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6/2021

中美的惡性與良性競爭 (雷鼎鳴)

 

中國大國崛起,美國要守着其一哥地位,這兩種力量是推動未來10年、20年兩國激烈競爭的主要因素。世界大局及香港的前景很大程度上也是被這競爭所界定。

我們可以把競爭的類型粗分為惡性競爭與良性競爭。惡性的比重較高,則兩國及世界都會受損;良性的比重增加,則是各方共贏的局面。

何謂惡性競爭?雙方或起碼一方的競爭手段主要不是提高自己的力量或優勢,而是千方百計損害對手。這也可看成是一種霸道的行為,兩國若按此思維競爭,可視為一場爭霸戰,結果若不是一方碾壓掉另一方,便是兩敗俱傷,其他國家也可能被殃及池魚,遭受附帶傷害。在大國惡性競爭中,小國的最好策略便是避免捲入漩渦中。

 

布林肯繼承前任圖抹黑新疆

 

惡性競爭手段的實例近年不斷湧現。特朗普時期大搞科技禁運,狙擊華為,顯然都是惡意的。蓬佩奧發動抹黑戰,沒證沒據便開動西方媒體的宣傳機器妖魔化中國也是一例。布林肯當上美國國務卿也無甚長進,全面繼承了指摘中國在新疆搞種族滅絕及在棉花生產上強迫勞動的說法。若此等指控基於真實,我們倒也不能將其定性為惡性競爭,但只要用點頭腦都不會容易受騙。這40年來,維吾爾族人口幾乎倍增,人均壽命從解放時的35歲增至73歲,維吾爾族的出生率也遠遠高於漢族,天下間哪有這樣的種族滅絕?新疆採摘棉花7成以上已經機械化,棉花工人月薪可達5,000元,附近省份的農民也要爭着去找工作,怎需強迫?香港的商人在新疆擁有大量棉花農場,他們最清楚情況。

惡性競爭的思想主要來自美國而不是中國,這種思想的理論基礎是甚麼?我們不用追溯至盤古初開,較為直接的來源可追至兩位政治學家。

第一位是小布殊時代的副國防部長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此君信奉搶佔主義,即不論對手有無實質行動,只要認為她有潛力威脅到美國,便要先下手為強。美國偽造情報說伊拉克有大殺傷力武器,再以此為藉口入侵伊拉克便是一例。

美國不能容忍同級國家存在

第二位是來自芝加哥大學、影響力很大的政治學教授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他的學說複雜,可歸入所謂的「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學派。米氏並不反華仇華,但其理論卻頗為危險。按照他的理想,一個強國斷不會容忍有實力同級別或級別接近的其他國家存在,在其未成氣候前便必要將其打殘,否則自己的安全會受到威脅。按此思維,他認為中國一定不會容許美國在亞太區稱王稱霸,必會把美方勢力剷除。既然如此,不妨早一步對付中國。假設中國放棄自己的獨立自主,事事聽從美國的指示,那麼還用不用打擊中國遏制中國?一樣需要,中國的人口眾多,潛力太大,為了解除將來對美國的安全威脅,所有有實力的潛在對手都要及早清除掉。米氏的理論豐富,將來有機會另行介紹,只是他這種「現實主義」的確使人反感。

良性競爭的特徵是甚麼?競爭中勝利的一方可以不靠打擊對手,而是靠自強不息,改善人民的生活,贏取各國的尊重。這是王道的競爭,習近平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此接近。中國搞一帶一路、低息向非洲國家放貸讓她們搞基建,也是沿此思路。在新疆搞反恐,主要推行去極端化教育,幫助新疆人民學習職業技能及溝通所用的漢語,又鼓勵其農民到大城市工作,這些扶貧政策有助杜絕恐怖主義,比美國倚靠派兵在中東連年開戰、殺死數以10萬計的人民優勝得多,也更尊重人權。中國此種國內政策,倒是贏得了中東伊斯蘭國家的普遍支持,例外的可能是東突恐怖組織發源地土耳其。反觀美國,在中東連年征戰,現在也未能脫身。

 

改善基建提升競爭力應鼓勵

 

不過,美國也並非完全沒有良性競爭的能力。拜登也曾有過想法,與英國一起幫助一些國家搞基建,以圖抗衡中國在一帶一路的影響力。可惜美國自己欠債纍纍,英國經濟也慘淡,能拿出多少錢出來?若是她們肯出錢,倒應該歡迎。

美國在國內其實也完全可以提高自己的生產力,靠此勝出與中國的競爭。拜登上台後,在政府開支上連搞幾個大動作,先是以1.9萬億美元刺激因新冠疫情造成的經濟困境,再而建議用2萬億美元改善基建,在下一個財政年度的開支中,又打算增加教育及公共醫療的投資。美國的公路、鐵路、機場等日久失修,拜登也因中國的基建進步神速而大感沒面子,用改善基建的手段與中國競爭,人民可得到好處,投資教育、醫療、科研等更是造福民生,這些皆屬王道的良性競爭,我們應加鼓勵。美國科技進步快一點,人民收入上升,中國亦可從中得益。

不過,美國政府早已欠下高達28萬億美元的巨債,等於每人揹上8萬美元的債,美國還有多少財力可推動這些利己利人的項目?若沒有足夠財政能力,美國也可能鋌而走險,不搞建設,繼續倚賴惡性手段去與中國競爭,這倒會是世界的不幸。

