很難找到百分百純種的漢人,但這毫不阻礙我們認為自己屬於中華民族這個大熔爐,因為我們共享了同一歷史、文化及語言。



  上述的血緣、歷史、文化、語言等因素客觀存在,很難否定,這對分離份子不利,所以他們必須祭出另一些因素,說自己的一伙與母國不同,最方便的方法便是用價值觀去界定民族。這是客觀上難以驗證的,因為這界定法只等於說:你喜歡的我不喜歡;我喜歡的你不喜歡;我喜歡港獨你不喜歡,所以我們屬於不同的民族。他們會不承認很多中華民族的共通點,雖然他們除了中文外,其他語文不一定懂,飲食習慣也不是說改便改到。



  還有一種人十分害怕民族的凝聚力,他們是侵略別國的帝國主義者。你要侵略別國,但那裏的人民團結一致與你對着幹,怎會不設法離間他們?美國害怕中國崛起,遏制中國的手段之一正是在香港支持黑暴,你要美國鼓勵港人承認自己是中國人,豈不與虎謀皮?就連一些思想本來較開明的美國人,例如《世界是平的》作者費列德曼,一樣免不了出自維護美國利益的偏見,他近日竟批評中國極端民族主義四起,他大概忘記了,正是美國無端虛構新疆棉的謊言及在香港問題上持嚴重的雙重標準,激發了中國人民大團結起來,這不是甚麼極端民族主義,而是當一個國家被侵略或遇到外國的敵意破壞行為時所會表露出的愛國主義精神。



  數十年前我讀大學本科時,曾通過書信與在香港讀大學的好友辯論民族主義問題。朋友反對民族主義,認為這會引來狹隘思想。當時世界各地有中國熱,而香港的校園也處於火紅的年代,愛國是學生中的主流思潮。我也不認同民族主義,但贊同愛國主義,二者有何分別?



  民族主義是熱愛自己的國家民族,就算自己國家有錯誤,也要辯護一番,對外國則往往持敵視態度。愛國主義者當然愛國,但卻是理性的,自己國家若出了問題,會想法替她糾正錯誤,對於其他因素,若有優點,便應學習及欣賞,這與批判她們的缺點及不良居心並無矛盾。



  我們可以把對國家民族的態度排列一下。我認為愛國主義優於民族主義。在愛國主義之上的,還有一道德更高,但可能陳義過高的國際主義。甚麼是國際主義?這是一種天下大同的思想,不分國界,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把自己看成是習近平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部份。幾天前的五一勞動節在網上又聽到了「國際歌」,這首歌我當年在大學校園中,甚至在芝加哥唐人街唯一的中文書店打書釘時,都常常聽到,有次芝大有不知來自何國的學生放映歌舞劇《東方紅》,電影以「國際歌」結束,現場近千人竟同聲以多國語文共唱「國際歌」,這便是中國熱期間一些美國校園的氛圍。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幫助一帶一路國家建設,對外輸出抗疫用品,都是中國國策,符合國際主義或愛國主義,但不符合民族主義。美國的「美國優先」政策及在世界多個地方到處轟炸,卻可歸類為民族主義,雖則此詞也有語病,因為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並無美國民族這回事。



  在民族主義以下的,還有一種更有害的思想,它可被稱為「部落主義」,信奉者思想非常狹窄,思想極端的小群組聚在一起,排斥一切群組以外的理念,這些人是引致社會分裂經濟停滯的推手。很不幸地,世界不少社會都存在「部落主義」的群體,香港年前的黑暴亦屬此類人,他們自號為香港民族,實質上能反映的,只是一些小部落中人的思潮,對世界有害無益,人人可鳴鼓而攻之,把此等思想剷除掉社會才可得安寧及進步。



(頭條日報 2021-5-7)

4/30/2021

泛民犯的兩大錯誤 (雷鼎鳴)

 香港的反對派在《香港國安法》推出後,迅即兵敗如山倒,到了完善選舉制度也出台後,更幾乎被殺得片甲不留。我們若看看1年前他們阻礙立法會選出內會主席達半年之久時的得意忘形,豈能不嘆息他們的幼稚,完全看不懂物窮必反的道理,大禍將至仍茫然不知。究竟他們犯了甚麼錯誤?

