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6/2012

歷史不一定必然 從特首選舉說起 (雷鼎鳴)

這次特首選舉過程峰迴路轉,緊張刺激,處處充滿奇詭異趣。在競選初期,唐英年得商界大力支持,明顯領先。我沒有水晶球,當時的判斷是唐如不犯大錯,應可勝出;但我跟人說及此點時一定加個條件,從唐的特性來看,不敢排除其犯大錯的可能性。

唐走向敗局的轉捩點是僭建風波,以及事前事後的應對失當。2 月中,當記者租用六部吊臂車雲集唐宅門外拍攝時,我剛在北京面試一批申請我系碩士班的學生,老妻來電連呼唐唐「冇了」;足見其言也準,其目如炬。

經濟學家素來重視尋找發掘經濟規律,但人類行為有規律性並不與歷史的偶然性相悖。在現代經濟理論中,不確定因素早已廣泛引入各類模型中,例如宏觀經濟學的核心分析架構「動態隨機一般均衡」(DSGE)模型便對隨機因素作出了有系統的處理。

我們解釋世事時,除了注意事物與人類行為的規律性外,也絕不應忽視偶然性難以預知的因素的重要性。

唐梁競選所出現的種種事件,事前無人可一早預見,但歷史中的其他大事小事一樣不斷提醒我們,偶然的因緣際會隨時可扮演關鍵角色。以下幾例,可說明此點。


淝水之戰足以為鑑

2000 年美國總統選舉,小布殊險勝戈爾。其中票數相差之微,使不少民主黨支持者至今仍然相信小布殊是從戈爾手上「偷走」總統寶座的。但我們只要細看選情,便可知戈爾落敗的真正原因是當時出了個無厘頭的第三候選人綠黨的內達(Ralph Nader)。此君是個左派,只得2.74%的投票者支持,不可能勝出。小布殊是右派,戈爾算是中間偏左,內達的選民不可能選小布殊,但若無內達的出現,這批選民便可能選戈爾;所以我們可清楚看到,內達參與競選的唯一作用,便是分薄了戈爾的票源,戈爾也終飲恨離場。

巴比倫、埃及、印度和中國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能保持文化連貫性的便只有中國。為什麼中國在朝代更替中仍能保得住此種連貫性?這本是歷史學家爭議的大題目,但在公元383 年,中國的文化道統卻差點便斷掉。那一年發生了淝水之戰,前秦的苻堅親率近百萬大軍,攻打只有八萬兵力的東晉。兩者實力懸殊,苻堅自稱可投鞭斷流,長江天險不當一回事。

當時中華文明的載體,是南方的士族(王謝堂前燕的王氏、謝氏和崔氏等望族),若外族的苻堅得勝,這批士族恐怕會遭到滅絕,中華文明很有可能像其他古國文明一樣,從此湮沒。但東晉的謝玄訓練出的北府兵戰鬥力奇佳,且在兩兵交鋒前騙得前秦部隊在淝水的彼岸後撤,以便讓出空間待晉兵渡河過來決一死戰。苻堅等人料不到的是,在前軍後退時,後面的士兵不明所以,誤以為大敗,急忙逃跑,互相踐踏,風聲鶴唳,前秦軍死傷大半。

倘若當時苻堅沒有犯上軍事判斷的嚴重錯誤,堅決不肯後退,今天我們可能要在考古文物中才能見到中國文化;一念之差,後果竟是如此巨大!

西方的經濟在羅馬帝國以後停頓了一千多年,中國卻在同一期間經歷過唐宋的文明盛世,但為什麼工業革命及其帶來的經濟高速增長,卻只在西方出現?在中國,若有新科技出現(例如農業從外國引進了早熟稻米、玉米和番薯等),而人民卻選擇多生子女,把新增的生產成果消耗殆盡才停止,人均收入也就停滯不前。由此可見,科技進步不一定能使一國人民脫離貧窮陷阱,但為什麼在西方社會可以?


