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6/2024

美斯事件的迷局 (雷鼎鳴)

 

國際邁阿密到港參與表演賽,從機場歡迎儀式時球員不肯配合,到阿根廷球王美斯自稱不舒服不肯下場,又黑面迴避拍照,接着在日本美斯又生龍活虎、神情愉悅地參加球賽,使香港球迷痛罵美斯之聲遠蓋支持之聲。內地球迷接着發力,美斯「脫粉」無數,杭州還終止了原本3月份對阿根廷球隊的邀約。所用的理由「鑑於眾所周知的原因」,迅速成為潮語,讀者以後遭人拒絕時聽到這理由,不用驚訝。有人估計,美斯在中國的廣告損失,每年可能達6,000萬元人民幣。

這事件涉及商業利益、個人意氣、中港關係、中美博弈,各種因素糾纏在一起,倒也值得我們拆解一下。美斯為何這樣做,有多種理論,這裏只討論3種。

3大可能 政治陰謀論概率低

第一種理論是政治陰謀論,暗指美國反華的政治勢力無孔不入,香港既是美國打擊的對象,多位官員正遭美國政府的制裁,所以吩咐到了美國賺錢的美斯不能為敵張目,與香港官員握手拍照更要避之則吉。

我不喜歡陰謀論,但不敢排除這種可能性;不過,我認為概率很低。美斯是阿根廷人,也許正在申請美國的居留權,但他這類國際巨星,到甚麼地方都十分容易,美國及阿根廷政府都不易控制他。更重要的是,除非這些政府十分愚蠢,否則用如此迂迴曲折的方法去打擊香港,十分不智。中阿關係仍屬正常,阿根廷新上任的總統米萊伊雖然是民粹主義者,但不大可能做出此等事。至於美國,她要打擊的是政府,上策是不斷拉攏人民,春節期間,美國總統拜登還找人到白宮舞獅助興,便是此意。體育明星是很好的待而用之的工具,但卻是在爭取別國人民好感時用,而不是要用來製造反感。美國政壇反華雖陰風陣陣,但應不至如此愚蠢,打一場對己不利的戰役。況且一旦美斯不聽指揮,敢於爆料,美國政府如何自處?

第二種理論是美斯與球隊班主碧咸不和,不滿自己及朋友在港表演分得的錢太少,所以採取不合作態度。是否如此,我們外人難以得知,但觀乎碧咸當天努力打圓場,接着又不隨隊飛往日本,可見此理論並非毫無根據。

第三種理論是美斯不懂香港,認為她只是一個700萬人的市場,就算發碧咸脾氣,得罪香港球迷也沒有甚麼大不了。我同意北京與香港著名評論人兔主席的觀點,美斯不明白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得罪了香港球迷便等於得罪了全中國,所以美斯失去的,不只是700萬人的市場,而是14億人的市場。

在華失市場 顯美斯不懂世局

幾天,或甚至幾小時的失控,換來的損失有多大?有人估計,美斯在中國失去的廣告等收入,每年可能有6,000萬元人民幣,倘若屬實,的確不少,反映美斯對世局的認識不足及情商不高。但就算這樣,他便很傷嗎?

市場中早已有各種對美斯身價的估算,有一種估算是他在2022年底時,身家累積了約6.5億美元。他於2023年在球會的收入,據德國網站「轉會市場」數據,是1.35億美元,屈居在葡萄牙球星C朗拿度的2億美元之下,全球排第二。假設這些估計大致準確,那麼每年失掉的6,000萬元人民幣,大約稍多於他資產淨值的1%,對他而言,不算很傷。他在美國超級碗決賽中分半鐘的廣告收益便有近億港元,但我以己度人,若我的資產淨值突然少了1%,我也會十分肉痛。

中國內地的反應才是值得留意。中央政府當然不會為此等小事正式表態,但因為成了幾乎全民皆怒的事件,民間及地方政府總會有此反應。比賽在香港舉行,內地為何有如此強烈反應?皆因感情上及策略上都視得罪香港為得罪全國人民,必須還擊,而不是讓香港受人欺凌。

中國實力增 各界須更新認識

此種策略是有效的,但只有強國才做得到。美國過去一直奉行此策,若在哪個國家有美國人被挾持,她的航空母艦便隨時殺到,這策略也使其他國家不敢輕言得罪美國。隨着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力量發展起來,中國一樣有實力這樣做,世界各地的政府與組織,也需要更新其對中國認識,美斯事件正是對他們的一個提醒。

