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2022

新聞自由與傳媒操守 (雷鼎鳴)

 這幾個月,香港有兩個傳媒機構重要人員被調查檢控,以致這兩個機構決定關門大吉,今月又有另一個傳媒機構在警方未有查處前,主動結束營業。兔死狐悲,此種局勢的大變,自會使到不少黃色媒體人感到十分不忿,但他們若還以為自己工作專業,不應被剝奪新聞自由的權利,卻是文不對題,有部份還可歸類為狡詞堆砌,那來的專業?


這些媒體人要面對被檢控及懲處的風險,主要原因是他們有利用所屬媒體煽動群眾損害國家安全的嫌疑。他們或他們的同路人當然可以說,他們所寫所說,都是以事實為基礎,自由表達自己的意見,談不上是煽動。我也認同新聞報道若經得起事實的驗證,當中並無偏頗,便不應動用煽動罪,但今天香港不少媒體人,真的是這麼尊重事實,尊重證據嗎?我不是新聞學的專家,但深信新聞學院絕對應告誡自己的學生,觀點不能凌駕於事實之上,觀點與評論必須基於事實。但很可惜,近年世界多處地方的媒體,包括一些早已上了神枱的新聞機構,其報道不但偏頗,有些還與事實嚴重不符。此種輕視小心驗證的逆流,也許是互聯網世界的民粹主義所造成,但各國的新聞學院沒有辦法遏止此等歪風,是失職了。

歪曲事實是有很多層次的,有些言論是故意散佈假新聞,以圖抹黑中國或某些個人,此種行徑當然可控之以罪,我們不用再辯論。我們要注意的,是一些較含蓄轉折,但同樣是靠歪曲事實以達其不可告人目的手段。茲舉一些我熟悉的例子說明之。

要抹黑中國,便不能讓公眾接觸到一些重要的,有利打破中國(被營造出來的)負面形象的真相。中國四十多年來實質經濟高速增長了四十多倍,抹黑者一直無法解釋,一個惡劣的政府為何可以使人民的生活有如此巨大的進步。中國GDP持續快速增長的事實與數據,不易隱瞞,所以國際上的一些媒體仍把《中國即將來臨的崩潰》一書的作者章家敦作為訪問常客。但二十多年來,章每說過中國經濟即將崩潰後,中國的GDP卻依然勇猛疾進,此等持續地完全不理客觀數據的言論,已屬惡意抹黑。章家敦的言論也許因他錯得太多而快將失去影響力,但香港的黃媒不理會客觀數據唱衰中國經濟,我們還見得少嗎?若是犯了三兩次的錯誤,我們尚可勉強視之為判斷力低劣,不涉煽動,但長期持之以恆的錯下去,若非別有用心才怪。

前年新冠肺炎開始後,雖然中國的科學家第一時間便弄清病毒的基因圖譜,在20201月也在《刺針》等頂尖期刊發表了有關新冠疫情的報告,當年1月底已把武漢封了起來,飛機火車都不能離開,但特朗普政府自己抗疫不力,卻依然諉過於人,說中國拖延時日,不通報外國(其實一早已通知了世衞),並堅持把新冠稱為武漢肺炎,其用意昭然若揭。香港也就有一些媒體喜出望外,跟從了特朗普也不理世衞的命名,一直用武漢肺炎一詞,他們的目的也是很明確的,當然也是惡意的。


哈佛大學的Ash中心幾年前已發表民意調查報告,發現有超過九成三的中國人民滿意中央政府。皮尤也曾發表調查報告,指出近九成的中國人民對前景樂觀。美國的蓋洛普民意調查也把中國的治安指數排在世界第三。這些客觀數據對抹黑者非常不方便,所以我從未見到香港的黃媒樂意報道這些事實。

有些媒體不時都想渲染香港及內地的經濟處於風雨飄搖中。針對香港的一種論述是說資金大量流出香港。金管局每天都公佈當天的貨幣基礎數據,不同日期貨幣基礎的差別正是資金進出香港的淨流入或淨流出。無論是長線、中線或短線,近十多年來流入香港的資金都多於流出,為何有些記者不去問問金管局資金流動的真實情況?是懶?不專業?

中國的債務是國際及香港媒體多有關注的項目,多年來一直有人想營造一種中國債市快要爆煲的印象,但我們總是看不到爆煲真的出現。這可能是記者或評論人不明白中國債市,不知道中國所欠外債比例很低,企業債是用來投資,不是先使未來錢用作消費,投資可帶來新增資產平衡債項,而且中國儲蓄率極高,減輕欠債比歐美日本等容易得多。

上述的例子,只是冰山一角,在香港,隨意抹黑已成潮流。我深信一個有着堅持以事實為根據的傳媒人,很難被告得入,但沒有這種操守的人太多,他們是把自己推入險境了。

 

(頭條日報 2022-1-14)

洪門宴與抗疫 (雷鼎鳴)

 洪門宴有人認為是大件事,也有人相信是小事。姑不論事件影響多大,把不同人等的責任釐清,還各人一個公道,才可使社會較為和諧,我們也可從此檢討抗疫的策略如何可改進。

我認識洪為民,但不熟,他是我臉書上的朋友,也曾在有關前海的論壇上碰過面。有份參加洪門宴的官員及大部分立法會新晉議員,我並無私交,科技大學有兩位副校長在壽宴中短暫逼留,他們是舊同事,我當然認識。說了這麼一大堆,是要講清楚我可用旁觀者角度看此事。

 

主人家非政圈名流

 