 

對於那些不知所謂只圖破壞的社會思潮及族群,讓其在失敗後自我枯萎退出歷史舞台是正確的取態,我們不用替其可惜。不過,反對派中也並非人人心懷叵測,他們較正派的人當中,思想也有積極的元素,處理得宜,可對香港的政經發展起到正面作用。但要發揮到這些可能存在的積極因素,首先要做的便是為他們的失敗作檢討,找出錯誤。我只見到有人雞飛狗走,未見到他們有發表過甚麼深刻的反省,為了香港之福,只有越俎代庖,替他們思考一下。

 

放棄領導 任黑暴肆虐香江

 

香港反對派中較為傳統的一翼,我們姑且稱為傳統泛民,他們犯了甚麼錯誤?我認為有兩個是主要的︰第一是面對民粹黑暴的冒起,傳統泛民竟主動放棄領導力,任由黑暴肆虐香江,使市民大為反感;第二是他們對民主理念及制度認識膚淺,只懂空洞口號,不明白民主制度有優劣之分,致使當西方的民主制度缺陷陸續暴露了出來,他們卻無能力作出反思,在理論上輕易被競爭對手拷打。

 

傳統泛民放棄在反對派中的領導權,最鮮明的象徵便是他們到今天也不願意與黑暴分子割席。你不割席,人民自然把你看成是與黑暴同一鼻孔出氣,也認同那些天怒人怨的攬炒行為,當你們失敗時,社會中人就算不都是額手稱慶,死硬支持者的氣勢也會大幅萎縮。

 

認為傳統泛民此舉不智,並非只是我個人的判斷,不少有識之士亦早已察覺。70年代「李一哲大字報」作者之一的王希哲,最近接受《亞洲週刊》訪問,他也對黑暴分子推動的「打砸搶燒『時代革命』」十分不滿,認為他們「何其張狂」,但最終卻落得「大難臨頭各自飛」的下場。他希望泛民能重回「愛國民主運動」的路綫,帶領支持者重新出發。要知道,王希哲思想有深度,我甚至認為他可稱為中國民主運動第一理論家的人物,他如此評價過去幾年香港的民主運動,豈不值得放棄了領導權的傳統泛民檢討一下?

 

王希哲是泛民的「自己人」,不與泛民搞在一起的其他有識之士對他們批判更猛。上周,《香港01》的老闆于品海在其5周年慶典中發言,直指︰「身居其位的泛民領軍者竟然糊塗到將自己的位置『禮讓』給一班政治流氓和無知的抗爭派,叫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語無倫次的口號,甚至讓他們主宰泛民自己的政治命運,結果當然就是斷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此話說出了很多人的心聲,是時代的強音!

 

我們若有耐性細讀一些年前黑暴分子提出的口號或理論,不難會被其水平之低而語氣甚大感到驚詫。我見慣了年輕學生交來的作業或考卷當中充斥着的各種錯誤,雖然主觀上很想見到可以青出於藍的學生,但卻絕不會放棄查找他們錯誤的能力,若放棄,他們也不應該上我的課。有此習慣,我不會受民粹主義的吵鬧聲所惑,即使有時他們表面看來有點聲勢。正因有此素養,我特別奇怪為何傳統泛民不懂得以證據為基礎去為諸事作出判斷。我猜想他們之所以在面對民粹時如此軟弱,如此失聰失明,原因有二:一是機會主義心態,他們為了選票,不敢站在道德高地上批判黑暴的倒行逆施;二是不少傳統泛民在思想上都帶有左翼元素,這些人往往不能弄清領袖與群眾的辯證關係。群眾有力量,但需引導到有用的方向。這正如核能,很有力,但若沒有引導,會成核爆,玉石俱焚。文革後,巴金等知識分子自我檢討為何遭到紅衞兵欺凌時,也會奇怪為何曾感到似乎他們是對的,左翼知識分子的內疚感往往使他們以為群眾永遠是對的,此種認知有時頗有害處。

 

民主制度 非一定帶來幸福

 

