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四十年來最重要的經濟現象，是全球經濟一體化。中國內地面對全球化的挑戰，過去的回應基本正確，憑此便創出驕人的經濟增長。香港企業家在八十年代開始到內地創業，也能順應全球化之道，使到香港的經濟不斷成功轉型。
但近十多年來香港對應全球化的挑戰再非那麼順利，經濟也開始停滯不前，並由此衍生出多種社會困局。
對全球化的回應是否成功，要視乎很多因素。很多人沒有注意到，人力資源及相關政策其實扮演着很關鍵的角色，甚至比經濟或政治制度更加重要。人力資源條件優越及政策正確，經濟增長的火車頭便會啟動起來，否則社會的穩定都會出問題，更遑論發展。
大學畢業生起薪點毫無寸進
香港沒有天然資源，一定要與全球化緊緊掛钩，否則可能全民都會餓死。有此制約，香港經濟最大的板塊是貿易與物流，第二大是金融服務業，兩者都與全球化有關，我們對此不應感到奇怪。誰的技能可以滿足全球化過程衍生出的需求，誰便更有可能在就業市場中成功。
過去幾年，我們人數不多的經濟系，屢屢出現大學本科尚未畢業便有投資銀行肯出過百萬年薪僱用的學生（今年也有），使我們嘖嘖稱奇；不過，顯然並非所有大學生都有如此際遇，十多年來，香港的大學畢業生起薪點幾乎毫無寸進。由此可知，光是投資在教育，並不能保證事業的成功或整體經濟的增長，掌握的學問是否符合社會需求十分重要。
什麼技術更有機會符合香港的需求？去年5 月3 日我在本報寫了篇〈再論香港的社會流動性〉，內中有提到，根據我一隊學生用人口普查數據做的研究顯示，在工作經驗相同的條件下，擁有副學士學歷的人士，平均薪金還比不上擁有中六學歷的人士。
拙文發表後，教育局官員約吃免費午餐，原因顯然是政府不相信副學士課程如此差勁。我同意政府官員所指，我的學生所做的數據，最新的只是2006 年的人口普查，未必能反映近年副學士課程的一些進步，但我對副學士現有課程能否有效幫助年輕人在全球化中早着先機，卻是不敢樂觀，原因有二。
副學士表面上高學歷
第一，在全球化過程中，不同國家地區的經濟定位可以迅速改變。例如，二十年前很少人會預料到，電腦軟件的工作職位會大量從美國等地轉移到印度去，香港電腦系的畢業生也因而遇上長久的不景氣。在外部環境多變的條件下，最有用的學問不見得是一些職業技能，而是語文與溝通能力、數學能力、對世界的認識，以及迅速學習新知識及分析複雜問題所需的科學方法與洞察力。部分副學士課程太重視職業訓練，反而使學生適應不了全球化環境所需要的靈活多變與吸收新知識的能力。
第二，香港就讀副學士課程的學生（包括自負盈虧的專科課程學生），在2009 年共26992 人，但內地每年高等院校專科（近似香港的副學士）畢業的人數也極多，2010 年估計高達321 萬人，佔適齡人口比例的十多個百分點，而且他們薪金遠低於香港的副學士。在如此強大的競爭下，香港很難討得了好。
香港政府若肯投入足夠的資源，把為數不少的副學士學子訓練成真正而非A 貨的大專生，能力遠遠高於內地，情況顯然便會不同。但政府對此卻只肯投放極少資源，市場自動回應，就是不願付出較高的薪酬僱用他們。這批年輕人表面上有高學歷，但缺乏市場的認受，前無去路後有追兵，有部分人便容易成為社會中不穩定的因素。
人力資源問題還有另一個層面， 便是家庭的結構。1991 年香港的總和生育率是1.4，即每名婦女一輩子平均生育1.4 名小孩。由此數字可推斷，近半家庭的子女很可能都是獨生子女。他們因為得到父母較大的關注，所以平均而言可能稍為聰明，但使人搖頭的「港孩」出現，與獨生子女不可能脫得了關係。部分「港孩」患上了「王子病」、「公主病」，視不勞而獲為理所當然，沒有紀律，缺乏社交技能，在家中「惡慣」，在社會中一輸便怒髮衝冠；在電視中見到一名港孩激憤地說政府也應向像他一樣的小孩派6000 元。這種未對社會有過貢獻便以為納稅人欠了他錢的不勞而獲心態，顯然已是一種病態，其父母的教育頗有問題。