先搞清事件的來龍去脈。有些我不知道的,也曾問過一些有在壽宴出現的立法會議員。

據我所知,洪是IT人出身,是人大代表、香港選委,職務是前海香港聯絡官,難以說他是商界,官商勾結用詞不當。他也算不上是政圈的名流大人物,官員議員毋須跑去奉承,但他熟悉與前海有關的人脈,香港政商界日漸認識前海的重要性,與他保持關係,當他是盲公竹,則十分合理。

晚宴是自助餐,看其格局,是私人宴會,不是公費的,宴會也難以歸類為可吸引為食之人的豪門夜宴。宴會在13日,但邀請在一個多月前已發出,發請柬時香港尚未感覺到Omicron的重大威脅。13日當天,是立法會的宣誓日,對新晉議員來說,這是人生新一頁的開始,晚上利用個機會敘一敘,人之常情,況且洪是選委,赴宴的議員,有17人是選委界別的,也許他們的出現,有謝票的含義。

 

官員不知特首勸喻

 

林鄭說在13日當天,她曾勸喻過官員(我相信是司局長級官員)不要參加人多的宴會,有去赴宴的官員,絕大部分應不知她有此勸喻。在15日,政府才公布一系列更多限制的抗疫政策,13日赴宴,並無違反任何指引。若說他們敏感度不足,倒不如說具體抗疫的負責人更遲鈍,大家按着指引行事,若13日赴宴有問題,為何不及早警告?

綜上所述,我看不到赴宴的賓客有何過失,尤其是那些職務上與前海有關的人,跑到那裏禮貌上打個招呼,因另有要事要辦,或是見到人太多,勢色不對,急急離去的,更是何罪之有?社會中素有一些反精英的民粹主義情緒,政府或傳媒若迎合此等情緒,把赴宴者都當賊辦,則是使人失望的。

有沒有人要負起一點責任?是要負的,但也不應是人頭落地的事。據說赴宴者可能有200多人,遠遠超過該D級餐廳的容量。也許主人家是一早廣發請柬,邀約的人甚多,他可能以為不會這麼多人來,來到的也不會留下吃完再走。人算不如天算,元旦過後不少人或仍有holiday mood,賓客人數便多於預期了。當然,這只是猜測,若主人家是故意逼爆現場的,他的責任便更大一點。

網上流傳的照片中有一張是主人家不戴口罩全情投入唱歌的,背景中也有些人不戴口罩。這照片所記錄的,確是不當行為。在沒有保護設施下,為何敢除下口罩唱歌?我查問過一位赴宴者,此照片的背景確是現場,這責任推不掉。

餐廳也有責任。它有無堅持賓客都照過「安心出行」後才放行?有沒有計算着入場人數?若無,應該受罰,以儆戒其他食肆。

 

政府推動打針不力

 

在此事中,我們也可看到,香港人是社交動物,而且頗為為食,有東西吃的聚會,頗能吸引人參加。此種文化或是源於香港家居面積細小,大家不慣在家中宴客,要與朋友相聚,大多會找間食肆。這本來不利抗疫,但其實也可把它化為積極因素。近日政府宣布了新政策,在224日若無證據打過一針,便不許到食肆進食。這招是有些效果的,排隊去打針的人應聲猛增。

此點在經濟學中大有講究,若不打針,有低概率會中招甚至死亡,人口中縂有一部分人賭性十足,他們不怕風險,反而會心存僥倖,他們不會理會低概率的死亡,所以不去打針。但在新法例下,現在若不打針,則肯定不能去飲茶,這還了得?所以他們趕緊排隊打針。

打針及檢驗都是重要的抗疫工具,前者尤其重要。政府的決策人便是不懂經濟、不懂提供誘因激勵市民打針,寄望於他們以生命為重,只能說服一部分人,不是全部。政策上多加誘因,例如不打針便不能領取5,000元,將來不打第2針也不能飲茶或進入商場等等,每一招都可針對不同人等,若仍不夠,大可強制。現在打針情況雖好轉,但每天打針人數也只是4萬左右,打首針的不足2萬,依然遠遠不夠。若還不能加強激勵或強制,疫情還是會沒完沒了。人人都打了針,社交活動可放寬。政府不敢作為,才應為疫情負起最大責任。

 

(晴報,經濟日報 2022-1-14)

1/07/2022

一年之初對香港的展望 (雷鼎鳴)

 

過去3年,香港經歷了黑暴及新冠疫情,對不少人來說,這3年的光陰實在浪費了不少。人生苦短,沒有多少個3年可以如此耗掉,惟有寄望未來,社會可以加快復原,我們可以追回失去的時間。

今年香港便有望復甦嗎?未必不能,但前景充滿難以逆料的變數,任何的展望都不能把話說得太絕。甚麼變數?有兩樣是主導性的:疫情如何發展下去?中美矛盾肯定不會這麼快化解,香港處於夾縫中能否逆流而上?

Omicron來勢汹汹,英美等與香港關係密切的疫情大國,每天新增案例比一年前高峰期還多出一倍有餘,死亡率或重病率雖遠遠不及,但已足以使全球風聲鶴唳,與病毒共存的理論少了人支持。以美國為例,每50多人便有10人中過招,按人口比例,等同香港有120萬人以上感染過。至於死亡人數,美國已因此疫死了超過85萬人,等同香港有2萬人喪生。美國去年的所謂經濟從谷底反彈,竟是付出了如此慘烈的代價!