為何我上文說泛民對民主理念認識膚淺?政治的目的是使人民得到最高的幸福感,民主制度不是目的,只是一種並不確定可否達到上述目的的手段。有不少人相信西式民主有此功能,但近年的一連串事件,頗使人質疑此種認知是否正確。為何「民主燈塔」美國選出了特朗普這樣的人做總統?為何脫歐對英國不利,但公投卻容許飄忽的民意以輕微票數為英國作了此決定,但事後又有大量人後悔?為何美國及印度這兩個最大的民主國家都在抗疫中搞得一塌糊塗,但中國卻十分成功?就算號稱民主的台灣搞得不錯,但其抗疫成績,在中國各省中也只算中等。這些事實都讓人不得不思索,政治制度有多種,民主制度也有多種,甚麼制度最適合自己?並非叫幾句機械化的口號便可解決。

 

等而下之的制度考量便是自身墮入別有用心的外國算計中,跟着別人叫叫口號、縱火掟磚,便以為盡了社會責任。此等行徑,對港人毫無好處。泛民應多研習理論,認清過去自己是多麼的糊塗。懂得犯過了甚麼錯的泛民,將來在香港政治生態中理應還有角色,否則他們可能要退出歷史舞台了。

 

(晴報,經濟日報 2021-4-30)

4/23/2021

疫苗接種率低的經濟分析 (雷鼎鳴)

 香港的新冠疫苗接種率偏低,並不理想。在本文見報日,亦即疫苗開始接種後剛好8星期,估計應有接近80萬人打了第1針,亦即每周平均有10萬人肯加入接種行列。就算此速度能夠維持(這未必做得到),也要1年以上的時間才能達至群體免疫。

我們可把香港與新冠抗疫的劣等生美國作一比較。美國人喜歡率性而為,過去不少民調都顯示只有34成的美國人願意接種疫苗,但自去年12月中開始有疫苗供應後,已有近1.3億人打了第1針,接近人口的4成,即平均每星期有700萬人打第1針。美國人口是香港的44倍,按人口比例,這速度比香港快上幾乎60%。香港輸給劣等生美國,豈不羞家?

接種疫苗否 涉個人成本效益

為何港人打針的意慾這麼低?有何方法解救?經濟學家相信人的行為有理性的基礎,亦即此等行為暗合其成本與效益的比較。市民是否接種疫苗,涉及個人的成本效益,亦可能受社會的成本效益所影響。先談前者。

打了針,個人可得到多少效益?目前最直接的效益是減少死亡及中招後身體受損的機會。香港人生命的價值是多少?據現時經濟學界較為主流的理論,生命的價值等於當事人在面對生死存亡的關頭時(例如被綁架,或在醫院的急救室中),最多願意付出多少錢去保住性命。這裏假設了此人若資金不足,可借到錢,但將來是要還的。有些經濟學家曾設計過不少很巧妙的方法,從可觀察到的數據中去估算出不同人等生命的價值。當然不同的人把自己生命的價值看得不一樣,例如李嘉誠、馬雲的命肯定比我的值錢很多倍。從前有些對美國人生命價值的估算,平均大約是500萬美元,香港與美國經濟發展的階段相差不遠,一個不離譜的假設,便是港人平均每條命約值4,000萬港元。這個假設是否精準不重要,就算有誤差,也不太影響下面的結論。

疫情在本港肆虐,從去年4月下旬至今共死了205人。假如市民不積極打針,政府不死不活的政策繼續下去,疫情只會沒完沒了,未來1年因疫情而死亡的人數恐怕也會接近205人。以香港有750萬人計,每3.66萬名沒有打針的港人,便有1人來年會因此疫症去世。若真的中招死亡,平均等於4,000萬元化為烏有。但不打針也不一定死,1年內死亡的機會是3.66萬分之一,所以不打針的來年預期死亡成本只是約1,093港元(這裏為方便表述,我故意忽略了不同人等對風險的偏好),不是很高!

除了生命之外,健康受損也是不打針的潛在成本。假設一旦中了招後健康成本的損失是50萬港元,按照過去1年有1.1萬人中招計算,不打針的預期健康損失每年約為733港元,亦即若不肯接種疫苗,生命與健康來年的總體預期成本是每人1,826港元,不是很高!

