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經濟自1990 年以來，一直沉痾不起，其GDP 基本上停滯，比香港更加不濟。日本去年GDP 估計為5.39 萬億美元，被中國的5.9 萬億美元超越，只能屈居世界第三。其實若考慮到物價的差別，以購買力平價（PPP）計算，日本早在2001 年便失去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寶座。
現在日本地震災情嚴重，基礎設施損毀，但人力資本並無受到破壞，按照經濟學原理，未來幾年內GDP 應有較亮麗的表現，情況有如二次大戰後日本的重建，但規模及持續性會遠遠不及。
四大難題有待解決
地震過後，有媒體可能出於對遭逢劫難的日本人民的同情，把日本喻為「不死鳥」。日本經濟當然不會因此次地震及核洩漏而全面崩潰，但若以為在短暫的因災後重建帶來的GDP 增長過後，日本經濟便可一洗頹風，擺脫20 年來的困局，從此振翅高飛，卻顯然太過樂觀。日本仍要面對四大難題：能源短缺、債務纏身、人口老化及民族性弱點。解決這些難題的方案仍未見出現。
眾所周知，日本並非產能大國，但卻是耗能大國，八成能源要靠進口。2009 年，日本人均耗電量是中國的2.4 倍，人均石油消耗量是中國的5.4 倍，天然氣人均消耗是中國的11.2 倍。一國的經濟規模，與能源消耗量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日本要支撐起5 萬多億美元的經濟體，就算如何努力環保，也要大量消耗能源。
最重要的潔淨能源是水力發電，但日本的水力發電只佔產電量的7.5％，微不足道。日本能夠倚靠的，主要是進口石油、煤炭及天然氣等碳排放高的能源，或是用核能發電。
碳排放造成污染，為發達國家人民所不喜。中國神州大地上空一片昏黃，日本經常批評，不會願意接受自己國土的上空也是如此。太陽能及風力發電等方法，暫時仍遠跟不上需要，日本除非願意接受人口大幅縮減或GDP 下跌兩三成，否則只能更多地倚靠核能。
日本自1966 年第一個核電站開始運作後，現在全國已有54 個核反應堆，提供30 ％的發電量。鑑於世界能源價格上升，日本原本的計劃是到2017 年，核能可提供41％的用電量，到了2030 年更可提供50％。若無這次地震海嘯引起的輻射洩漏，日本對核能的倚賴程度極可能會愈來愈大。
但我們不可忘記，日本是地震頻繁的國度，一年地震達1500 次，在此多建核站，風險遠較其他國家為高。日本在這次重大危機後，雖可檢討核電站的設施，加強其安全度，但人民的反核情緒增強卻是不可避免。
如此一來，核能擴充計劃不可能不受阻，日本只能進口更多能源，這對原本已在上升軌的國際能源價格，肯定會推波助瀾，日本經濟的增長，自然受到更大的制約。
能源價格上升又會激發更多的農作物被改用作生產生物能源，這又會推高國際的糧食價格。據日本政府的估計，2006 年日本的食物自給率，按熱量單位計算，只得39％（按市場價值算則有68％），其餘的要進口。糧價上升又怎能不對日本的經濟及民生造成更多困擾？
在長達20 年的經濟不景氣中，日本政府的經濟專家學藝不精，誤以為可以靠凱恩斯式的擴充性財政政策刺激經濟，不料飲鴆止渴，經濟不見復蘇，但政府大量開支卻使它欠下巨債。2010 年，日本政府欠下的債務，超過12 萬億美元，佔GDP 225.8％，無論是絕對值還是佔GDP 的比例，都是當世第一，而且在可見的將來，欠債只會增加，不會減少。地震所帶來的破壞，更會使政府支出更加沉重，欠債加快上升。
巨債纏身政府難撐
這筆巨債等於要日本人民工作兩年多，完全不消費，所有收入全部繳交給政府，後者才有能力清還債務。有說日本外匯儲備之豐盛，僅次於中國而居全球亞軍，可以抵擋一下欠債的壓力。但2011 年2 月日本的外匯儲備只得1.09 萬億美元，與12 萬億美元的欠債相比，差距太大，於事無補。
12 萬億美元而且會不斷增加的巨債會對經濟帶來多大的壓力？現時日本公債的信貸違約保險（CDS）是每100 萬元借貸要付1.25 萬元保險費，雖遠低於希臘等違約機會極高的國家，但此等額外的信貸成本已絕非微不足道。日本政府財政上目前仍能撐下去，主要原因是所欠的多是內債，而日本人民過去增大量儲蓄，所以有資金借給政府，從而不致使利率高企。
但全球的低息環境不會恆久不變，當日本人口繼續老化，更多的退休人士不再賺錢儲蓄反要吃老本時，利率便會被推高。假如利率將來達到5％的水平，政府光是每年償還利息的開支，便等於GDP 的11％以上，不削減其他開支及加稅如何可以應付？日本政府面對此困局，再加上災區重建所需的巨款，必要嘆聲： 「怎一個愁字了得？」