(香港經濟日2024-2-16)

 

 

 

2/09/2024

23條立法:治亂世用重典 (雷鼎鳴)

23條立法的程序,終於啟動。130日保安局發布了「維護國家安全:《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公眾諮詢文件」,當中把原本基本法中列明的七宗罪歸納為五宗罪,在一個月內向公眾收集意見。如無意外,諮詢文件中提出的方案,今年底以前便會成為正式法律。

此事拖了二十多年,亦曾掀起過軒然大波,可算是香港當代史中的頭等大事。我沒見過相關的統計數據,不知支持者與反對者的人數在過去二十多年中有無此消彼長,但相信今天的支持者比當年更堅決,反對者也更欲去之而後快,只是們已無力左右大局矣。

200203年初推23條時,社會很可能並無強烈共識,認為在香港可搞出甚麼損害國家安全之事,立此法的目的在於盡起憲制責任,防患於未然,而不是有感於國家安全受到了甚麼嚴重威脅。況且港人一向慣於散漫,國家意識在一部分人心中並不強烈,所以對此法的公眾支持度或許並不足夠。我一向崇尚自由,喜歡無拘無束的生活,若立此法,雖然不大可能會誤蹈法網,但生活言行中總會付出點失去部分自由的代價,既然得益不明顯,難免要問為何要付此代價?

經過了超過20年,情勢已大起變化。早在10年前佔中尚未發生時,我在一個公開的場合中已表明支持23條立法,此事引起《蘋果》的不滿,用了半版自編的「報道」亂罵一通,但其記者以後還是常要找我評論諸事,我對其編採的客觀性已失去信心,便只有叫記者通知其編輯,我不會再接受其訪問。在這20年中,究竟出了甚麼變化,以致23條從「可以等一等」變為「事不宜遲」?我認為有三大變化。

中美關係變化 港須增防禦力

第一是中美關係。二十多年前,美國國內並非沒有政客欲將中國的經濟與軍事力量扼殺於萌芽,但其時中國輸出了大量價廉物美的消費品,美國是受惠者,其通脹有效地被降低。今天中國亦有繼續輸出消費品,美國同樣受惠,但中國不少的高科技產品已經可與美國爭一日之長短,且兩國之間經濟差距迅速收窄,這種情勢使美國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長期恐懼與仇視中,不但顛覆中國之心暴露,而且早已付諸行動。經歷過佔中與黑暴,又留意近年國際形勢的港人,除了頭腦閉塞者外,都可看得一清二楚。從前美國或許不至於大規模滲透香港,策動有損中國國家安全之事,但過去一段時期,這恐怕抵賴不了。既有事實先例,沒有23條本地立法,香港的防禦力便有所欠缺了。

第二是香港的公眾教育頗為失敗,孕育出一大批觀察力、獨立思考力與智慧皆缺的黑暴分子,這些人容易被有心人煽動,利用了香港寬鬆自由的社會環境,有風使盡,行為無度失控,在黑暴期間其顯示的破壞力,使守法的港人大開眼界。23條立了法後,他們的自由會受到約束,損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會受到較大的掣肘,但其他本來便守法的人,自由總也會有點受損。這情況有點像911以後,世界各國機場的保安都會加強,為旅客帶來不便,但我們總不能埋怨執法者或機場保安人員,要負起責任者,顯然是施過襲擊的恐怖分子。由此論斷,對23條感到不便的人,冤有頭債有主,是不理會國家與人民安全的黑暴分子的長期搗亂破壞,才迫使我們要事事提高警覺,不能過着漫不經心得過且過的生活。

第三是犯罪行為往往會形成動態經濟學中的多均衡點模式。在犯案率很低的大環境下,就算政府不花費大資源去打擊損害國家安全的罪行,會犯此罪的人也很少,因為無人敢犯,你卻去犯,你便會顯得突兀,一下子便被認出而伏法,所以很少人敢於造次。但倘若叛國分子因環境太寬鬆而廣泛滋長了起來,犯罪者眾多,社會就算用上大量資源也不易檢控犯罪分子,此種情況,香港幾年前已親歷過。

霹靂手段 挖出隱藏犯罪分子

有此態勢出現後,解救之道是治亂世用重典,亦即大力增加犯罪者犯罪的機會成本,把刑罰加重,並用更多資源調查及檢控黑暴分子,使他們知道,若有犯罪,其被罰的概率會大幅提高,罰則也會更重。