一條小徑倡導民主

究其重大原因之一,可能是抽水馬桶在十七世紀的出現,以及相應的歐洲城市排污系統的建立,以致歐洲城市人口因傳染病減少而死亡率大跌。在有關「人口形態過渡」(demographic transition)的經濟理論中,人民如果預期壽命短暫,會寧願選擇增加子女的數量,不重視其質量,亦即不大投資在子女的教育之上。

1994 3 16 日我在本報寫了篇〈送瘟神與經濟增長〉(載拙著《用經濟學做眼睛》),詳細解釋過相關理論,不贅。但由此可見,一種新科技的出現往往充滿著偶然性,其帶來的後果可能極為深遠,而我們卻又無從一開始便得悉這些後果將會是怎麼樣的。

我中學時期曾與一大群朋友參加過一個工作營,在大埔泰亨村建造了一條三合土小徑,方便村民使用。上月底朋友相約重遊故地,看看該小徑是否仍然存在。為免人多喧嘩,給村民饗以掃帚,所以事先找來立法會的秘書長吳文華女士與劉皇發溝通。

訪問時的確找到了數十年前建的小徑,大家非常高興。幾天後吳文華來電郵,更使我們深覺世事之奇。大埔鄉事委員會主席(應該是文春輝先生)剛告訴吳文華,我們那次的工作營竟是新界民主選舉的源頭!當年我們一群柴娃娃在吳文華的先夫胡家彥學長的帶領下,在泰亨村實驗了一兩天才學懂怎樣製造三合土,我們事前的「經驗」,只是靠時任港大土木工程系二年級學生的胡家彥在實驗室用筷子攪和三合土,在工地上則倒瀉籮蟹。

村民見我們的無知和沖天幹勁大受感動,村長其後乘勢推動青年活動,泰亨村並成為新界第一個民主選舉村長的鄉村。香港以後的民主運動發展與此有多大的關係,不得而知,但我們卻很願自我陶醉,接受該工作營是新界民主選舉源頭一說。

當然,工作營的這個後果是事前絕對無人預料到的。


兼愛非攻反成專政

上面舉了幾個大事和小事的例子,以說明偶然因素的重要性,現在再舉一個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大事,其成因同樣是偶然的,但這卻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兩千多年。

我的歷史老師何炳棣教授前年以九十三高齡獲清華的高等研究院邀去主持黃長風講座,發表了一篇題〈國史上的「大事因緣」解謎〉(一萬五千字的濃縮本發表於2010 5 13 日《光明日報》)。何師一生只肯選最重要的題目作研究,而他認為中國歷史上最重大的事情,莫過於秦國制度的建立。我們只要稍加思索,便可知此說大有道理——沒有任何因素比國家的制度更影響人民的生活,而秦國開始的專制集權一層接一層的統一郡縣大帝國傳衍了兩千多年,這是何等穩定的組織架構!誰是這套制度的設計者?

很多人誤以為商鞅是這制度的源頭,但據何師的考據,其實不然。真正的「因」是篤行兼愛非攻、不惜摩頂放踵(頭與腳都磨了厚皮)的墨翟的追隨者,或稱墨者。歸功或歸罪於商鞅的「連坐法」和戶籍制度,其實淵源甚古,商代紂王已有「罪人以族」的株連,在秦國早在商鞅「變法」十九年以前的獻公,便已有戶籍制度的革新,而影響獻公最大的便是墨者。

獻公能夠接受墨者,從今天的角度視之,偶然性的因素影響是巨大的。獻公生於公元前424 年,其時秦相對上是弱國,東鄰魏國卻是強國。

獻公九歲時喪父,但遭到排擠,流放魏國近三十年。公元前408 年魏國奪取了秦國最險要的地方,變成魏的西河郡,秦國的安全大受威脅。

獻公即位後首要的任務便是搞好國防。墨者是城防的最優秀專家,當時發明了雲梯用以攻城的公輸盤(即魯班),在楚國與墨翟比試攻守方法,結果大敗,惟有想出殺死墨翟才是唯一致勝之法,但後者早已把守城技術傳給弟子,殺他也無補於事。墨者素來主張非攻,最願意幫助弱國防禦城池,使主張進攻的強國知難而退,從而減少戰爭。獻公既然有請,雙方一拍即合,墨者得到久經艱困、深明事理的獻公的絕對信任。

保護城池不僅要有先進的軍事技術(閱讀過《墨子》從「備城門」開始的十一章的人,很難不佩服墨者軍事技術的先進),而且在生死存亡中不能不採用寧失之過嚴、莫失之過疏的組織方法。此點若推廣在政治上,便容易出現專制。墨子政治學說的核心思想是「尚同」,是指下級的人意見要緊隨上級長官,全國一層一層的組織中,從五人一組的「伍」開始直至國君都如是。墨翟有此主張,因為他認為在初民社會中人人追求自己私利,會造成「天下之亂,若禽獸然」。