 

(晴報,經濟日報 2021-4-16)

4/09/2021

跌下神壇的西方媒體 ( 雷鼎鳴)

 

特朗普最重要的「貢獻」,也許是發明與推廣了「假新聞」(fake news)這一標籤,把一向自稱為擁抱普世價值及報道基於事實的西方傳媒弄得灰頭土臉。假若西方媒體處事公允,沒有痛腳被人抓住,「假新聞」這名詞也不會深入民心。西方傳媒並非完全沒有正義人士,但其不少從業員的偏頗,恐怕已為他們自製了一種信任危機,在國際事務上尤其如此。

 

在西方媒體中,很少有聲譽地位能與BBC相比肩的,我們只要把這個它們最優秀的代表檢視一下,便可知特朗普的不滿並非沒有根據。BBC近年的一些新聞及評論的處理方式,的確使人失望,見到一個名牌從神壇上跌下來,我倒是感到有點悲哀。

 

見微知著,可以用兩個近日的事件作為例子,說明BBC的作為有負世人的期許。第一件事是葉劉日前接受BBC訪談節目《Hard Talk》的訪問。這節目在網上容易找到,葉劉也對主持人的偏頗作了回擊,我便不談其細節,只點出主持人犯上的錯誤頗為典型,讀者不難看出其代表了不少西方傳媒的通病。

 

掩藏不利自己論點的事實

 

第一種錯誤是雙重標準。主持人氣勢洶洶的質問葉劉為何香港的公務員、立法會議員、法官與司法人員要宣誓效忠中國?(其實誓詞是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主持人言下之意,是此種宣誓十分不當,不應該存在,但為何他不敢指出英國官員就任也要宣誓效忠女皇,其他主要國家也有類似安排?聲色俱厲的背後,不是雙重標準是甚麼?

 

第二種錯誤是割裂事實,把不方便自己論點的重要事實掩藏。主持人嚴詞責問,為何在1月份拘捕了那47人?他認為那47人僅僅是參與了一個為將來立法會選舉增加勝算的初選。但這些人的被捕,只是因為搞了個非法選舉嗎?

 

這個初選顯然是操控未來選舉結果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本身是否犯法,要待法庭審判,但真正的問題並不止此。假設有一個人突然公然宣布,他計劃要行刺某位要人,並把詳細計劃列出,第一步是買刀,第二步是某時某分持刀進入要人家中把他刺死,若把他的行動割裂開來,例如跑去買刀,有些步驟根本不違法,但此人未進入要人家中拔出利刀之前,一定會被抓了起來,因為大家都知道他要幹甚麼。同理,那47名政客一早便表明目的是要癱瘓政府推翻政府,社會當然不會容許他們把此事進行到底。BBC的主持把整件事的背景抽空,這是哪門子的公正時事評論?

 

買偽造資料抹黑新疆政府

 

第三種錯誤是故意無端抹黑。這名主持與BBC其他的一些新聞從業員,近日一直有大肆攻擊新疆政府搞種族滅絕及強迫勞動,先不論這些抹黑指控早已被事實推翻,邏輯上這些抹黑還會使指控者陷入困局。衡量一個政治制度及政策,要看其成效,而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及綜合國力的進步,公認是歷史奇迹,疫情控制、扶貧、科技、國防、基建等,莫不取得矚目成就,93%的人民也支持中央政府,遠勝其他國家政府所得的支持度。愈是把中國的制度與政策說得一無是處,人神共憤,愈是難以解釋西方國家的政府管治力及不上中國。

 

近日另一件事也削弱世人對BBC的信任。在中國外交部的一個記者招待會上,BBC的一個監製向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發炮,但卻自取其辱。事緣BBC找了個德國反華分子鄭國恩(Adrian Zenz),要他「研究」中國在新疆如何推行種族滅絕等政策,但維吾爾人口增速遠高於漢人,人均壽命增長迅速,怎會有種族滅絕?這位BBC的監製責問華春瑩,為何批評BBC與鄭國恩的關係時不先向該監製查詢?而且又稱BBC新聞都被英國的Ofcom監管,不會亂來,不會造假。

 

但見華春瑩不慌不忙,指出鄭國恩早已自爆BBC曾叫他提供新疆政府如何欺壓人民的「證據」,但鄭表示,證據很少,很難滿足BBC要求,於是BBC給了鄭一筆錢,委託他「研究」這一命題,鄭突然又「找到」不少證據。華指出了這些所謂證據根本經不起考驗。更大的問題是,一個傳媒機構有着這麼多記者不用,卻付錢給一個信譽備受質疑的人買偽造資料,這是否撑得起BBC的招牌?