諮詢文件中確有一些建議是動真格的,例如「隱匿叛國」便頗辣。對叛國者的行為知情不報會犯法,這與源自商朝,被墨子系統化、商鞅實踐推行的「連坐法」有共通之處,但也不盡相同,只要把知道的叛國分子檢舉出來,便不會被株連。也許霹靂手段過後,隱藏的犯罪分子被挖出,軟對抗無疾而終,便不用花太多資源去為23條執法。

(香港經濟日2024-2-9)

 

  

2/02/2024

西方民主體制的新七宗罪 (雷鼎鳴)

 

上周論及西方民主體制有「七宗罪」:一是競選者靠演技做show上位多於靠管治能力;二是億萬人中選出的往往是怪胎,望之不似人君;三是登上大寶的人誠信道德常出問題,以致人民對「政客」或politician一詞常抱負面觀感;四是小集團在此制度下,頗能騎劫總體利益;五是民粹主義者常可靠此制度上位,遺害人間;六是對權力和平轉移的保證已經失效;七是選舉結果可被策略性操控,不一定能反映真實民意。此文寫後再思想,意猶未了,西方民主體制近年暴露出的問題,遠不止上述「七宗罪」,我屈指一數,可另加上一批「新七宗罪」。

不和平不友善 政客無誠信

「七宗罪」及「新七宗罪」,都頗有名堂。「七宗罪」本是天主教在中世紀時訂定的七種罪惡來源,例如「傲慢」、「嫉妒」等。十多年前有朋友邀請我參加一環保經濟的座談會,在場有位神父指出,在現代社會有「新七宗罪」,聽他演繹原來在跨國公司任職或隨地拋棄紙屑都是犯上了「新七宗罪」,聽後大感不少港人都罪大惡極,還好尚未惡貫滿盈。我孤陋寡聞,當時對「新七宗罪」聞所未聞。查一查資料,原來是2008年教廷為了追上現代社會的新環境,頒令了「新七宗罪」,包括基因改造、人體實驗、環境污染、社會不公、令人貧困、斂財無度、販賣吸毒。至於在跨國公司任職或丟棄紙屑為何如此大罪,我估計是被上綱上綫為等同斂財無度或社會不公及環境污染了。

為防對西方民主體制的缺點上綱上綫,或吹毛求疪,我們對其評價要有些標準。最正確的標準是找出西方民主體制所產生的影響是否符合我們的核心價值觀。內地宣傳12種國民應有的價值觀,我取其6種,再加上一種并無爭議性的,但卻發現西方民主體制竟都不符合這些價值觀,堪稱罪惡深重。

第一種價值觀是和平。這不在內地羅列的核心價值觀之內,但可肯定絕大部分中國與世界人民愛好和平。自稱為民主燈塔的美國及其主導的北約,到處打仗侵略。美國開國248年以來,打仗打了232年,堪稱歷史上最好戰的國家。西方民主體制選出的人如此違反和平這一價值觀,此為「新七宗罪」的第一罪,殆無異議。

第二種價值觀是友善。看看美國及北約其他成員,又或加上「五眼聯盟」等情報間諜組織,對別國常殺氣騰騰,又或忙於刺探別國的情報,與友善怎扯也扯不上關係。這是第二宗罪。

第三種價值觀是和諧。中國文化講求天人合一,追求社會和諧。縱觀西方國家,哪來和諧?社會撕裂不說,對互利共贏的國際貿易也看不順眼,非要搞沒有贏家的貿易戰不可,如何和諧?此乃第三罪。

GDP增幅 低於世界平均水平

第四種價值觀是誠信。靠西方民主選舉上台的政客有誠信嗎?布殊政府把小瓶洗衣粉謊稱是伊拉克擁有大殺傷力武器的證據,何來誠信?美國政客對香港黑暴的胡亂論述,自欺欺人,港人已然領教過。此體制未能衍生誠信,使人遺憾。此第四罪也。

第五種價值觀是富強。表面看來,西方民主國家比其他國家富裕,但她們的財富在歷史上相當大程度地是建立在掠奪殖民地資源所建立,不甚馨香。況且這些國家近年GDP增長率低於世界平均,富強離她們愈來愈遠。可稱之為第五宗罪。