 

堅決推動打針可解困局

 

香港的嚴防,確實為社會帶來了沉重代價,但總算沒有多少本地個案。只是香港作為世界與中國之間的橋樑,卻難免陷入困境,與內地或海外通不了關,會嚴重打擊香港的經濟地位,而通了海外的關又會增加與內地通關的困難。政府容許貨機的機組人員在家短時間隔離而不是到酒店隔離21天,本是一種妥協平衡,但現在有人不遵守規則隨處亂跑,將來隔離措施被迫收緊後,物流成本必會上升,這會直接推高香港的物價。香港疫情所造成的困局,難以完全化解,但若政府能更堅決地強制或引導多些人打針,情況當然會好得多。現時的打針速度依然極慢,政府還須加一把勁才可望達標。

從較樂觀的角度看,有人把Omicron看成是一種自然界自生的疫苗。據南非一些醫學研究顯示,染上過Omicron的人,對Delta有強大的免疫力,反之則不是。因Omicron病徵較輕微,會否中招等於打針後的副作用?人人都患過Omicron後,以後便不怕Delta,這是否等於新冠會正式消亡?此說不無道理,也許某些國家的防疫政策正建基於此。但問題是Omicron的殺傷力恐怕仍遠大於疫苗,不去打針而要以身試疫,是拿自己身體開玩笑。

打針的強制或半強制程度,早晚都應加大,政府宜果斷行事,否則今年香港的疫情還是會因變種的不斷出現而沒完沒了。

疫情吸引住世界的注意力,但我們不能忽視美國挑起的中美角力,依然會深深影響着香港的未來。

特朗普發動的貿易戰已經全面失敗,這可是有數據可依的結論。只要看看這幾年中國的貿易數字,便可知中國不論是出口量、進口量總量或貿易盈餘,除了20182019年有些放緩或稍為下挫後,最近兩年都是復仇式回升。就用貿易盈餘作例子,20211月至11月的總值是5,817億美元(用1月至11月的總值是因為12月的數據仍未公布),比貿易戰前2017年頭11個月的3,760億高出54.7%,平均每年增長11.5%。對中國商品的倚賴性更強,美國不是失敗是甚麼?

 

宜把握貨幣及人才機遇

 

香港是轉口港,中國貿易活動增加,不少貨物途經香港,對本地經濟自然有正面作用。就算是資本市場,中美交惡暫時仍無法扭轉香港有資金淨流入這一事實。金管局的網站中,每天都會公布一個叫貨幣基礎的數據,若今天的貨幣基礎比一個月前增加了100億,那麼在這一個月內流入香港的資金便比流出多100億,是淨流入;若是負數,則是淨流出。從金融海嘯至今,無論是長期、中期,還是短期,資金流動的趨勢都是淨流入。有些資金總也會撤走,這十分正常,但入來的資金比離去的多。這反映在中美的交惡下,香港雖面臨不少困難,但在重要的指標上,暫仍守得住。

此種膠着的局面也許會維持多年,港人若是足夠進取的話,有些事是要做的,否則不易把香港推上更高的台階。在金融市場上,中國正在逐步普及化央行主導的數碼貨幣,這對全球的貨幣及貿易系統有深遠的影響,香港不想方設法利用這一機遇便是太浪費了。在人才戰上,美國不斷找留美中國科學家的麻煩,這對香港也是難得的機遇,政府及工商界都應考慮如何招攬這些人才到港工作,人才儲備是一個地方經濟實力的關鍵。做好貨幣及人才方面的事宜,香港便總能在新冠疫情結束後踏上光明的道路。

 

(晴報,經濟日報 2022-1-7)

從治安指數看崛起與衰落 (雷鼎鳴)

 一個國家是崛起還是衰落,不能只看軍事力量、經濟發展、科技成就、基礎建設等硬實力。這些因素固然重要,但文化、教育、話語權、人民滿意程度等軟實力也有巨大作用。


中國有數千年文化,美國只有二百多年,膚淺得多,但美國有借用古希臘以降西方文化的傳承,又自身發展出重視科學的精神,文化上與中國難分高低。以學生知識與能力的角度作比較,中國的中小學教育勝過美國多個馬位,但大學及研究院教育卻遠不如擁有最多一流大學的美國。美國及西方媒體在總人口不到十億的西方世界中,話語權完全碾壓中國,但在擁有十四億人口的中國,近年人民已漸把西方的官方或媒體論述看成是笑話,原因是這些論述在西方社會內部矛盾激化及張目可見的中國急劇進步中,顯得難以自圓其說。此趨勢發展下去,西方媒體在西方世界的話語權也未必能夠持續。至於人民對政府的滿意程度,則據多個國際調查機構,例如哈佛大學的ASH中心及皮尤(Pew)等,所得的結果都是中國大幅拋離了美國。

為何中國人民對政府的滿意程度極高,支持政府的超過九成?其中的一個因素與治安有密切關係。治安好人民才會感到安全,也會因此對政府信任。美國歷史悠久的民意調查機構「蓋洛普民調」在2015年開始便有一個每年進行一次的「法律與秩序指數」(Law and order index)的跨國調查。2021年那次,在全球其中115個國家或地區中隨機抽樣出12萬人口,即每一國家或地區平均1000人左右,問他們四個問題:你對所住地方的警察是否有信心?晚上單獨在外行走是否感到安全?在過去12個月,自己或同屋之人是否曾被盜竊?在過去12個月自己或同屋之人有無被搶劫或攻擊?每地隨機問1000人,統計意義上的誤差已不大。它的結果如何?