此種一元化中央集權的政治理念,可在互相爭鬥的戰國中建立軍事強國,但容易造成專制。秦國在墨者的幫助下,迅速成為強國,但秦國卻沒有接受墨者學說背後悲天憫人、連孟子也認為陳義過高的「兼愛」倫理道德。到後來秦國本身成為有侵略能力的軍事強國,官僚組織又已在墨者學說指引下建立起來,墨者便已再無用處,而且他們亦不會認同秦國的侵略,墨者到秦始皇的後期,已是完全的湮沒無聞了。

上述歷史可使我們見到中國專制王朝的建立,竟是意外地源自因希望結束戰爭、善於軍事防禦的墨者與飽經苦困要力保家園的獻公的相互結合;如此重大的影響二千多年的事件成因,竟也充滿偶然性。

新任特首及其班子可在這些偶然性中學到什麼?

我認為是要他們小心觀察事物的細節,不要走漏眼,洞悉偶然因素所可能帶來的重大影響。這裏舉兩個例子。

一地經濟能否發展,極受當地人民創新能力高低的影響。香港並不以創新能力見稱,原因一定與制度有關。制度之一是侵犯了別人的知識產權後,並不觸犯刑法。侵犯版權的,會有刑事法對付,為什麼遭別人盜用發明後,卻只有民事法可用,而警方不會插手?此點殊無道理,對經濟增長的破壞力極大。

香港年輕人之中,有部分已失掉鬥心,收入只要勉可足夠生活,便不想再努力上進。任何地方若大量出現此種心態,當地的前景一定黯淡。造成此現象的成因,一定是制度存有缺陷,使努力工作得不到足夠的回報。政府要找出缺陷在什麼地方。


HKEJ  2012-3-26

3/20/2012

流言、政治抹黑與特首選舉 (雷鼎鳴)

今次特首選舉的最大特色,便是用以互相抹黑的黑材料特別多,此點大有可能「長留青史」,成為香港集體回憶的一部分。兩位主要候選人愈戰愈勇,似乎都認為必須「盡地一煲」,要置政敵於死地,君子之爭已不復見。

黑材料之多,範圍之廣,的確使人大開眼界。僭建風雲、黑金政治、婚外情私生子女、生意失敗、多年前意圖打壓「七一」遊行、阻撓商台續約、西九利益輸送……,每樣指控均件件火爆、日日新鮮,使人看新聞比看電影更過癮。這還不夠,雙方殺得性起之時,仍能冷靜精準計算時間,火燒連環船,本應是局外人的現任特首也要負上官商勾結、貪船費、機票、租金等小便宜的惡名,就算他到立法會交代時眼泛淚光、幾不成聲,也脫不了身。


所謂「揭發」有真有假

這些黑材料有真有假,有些於理有據,有些則似是而非。某些評論人認為最初的懷疑最後都變成了事實,這恐怕是誇大了。以現時資料來看,僭建、婚外情等等確有其事;西九有無利益輸送尚要調查才可有結論;至於行政會議中的一些涉及保密的討論,外人恐怕不易確知;江湖人物扮演的角色,仍是撲朔迷離,各人自說自話。

既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香港的房屋又僭建者眾(我近來到過新界一些村落,極目所見,竟無法找到一所沒有僭建的房屋),為什麼政府只能選擇性地執法?

這對被「揭發」的名人反而不公,政府實有必要修訂這條不可能全面落實的法例。利益申報:我的房子絕無僭建,連裝修也沒有,原因是這些對我而言,投資回報太差,絕不可取。

此外,有些材料則已證明是假的,例如曾特首被指運用特權免費儲存紅酒便是。他既曾匿名捐贈200 萬元出來,我們不免懷疑他是否真的刻意貪小便宜,以低價乘私人飛機到布吉。從經濟學角度看,價格取決於邊際成本,與固定成本無關。擁有飛機的富豪就算付出過昂貴的價錢購買飛機,但只要特首付出的「機票」價格不低於飛機多載一人所帶來的額外燃油費等等成本, 「機票」的價格便是符合市場規律的價格。

不過,如特首所付的錢低於這些邊際成本,他便有收受利益之嫌。這個價格與大家合夥租用飛機不可同日而語,後者涉及的飛機租金,已不再是固定成本,而變成是邊際成本;特首與人合夥租用私人飛機到東京,自然要付出高昂代價。廖柏偉教授熟悉經濟,他應有能力向檢討小組解釋什麼是合理的價格。