不愛國違民意 制度問題湧現

第六種價值觀是愛國。本來西方國家人民大都十分愛國,這是好事。不過,她們經由民主選舉選出的政客,對別的國家的人民愛國卻常抱負面態度,其宣傳機器發放的信息往往對別國諸多批評,甚至鼓吹推翻別國政府。努力使別國人民不愛其國,對愛國這一價值觀也是在踩紅綫了。第六宗罪可能也犯上了。

第七種價值觀是民主。西方民主選舉體制是形式上的民主,國家領導人通過一人一票的選舉產生。但民主真正的意義是人民是主人,政府要為人民服務。但從西方國家選舉的過程及結果看,利益集團對政策的影響深遠,政府所推政策往往違反民意,不利人民。若說西方形式主義的民主體制完全違反民主的初心,可能是過火,但此體制不能保證勝選者會為人民服務,則彰彰明甚。名實不副,此第七宗罪。

美籍日本學者福山曾著書《歷史的終結》,認為西方的民主體制已經相當完美,歷史可到此為止。但近數十年此制度出現了大量問題,甚麼才是最適合不同國家的制度,我們不易找到答案,還須社會精英繼續思考。

(香港經濟日2024-2-2)

 

1/26/2024

西方形式主義民主的七宗罪 (雷鼎鳴)

 

我崇尚自由,但對西方形式主義的民主選舉制度數十年來一向懷疑。近年此種制度的缺陷日漸顯露,此種懷疑更變成信念。美國下一屆總統選戰已經開始,如無重大意外,特朗普重回白宮的概率遠高於一半,就算他失敗,認知能力已出現問題的拜登繼續留任,也難免使未來的歷史學家問句「這一代的美國究竟中了甚麼邪?」

兩周前到台北觀選,一樣可見到此種制度衰象已呈。美國以為自己是民主制度燈塔,兩年後美國建國便達250年,時間與中國不少朝代的長短已然接近。朝代有興衰,國家制度是否也會如此?

我總結了一下,西方形式主義民主早已不配站在道德高地,蓋因其犯上了「七宗罪」。

選舉機制缺陷顯露 靠演技包裝

第一宗罪是決定選舉結果的因素,競選者的演戲及包裝能力,遠大於其人是否真有治理及領導能力。看看哪一位能勝出的總統不是能言善辯(當然有幕僚替其寫演辭)?在電視上哪一位不是七情上面?但到了上任後,卻往往原形畢露。特朗普狀若瘋子,世人已領教過。拜登老態龍鍾,但上台演講時卻總要扮青春死撑着小跑,政策及演辭又充滿虛偽與雙重標準。

在台灣,民進黨貪腐,國民黨性好內鬥爭權,致使不少年輕選民轉向柯文哲,但此君在台北當市長毫無建樹,其管治能力不足已暴露無遺,以致他在台北這大本營的得票率還低於其他地方。但這些人上位靠甚麼?是演技與包裝

第二宗罪是第一宗罪的結果,選出來的人往往十分不妥。尼克遜當年推動中美建交有功,但後來卻被美國人視為戰犯與大話精。克林頓捲入性醜聞,小布殊無能,但卻敢於偽造證據,說伊拉克有大殺傷力武器,從而滅人領袖,誅殺別國人民。至於特朗普及拜登何等德性,只要不是有眼無珠的,皆可看清。不過,這些人全都登上大寶。我們不能不問美國3億多人口,人才輩出,人傑地靈,為何揀來揀去,卻只能找出這些料子,這個選拔機制肯定出了問題!

虛偽+雙重標準 利益集團擴張

第三宗罪是第二宗罪的延伸。既然上位是靠做show演戲,其人的誠信道德能力便值得懷疑。那麼虛偽與雙重標準,我們大可見怪不怪。翻查好一點的字典,「政客」一詞及「Politician」都含有貶義,這並非無緣無故,而是在西方實踐其形式主義民主數百年後,人民對政客的虛偽所得的印象觀感。

第四宗罪是此制度能為利益集團提供擴張的土壤,使它們凌駕了社會總體利益。已故經濟學大師奧爾森(Mancur Olson)曾著有一書《國家興亡》(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當中論證了在西方社會中,小圈子利益集團,因為人數少,利益集中,願意動用較多資源游說政府立法或用政策向它們利益傾斜。而社會中其他人因這些利益團體細小,根本不會注意它們的行動。久而久之,多種小圈子團體所爭取到的改變,加起來便足以使社會的總體發展遇上各種阻力,舉步維艱。舉個例子,在幾年前香港土地供應的辯論及諮詢中,我們發現香港有個周公島,因多年前出現過一種蜥蜴較為罕見,所以早已立了法不能填海不能發展。此種障礙,可能為香港的土地發展耗廢掉數以百億的成本。