內地「教育大躍進」未提升質量
我自1999 年起，每天見面傾談的都是所謂的80 後，很少有人比我們這個行業對80 後有更深的了解。就我所見，大部分年輕人都理性好學正義，不能算作憤青，但我們總不能否定社會中有一批感到前途受壓抑，慣把個人喜好當作正義準則的年輕人，他們來去如風，民主制度下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不見得會為他們遵從；講求組織紀律的共產黨不會吸納他們，黑社會怕他們壞了大事，社民連就算怎樣激進也指揮不了他們， 「無政府主義」恐怕是相對上較為準確的描述。他們是香港人力資源特殊情況下的產物。
上述以香港作引子，正是要指出內地早晚恐怕也會出現同一問題， 因為內地也有很相同的條件。自本世紀開始，內地似乎出現了一場「教育大躍進」，但可惜的是，躍進的只是一些數字，而不是質量。
2000 年高等院校（本科生加上專科學校學生）畢業人數是95萬，到2005 年已上升至307 萬，五年內竟增加3.2 倍！到了2010年，畢業人數更高達587 萬人，今年應可突破600 萬大關，即三分一的適齡年輕人可從高等院校畢業。
上述驕人的數字，與教育的投入極不相稱。2000 年中國國家財政性的教育經費佔GDP 的比例只是2.58％，與世界平均的4.9％相比， 相差甚遠； 即使到了2007年， 這比例也只是增至3.22％。至於用在高等教育的經費，情況一樣差勁。2000 年平均每名高等院校學生（本科及專科都包括在內）所得到政府財政上的投資只有9552 元，到2007 年更降到8479元，再加上物價上升，實際減幅是22％。就算因為在這段時間內學費加了不少，每名高等院校學生所用的實質總經費也只是微升了3.2％。我們要注意，這時期內，中國的人均名義GDP 上升了148％。顯然高等教育經費上的增長與GDP 的增長絕非同步， 「科教興國」的口號並無落實。
內地「激青」埋社會不穩伏線
在高等院校的畢業生中，性質較接近香港副學士生的專科學生，在2009 年共佔53.8％，人數高達286 萬人，他們人均得到的政府教育投資遠遠低於本科生所得。我見識過一些內地沒有多大名氣的高等院校，師資頗有不足，課程也較為僵化，分科太明顯，與全球化環境下所需要的靈活性很不相稱，學生雖然勤奮，但我很懷疑他們在市場中的認受性。
中國有一孩政策，父母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心態，比港人只會更強烈。但就算父母期望怎樣高，花費在子女身上的教育投資如何大，也只有很少數的年輕人能進入著名學府。在專科學校就讀的，所學的東西隨時可能過時，畢業生變得不能適應經濟上的變化。
一孩政策實施三十多年後，內地的年輕人所經歷過的家庭環境，與「港孩」所面對的，不會有太大的不同。既然如此，他們的性格與行為總也會有相近之處，內地家庭亦早有「小皇帝」一族的出現。又因大量年輕人都要入讀投資不足課程狹窄的專科學校，香港出現激青的條件在內地亦同樣普遍存在。前車可鑑，將來這可能是內地一個不穩定的因素。
把教育經費早日增至GDP 的5％左右，改革課程，使更多人掌握到自學新知識的能力，才更符合全球化大環境下中國的需要，中國也更能維持穩定中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