流言抹黑古已有之

真真假假的抹黑和傳媒的推波助瀾,在世界各地的選舉或政治鬥爭中,顯要例子多得不勝枚舉,我們大可見怪不怪;在中國歷史中,此種手段亦屢屢用上。多年前我的同事、歷史學家呂宗力教授賜我他的兩篇鴻文,一篇是〈漢代的流言與訛言〉(《歷史研究》,2003年),另一篇是〈漢代『妖言』探討〉(《中國史研究》,2006 年);去年宗力兄又有新書《漢代的謠言》,最近讀後不禁拍案稱奇。太陽下並無新事物,在抽象的層次看來,今天在港所見到的政治鬥爭手段,其實古已有之。

宗力兄是低調的飽學宿儒,對中國歷史中抹黑手段的研究,當世不作第二人想。按照他的分類,抹黑(他不用此詞語,但意義一樣)的手段大可分為流言、訛言、妖言、謠言、民謠、童謠、讖言、讖謠等等,各有共通點和精微的差異。讀他的文章後,始知謠言源自歌謠,我們大可當作是古代大眾傳播的媒介。但若論最接近香港今次選舉所散布的黑材料,最接近古代的輿論方法,應該是所謂的「流言」。

按宗力兄的解說,流言是沒有根據、難以確認的言論,不一定等同誣蔑、誹謗。「流言者,宣布其言,使人聞之,若水流言,流即放也」。朱熹則把它定義為「浮浪不根,不斷流動」的言論。

流言之所以在現代漢語語境中佔一席位,也許與白居易傳誦千古的詩句有關:「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


流言特性大概五種

白香山所提到的周公和王莽兩個案例,正好幫助我們了解流言的特性。

第一,流言的內容不一定真實。周武王既崩,成王即位,因其年幼,周公攝政輔助之。但這樣一來,卻引起其他貴族的猜疑。《書.周書.金縢》有云: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及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此種流言,顯然失實,周公是偉大的政治家,後世視為聖人,絕無加害成王。不利周公的虛假流言,後世稱為「管蔡流言」,幾乎已成為誣衊抹黑的代名詞。

第二,流言是否符合事實似乎並不重要,虛假的流言有時也可成為重要的宣傳輿論戰中的武器。漢平帝駕崩後,王莽奉孺子居攝,並以周公自許。東郡太守翟義用上了沒有根據的抹黑手段,說王莽鴆殺了孝平皇帝。

王莽下詔反擊翟義等人「罪深於管蔡,惡甚於禽獸」。

王莽用上「管蔡」這一政治符號,自然也是抹黑方法的一種。

但王莽自己稱帝後,也被流言弄得焦頭爛額。公元15 年,民間「訛言黃龍墮死黃山宮中,百姓奔走往觀者有萬數,莽惡之」。王莽自承屬於五行說中的「土德」,黃龍是他的象徵,黃龍已死此一流言顯然對他造成一定破壞力。

第三,成功的流言多數能利用簡單的符號發放重要的政治訊息,上述「黃龍已死」是一例。東漢末年張角兄弟說「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是另一例。二次大戰時國民黨被輿論批評為積極不抗日,不抵抗主義這一符號終終使國民黨失掉民心。最近的特首選舉中,豬狼兩種動物均包含著豐富的政治含義,民間一聽便明白。自十多年前「江握手」出現過後,不但媒體不斷注意中央領導人與誰握手,某陣營的支持者亦被指刻意「霸位」搶著與習近平握手。

「握手」、「霸位」又已成為新的帶有重要訊息的符號。這些名詞,將來恐怕還會在香港的政治和大眾傳媒史中繼續出現。

第四,流言的起源或始作俑者很可能無從追尋,正如朱熹所言, 「浮浪不根,不斷流動」。謠言是否止於智者?恐怕未必。流言的始作俑者本身可能便是智者,經過他精心設計後,有可能把政敵,甚至大眾,也玩弄於股掌之中。當年周公受流言所困,雖然本身有至聖之德,又得成王信任,仍然要恐懼管蔡沒有根據的流言。

香港捲入抹黑漩渦的政要,也許可以此自我安慰。

第五,流言雖在發放過程中往往被人加鹽加醋,但其政治態度和批判對象由始到終都會鮮明不變。從上述第二點可知,事實並非流言的基礎,為何流言的政治取向可以如此持久?原因是流言被接受的程度是基於認受體的利益,而不是事實。社會怨氣沖天,人民感到焦慮須要發洩時,流言抹黑便容易出現。

香港今次特首選舉有這麼多黑材料,傳媒亦樂於報道(有報館甚至為黑材料的報道大發獎金,犒賞員工),港人痛罵幾句,自覺義正辭嚴之餘,也加入八卦行列,成為傳播黑材料的載體,正正顯示出香港怨氣充斥,須要找尋宣洩途徑。