混淆民粹過渡困難 賽果可操控

第五宗罪是容易與民粹主義混淆。香港黑暴期間,對社會破壞力十足的民粹主義分子肆虐長達七、八年,他們大都自稱爭取民主,以此為外衣,但更重要的是立法會也有不少民粹議員是通過一人一票選進去的。就算是英國的脫歐公投及美國的選舉,民粹主義的影子清楚可見。這與希特拉靠民粹上台歷史不遑多讓,足證形式主義的選舉對民粹主義並無防禦力。

第六宗罪是權力的和平過渡已沒有保證。本來西方的這套制度過去有個好處,誰上台靠和平投票決定,輸的一方不能反對。但3年前特朗普敗選後,「驕傲男孩」等團體闖進國會山莊大搞破壞,已使我們對權力轉移是否能和平大失信心。不少人甚至斷言,若特朗普今次再敗選,美國會有暴亂。

第七宗罪是選舉結果完全可操控,以致選舉結果並不一定能反映選民的真實意見。此種情況在50多年前已有數理經濟學家用鐵一般的邏輯證明了任何選舉機制,無論如何設計,都可被操控。我過去曾多次撰文討論,不贅。其實,今次台灣選舉中,民進黨只取得40%的票,反民進黨的票被𠝹開為兩部分,也是他們失利的原因。民進黨的繼續執政,也不一定反映到民意。

(經濟日報 2024-1-26

 

1/19/2024

台灣大選後的台海形勢 (雷鼎鳴)

 

上周我與朋友組團到台北觀察選舉,陸委會有位副主委及一位處長接待了我們。我們也拜訪了國民黨、民進黨與民眾黨,並與他們座談選舉大勢。陸委會的工作人員一如既往的禮貌客氣,在其總部旁邊一家米芝蓮飯店設宴款待。我在20032005年曾當過陸委會的諮詢委員,當年每次開完會便立刻趕到機場打道回港,竟沒有留意總部的旁邊有這麼一個好吃的地方。

 今次選舉氣氛不算熾熱,在凱特格蘭大道與板橋等兵家必爭之選戰基地,雖有熟練的助選員聲嘶力竭地呼喊口號,但我還是感覺不到太多的激情。競選的口號亦多包含柴米油鹽般的民生訴求,並不一定都是政治意識形態。說得好聽一點,是選民日漸成熟,政客叫甚麼口號也不太重要;說得悲觀一點,是選民看Show的熱情已開始冷卻,選舉時政客就算扭盡六壬,效果也不如前。

得票不過半 民進黨未來管治難

這次選舉結果顯示,民進黨未來的管治會十分艱難。賴清德與蕭美琴的組合取得558萬票,得票率40.05%,比起蔡英文4年前得票率的57.13%,掉得不少。總統票不過半,民進黨立法委員人數一樣減少,113席中只得51席,比不上國民黨的52席。另民眾黨8席可成關鍵少數,再有2席親藍的無黨派委員。

這些結果並不令人驚訝。過去幾年,民進黨管治,怨聲載道,蔡英文的民望亦大跌。年輕人尤其對民進黨失望透頂,轉投柯文哲的民眾黨。但柯是理想的政治領袖嗎?他並無班底,政治理念及政策被台灣人民形容為變色龍般的投機主義。他曾在台北當過8年市長,但台北的選民對他的支持度只得23.79%,還低於他在其他地方的支持度,由此可知他在自己的大本營台北並無爭取到民心。國民黨一樣使人失望,黨內爭權奪利之風仍在,候選人侯友誼沒有個人魅力,副手趙少康好一點,但影響力也不足夠。

美多番暗助台獨 阻中國統一

幾位候選人都望之不似人君,選民如何能熱情起來?與其說是選一位最多人心儀的領袖,不如說是避免自己最討厭的人當選。以策略而論,這次選舉本可分兩陣營:支持民進黨的及反民進黨的。若侯友誼與柯文哲結盟,當可勝出,但柯有自己的盤算,一早與國民黨鬧翻,不可合作。用港人的術語說,柯是𠝹了非綠營的票。