先說中國。中國的分數一直持續高企。2018年公佈的結果是按2017年數據的,這年的數據她得分88100分滿分),世界排名第102019年中國以94分升至世界第32020年則以93分與阿聯酋同分並居世界第2。嚴格來說,2020年因疫情關係,一向位居治安榜首的新加坡沒法參與調查而缺席,所以中國應該還是屈身在新加坡及挪威之下世界第3

這個結果對於熟悉內地情況的人而言,毫不奇怪。近年由於人民收入上升及科技普及化,犯罪行為成本愈來愈高,有些地方幾乎達至夜不閉戶的地步。

美國與中國一樣,幅員廣闊,縱有些城市治安敗壞,總也有些很純樸的地區把治安指數撐住。2017年美國以84分排282020年以87分排21,成績不算突出,不及中國,但仍算中規中矩,未見崩塌。不過,最新的調查報告反映不了今年多個城市的恐怖治安。加州因有法例,偷盜或搶掠950美元以下的,不算大罪,可以放過,以致劫匪空群而出,百貨零售保險費用急速上調,街頭上槍殺案等閒一個城市每年便有幾百次,我的母校芝加哥大學今年便有3名學生晚上在校園附近被人隨機槍殺,其中一人還是港大去讀統計的研究生。若蓋洛普的調查能反映到美國的真實,明年美國的排名理應大跌。

這些「治安指數」民調可靠性如何,還可參考香港。按2017年數據,香港得分91,世界排名第5,這排名符合我們觀感,當年香港比內地的88分還要高,十分安全,警察也是第一流的。2019年黑暴成災,街頭掟磚、縱火、破壞公物、路上駕駛人士被黑衣黑口罩人士「截查」,已成港人集體回憶及噩夢。這一年香港的治安指數斷崖式下滑至76分,全球排名從第5跌至822020年社會安定了一些,排名回升至48,這反映有些人對暴亂仍心有餘悸。香港的排名明年應還會上升,但回復到2017年的水平可能仍要相當時間。但以我個人觀感,香港今天治安遠比美國好,那會有港人害怕出街會遭槍殺?沒理由美國的排名會高於香港,我相信蓋洛普的排名存在有利於美國的偏差。


中國治安指數的進步及今年美國治安的轉差,正可印證出崛起與衰落都是多元性的,有跡可尋。這類指標記錄起來,將來可幫助歷史學家解讀到大時代的變遷,我們也正處於這種大時代!

(頭條日報 2022-1-7)

 

12/31/2021

美俄博弈對中港的啟示 (雷鼎鳴)

 近月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積極推動烏克蘭加入北約的程序,俄羅斯堅決反對,並在俄烏邊境增加軍力,俄羅斯與西方國家關係變得嚴峻,有人還猜普京會否一怒之下收回烏克蘭。同一時期,美國與中國關係也緊張,貿易戰、科技戰、利用香港及新疆的地緣政治戰仍未完全結束,台灣問題又變得尖銳起來。中、美、俄三大玩家的博弈策略益見複雜。

中國的國策是謀求自身的發展,本無興趣與美國起衝突,但樹欲靜而風不息,美國害怕中國成為世界一哥,自己找上門來撩起紛爭,中國也無可奈何。但要注意,前蘇聯及今天的俄羅斯幾乎是西方世界的世仇,蓋因其有超強軍力及核武,領土又遼闊,從美蘇及美俄的歷史及當代關係中,中國可以吸納到不少重要的信息,有利於如何應對美國。我們可先回顧美國針對蘇聯及俄羅斯的策略,以作參考。

二次大戰後的美蘇冷戰,勝者顯然是美國,蘇聯不但解體,經濟崩潰,人民收入在90年代減少一半,大量科技人才流失,連美女也要流落異鄉,這叫俄羅斯這戰鬥民族如何不痛不欲生?葉利欽當年若非一早與接班人普京有交易,得到特赦,怎可能在退休後過着奢華生活,甚至可到中國桑拿及傳說找氣功師注入真氣?要知道,他不但被俄羅斯人民普遍視為民族罪人,連反共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爾仁尼琴也罵他在政治、經濟、道德上都在摧毀洗劫俄羅斯。

蘇聯軍人被嘲侮 士氣低落

為何美國成功,蘇聯戰敗?這當然有多種因素。有說是蘇聯搞指令經濟,效率低下,經濟發展比不上美國,但蘇聯卻依然與美國大搞軍事競賽,終於拖垮了自己的經濟。這說法有其道理,但不要忘記,蘇聯當年有着600萬的正規軍隊及2,500萬的後備軍,武器及戰力都驚人,在1991年紅旗落地時,軍隊卻沒有去捍衞蘇聯這個國家,任由其解體。這是何故?中國素來重視軍隊的思想建設,在軍中亦設有政委,專門解決思想教育問題,所以內地的評論人很敏銳地發現了問題的所在。在蘇聯解體前的一段長時間,西方思想確有滲入蘇聯,而其中最厲害的一招便是有人不斷用嘲笑、侮辱的方法去針對軍中著名的英雄模範,有時烈士的塑像也被人刻意破壞,戈爾巴喬夫當總統時,此種風氣尤烈。長此以往,軍人便失去榮譽感,軍人及國民的自豪感,被視為進步的障礙。經歷了這個過程,這支軍隊只會戰力大減,面對敵人不望風而逃已是幸運,他們哪有意願去平息內亂?