呂宗力兄有言: 「人類歷史是流言、訛言充斥的歷史,人類社會是流言、訛言充斥的社會。」以此說為本,我們不用對近日的抹黑行動感到大驚小怪,正所謂見怪不怪。不過,任何社會現象,若在歷史中重複發生,便必定內含一定的規律性,值得探究。


傳媒天職重新認清

從經濟學的角度而言,抹黑是一種本小利大的活動。抹黑者常會隱姓埋名,就算是胡言亂語,別人也追究不了,自己不用負上代價。此種充斥著道德風險的行為,在現代社會的互聯網中流行之極。抹黑的手段若是高明的話,始作俑者的收益卻是極大。既然連周公此等聖人亦要恐懼,何況是凡夫俗子!

不過,社會變革若是乞靈於互爆不一定是真實的黑材料才能推動,這個社會便不能不使人悲哀。從學術界的角度看,香港部分傳播媒體的表現並不值得自我恭賀。媒體的天職是要反覆核實報道的內容,但一些報道的資料準確性卻是極度可疑。

例如曾特首東海花園(我曾到此探望朋友,熟悉此地)的裝修費開始時說成是一千四百萬元,後來只是三百萬元,兩者對判斷市值租金大有影響,我們不禁要問:這些未有查明事實的傳媒審判是否公平?

傳媒和學術界都應在政治鬥爭中保持獨立性,而保持獨立性的不二法門,便是事事以事實為依據,不訴諸於情緒。中外古今使用的流言抹黑手段,雖可起到一時的巨大作用,但它不尊重事實求證的特點,終不應成為社會的主流。


HKEJ 2012-3-19

3/12/2012

評世界銀行〈中國2030〉報告 (雷鼎鳴)

溫家寶總理在全國人大發表的工作報告中提到中國經濟今年的增長目標是7.5%,不用如過去八年以來一直要保住8%。此事頗引起國際政經界的關注,連我此世外之人也收過一些不同領事館人員的查詢,問我對不再保八的意見。

各國關注毫不奇怪,歐洲經濟危機四伏,美日經濟欲振乏力,世界經濟今年能增長多少,幾乎便要靠中國這一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單天保至尊。況且人民幣將來成為美元以外的最重要國際儲備貨幣,已是不用再有懸念之事,各國怎能不密切注視中國未來的發展動向?

其實大家重視的,不見得只是今年中國經濟會如何,而是過去每年平均接近10%的增長率究竟可維持多久,若是下降了,又會下降到什麼地步。


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剛好上月底世界銀行與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合作出版了一份四百多頁題為〈中國2030〉(China 2030)的研究報告,頗為有系統地總結了中國的發展經驗、展望未來、並且提出了一系列發展方向及路徑,對任何關心中國前途的人此報告都是有益有建設性,值得一讀(全文在網上可輕易下載)。

世界銀行及國務院對中國的前景,算是審慎地樂觀。此點恐非經濟學界的共識,例如最近一本關於國家衰亡的經濟學著作便對中國看淡(此書將來我再評述)。但世界銀行及國務院卻絕非盲目樂觀,它們要回答的核心問題便是中國會否跌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泛指一些國家在人均GDP 達到4000 10000 美元左右後便無力再增長下去,造成此局面的原因一般有三:第一、某國的發展本來
倚靠農村提供的廉價勞動力,但經濟進步後,農村不能再無限量提供新的勞動力,工資由是上升,該國的競爭力不保。

第二、某國參與國際貿易後,全球的競爭壓力使企業不得不善用其資源,出口有相對優勢的產品,停止生產沒有優勢的產品,但此種政策帶來的效益總有盡時。

第三、窮國發展初期可抄襲發達國家較高級的技術,不用以零作起點;但到後來,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技術差距總會收窄,可容易抄襲模仿的東西愈來愈少,經濟增長便要停下來。

我對「中等收入陷阱」是否真的是陷阱,頗有保留(參看過去11 28 日在本報拙作「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脫離此「陷阱」的關鍵,是國家在教育及科研有足夠的投資,不算太難做到。但實際上,按照世界銀行的估計,在1960 年以當年標準可歸入中等收入的一百零一個國家,只有十三個在2008 年可進入高收入國家之列,可見並非每一國家都懂得救國之道。


糾正錯誤足以推動增長

中國在1978 年以前,跌入「貧窮陷阱」已有幾千年(從漢朝至1950 年,中國人均GDP 總共增長不足20%),自改革開放以來,人均實際GDP 郤上升了約十六倍,現在會否氣數將盡、增長難以為繼?