台灣選舉的候選人都要經過美國的「面試」,這已不是甚麼秘密,美國的政策對台的影響力自然重要。美國的政策是按美國自身利益所決定,近年美國對台的政策亦不斷調整。美國認為自己主要對手是中國,台灣只是工具。從前美國政策的重點是維持模糊性,不容許台獨真正的出現,但又多番暗助台獨,始終要防止中國的統一。

不過,這策略有它的時限性。中國的軍事、經濟、科技力量日漸強大,美國多次沙盤推演,亦算出美國若在軍事上阻止解放軍攻台,美國會輸掉。在此考慮下,美國策略在兩、三年前已變,台海不穩定,美國並不介意,她反而希望兩岸打了起來。當然台灣難逃戰敗命運,但若戰況激烈,喪生的人足夠多,會使未來中國在台的管治增加困難,從而中國的發展亦受到掣肘。

不過,有一點美國沒有變,她只是希望打代理人戰爭,自己不會為了台灣而冒險派兵。美國是一好戰國家,但十分愛惜自己人的生命。在越戰時美國還是採用徵兵制度,強迫美國人民當兵送死,那時反戰情緒在民間十分激烈。但後來改為募兵制,參軍是自願的,有不少福利,從此美國人不用擔心被強迫送死,反戰之風冷卻。但若是有美國戰艦被擊沉,士兵喪命的,民間還是接受不了,總統隨時下台。

自己不打,光是賣軍火到台灣,又派人訓練台灣人在城市中打巷戰,又或上山打游擊,管不管用?我多次聽見在台的朋友說過,若問年輕人會否參軍對抗解放軍,大部分人都會看成是笑話,打巷戰游擊等更是匪夷所思。不少台灣人甚至主動「投敵」,跑到大陸投資及找工作,美國就算送軍火給台灣,結局恐怕如阿富汗般,美式武器最後都由當時的政府軍轉送到塔利班手上。

料大陸減經貿讓利 動搖台根基

時間似乎是在中國一邊的,中國收回台灣的力量愈來愈強,美更阻不了。台灣的政客若想為自己增加談判的籌碼,早一點談更可能多爭取到利益,晚了便沒有了。大陸是否可慢條斯理地等待?也不見得。台灣島內推行「去中國化」的教育相當成功,學校不大教中國歷史,不少年輕人已失掉中國人情懷,對將來中國的管治不利。

不過,正如上文所說,台灣人不願意參軍,若是解放軍打到來,他們也不覺得有太大損失。既然如此,選出刺激到大陸的民進黨,還是選別的,對自己人生的未來也不會有太大影響。

至於中國,我估計是會減少對台的經貿讓利。台灣35.2%的出口是到大陸及香港,佔GDP四分之一,大陸不優待台灣,經濟壓力會動搖台的根本。

(香港經濟日2024-1-19)

1/12/2024

「賺到盡」對不對? (雷鼎鳴)

有位高人最近傳來一篇內地網誌「商聞」的文章,題為《李嘉誠自述》,作者赫然是「李嘉誠」。文章寫得不錯,匆匆一讀後,猜是李嘉誠找人代筆,再讀後卻不作此想。

文章頗有條理的為李嘉誠「自辯」,作者似乎是因為內地曾有人大呼《別讓李嘉誠跑了》而大感不平。文章開宗明義說:「我是一個商人,希望大家不要給我戴上甚麼帽子,無論高的,還是矮的,我都不想有。」又指出:「我是一個純粹的商人,不要用那些空洞的道德來衡量我,如果不能做一個成功的商人,那我的職業是失敗的,不賺錢的商人不是好商人,也沒有資本利潤去做善事。」、「李嘉誠不會跑,也不願跑,更跑不了,這是我的真心話,也是我的誓言。」

此篇文章是誰人所寫,不得而知。我二讀後問過自己,假如我是李嘉誠,會否找人寫此文來一吐苦水,答案是不會,李嘉誠當然更不屑這樣做。中國歷史上常有偽託古人,用以加強自己文章的權威性,近代用名人的名字抒發己見的,更是多有。李嘉誠在內地撤走部分資本,被一些人質疑,甚至痛罵,已是多年前的事,為何現在又被人提起?也許是近年內地有些企業家並不好過,還有些是真的撤資想跑,中國恒大 03333 執行董事及主席許家印便是一例,所以有些人想借題發揮,要為資本家辯護。