 

BBC虛構中國新聞無王管

 

更絕的是,華春瑩熟悉BBC的監管制度,指出Ofcom只有權力監管英國國內新聞報道,無權監管國際新聞報道,換言之,就算BBC完全虛構有關中國的新聞,也不會受罰。這位監製被抓個正着,完全無力反駁華春瑩。

 

不少人認為西方傳媒宣傳能力遠大於中國,這也許沒錯,有關中國的正面消息,西方傳媒根本無興趣報道。但近年西方媒體及政客的抹黑,包括關於新疆的造謠,卻在宣傳上幫了中國政府的大忙。中國人民第一身接觸到中國的資訊,疫情控制的成功感同身受,每年到新疆訪問的訪客,多達2億人!他們理所當然地會把西方傳媒的不實之言視為笑柄,這對提高中國人民的制度自信及民族自信有莫大好處,14億人民團結起來,不是說得了笑的力量。

 

(晴報 2021-4-9)

3/26/2021

美國與中國脫鈎的損失 (雷鼎鳴)

 

  美國朝野太受「修昔底德陷阱」思維的困擾,心中知道一哥地位快將失去,情緒波動,中國就算努力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勸喻,恐怕也平伏不了美國人的心魔,中美關係未來十餘年會十分困難,這已是有識之士的普遍想法。

  此境況與當年美蘇關係不同。美國與蘇聯經貿來往不多,中間似有一層鐵幕相隔,就算雙方如何衝突,兩國人民感受也不深。但中美關係不同,每年的貿易額78千億美元,這還未算及雙方的相互投資額,文化及學術交流和旅遊等等。中美兩國綁在一起,一旦相鬥,比美蘇對立更加痛苦。這本來也有好處,貿易的其中一個優點便是使大家相互依靠,從而減少戰爭的風險,但現在美國老是不願放棄一哥寳座,為了減少己方痛苦,便不能不先考慮經濟能否與中國脫鈎?

  這必須要進行仔細的定量評估,而不是靠主觀願望隨便亂說一通。脫鈎的受害者中,與華有貿易關係的商界及廣大的消費者都會首當其衝,但因消費者人數太多,組織鬆散,他們的聲音反而會遠不及商界,後者利益集中,損失巨大,有較強誘因喝止美國政客的胡搞。

  美國有個組織「美國全國商會」(US Chamber of Commerce)的「中國中心」,在2019年貿易戰仍戰火紛飛時便擔憂不已,找人為中美脫鈎的影響進行一詳細研究,今年初報告剛出版。這報告談不上是高深的學術研究,但總算為脫鈎會替美國帶來多大損失提供了一個相對可靠的分析。它不但對美國的總體損失有評估,對航空工業、半導體、化工、醫療器材等個別行業的損失也有詳盡分析。


  損失有多大?這當然要看脫鈎的程度而言。假若只是對華出入口貨物都加上25%的關稅,而非完全脫鈎,直接損失已經非常巨大。美國每年的GDP會因此減少1900億美元。中美經貿關係並非只是貿易,若美國在大陸的投資額因脫鈎而導致要把在華資產賣掉一半,每年的投資盈利便要減少250億美元。美國的服務出口也會減少,每年少掉150億至300億美元。

  以上都是每年的損失,積累起來便很可觀。但要注意,有很多損失是難以量化的,所以沒有被包含在內。例如人才流動若受阻,美國科技界的創新活動及生產力進步都必受阻,源源供應的華裔科學家若不來美國或無心再留在美國,長遠的影響必定十分巨大。

  有些損失一旦出現,便難以回頭。現代產業都講求生產供應鏈如何能發揮最大的效率,中國的供應鏈全球最完備,在生產時若認為美國的元件不可靠,轉而到別國購買,美國失去市場後便很難追回來。又美國若失去了中國市場,生產上的規模效應便會削弱,例如在半導體產品上,過半市場要靠中國,沒了來自中國的收入,科研基金便不足,技術進步不及他人,會直接影響美國的國力。

  以上算及的都是商界利益。眾所周知,美國消費者能夠維持不錯的消費水平,相當程度地要倚靠中國貨品的低廉物價,脫鈎一旦出現,此情便不再,消費者生活維艱,政客的政治損失可大可小。有一點我們也應注意,美國連年貿易赤字及財政赤字,反映它的總消耗大於總生產,要靠其他國家用辛勤工作產出的商品換取美國用紙張印刷出的鈔票,才可維持這局面。若跟中國經濟脫了鈎,這麼有利的環境便會消失於無形。

  美國國內當然也有人主張脫鈎,並認為此利大於弊,但正如上述的報告所言,此類所謂脫鈎帶來的利益,並沒有實際定量的分析作根據,充滿任意性。其實美國政府主要認為與中國經濟掛鈎會影響其國家安全,但我們不免要問,既然貿易使雙方相互依存,更無誘因攻擊對方,怎會反而損害國家安全?真正的理由恐怕是這樣,掛了鈎後美國若打擊中國,在經濟上便必會反噬,這大大的制約美國,使她不敢亂來。

  美國本身並非沒有有識之士,很多人也明白,把資源多用在建設國家改善民生之上,遠勝在世界各國到處侵擾別人的生活,以至數以十萬計的他國人口死亡,難民無數。以當前美國情況看來,美國的政客仍未學懂與中國和平共處謀雙贏的智慧,如此搞下去,中美關係部份脫鈎,難以避免,但完全脫鈎則不能。美國連接種疫苗的注射器也有八成來自中國,一脫鈎便針也沒法打了,怎脫?