中國文化自周公開始,便已有「居安思危」的元素滲入其中,所以雖然現在中國的經濟表現仍卓越,提些潑冷水的問題並不奇怪。事實上,現時部分發達國家因為大搞難以為繼的福利制度,人民不思生產,卻養成了要政府打救的惡習,正正跌入了「高收入陷阱」,不但爬不出來,且大有可能經濟一沉不起,對中國的出口構成嚴重影響,中國又怎敢無視此國際危機?

我對中國的未來發展一向都是樂觀派的,十七、八年前我已在本報撰文,計算中國經濟何時超過美國,現在看來,預測頗為準確。不過,我樂觀的主要原因,倒不是說中國政策如何正確,而是看到其一大堆錯誤及落後地方。

正因為有錯誤與落後,便等於有改進的空間,每一次的改進,經濟都可上升到一個新的台階。在中國可找到的政策錯誤,多不勝數,若是政府要推動經濟,糾正這些錯誤便已足構成經濟增長的動力。要尋找可更正的政策是容易不過的事,只舉幾個例子。

中國近年國進民退,國有企業佔用了大量資源,但效率低下,創造的職位又不成比例的低,扭轉國進民退的方向十分重要。世銀報告中亦指出民營企業及市場經濟的重要性。

中國人口老化,現時年齡中位數已超過三十五歲,到了2015 年退休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便開始上升,進入「人口赤字」期。解救之道是通過教育改善人口質素及生產力,以抵銷工作人口比例下降所帶來的壓力,但中國教育投資佔GDP 的比例卻是停滯不前,遠低於世界的中位數。

眾所周知,中國在發展期間對環境的破壞極為嚴重,這將打擊中國未來的發展。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如何取得平衡,是中國要面對的最重要問題之一,世銀報告對此落墨頗多,並有「向綠色進發」(Go Green)的口號。

雖然中國的政策存在不少錯誤,國際環境又十分惡劣,我卻不相信中國真的會跌入「中等收入陷阱」。要作此判斷,我們要先看看現時中國的起點在什麼位置。


中國經濟未見窮途末路

2011 年中國的GDP 47.16 萬億元人民幣,以年中匯率折算,等於7.29 萬億美元,同年美國的GDP 15.04 萬億美元, 中國的GDP 是美國的48.5%,差距仍大。但若考慮到中國物價比美國低,改用購買力平價計算,美國CIA〈世界事實書〉(World Factbook)對中國GDP 的估計是11.3 萬億美元,美國只高出中國33%。只要中國的增長率比美國高出6%,到2016 年中國的GDP 便可超過美國(有美國經濟學家甚至認為中國農村的物價被高估了,今天中國的GDP已超過美國)。

至於人均GDP,美國對中國的估計是8400 美元,離開「中等收入陷阱」的「上限」10000 美元只差一步之遙,況且中國經濟增長動力我認為遠未耗盡,沒有理由過不了這關。

為什麼我相信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依然強勁?

去年5 23 日我在本報發表了「中國的投資回報率為何一直高企」一文,事前我花了一整晚的工夫計算中國已積累的資本額及「全要素生產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發現中國雖然投資佔GDP 比例極高,但「報酬遞減律」似乎並不起顯著作用,投資的回報率仍有20%,量度生產效率的「全要素生產力」近十年來仍能達到3.1%的年增長率,中國經濟並無已近窮途末路的跡象。

世界銀行的報告亦有進行過我所做過的習作,我把世銀的結果與我當時計算的詳細結果作比較,竟是不謀而合。對此我倒要作點「自我表揚」,我用Excel一晚的計算成果,與世銀整個團隊多月工作相比,竟是沒有輸招。

世銀對「全要素生產力」增長速度的估計是過去十年每年3%,中國每名工人平均所佔有的資本只等於美國的8.7%,資本仍大有可增長而不致引起嚴重報酬遞減的餘地。中國單是靠高的投資量,已可把經濟持續推高一段長時間。

中國的城市化是推動經濟的另一重要動力。2011 年中國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高達總人口的51.3%,比對上一年增加二千一百萬人。世銀保守估計未來十多年,每年城鎮人口可增一千三百萬人,等於每年多了個東京或布宜諾斯艾利斯。城鎮化的重要性不只是在與之同來的基建能帶動經濟,而在於它能把資源有效率的在較小的空間中組織起來,創意工業也更能發展。城鎮化的動力,我認為還有二、三十年的風光。