企業家貢獻社會 應獲保護尊重

我平生從未有過資格當資本家,認識的資本家倒是不少,但想不起與他們有任何利益關係,不可能膜拜資本,也絕不會如民粹分子般憎人富貴。偽託的文章本來不用評論,但上述文章涉及的一些觀點卻值得深究。

資本家有不同的等級,光是有錢並不值得我們尊敬,但他們當中有能力的一群,可稱為企業家,對社會卻可作出巨大的貢獻,任何社會都應給予他們應有的地位及保護,否則對經濟會有重大傷害。他們對社會有何貢獻?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我們着實需要一批有眼光、有遠見的人不斷發現及發掘機會,把資源配置到最能推動經濟增長的環節上。若無他們,前車可鑑,我們可斷定,大量的資源會被浪費掉,國家社會都會走向貧困,不可不察。但人對前景總不可能看得通透,任何涉及未來的投資,總會有些風險,要當企業家,便必須為自己的決策承擔風險。我們不用因為成功的企業家能家財萬貫、風風光光而眼紅嫉妒,也要知道失敗的企業家往往要投河跳樓。

上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曾有名言,商人的天職便是把利潤最大化,亦即港人痛罵資本家時說他們「賺到盡」。究竟在道德上「賺到盡」是對是錯?我認為這要看條件。「君子好財,取之有道」,這些道是甚麼?

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Adam Smith)早已提出,就算人人追求自私,自由市場的無形之手反而會把社會的總體利益最大化。這裏的關鍵是我們身處的市場,是充分自由競爭的市場(或起碼是接近自由競爭),還是被各種政策扭曲了的市場。在市場被扭曲的條件下,唯利是圖這一資本家的本性會驅使他們搶奪壟斷利潤,對世界造成不公。

例如,香港多年來有條例要求房屋買家要付出3成、甚至5成的樓價才可買樓,低於此數銀行不能借貸按揭。地產商有見及此,自己提供額外借貸,但這只能限於一手樓宇,在二手市場無此選項,所以近十年來二手市場大幅萎縮。二手樓過去佔了樓宇交易的絕大部分,萎縮後便不能再對一手樓構成重大競爭壓力,這是在一大段時間內地產商得到壟斷利潤的基礎。

華為成功靠人才 非盤剝員工

假若市場有足夠強大的競爭壓力又如何?經濟原理告诉我們,資本的回報趨向它的邊際產值,勞動力或人才的薪金也會趨向他們的邊際產值,沒有剝削問題。換言之,企業家若是有眼光,他會付給員工合理的報酬,原因不是他們心存正義,而是因為若不如此做,員工會流失掉,對生產不利。當然,有些企業家可能有眼無珠,不識人才,以致自己企業表現平庸或甚至虧本倒閉,市場自會懲罰他們。只懂得思考如何盤剝員工的,根本不可能「賺到盡」!華為如此成功,是靠它重視人才,真正懂得「賺到盡」的原理。

偉大企業家取財有道 熱心公益

成功的企業家擁有的財富會遠超常人,這是他們的本事,沒有甚麼不公平的。但社會關注貧富差距,有些企業家除了有商人頭腦外,也有崇高的道德水平。他們大量捐款也同時是慈善家。最偉大完美的企業家應有兩特性:做生意時取財有道,「賺到盡」,賺到的利潤大量用作公益事業。微軟創辦人蓋茨(Bill Gates)、股神巴菲特(Warren Buffett)等做到此點,李嘉誠的捐款也以百億計,對這些企業家宜有適當的尊重。

 (經濟日報 2024-1-12 

1/05/2024

中國的債務並不構成重大危機 (雷鼎鳴)

 

西方政客及媒體唱衰中國經濟不是新鮮之事,近年他們的一條戰綫是誇大中國的債務問題,意使人感到中國政府及社會皆欠債纍纍,無力償還,經濟崩潰可期。但若看他們的論述,除了數據誤導外,亦反映他們在經濟概念及中國國情的掌握上犯了一系列的錯誤。

近月人民銀行新任行長潘功勝對中國債務問題,有權威性的釐清。其實只要檢視人民銀行定期發布的統計數據,也可對了解中國債務的實況大有益處。不是說中國完全沒有債務問題,而是西方媒體所言,似是病入膏肓之人反而對患上普通感冒之人指手劃腳,說他們快要死了。