有此前車之鑑,中國現任政府便不願犯同一錯誤。韓戰時,中國志願軍的鋼鐵意志打敗了美軍的飛機大炮坦克,但今天中國軍隊還有無此等堅定的戰意?習近平一上台後,頭等大事便是整頓軍隊的貪腐,而且高調讓軍隊知道其事。要知道,若高層將領貪腐,軍心必會渙散。經過幾年的整頓及軍事科技的投入,中國軍隊煥然一新。

反觀香港,這裏雖有駐軍,但維持治安及政府安全的,卻是警察。前年黑暴期間,幕後的策劃者也在老調重彈,要毀一地方,便要先毀其軍隊,在香港亦即警察。我們於是看到「黑警」及警察強姦了多少女人、打死了多少人等虛假宣傳充斥於網絡媒體,警察的子女在學校亦受人欺凌。懂一點歷史的,都可知道這些是博弈中其中一方的策略。也幸好香港警察一直得到大量市民及中國人民的支持,所以上述的辱警策略以失敗告終。

美社會矛盾深重 終會內爆

在俄羅斯與美國的博弈中,意識形態自由民主等修辭只是裝飾品,核心一直都只在如何遏制對方。北約一直告訴俄羅斯,不用擔心北約會威脅俄羅斯的安全,只要俄羅斯不去攻打附近的小國便可。1998年北約與俄羅斯仍在蜜月期時,便把波蘭納入為自己成員。隨後共11個前東歐共產國家,當中包括3個蘇聯的前成員國都加入了北約。換言之,北約的軍力已到了俄羅斯的邊境,中間缺乏緩衝地,俄羅斯門戶大開。美國再告訴普京北約無意威脅俄羅斯,如何會有說服力?俄羅斯本無意收復烏克蘭,但若她加入北約,俄羅斯則真正中門大開,普京怎敢不阻止此事?普京也知道,美國要把俄羅斯在外滙交收系統SWIFT中排擠出去,又因要打擊倚靠石油出口的俄羅斯經濟,所以跟沙特阿拉伯合作壓低油價。有這些背景,絕非笨蛋的普京會不防範美國?

美國選擇打壓對象的標準也簡單,意識形態的分歧不是重點,要看對方是否有足夠實力會超越美國或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前些時拜登召開的民主峰會,獲邀名單中包括了一些極不民主的國家,一些深受人民擁護的政府卻被排擠,連美國的《時代》雜誌也說這個峰會是「偽善的高峰」(height of hypocrisy)。美國只是為了維持霸權,自己的民主「品牌」早已失去。中國應付美國有一方法,可以參考蘇聯失敗的經驗,根本不用跟美國鬥。美國社會矛盾深重而不自覺,終會內爆,猶像當年的蘇聯一樣。

 

(晴報,經濟日報 2021-12-31

12/24/2021

立法會選舉為何改規則? (雷鼎鳴)

 立法會選舉已結束,有人說結果是清一色,有人說是五光十色,也有人說是混一色。把局面說成是五光十色,有些牽強,清一色也不準確,各新晉議員的背景並不這麼單一,只是以破壞為樂的一批政客已被清除殆盡而已。混一色較符合事實,清一色雜以一些中發白「番子」,可贏到的籌碼並不一定少於純粹的清一色,要看麻將的規則而定。

現時的選舉制度雖經完善化,比以前的一套更能防範混蛋蒙混進入權力機關,但我相信將來還會繼續改進。甚麼樣的選舉制度最適合一個地方?這不能脫離社會的局面而論。

 

正常社會 中間派佔多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或是所謂的「正態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社會,民意縱有不同,甚至是差異甚大,中間派通常佔了多數,相反的兩個極端各自佔的人數比例不高,我們可用統計學術語,稱之為「單峰分布」,這個單峰便是由人數眾多的中間派組成。在此格局下,政客若要贏得選舉,可把自己的政治定位訂定在中間之處,這樣才可爭取到最多的選票。若是把自己定型為極端分子,所得票數自然有限。不過,若像以往香港所採用的多議席單票制選舉,也可有人以激進極端形象包裝,不去與其他人爭奪中間派選民,反而可盡獲激進選民的票,從而取勝。但總體而言,只要選民是中間派為主,不走極端,候選人大多也會選擇中間平和路綫,社會較為穩定。

但就算民意分布是正態單峰的,西方自由主義一人一票的選舉方式也不是沒有缺陷。政客雖然渴求選票,但他們也知道選民善忘,在選舉期間若是懂得巧言令色,說話時首要注重政治包裝,也可長期當選,平日就算無甚作為,問題也不大。更聰明的,還可答應一些小的利益團體,為他們爭取一些不一定有利於大眾,但大眾不大注意到的利益,那麼這些小團體便成鐵票,大大增加政客的勝算。

 

民意撕裂 政客走偏鋒

眾所周知,香港社會在黑暴期間早已被撕裂,重建和諧絕非一朝一夕可成。在撕裂的社會,民意不會是單峰的「正態分布」,而是「雙峰分布」或甚至是「多峰分布」。在此態勢下,過去香港所模仿的自由主義選舉模式不會帶來有意義的民主。在人數差別不大的兩派對立下,甚麼是民意?選票的多寡決定於參選政客巧言令色的功力有多深厚,或是有無時機把政敵鬥垮鬥臭,與政客本身有無議政能力關係不大。此種格局下的政治,大家共同追求的價值愈來愈少,提倡互相合作的可被視為叛徒投降派,社會哪有安寧的一天?