經濟增長動力就算仍然存在,我們卻不能不問:能否做得更好?世銀報告中對要走的路徑倒是寫得十分詳盡,在此只能簡略談幾點。


改善環境可推高GDP

中國地方政府認為自己擁有回購農地的權力,但其回購價卻不是市價,而是基於這些土地只能用作耕種而定。我們當然知道,農地被回購後可用作其他發展用途,價格應高得多。若地方政府要錢,更好的方法是讓農地自由買賣,但「利潤」可徵資產增值稅。現在的安排等於抽了100%的增值稅,食水太深,世銀建議減稅,我十分贊同。

中國若要進入發達國家之林,必須大搞科研及教育,多建一些世界級的研究型大學,在金融體制中多提供創業資金,使有創意的中小企能不斷湧現。世銀也指出,中國的大學研究論文的數量雖已大增,但內容與商業化生產無甚關係,必須提供誘因使研究與商業生產結合(我們或可戲稱「學商勾結」),才可對經濟增長提供動力。

環保是世銀報告的重點之一。環保可減少耗能,使中國更能應付必然會不斷上升的能源價格。此節若處理不善,中國的增長必受嚴厲限制。人民收入上升後,對環境的要求一定上升,所以改善環境本身便是一種極有市場價值的活動,可以推高GDP

我一向認為,在天然資源愈來愈稀缺的未來,中國GDP 增長的方向,必定要靠不用太倚靠資源的創新及搞環保,對世銀的建議,只能說十分同意。

HKEJ  2012-3-11

3/05/2012

利益集團與特首選舉 (雷鼎鳴)

社會中不同界別的利益集團,不管它們來自商界、專業界、工會、漁民農民或其他組別,都會希望影響政府的施政,使後者向它們的利益傾斜。

此現象自古以來皆是如此,若以為「選民」只重視社會總體利益輕忽團體利益,這只會在天真的人腦袋中才會出現。改變社會中的最高領袖,例如香港的行政長官,是各集團千方百計爭奪及保障自己利益的重要時機,怎可放過?

上述現象不論在小圈子選舉或全民投票一樣都會出現,西方國家中的民主選舉,或甚至是台灣陳水扁選總統時各種政治攻訐及抹黑,若要尋找例子,又哪會有絲毫困難?不過,香港的選委擺明車馬以不同界別的代表劃分誰有資格投票,而各界別的代表又極有可能按照自己界別利益去投票,這只是把爭奪利益的競爭弄得更赤裸裸罷了。


殖民地時期已「官商勾結」

當然,選委的人數比例與其界別的重要性頗有差別,更易使人詬病。例如,代表漁農的選委共有60人,佔選委的5%,香港的漁農界又哪裏有香港人口5%的35萬人?

1200 名選委中,與工商界利益關係密切的,自然是人多勢眾。這不免予人口實,說得好聽一點,是選出的特首會較重視締造良好的營商環境,說得難聽一點,便是容易產生「官商勾結」、違反香港重視公平的核心價值云云。

若論「官商勾結」,殖民地時期的香港只會比今天更嚴重。當時行政局中怎會沒有匯豐、怡和、太古等代表坐鎮?怡和害怕九七後自己的特權被削去,趕緊遷冊至倫敦。匯豐是留下了,但大搞國際化,總部不在香港,而匯豐失去在港呼風喚雨的地位後,股價表現一直也大不如前。


利益集團衍生保護主義

這些當年的大財團對香港經濟有什麼影響?我們只舉一例便可對形勢知道泰半。

1995 年底以前,銀行公會有所謂的利率協議,規定在港銀行必定要跟隨公會所訂定的各種存款利率,而這些利率都是被壓低了的。

換言之,銀行公會是一個有壟斷力量的卡特爾,會員互相勾結,以低利率損害存款者的利益,增加自己的利潤。若某銀行想參與競爭,不理銀行公會的決定採用更高的存款利率,這銀行便會犯法受罰。

此種局面,與今天所講的競爭法當然是剛好相反。當年若無殖民地政府的支持,如此荒唐的利率協議又怎能強制實施。這是制度化了的官商勾結!