  (註:作者因事忙,四月脫稿,本欄五月七日再見報。


(頭條日報 2021-3-26

安克雷奇的中美攻防戰 (雷鼎鳴)

 中美外交要員在人口不到30萬的「小鎮」安克雷奇(Anchorage)舉行的會議,很可能會被視為中美關係的一個里程碑。會議所在地Captain Cook酒店,我4年前住過,它毫不起眼,但這更襯托出雙方攻防戰的精采百出。中國的網民雖對布林肯及沙利文的能力頗有輕貶,但我看了幾次錄像後,倒是認為他們並非尋常之輩,發言內容處處暗藏殺着,不可輕視,只是他們遇上了一個紅臉一個白臉的兩位絕世高手,被剋制得慌張失措,大敗而回。就連當作配角的譯員,中國也突然冒出個技驚四座的冷艷美女張京,她所作的繙譯雖有小地方我不甚同意,例如「倒打一耙是不行的」譯得不夠霸氣,但她一樣完勝美方那位也是繙譯界高人的紫髮婦人鍾嵐。張京一開口不但使她立時紅遍網絡,也同時使人感到中國人才庫的深不可測。

美方對這次會議本來打着甚麼如意算盤?面對中國的崛起,美國較為符合自身短綫利益的策略是合縱連橫,拉攏其他國家孤立中國,奧巴馬年代的「泛太平洋夥伴」(TPP)便是依從此種思維。到了患有惡意自戀症的特朗普,美國政府自以為所有國家都要屈從於美國,中國亦然,所以放棄了多邊主義,改為單挑中國,不但招致一事無成,還將美國孤立起來。拜登明白美國相對於中國已無多少優勢,急忙重為馮婦,高呼「美國回來了!」,再次爭取其他國家支持共同遏制中國的崛起。

美拉攏附庸國遏華

這會成功嗎?其他國家深明美國這樣做是要維護自己一哥的地位,阿一害怕阿二要追上來,別國為何要把自己插在中間?最好的策略便是對美國虛與委蛇。中國發展迅速,美國停滯,此種對美國時不利兮的局面,不好應付。美國拉攏附庸國,除了靠自己的軍事力量外,主要須考慮兩個因素。

第一是經濟利益。中國在國際上的經濟影響力早已超過美國,世界上不到200個國家中,有130個的最大貿易夥伴已是中國。某國若選站在美國一邊,不怕中國懲罰自招損失嗎?而中國早已具備此種能力,最近H&M因抵制新疆棉花,被中國人民反擊,一夜間在中國全綫垮了下來,便是一例。就連美國自己也深恐中國拋售美債,打亂其刺激經濟大計。美國若要拉攏別國,必須先安撫她們,但美國沒有多少利益分派出去,便只能告訴這些國家,若她們肯與美國站在一起,美國會充當她們的宗主,向中國施壓,不容許中國制裁她們。

當這些附庸國對美國唯唯諾諾時,美國便可向中國顯示「實力」︰「你瞧!我的盟國都支持我,我實力強大,你還敢經濟脅逼我的盟國嗎?」在安克雷奇會議中,布林肯正用上這一招。中方還招之道是直指美國並無資格在中國面前從實力角度出來訓話,又指外國都對中國抱怨只是美方自己的臆想。看樣子,中國對不堪美國壓力而選邊靠攏美國的附庸,只會加大力度打擊她們,以達致殺雞儆猴的效果,美國因自己無力提供利益誘因,此種結盟客易被瓦解。早在戰國時代,中國已對此等策略了然於胸,澳洲、加拿大,甚至歐盟中某些國家都要付出代價。不打盟主,集中打附庸,正是主調。

第二個因素是價值觀及國際秩序。布林肯在開場白中便以港人及維吾爾人的代言人自居,辯說中國在香港及新疆的所作所為破壞了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自然亦不符普世價值,所以這不是中國內政問題,換言之,美國及其盟國都有權利干預。

此等說辭雖然強詞奪理,但也頗為凌厲。在心理上,它利用了西方一些國家對新國際秩序的恐懼感。200年來世界不是英國主導便是美國主導,而現在大有她們不熟悉的中國取而代之之勢,這前景的不確定性,容易使一些國家思想保守,忐忑不安。美國是二次大戰後國際規則與秩序的主要締奠者,聽從這些規則幾乎便等於聽從美國的指揮,美國說你違規,你便是違規,例如她自稱代表港人譴責中國,港人也不能有異議。

華再定義普世價值

中國的回應之道卻是大拙勝巧,一劍封喉。楊潔篪一口否定美國與少數西方國家制定的規則便等同國際承認的規則,中國只會視聯合國的規則為國際規則的核心。此說暗藏玄機,布林肯等人有苦自己知。在聯合國有關國際問題的多項表決中,美國常常一敗塗地,幾票輸給百多票,所以特朗普十分憤恨聯合國,從而退出其多個組織。至於普世價值,中國並不否定這個概念,反而借殼上市,用中國的價值「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重新定義普世價值。要注意,一用這些價值,美國便不成樣子,在伊拉克、敘利亞等地挑起戰爭,以致數十萬人死亡,難民無數,不但破壞了和平,阻礙別人發展,更無公平正義可言,處處觸及美國不想別人提起的痛腳,人權教師爺的角色豈不變得可笑?其實以人口而論,整個西方國家的人口尚未達到中國的三分之二,如何敢把少數政府的規則或價值視為普世?