從這個結果我們可以解釋為何港人對打針積極性不高。反觀美國,人均死亡率是香港的60倍,不接種疫苗的預期風險也是60倍左右,亦即每人的預期成本接近11萬港元。由此可知,喜愛個人自由的美國人也要爭相排隊打針!

上述分析故意忽略的細節很多,其中一項卻是太重要,必須仔細討論。疫情對經濟顯然有損害,損害多少?我們可用過去幾年的數據作參考去估算。從2014年到2019年這5年,香港GDP的實質增長率平均是每年2%,但2020年卻是6.1%的負增長。本應有2%增長,但最終只得負6.1%,意味着去年GDP共被拉低了8.1%。今年的增長率若要追回損失,便需要在8.1%上再加上今年應有的2%,亦即要有10.1%才算療傷成功,但看樣子這是不大可能。若只達標一半,今年有5%的增長,其實也是失去5.1%了。我們就以這5.1%為很多人不打針無法建立群體免疫所帶來的機會成本。香港GDP5.1%損失約為1,382億港元,平均每名港人損失約為1.84萬港元,10倍於上述估算出的不打針的死亡與健康成本。

抗疫錯重點 未理會經濟成本

由此可見,在香港防疫策略不變、老調不斷重彈的條件下,不肯接種疫苗的人所構成的社會損害10倍於個人的死亡與健康成本。政府的抗疫工作顯然放錯了重點,沒有理會嚴重得多的經濟成本。

這裏有個人性自私的老問題。若人人只關心自己的健康與生命,不理會不打針可為社會帶來的損害,那麼他們的確不見得願意去打針。這是一個經典的經濟學問題,不打針有損公益,性質與工廠污染環境或煙民在公眾地方抽煙放毒相似,政府有角色可扮演。

按照高斯定理的思維,政府可有兩種不同的政策取向︰第一是假設拒絕打針是一種侵害他人的行徑,需要懲罰,例如增加他們出入境的困難,又或到商場酒樓有所限制等等。第二是假設不打針是一種權利,但其他人可付錢給這些人補償他們因打針而受到的心理或生理損失,打針者每人可獲派錢便是此種政策。

我認為政府有必要果斷地拿出有效政策去激勵絕大部分的港人打針(身體有不宜打的除外),拖拖拉拉不會解決到問題,因為正如上面所述,個人的利益並不足夠推動港人顧及社會利益。究竟上述懲罰還是補償的方法更好?我相信兩種方法都要用。政府計劃每人派錢5,000元,但不把此與接種疫苗掛鈎,是錯失了大好機會,顯示政府不懂問題之所在,也不敢硬碰社會的阻力,到頭來是香港經濟損失重大。

 

(晴報,經濟日報 2021-4-23)

4/16/2021

中美的惡性與良性競爭 (雷鼎鳴)

 

中國大國崛起,美國要守着其一哥地位,這兩種力量是推動未來10年、20年兩國激烈競爭的主要因素。世界大局及香港的前景很大程度上也是被這競爭所界定。

我們可以把競爭的類型粗分為惡性競爭與良性競爭。惡性的比重較高,則兩國及世界都會受損;良性的比重增加,則是各方共贏的局面。

何謂惡性競爭?雙方或起碼一方的競爭手段主要不是提高自己的力量或優勢,而是千方百計損害對手。這也可看成是一種霸道的行為,兩國若按此思維競爭,可視為一場爭霸戰,結果若不是一方碾壓掉另一方,便是兩敗俱傷,其他國家也可能被殃及池魚,遭受附帶傷害。在大國惡性競爭中,小國的最好策略便是避免捲入漩渦中。

 

布林肯繼承前任圖抹黑新疆

 