利益集團影響巨大,例如出現官商勾結,對經濟有何影響?1998 年去世的已故經濟學家奧爾森(Mancur Olson)在其三本經典巨著中對此早有論述【註】。規模龐大的利益集團對自身利益的重視程度遠大於顧及總體利益。在穩定的民主社會中,久而久之,會因各利益集團的推動,衍生出大量不利經濟增長維護集團利益的保護主義制度;不過,奧爾森也指出,在兩種情況下會有例外。

其一是自由市場當道,大家都忙於在市場中競爭,沒有足夠誘因花費資源通過政治投資去爭取利益。其二是政府採用獨裁的指令經濟,獨裁者一錘定音,其他人等不得異議。又因獨裁者的個人利益與社會繁榮往往掛鉤,他大有誘因排除不利經濟的因素。總體經濟好,他的利益也更大。


打散舊集團有利經濟

香港在殖民地時期自由市場經濟在不少領域(並非全部)都十分蓬勃,例如出入口基本上是零關稅,而港督的權力又極大,在行政局中眾集團把利益瓜分掉便不用再互相打生打死,反而使社會內耗不致失控地擴大。這些又反而使到利益集團的滋生不致造成太大的危害,香港也享有了長期的繁榮年代。

九七回歸是香港利益集團重組利益版圖的機會。舊的利益集團若被打散,新的又未鞏固,對經濟是好是壞?奧爾森認為是好事。他舉了不少例子論證此點。

德國、日本、法國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損失慘重,但正因如此,其社會中過去存在的一些利益集團也就奄奄一息,無力與天下爭鋒,沒有了它們的阻力,這些國家戰後反都能進步驚人。反觀英國,在漫長的十八、十九世紀相對穩定的社會中早已出現了各種帶有保護主義色彩的集團,二次大戰卻對它們並無觸動(英國不曾被佔領),所以戰後英國經濟反而乏善可陳,一直要等到戴卓爾夫人的改革才有起色。

最近一套關於瑪利蓮夢露的電影中便有提到,在五十年代英國的電影界,工會勢力龐大,在片場中搬動一張椅子也要等工會專人大駕光臨才可進行,浪費時間效率顯而易見。這種情況一旦普遍,經濟不可能不停滯。

按照上述邏輯,假如九七回歸後,舊有利益集團失去憑藉,新的集團又未成形,無力推動保護各種新晉小圈子利益的制度,那麼香港經濟當可振翅高飛,勇猛前進。


特首選舉影響各方利益

但這景象顯然沒有出現。某些利益集團,尤其是英資的大行的確風光不再,但利益集團的影響力卻仍糾結不清,香港更長期陷於內鬥,對經濟的發展已失去方寸。反觀內地,不少利益集團在文革期間被掃盪得七零八落,改革開放後,舊有利益集團無力阻止地球轉動,新出現的企業家得以如入無人之境,創造出全新的經濟局面。

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新的利益集團羽翼漸豐,可能成為經濟持續增長的障礙。不過,中國城市化速度驚人,1978年全國193 座城市變成現在的661 座,在新的及急速擴大的城市中,利益集團的實力不易鞏固,從而不易阻礙發展,這或許是中國之幸。

香港九七回歸本來可以是一個掃除利益集團影響力的機會,但這機會恐怕是失去了。香港會不會有新的機會?在幾年搞一次選舉的國家,每次選舉換總統,多多少少都可以是清除舊影響力的機會,使社會不致僵化。在香港,理論上特首選舉也可以扮演同樣的角色,以此角度看,今次選舉特首的形勢如何?

唐英年顯然較得到香港一線財團的支持,他的較謙和形象,過去亦能得到不少市民認同。他若當選(又假如沒有醜聞纏身的話),香港現時的局面,不管是好是壞,最可能延續下去,但各方利益集團的影響力亦最可能維持及壯大下去。他不會打擊大財團,對民粹主義者亦無能力壓制。換言之,既無大變,短時期內的穩定可能做得到,但各種利益有衝突而又都不會顧全大局的利益集團繼續發展、繼續內耗,終會有問題出現。

梁振英得不到一線財團及香港固有建制的信任,後者似乎要把他去之而後快,他若當選,香港的利益版圖可能會大幅重組,舊的利益集團會失去不少影響力,新的卻躍躍欲試。按照奧爾森的理論,這可能是好事。

但舊的走了,新來的是否更好,卻是不易預知的事。正因有此不確定性,撇除醜聞不論,朋友中少有人敢一言九鼎,肯定某人一定更適合,中央政府也會有同樣的煩惱。至於媒體各有心儀人物或反對對象,而且壁壘分明奇招百出,則更顯示出這次選舉涉及各階層的利益,相當有娛樂性。

: Olson 的三本經典著作是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1965),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1982)及Power and Prosperity2000)。

 
HKEJ  201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