10年前,中國作出這些論述或許時機未熟,但2019年香港的黑暴已成功令中國絕大部分人民對西方的政治制度及政治操弄十分反感,再加上疫情中,美國屢屢馬失前蹄,而中國卻十分成功,俱使到世界不少人對美式制度與價值產生深刻懷疑,這次安克雷奇會議中國的論述便得到很大的效果,中國人民更是感到興奮,其中一個效果便是習近平的地位更加鞏固。

 

(晴報 2021-3-26


3/19/2021

選舉制度改革的緣由 (雷鼎鳴)

 

311日人大作出決議,要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決議已把大框架講了出來,一些細節尚在諮詢意見。我是評論人,不參與政治,沒有選舉制度最終會如何拍板的消息,但這無礙我們依常理作一些推斷。

這次改革,無疑是對香港選舉制度的一種收緊,亦即經過20多年的實踐後,一些漏洞顯現了出來,必須補塞。我相信這次的補塞會相當徹底,若發現有不確定的因素,也會傾向從緊而不是從寬,最終目的是要使到港獨或反中亂港分子完全失去滲透管治班子的空間。

中央善意 被亂港者當漏洞

這個決定來之不易。香港回歸以來,中央政府一直不想干預特區政府的運作,對香港提出的種種要求,幾乎都是黃大仙有求必應。這一早已引起內地不同省市的不滿,為何香港有些人如此作亂,仍可有此優待?夏寶龍主任亦指出,中央對香港從來都是顯出善意。但眾所周知,善意可被視為漏洞,過去幾年的政局已證明此事。中央作此決定,顯然已充分考慮美國及某些西方國家的反應,我們可斷言,美國等國家反應愈大,只會使今次的改革進行得更徹底,美國對有關香港的政策已完全無能為力,香港黑暴分子中較聰明的一群,或許也已領悟了此點。

美國失去影響力的原因很簡單,中國相信美國的終極意圖是遏制中國的崛起,美國自己鎮壓攻入國會山莊的暴民不遺餘力,但卻把在港殺人放火大肆破壞社會安寧的暴力分子稱為民主鬥士,並提供各種支持,當然不是因為美國政府被蒙蔽,不知香港發生何事,而是美國的政客有意為之。無論中國對港政策若何,美國政府都會找到一些藉口攻擊中國,既然如此,中央政府又怎可能理會美國對港事務的任何施壓?若是有回應,多半還是推出一些反制美國的措施。在此態勢下,香港的一些反對派或破壞派,愈是希望爭取外力的支持,便愈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

既然這次的改革是要一勞永逸的從嚴從緊,我們便可以此作為依據,猜測選舉制度具體細節的變動方向。這裏先重提一下一個我過去多次論述的經濟學定理「Gibbard-Satterthwaite定理」。根據這個用高深數學證明了的定理,任何投票選舉機制,無論如何設計,都一定有漏洞可被有心人策略性地操控選舉結果,所以說民主選舉結果必能反映真實民意是欺人之談。但這定理需要兩個條件,一是被投票的選項要有3個或以上,二是投票人當中沒有可以一錘定音的「獨裁者」。3個或以上的選項並非重要條件,若是本來只得2個選項,意圖改變結果的人可提出一個新的選項去𠝹票,一樣可成操控的策略。

由此觀之,若中央政府希望能夠封殺所有利用操控選舉以便港獨或敵對分子滲透入管治班子的意圖,便必須留有一手,在必要時可把這些人清理出外。觀乎現在的選舉框架,不但留了一手,還留了多手。

3層防截 理論上滴水不漏

第一個防截機制是選委會的組成。現時新增共有300人的第五界別,成員由全國性組織香港代表所組成,中央若認為有需要,的確可對他們起到一錘定音統一投票的效果,再加上區議會的117個席位被勾銷,選委會內中央對多數票有足夠影響力的格局不易改變。

第二個防截機制在立法會內。現時70席增至90席,其中除了直選及功能組別外,還新增了選委會選出的議席。假設中央對選委會有足夠影響力,那麼立法會中選委會選出的議員便相對可靠。我猜測這個板塊的議席起碼有40人,甚至50人也不奇怪。若有40人,再加上直選及功能組別的一些議員,攬炒或反對派不大可能取得超過三分之一,亦即30個議席,對23條等重大項目也再無實力阻撓。

但選委會的主導權並非是絕對的,未來1020年充滿變數,所以中央對特首及立法會選舉還有第三個防截非愛國愛港分子的機制,這便是候選人資格的審查委員會。理論上,這個委員會若運作順暢,可排除所有禍國亂港分子,使他們難以進入治港架構中。

我相信這3層的防截機制理論上已可做到滴水不漏,實效要視乎具體執行而定。對一心要搞港獨或顛覆政府的人士而言,他們的政治前途頗為黯淡,他方去也,可能是他們合理的出路。此等局面,有理性思維的人多年前一早已可預料到,只是有些人判斷力差劣,一直誤以為外國勢力可支撑到他們。實力薄弱卻要靠衝擊港人的社會安寧去挑釁中央的領土主權,不慘敗者,幾稀矣!