惡性競爭手段的實例近年不斷湧現。特朗普時期大搞科技禁運,狙擊華為,顯然都是惡意的。蓬佩奧發動抹黑戰,沒證沒據便開動西方媒體的宣傳機器妖魔化中國也是一例。布林肯當上美國國務卿也無甚長進,全面繼承了指摘中國在新疆搞種族滅絕及在棉花生產上強迫勞動的說法。若此等指控基於真實,我們倒也不能將其定性為惡性競爭,但只要用點頭腦都不會容易受騙。這40年來,維吾爾族人口幾乎倍增,人均壽命從解放時的35歲增至73歲,維吾爾族的出生率也遠遠高於漢族,天下間哪有這樣的種族滅絕?新疆採摘棉花7成以上已經機械化,棉花工人月薪可達5,000元,附近省份的農民也要爭着去找工作,怎需強迫?香港的商人在新疆擁有大量棉花農場,他們最清楚情況。

惡性競爭的思想主要來自美國而不是中國,這種思想的理論基礎是甚麼?我們不用追溯至盤古初開,較為直接的來源可追至兩位政治學家。

第一位是小布殊時代的副國防部長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此君信奉搶佔主義,即不論對手有無實質行動,只要認為她有潛力威脅到美國,便要先下手為強。美國偽造情報說伊拉克有大殺傷力武器,再以此為藉口入侵伊拉克便是一例。

美國不能容忍同級國家存在

第二位是來自芝加哥大學、影響力很大的政治學教授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他的學說複雜,可歸入所謂的「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學派。米氏並不反華仇華,但其理論卻頗為危險。按照他的理想,一個強國斷不會容忍有實力同級別或級別接近的其他國家存在,在其未成氣候前便必要將其打殘,否則自己的安全會受到威脅。按此思維,他認為中國一定不會容許美國在亞太區稱王稱霸,必會把美方勢力剷除。既然如此,不妨早一步對付中國。假設中國放棄自己的獨立自主,事事聽從美國的指示,那麼還用不用打擊中國遏制中國?一樣需要,中國的人口眾多,潛力太大,為了解除將來對美國的安全威脅,所有有實力的潛在對手都要及早清除掉。米氏的理論豐富,將來有機會另行介紹,只是他這種「現實主義」的確使人反感。

良性競爭的特徵是甚麼?競爭中勝利的一方可以不靠打擊對手,而是靠自強不息,改善人民的生活,贏取各國的尊重。這是王道的競爭,習近平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此接近。中國搞一帶一路、低息向非洲國家放貸讓她們搞基建,也是沿此思路。在新疆搞反恐,主要推行去極端化教育,幫助新疆人民學習職業技能及溝通所用的漢語,又鼓勵其農民到大城市工作,這些扶貧政策有助杜絕恐怖主義,比美國倚靠派兵在中東連年開戰、殺死數以10萬計的人民優勝得多,也更尊重人權。中國此種國內政策,倒是贏得了中東伊斯蘭國家的普遍支持,例外的可能是東突恐怖組織發源地土耳其。反觀美國,在中東連年征戰,現在也未能脫身。

 

改善基建提升競爭力應鼓勵

 

不過,美國也並非完全沒有良性競爭的能力。拜登也曾有過想法,與英國一起幫助一些國家搞基建,以圖抗衡中國在一帶一路的影響力。可惜美國自己欠債纍纍,英國經濟也慘淡,能拿出多少錢出來?若是她們肯出錢,倒應該歡迎。

美國在國內其實也完全可以提高自己的生產力,靠此勝出與中國的競爭。拜登上台後,在政府開支上連搞幾個大動作,先是以1.9萬億美元刺激因新冠疫情造成的經濟困境,再而建議用2萬億美元改善基建,在下一個財政年度的開支中,又打算增加教育及公共醫療的投資。美國的公路、鐵路、機場等日久失修,拜登也因中國的基建進步神速而大感沒面子,用改善基建的手段與中國競爭,人民可得到好處,投資教育、醫療、科研等更是造福民生,這些皆屬王道的良性競爭,我們應加鼓勵。美國科技進步快一點,人民收入上升,中國亦可從中得益。

不過,美國政府早已欠下高達28萬億美元的巨債,等於每人揹上8萬美元的債,美國還有多少財力可推動這些利己利人的項目?若沒有足夠財政能力,美國也可能鋌而走險,不搞建設,繼續倚賴惡性手段去與中國競爭,這倒會是世界的不幸。

 

(晴報,經濟日報 2021-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