過去20多年,香港正正是經歷了這種民主制度劣質化的過程,其成因並非是中央政府干預,而是香港社會自生的社會動力所造成。在這段時期的選舉制度下,因民意撕裂,各政客若要維持知名度,最方便的方法便是鍛練攻訐政敵的技巧,走得愈極端愈有吸票效應,也許香港的建制派因為尚要顧全社會的穩定,羞辱對手的技能稍遜一籌,但香港的破壞派這方面的能耐早已到大師級的境界。

 

政局陷困 應正本清源

此種政治環境不僅影響立法會或區議會,對政府的運作亦會產生惡劣的影響。社會中不少人對政務官(AO)多有垢詞,當中常聚焦於他們為官精於避事,缺乏承擔。我認識不少高層AO,若論能力,很多都是千中選一之輩,不宜輕侮,但在香港劣質的民主選舉制度下,有一大批政客存在的基礎正是有理無理都要對施政搞破壞,真有能力的官員要有所作為,便愈有機會被人無端羞辱,AO學懂卸膊,是符合經濟理性的行為。

從港人的長遠利益及中央的角度出發,上述局面當然不能容許其持續下去。在組織理論中,當一個機構因內部紛爭而陷入困境時,解救的方法便是「接管」(receivership),即由上級派人進駐,主理所有重要決定。香港沒有更換行政長官,因問題的根源不在特首,而在制度及政治格局,正本清源便是改變選舉制度及懲罰破壞分子。今天的選舉制度,很大程度可糾正過去的錯誤,使社會不致陷入無休止的內耗中。

不過,參選者雖要經過政治或國家安全的審查,但對其議政能力,卻似沒有評核機制,這會否容許了一些忠誠或不一定忠誠的廢物進入議會,暫時不得而知,他們仍要努力工作,建立自己的聲譽。

 

(晴報,經濟日報 2021-12-24)

不忘歷史 南京大屠殺的拉貝日記 (雷鼎鳴)

        上周談到,人大常委早已通過法案,每年的1213日為「國家公祭」日,紀念南京大屠殺中被日軍殘酷虐殺的30萬亡靈。上周的公祭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舉行,此館我在2015年曾到訪過,館外的雕塑極具藝術震撼性,看後使人對民族的苦難感受強烈。館中露天處有一紀念美籍華裔作家歷史學家張純如(1968 - 2004)的銅像。此館每年到訪人數,僅次於北京故宮,全國排行第二,印象中,還真想不起有那一位海外華人死後能得如此多的人瞻仰,張究竟起過甚麼貢獻?


  張純如的貢獻的確是突出的,她是《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一書的作者。在內地,雖有大量倖存者的口述歷史、當年的報刊報道、拍攝下來的照片、紀錄片等,鐵證如山,足以證明日軍當年反人類的暴行發生過,但日本硬是有些人拒絕承認,說這是中國人別有用心造出來的假歷史,要駁斥此等無賴言論,還須找出一些另類證據,使其無以抵賴。張純如對此問題搜集過大量證據,主要來源都是1937年南京的外國人提供的資料。此種搜證是艱苦的,她出版此書時,與南京大屠殺已相隔了60年,很多人物已去世,有些材料已湮沒了,但在張的努力下,竟讓她找到當年一個關鍵人物拉貝(John Rabe)所留下2千多頁的日記及非常詳細的相關資料。

  拉貝1882年在德國漢堡出生,1908年被西門子公司派對北平工作,1931年從北平轉到南京,成為德國僑民在南京的重要人物。1934年他加入納粹黨,信任希特拉。19371213日南京大屠殺前,他與友人已成立了一個「南京安全區」,庇護了20萬名中國難民,他之所以能夠與日軍討價還價,跟他本人是納粹黨人身份不無關係。拉貝被南京人民視為活菩薩,在國際上也因救了這麼多中國人而成為世界名人。19382月他奉命回到德國,本來他帶了大量材料及當時一位在南京的醫生麥吉(John Magee)所拍下日軍殘殺中國人的紀錄片,以說服希特拉,讓他阻止日本的罪行,不料,他回國後,便從國際視野消失掉,難以找到他的相關訊息。

  張純如幾經轉折,終於在1996年找到了拉貝1931年在華出生的孫女雷恩哈特(Ursula Reinhardt),原來拉貝回到德國後,遭納粹的蓋世太保審問,後經西門子公司作保才放了出來,但他已被禁止發放任何與南京大屠殺的相關資料。不過,他一直把所見所聞紀錄及保存得很好,他寫的日記,有德國人的嚴謹,當中除了每天的第一手資料外,還附有被他翻譯成德文的各種報道,經別人比對後,一字不錯。歷史學家確信拉貝日記是真實資料,當中記述的日軍暴行,難以推掉。又因為拉貝的特殊身份,他完全沒有誘因冤枉日本,更使其日記成為這段歷史的重要補充。

  也幸好張純如找到拉貝的孫女。拉貝本人似乎知道自己日記的歷史價值,但他在戰後因為自己曾是納粹份子受到壓制不敢公開這份日記。他把日記交給雷恩哈特保管,但拉貝去世時,雷年紀尚輕,又怕惹禍,便把日記交由拉貝的兒子保管。直至張純如聯絡上雷恩哈特後,她才從舅舅那裏借回日記第一次全文閱讀,對內容完全震驚,又因她本人又曾經歷過當中不少事情,所以知道其真實性。為了怕日本極右份子的破壞,張與另一友人助她把文件高調送給耶魯大學的神學院保管,並聯絡了美國的知名媒體開記者招待會,在1996年轟動一時。