此種局面何時才稍有機會放寬?未來10年以上中美競爭仍會激烈,涉及香港的政策只會從緊。到了2035年左右,以購買力計算,中國的GDP大有可能超過美國與歐盟的總和,中西方實力對比出現質變,香港被外國勢力左右的可能性劇跌,也許到時選舉制度才會寬鬆。

 

(晴報, 經濟日報 2021-3-19)

中國成功滅貧的背後 (雷鼎鳴)

 

今年2月底,中國政府正式公佈全國貧窮人口清零。在2012年中國訂下絕對貧窮的標準,那時估計共有9899萬人屬貧困人口,及832個縣是貧困縣,經過8年努力,現在兩者都已清零了。

  近億人在8年內全部脫了貧,這是巨大的造福人類的成就,但若要更深入了解此事的意義及從中得到可供借鑑的經驗,我們不可粗枝大葉,應該深究其貧窮的標準,所用的策略及背後的理論。

  貧窮有所謂相對貧窮及絕對貧窮,相對貧窮通常是把人民收入的中位數打上一個折扣,低於這個標準的便叫貧困,例如按經合組織所用的標準,因為中國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在2020年是27540元,中國的相對貧困線應訂為此數的一半,即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為13770元以下的,便屬貧困。世界銀行所用的標準低一些,是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的三分一,即9180元。採用相對貧困線的地方,貧窮人口幾乎絕不可能清零,因為就算人人收入上升,中位數及貧窮線同樣會水漲船高,總會有人活在貧困線下。不過,聯合國也訂有絕對貧困的標準,現時是每天人均收入為1.9美元,大約等於每天12.4元人民幣,或每年4520元左右。

  中國用的是絕對貧困線。2012年訂在每年人均可支配收入2300元,到了2020年,則因購買力的變化,已改為每年約4000元。這比聯合國標準的4520元低了13%,這是否標準太低?這說法不對,因為中國的脫貧標準除了收入以外,還加上了一些條件:不愁吃不愁穿,有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保障及住房安全,這些都涉及額外的經費。

  我們長期生活在高收入的社會,很多人都不易感受到把近億貧窮人口拉離貧窮陷阱的困難。在歷史上很長的時期,多國人口的收入並非上升,而是停滯及甚至下降。據經濟史大師麥迪遜(Angus Maddison)的研究,從漢朝至1949年間,中國的實質人均GDP只上升了19%左右,2千多年才有這麼一點點,可知擺脫貧困陷阱是如何的艱巨。1979年經濟諾貝爾獎得主舒爾茨的獲獎演講《貧窮經濟學》字字鏗鏘,當中有段說話,我記住了40多年:「世上多數人都貧窮,所以如果我們懂得有關貧窮的經濟學,便等於懂得經濟學最重要的部份。世上大多數人都靠農業為生,所以我們若懂得農業經濟學,便等於得悉大部份有關貧窮的經濟學。」正因為這段說話,我讀研究院時還特地修了幾門農業經濟學,這對幫助我了解中國的減貧策略,大有幫助。

  按照舒爾茨的理論,幫助農民脫貧要先明白他們的行為規律。農民與其他人民一樣,都十分理性,一樣要面對不同的制約及有自己的偏好,用正規的經濟學完全可解釋他們的行為,反而文化背景等解釋力很差。舉個例子,印度的傳統農民窮得要命,但他們常不肯投資改善生產力,反而會把一生積蓄用作「無用」之事上,婚嫁及喪禮會把積蓄用光用盡,但其原因不是文化習俗,而是因為沒有好的投資機會。在50年代綠色革命出現後,農業科技有了新的進步,新的種子若有適當的灌溉及化肥,產量會大增,印度農民立時反應,把積蓄都用在水利及購買化肥之上。此等發現,與中國脫貧的經驗也脗合。

  中國脫貧的手段很多,內地有些很優秀的電視紀錄片也有記載。其中一條便是利用新科技去為農民製造致富的機會。一些住在窮鄉僻壤的農民如何能與全國甚至世界的大市場連結起來?電商網便是其樞紐,但誰會懂得利用互聯網為己脫貧?這需要一定的知識及意志。

  這便又來到舒爾茨的理論。他是「人力資本」這一概念的原創人,最為重視教育。政府或社會要做的,是要為包括農民的人民提供教育機會,但真正的教育,必須人民自己願意努力,投資在自己的教育之上。他們在甚麼條件下才有誘因耗費資源去學習?這需要讓他們看到投資在教育上會帶來可觀的回報。內地的策略有電商賦能及扶貧兼要夫志,亦有教育扶貧、醫療扶貧等,具體措施處處地方不盡相同,大抵是要善用現有環境,但亦與經濟理念相符。例如,健康扶貧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壽命及健康改善,學習而來的知識會有更高的回報,可激勵人民更好地學習。

  解放初期,中國人民人均壽命不足35歲,今天則是77.3歲,試想若經十多年寒窗苦讀,耗掉了生產的時間後,過不了幾年便一命嗚呼,誰還願意花這麼長的時間接受教育?