日本是全球人口最老化的國家。日本人口的年齡中位數是44.8 歲，亦即年過40 也可被視作年輕人。在2011 年，估計人口中23.1％的人年齡在65 歲或以上，75 歲或以上的也高達11.4％。在此種格局下，日本的「人口紅利」早已過去，代之而來的是「人口赤字」，工作人口減少，需要扶養的人卻增加，人均GDP 的增長不容樂觀（見本報今年1 月31 日拙作〈2012：告別「人口紅利」迎來「人口赤字」〉）。
2000 年時聯合國曾有研究，認為日本若要解決「人口赤字」的困擾，便必須每年吸納一百萬的年輕移民或把退休年齡推至77 歲。但日本外防甚嚴，不願接納新移民，77 歲的退休年齡也是不切實際，所以日本的人口老化問題實難以解決。
除了工作人口比例下跌外，人口老化的另一特徵是國民的平均儲蓄率下降。年輕人及中年人賺錢消費及儲蓄，退休長者則消費過去的儲蓄。儲蓄率一旦下跌，社會可提供的信貸資金亦會減少，利率從而被推高。不但如此，少了儲蓄，社會的投資率亦必會應聲下降。日本在2009 年投資率是GDP 的20％，不算太低，但與2000 年的25％及1990 年的33％相比，卻顯然是在逐步下滑。投資率低企不利經濟增長，此種因由，與港相似 (見本報今年1 月24 日拙作〈香港近年經濟為什麼停滯？〉)。
地震及核洩災難中日本政府處事雖然不濟 (甚至遠及不上2008 年四川地震時中國政府的高效率)，但日本人民卻是秩序井然，贏得不少讚譽。
日本人的守禮守紀律，在近年見慣粗口橫飛禮崩樂壞的香港人眼中，自是亮麗的景象，但若據此便以為日本經濟可翻身，只是不明白日本深層民族性弱點的皮相之見。
〈菊與刀〉揭示日本民族性
1944 年，美國擊敗日本在望，政府為了制訂未來「管治」日本的策略，邀請了著名的人類學家本尼迪（Ruth Benedict）研究日本的文化以作參詳。本尼迪為此寫了篇經典著作〈菊與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對日本人的民族性及社會都有淋漓盡致的描述及深刻分析，美國政府戰後容許日本保留「天皇制度」及成功控制日本數十年與此書實有莫大的關係。此書的中譯本甚多，可輕易找到，讀者可自行評閱。
〈菊與刀〉第三章「各就其位」指出，日本人對秩序及等級的信賴程度之深，與西方人信仰平等自由可說是兩個極端。社會中不同人等或國際上的不同國家都應有其各自的定位，金字塔下方的人民不應挑戰地位較高的人物，行為必須符合適當的既定禮節或規則。
例如，日本人必須要懂得向誰鞠躬，而且必須知道鞠躬的程度，不同的場合都有不同的做法，不能亂來，否則便是無禮。為了傳承此種文化，父母在子女的嬰兒時期便已小心翼翼地按嬰兒的頭訓練其鞠躬，初學走路時的第一課也是學習怎樣對家人的鞠躬。
不同情況下的鞠躬，只是體現日本人等級森嚴，下級服從上級的禮儀。想向父親提意見的兒子被日本人認為等同一個「想在頭上長出頭髮的和尚」，不為社會接受。
此種文化，說得好聽一點是各人各司其職，尊老護幼，社會和諧，但說得負面一些便是「見高就拜、見低就踩」。
引伸到國際層面上，日本在二次大戰時早已把自己地位認作是接近世界頂峰，亞洲其他人民不服，等於不懂自己的位置，既然如此有違「人倫」，殺之毋損道德，出現南京大屠殺的兇殘行為也非不可解之事。至於美國，因為是戰勝國，日本對之屈從，不敢逆拂，亦是符合日本人等級之見。
重視階級礙生產力
由此觀之，日本人的守禮守秩序有紀律的動力來源，正是其相信等級揚棄人人生而平等觀念的獨特民族性。日本人災難前從容不亂，是因為相信政府會盡力挽救他們。此種民族性，或許已因歐風美雨的洗刷而被沖淡，但我的學生、老師、朋友與同事中都有不少日本人，據我的觀察，〈菊與刀〉中的分析仍然有效。香港一些愛好平等自由的評論人對日本人的守紀律大加好評，從深層意義看來，是自相矛盾之事。
以上所說，並不帶有價值判斷。在災難面前日本的民族性可助其克服困難，但在推動經濟發展上，此種民族性卻可成為其弱點。日本戰後經濟一度快速增長，部分動力來自當時的高投資率及能模仿歐美的科技。近年日本科技與歐美相比已不遑多讓，不能再靠抄襲便要創新，但日本的「全要素生產力」卻止步不前，反映日本的創新能力不外如是。太重視等級不敢挑戰權威的民族很難有充沛的創新能力，推動經濟的動力也不會足夠。
HKEJ 2011-3-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