  張純如為何寫這本書?她從小便聽大屠殺倖存的外公外婆講述經過,但她又發現西方媒體及人民基本上已不知有南京大屠殺的存在,有些美國人還以為南京是一個朝代。這些與猶太人對納粹的追究不可同日而語。拉貝等人所做工作不比《舒特拉名單》遜色。更嚴重的是,日本一直有一批極端份子要一筆抹煞掉日本在侵略戰中所犯之錯,前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是其代表人物。他們不但在日本的課本中插入不當史實,而且把南京大屠殺中的甲級戰犯靈位放在靖國神社膜拜,當朝政要也不敢不去。忘記了歷史,便有這些後果,年輕一輩會是非不分。歷史就算重演,也不值得驚訝。香港是中國人的地方,完全不知南京大屠殺為何物的年輕人不知凡幾,歷史確要補課。

(頭條日報 2021-12-24)

12/17/2021

自由主義民主制度危機 (雷鼎鳴)

 

129日至10日,拜登邀約了來自110個國家地區的「代表」(但並非全部肯來),開了個綫上的「民主峰會」。以西方訂定標準自稱為民主的國家,近年面對一系列困境,連民意調查組織皮尤(Pew)也發現,已很少人相信美式民主有資格作為別國學習的典範,極右組織自由屋(Freedom House)也一直大聲疾呼,民主國家減少,民主評分下降,是世界性的現象。民主制度似乎遇上了危機,拜登的峰會若果是用來檢討此制度的得失,並看看如何改進,也未嘗不是好事,但可惜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從拜登邀約的國家名單來看,他有意抬舉他看得順眼的國家,並把不邀約的踩在地下。有些民主評分極低的國家也獲邀,可見拜登的目的完全是政治性的,對美國有利用價值的便請,否則便排斥之。如此的出發點,只會把這個「峰會」變為無人理的鬧劇。
 

拜登雖不濟,但有兩個問題近年也的確浮現了出來。第一是界定民主政體的標準應是甚麼?第二是民主只應有一種還是多種?

 

按照林肯的說法,民主應包含「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西方的民主理念很重視形式上或制度上是否民主,所以按西方所謂自由主義民主標準,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才可體現出民主,這又要靠一系列的互相制衡的立法、執法、司法制度去補充。這套制度看似完備,它的實效如何?有無使到人民得享良好管治?在西方國家不少人眼中,這本來不是一個問題,因為他們假設了形式上的自由主義民主,實效便是最好的了,其他的制度一定一無是處,人民被壓榨,經濟不景,社會缺乏創新能力。

 

西式民主 無助推高GDP增長

 

此種假設,近年備受事實挑戰。評估一個制度的實效,在和平時期,我們可以檢視它對經濟的長期平均增長率有無提升作用?人民的創造力能否得到釋放?及人民是否對政府滿意?對前景樂觀?在遇到危機時,我們則應着重注意它化解危機的能力。很可惜,西式自由主義民主在這些方面,近年的表現都不大及格。

 

先說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西方的經濟學家一直都想用實證方法證明自由主義民主制度能推高GDP的增長率,但多種研究中,老是找不出確實的證據。幾年前麻省理工的著名經濟學家阿塞莫路(Daron Acemoglu)牽頭,與一團隊用複雜的計量經濟工具分析了175個國家1960年至2010年的數據,聲稱不民主的國家若改用民主體制,20年內平均可把GDP提高2025 個百分點。我3年半前在友報已對此研究作出批評,他們忽視了中國這「房中的大象」。按照自由屋的評分,中國的自由民主在世界上幾乎得分最低,但恰恰是她,卻創造了數十載人類前所未見的經濟奇迹。阿塞莫路等人在處理數據上,把14億人口的中國只是等同於只有幾十萬人民的小國,得出結論自然有偏差。我猜他們根本一直認為中國經濟早應崩潰,可以不用理會,但事與願違,這不方便的真相卻正正使到信仰西方制度的人十分不安。

 

此種造成不安感的壓力,近年不停加強。以前,西方國家有一種信念,他們認為中國是威權社會,在這種社會生活的人民一定缺乏創新能力,頂多是偷竊別國的知識產權,加以模仿而已。但近年中國在AI5G、太空科技、量子計算等多項成就及全球頂尖學術期刊所發表的大量論文,已使上述的信念完全被證偽,現時西方科技界早已把中國看為強悍的競爭對手。在人民對政府的滿意度及對前景的樂觀度上,國際調查機構都發現中國有9成多的滿意度及樂觀度,遠遠拋離西方自由主義民主國家。

 

應對疫情 歐美進退失據

 

在應對危機的能力上,中國的優異表現與歐美國家的進退失據,勝敗是如此鮮明,已使到美國朝野異常尷尬,不願多說,或只是胡說中國隱瞞新冠疫情,轉移視綫。

 

從上可見,在實效上,西方自由主義民主體制近年實在一敗塗地。這本來不一定與制度有關係,也許國家的成敗有另外一些因素更具影響力,最合理的態度應該是查找不足,看看自己出了甚麼毛病,找出病因並糾正後,便不用看着別人的進步而自己焦躁恐慌。但美國沒有這樣做,背後原因值得推敲。美國一直以為自己代表着真理,她的一套是歷史終結,哪個國家不跟從這套制度,便是落後甚至邪惡,可派兵侵略替天行道。現在突然在實效比賽中敗下陣來,形式上的民主便顯得沒有說服力,整個美式國際關係的思想基礎便崩塌下來,這叫美國政府如何受得了?