  中國脫貧之所以能夠成功,我相信與近年新科技(例如電子支付、網購平台、快速運輸及大數據)的井噴式發展及教育普及,以至鐵路公路無遠弗屆,連窮山惡水一樣可到有莫大關係。中國用的策略不是輸血式的扶貧,而是為貧民創條件,通過他們自己的努力而使收入能不斷上升,徹底打破跌入貧窮陷阱的宿命。授之與魚不若授之以漁,中國剛脫了貧的人民,收入還會繼續上升。



(頭條日報 2021-3-19)

3/12/2021

中國人民對美態度的轉變 (雷鼎鳴)

 

美兩國合則共榮,若和平地競爭,也無不可,但若兩國劍拔弩張,雙方,甚至世界,都會蒙受巨大損失。最近美國全國商會發表的研究顯示,中美如果脫鈎,美國光是每年的經濟損失便會以千億美元計算。不過,修昔底德陷阱的影響力不容低估,美國朝野對中國國力快將超越美國這一幾乎必然出現的態勢,十分不安,雙方和諧合作這一路徑,不會是坦途。

 

中美關係惡化,在特朗普任內已明顯出現。貿易戰與科技戰,美國討不了好,現時似集中火力在新疆與香港等問題的宣傳戰上,軍事衝突的可能性雖然不高,也不可以說是零。特朗普任期結束前夕,蓬佩奧派遣前駐聯合國大使克拉克訪台,傳說幾乎引致中美軍事對峙,克拉克的專機在美國盤旋幾個小時後,終不敢冒險赴台。現在拜登執政,正如預料,美國政府對華的敵意並無消減,只是方法有變而已。推斷雙方未來關係的發展,除了政府與政府的關係外,尚有兩國人民的態度這一重要維度需要注意。

 

34年之前,從美國的民調可知,美國人民對中國的態度還算是正面多於負面,雖然一般美國人對中國的認知頗為淺薄。中國人民對美國的看法倒是相當正面,不但承認美國是世界軍事、科技與經濟強國,而且無數家庭還把希望都寄託在把孩子送到美國讀書之上。10多年前,我們暑期坐飛機從港飛美,常可見到滿機都是10來歲的少年人,他們都是內地孩子,參加到美的遊學團,以增加其將來被美國大學取錄的機會。

 

蓬佩奧辱華 為中國增加愛國者

 

但今天此種形勢已大變。美國人民對中國就算不一定懷敵意,也較前冷淡得多。中國人民的改變恐怕更大,以前崇美,在很多地方想學習美國,慢慢變成把美國看得不外如是,甚至當作是笑柄,對美國政府及傳媒一些辱華之言,大表憤慨。美國涉及香港及新疆的言論,在中國不但沒有市場,更被認定為別有用心的策略。來自民間的反美情緒逐漸取替了崇美羨美親美,正如一位居於加拿大的美國網紅評論家所言,蓬佩奧每一次的辱華言論,都為中國增加一批愛國者。美國政府及傳媒的反華及攻擊中國政府的宣傳戰,在中國人民中可算完全失敗,反效果明顯。日前我一位舊同事、今天清華大學的大教授李稻葵,與芝加哥大學商學院的同行網上訪談時,被問到希望內地學生如何對待美國,他表示會勸告學生面對美國製造的困難應更努力學習美國的優點。稻葵此言正確,我們理應培養年輕人懷有開放的心靈,別人有優點便應吸納,這才是一個民族的自強之路。稻葵的答案也反映出在中國的年輕精英中,已出現一種美國不外如是、不值得學習的情緒,這與好幾年前的情況,反差很大。

 

為何形勢有此變化?這絕非中國宣傳所致,事實上中國官方還很鼓勵年輕人到美留學,及在商業及科技上多合作。中國人民當中,尤其是年輕人,懂得英語的很多,看其電視、互聯網及報章的評論,可知中國人民對美國國情的掌握遠超過美國人對中國的了解。後者大多中文也不識,從未到過中國,十分倚賴西方媒體的報道,若媒體出現了系統性的偏頗,美國人對中國的印象便會大受影響。反之,在中國人民心內,美國原本高大的形象瞬間崩塌,倒是基於幾件無可爭議的客觀事實。

 

近數10年來,中國的人均收入每年都在迅速增長,人民大多認為未來生活比今天會更好,國際上一些民調也證明此點。新加坡有位知名的外交家與學者,更直言中國最近的40年是她4,000年歷史中最好的一段時間,哈佛大學Ash中心一份長期研究更指出,有93%中國人民認同中央政府,這比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人民認同政府的程度高得多。但自特朗普時代開始,美國高級官員便一直攻擊中國政府,蓬佩奧等人更稱中國共產黨為邪惡。中國人民親身經歷了生活水準上升,貧窮被徹底剷除,貪污被大力遏制,再聽聽美國政府同時宣傳中國人民是如何的被壓迫,心理反差會何其巨大?信美國的政客還是信自己的經歷?