中國政府債 與美性質大不同

先弄清一些事實。債務有政府債與民間的債務,二者要分別討論。政府總共欠債多少要先看看用甚麼口徑,即包括甚麼在內。例如新加坡政府的欠債率極高,2022年達GDP167.8%,但我們並不用太理會新加坡政府會否爆煲,原因是新加坡有中央公積金,政府把源源不絕的公積金借入,用以投資賺取回報再支付公積金的利息。又例如香港金管局發行了1.25萬億港元的外滙基金票據及債券,佔了香港GDP差不多近半,但此種債務是用來調節金融市場的,隨時有力還債,不會構成金融危機。

中國202311月,據人民銀行的資料及國際貨幣基金的口徑,政府共發行了60.6萬億人民幣的債務,佔2022GDP50%。這筆債中,中央政府的欠債約25萬億人民幣(佔GDP21%),地方政府約欠35萬億人民幣(GDP29%)。這是否危險?可作一些跨國比較,美國聯邦政府欠債28.75萬億美元,地方政府欠3.26萬億美元,共32.01萬億美元,佔2022GDP124.8%,遠高於中國的50%。若是與日本政府欠債等於GDP241%相比,中國仍未夠資格被稱為高欠債國。

項目投資回報比例 需關注

上文提過,不同口徑定義的欠債可得到不同結果。若用最寬的口徑,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或許大至GDP87%,這樣一來,中央加上地方政府的欠債便高達GDP108%,似可與美國爭鋒。這種比較也是誤導的,中國地方政府的欠債與美國聯邦政府的欠債性質上頗有不同,中國地方政府借來的錢大多用於投資建設,有實物支持,將來也可帶來回報,若回報夠高,借得愈多愈好。美國聯邦政府的不同,它借來的錢是要應付今天的消費開支,用掉了便沒有了,借得太多,容易無力償還。二者的差別,不可不察。

這並不表示地方政府債的高企可以完全不管。過去十多年,地方政府財政上失去不少自主權,富裕省份的收入,不少要上繳,支持中央及低收入省份。收入被取走一部分,開支卻不易減少。地方政府的開支是否符合成本效益?它們在基建等公益事業上有大量投資,有些回報并不好,例如在荒山野嶺上開路,要很久才有收益。有些則人民得到方便,經濟得到開發,社會回報很高,但政府本身並不一定能收取到多少收益,那麼從政府的角度看,便是入不敷支,要虧本了。

另一些則不但社會回報高,政府也可收回足夠的資金,不用虧損,這當然是較理想的情況。香港填海造地不但能帶來龐大的社會收益,政府靠賣地取得的資金,亦可合理估計超過建設成本,正是此種社會與政府回報皆不錯的例子。但內地未必每個項目都能達此標準,如何保證政府自己能在投資項目上取回付出的成本,亟需關注。

除了政府欠債外,尚有民間欠債。據人民銀行數據,202311月中國社會融資規模存量是365.77萬億人民幣,減去了60.6萬億人民幣政府債券外,仍有305.17萬億人民幣,佔2022GDP252%。這數字代表着政府以外的欠債,當中包括家庭債務與企業債務,家庭債務大部分應來自房產的按揭。美國的社會融資(政府以外)是多少?2023年第三季,住戶及非牟利機構共欠19.752萬億美元,非金融企業欠21.184萬億美元,共佔GDP 161%,比中國的低。

民間儲蓄率高 非債務高企

這並不表示中國民間(住戶加企業)的債務過高!要知道,中國的儲蓄率高達GDP45%,與新加坡是叮噹馬頭,這麼龐大的新增資本如何注入經濟體中?中國的股市不算發達,大部分的資金只能通過存入銀行,再被住戶借來買房子或企業借來投資。因債務融資是住戶及企業得到資金的主要方法,所以中國的債務必不會低,但這些錢借來是用作投資而不是消費用掉的,所以遠為安全。但當然投資要注意成本效益,若像某些地產企業般過度擴張,借了錢給它們則風險大矣。所以問題不在債務的大小,而在投資是否審慎。

另一點也要指出,一個國家若無外債,若借款人共借了10億元,那麼同一國家內的債主便必曾借出過10億元,這筆錢是他們的資產財富。中國外債遠低於美國,是自己借錢給自己,安全得多。

(經濟日報 202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