 

其實化解此心理壓力也不難。美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把注意力放在本土身上,當時奮發有為,進步神速,哪用擔心是否要打下哪一個國家?現在則只是自尋煩惱。

 

(晴報,經濟日報 2021-12-17)

南京大屠殺的教育意義 (雷鼎鳴)

2014年人大常委決議把每年的1213日訂為「國家公祭日」,以紀念在南京大屠殺中喪生的亡靈。


  這個決議非常正確。在1937年的這一天,日本侵華部隊在其華中軍總司令,戰後被國際法庭判為甲級戰犯絞死的松井石根率領下,耀武揚威的操入南京城。這名總司令給予了日軍一天假期,以便他們到處姦淫擄掠,以殺人為樂。但此等暴行又豈止是一天之事?在其後40多天,共30萬無辜平民被殺,有人算過他們身上的血液總量,幾近1500噸,當中不少被推入位處今天「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位置的萬人坑中,婦女嬰兒也不放過。但在1213日同一天,東京卻有百萬人湧到街頭慶祝,歡聲震天。


  這段滅絕人性的歷史,日本不但從來沒有仿效德國總理跪倒在遭納粹殺害的猶太人紀念碑前道歉,反而一眾政要過時過節便去參拜供奉了松井石根等戰犯靈位的靖國神社,這是何等對生命不尊重的心態!有日本這樣一個鄰國,是中國人民的大不幸,我們能忘記歷史,麻木不警惕乎?但偏偏在香港,卻有對歷史無知,胡塗透頂的某些家長,要投訴某中學播放的一段有關「南京大屠殺」的短片,不滿當中有殘忍鏡頭,又有人認為學校只是「為勢所逼」才放這段電影。「為勢所逼」一詞暴露了這名家長的心態,他或她應是認為根本沒有必要知道「南京大屠殺」這段歷史。如果香港有大部份的家長及教師抱有此等教育觀,則香港的下一代有大概率會沉淪,不懂明辨是非,也無競爭力。


  「南京大屠殺」是人類歷史中的大事,當中可供學習的教材十分豐富,值得挖掘。若家長及教師有適當引導,孩子可培養出對生命的尊重,對兇殘的反感,對和平的熱愛。年紀較大的還可探索為何人類中有如此可怕的天性。見識過兇殘及知道日本侵略軍最終失敗,也可使孩子更有勇氣去面對可怕的敵人。在人生事業中,勇氣是成功的一個必要因素。在美國的大學校園中,現有所謂的「安全區」的概念,即學生有權不用見到他們不想見的事物,不用聽到他們不想聽的言論,此種把年輕人當作溫室裏花朵的做法,正在為美國培養出一批廢物,香港豈能學習?


  但在南京這段可怖的歷史中,我們又可見到人性的光輝在閃耀。當時有一批在南京的洋人,他們是商人、傳教士、教授、醫生等等,都因為對日軍的獸行看不下去,冒着極大的危險,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拯救並庇護了近20萬名南京市民。他們當中最有名的是一位德國西門子公司派在南京的員工拉貝(John Rabe),他牽頭把金陵大學及美國領事館作為核心區,在今天南京市新街口西北面3.86平方公里的地區,成立了一個「南京安全區」,讓難民保住性命。他有此能耐與日軍討價還價,部份原因是他自己竟是一名堅定的納粹黨!拉貝來華前後共30年,在1934年因為要創辦一間讓德國僑民子弟讀書的學校,向德國政府申請撥款,於是加入了納粹黨。在那段風雨飄搖,要保護並養活20萬人的日子中,他被南京人民視為活菩薩,也成了世界名人,與他一起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授美國人魏特琳(Minnie Vautrin,又名華群)也被視為聖母、觀音菩薩。

 

拉貝在1938223日被迫離開南京,4月回到德國,受到納粹的重重盤問,戰後,蘇聯紅軍倒是知道他的大名,善待他,但在戰後德國的廢墟中,他也窮途潦倒,一家人食不裹飢,宋美齡知道後,向南京市民募捐,反應極度熱烈,共得等於當時2000美元的巨款,買了大批食物送給他解困。

 

這批建立「南京安全區」的國際友人除了讓我們見到人性善良的一面及人心的複雜外(納粹黨也可以有好人),也留下了大量歷史原始材料讓我們辨別事實的真偽。他們似乎有寫日記的習慣,當中多名當事人都留下了日記,給我們提供了第一手材料。也有人拿着攝影機到處拍攝,使我們得見不少圖片及紀錄片。後來,亦有不少有心人訪問過倖存者,記敍了他們的口述歷史,再加上當時的國際媒體報道,各種資料互相印證,「南京大屠殺」的暴行可謂鐵證如山。在作出任何道德判斷前有一步是不能免去的,便是搞清楚證據是否可信,不能人云亦云,這也是公民教育及專業教育的重要組成部份。教師、家長及教育局,宜充份掌握這些材料,消化後因才施教,讓學生怎麼從材料的對比中找出結論。


  說到材料,不能不提美籍華裔歷史學家及作家張純如。她1968年出生,外公外婆是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自幼聽他們描述當年經歷。研究院畢業後,她搜集了大量外籍人士對大屠殺的記錄,特別是重新發現幾乎已湮沒了的近2千頁的《拉貝日記》,出版了暢銷50餘萬本的The Rape of Nanking一書,使世人重新認識這段歷史。她在2004年因鬱症吞槍自盡,雖說她長期失眠及受藥物後遺症影響,但我總有點擔心,她看到了這麼多悲慘的材料,精神是否承受得了?學校搞相關教育,也要因應不同年齡小心取材。


  推動「南京大屠殺」教育,目的不應是煽動仇恨,而是要我們對人性的卑劣產生戒心,並且明白爭取和平的可貴與必要性。此點也應是教育的一部份。

 

(頭條日報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