 

美疫情失控 不自我檢討反責華

 

中國近年科技的進步呈井噴式出現,5G、北斗衛星、網購、人工智能、電子支付及高鐵等,快速建立中國人民的自信,美國政府打壓華為與抖音等企業,更使他們認定美國是在怕,根本想防止中國超越美國。此種心理難免使他們確認美國在科技上並非不可被超越。但影響更大的客觀事件,倒是中美兩國在抗疫上差異極大的表現。在1年前,中國抗疫最艱苦的時候,美國沒有援手,反抱幸災樂禍坐等中國崩潰的態度;到美國疫情完全失控,不檢討自己政策的災難性失敗,卻反而挑起種族主義轉移視綫責怪中國。今天,中國的抗疫成績遠勝美國已是全球共識,這在中國人民的心理影響及對政府的政治認同上都非同小可。

 

這些轉變對美國造成很大的尷尬,美國信奉民主,也宣稱支持別國搞民主,但在中國,人民卻擁護一個飽受美國政府攻擊的政府,而且不再相信美國的制度。此種矛盾,無法化解。美國若揀用錯誤政策,可能把14億人變為敵人,大大不利美國。

 

(晴報經濟日報 2021-3-12)

 

死亡數據顯示疫苗安全得很 (雷鼎鳴)

 

  在本文執筆時,香港已有超過十萬人接種科興疫苗,佔全港60歲或以上人5%。至今為止已有3人時序上在接種疫苗後死亡。復必泰剛開始接種,暫未有相關數據。

  部份媒體大驚小怪,有意無意地暗示這些死亡個案與接種疫苗有因果關係。此種數據分析能力的低下與缺乏科學求真態度對社會並無好處,有些港人受到誤導,沒有這麼積極接種疫苗,不但會造成更多的人生病及死亡,而且拖累着經濟的復甦。

  為甚麼說部份傳媒從業員缺乏科學態度與能力?但凡閱讀一些重要事件的報道,我們總希望作者能有較深入的分析,而不是作一些即食麵式的誤導評述,有些基本的fact check是要做的。在此事上,不查一查香港的各種死亡統計數據便作報道便是失職了。

  根據統計處資料,香港約有200萬人在60歲或以上,每一個年齡群的死亡率都有詳細數據。60歲以上的群組,2018年的死亡率是2.45%左右,當然年長的,例如85歲以上的,死亡率又高於60左右的,不贅。據此推算,平均每年約49000人,每一星期約94060歲以上的人死亡。既然這年齡群有5%的人已接種了疫苗,在一星期內,純以機會率計算,在已接種疫苗的群組中,就算疫苗對生命毫無威脅,也「理應」有47人左右因其他原因而死亡。在接種疫苗的人數愈來愈多後,這個死亡數字還會繼續上升。我們要解釋的反而應是為何到目前只得3人死亡這麼少。

  這個解釋也可十分簡單,疫苗不是補藥,沒有養生成份,但能夠行得走得去打針之人,雖然大多年過60,絕大多數應不是臥牀或有重病之人,所以死亡率低於長者中的平均值。看死亡個案,除了一人死因未明外,其餘兩人皆有嚴重疾病。


  倘若打了針的那十萬人中,在短期內遠超過47人死亡,我們便應大為警惕,要搞清楚接種疫苗後死亡率是否會高於自然死亡率。到執筆之時,我們較嚴謹的說法只能是:疫苗會引致死亡這一假說並無根據。傳媒若不查核數據便亂說,是沒有負起社會責任了。

  眾所周知,現時所有疫苗都未有數據顯示它們有甚麼長期性的副作用,這些數據可能幾年後才會有。但科興等滅活性疫苗與久經考驗的流感疫苗相似,所以被認為比較安全,但代價是有效率較低。不過,沒有長遠性的數據,並不構成不接種疫苗的根據。衞生署的說法倒是借用了經濟學家的慣用語言:接種的預期效益大於代價,值得接種。

  這說法內含兩點要注意的細節。第一,尚不能排除疫苗在長期會有不良的副作用,但短期而言,似無證據證明副作用很大。第二,效益與代價都會因人而異。在歐美遍地皆病毒,打針的效益便遠大於疫情受控了的中國,香港則介乎歐美與中國內地之間。在代價方面,有重病或年老衰弱的比身壯力健的大得多。就算總體而言,打針的效益大於成本,這並不意味對所有人而言都是這樣,衰病之人應得醫生同意方去打針。這好比運動對身體利大於弊,但有心血管病的人也可能在運動時猝死。若知道自己有隱疾,應自己小心,沒有暗病的人更應接種,以達群體免疫,這可保護那些有暗病不能接種的人。所以打針也是一種社會責任。

  公眾不明白接種疫苗的成本效益,本無奇怪,但傳媒卻應有責任提供更專業的報告,而不是推波助瀾,唯恐天下不亂。十年後,據不少分析預示,世界近半的職位會因人工智能、大數據、自動化等的出現而消失掉。今次部份傳媒反映出的專業能力不足,正警示我們數量分析能力的缺乏,若無此種技能,很多人在未來的世界中會被淘汰,香港的教育體系應為此早作準備。

  順帶一提,當港人望梅止渴,希望打了針後可到各處旅行時,世衞卻宣佈反對各國使用健康護照作旅行之用,理由是窮國人民不是不想接種,而是負擔不起疫苗,不讓他們旅行,是對窮人的歧視。我對世衞在醫療衞生上的專業貢獻,一直佩服,對它保護窮人利益之心也認同,但在應否有健康護照或健康碼的問題上,卻不同意世衞這典型的左翼觀點。這剛好違反了中國當年擺脫貧窮的關鍵措施,鄧小平眼見中國人民人人皆窮,唯有用「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口號打破思想禁區,中國才富了起來,今天全國人民也完全脫貧。世界各國若不讓已接種疫苗的人旅行,怎能使到經濟復甦?經濟停頓,窮國一樣受累,更無資源維護人民的健康與財富。


(頭條日報 2021-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