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友報左丁山專欄，得知中大亞太研究所2011 年3 月份一項民意調查結果。市民在該月份對政府的信任度只得25.4％，但政黨也得不任何好處，不信任任何政黨的市民，也高達67.5％，創歷史新高，較激進的政黨社民連的支持度更從高峰期的4.5％ 跌至0.9％，似乎正在泡沫化。
三個因素影響媒體立場
政府和政黨都得不到市民的信任，那麼提供資訊和充當意見領袖的大眾傳播媒體又如何？我的兒童年代，香港一度有六七十份報紙，百家爭鳴，好不熱鬧，但其提供的資訊和立論卻也涇渭分明，例如親台反共的有《香港時報》和《工商日報》等，代表中國官方立場的則有《文匯報》、《大公報》和《新晚報》等。
到今天，電子媒體的重要性大增，報紙的數目卻已大減，而媒體的偏頗或報道上的傾斜是否有所下降？
香港當然仍有公信力較高、不強求討好某些族群的媒體，本報便是一例，但明顯的偏頗報道或評論也是隨處可見。就以近期的大新聞日本地震為例，內地有憤青對日本地震拍手稱快，認為是天譴，香港則有評論人對這些憤青所為痛心疾首，認為其心靈已遭毒害。但同一位評論人於2008 年四川地震時，卻認為該次地震是天譴，這不是偏頗評論又是什麼？
又再一例，內地拘捕異見人士的行動時有所聞，香港一些媒體報道巨細無遺，但我們卻很難在較官方的媒體找到點有用訊息，這當然是傾斜式報道的例子。在經濟學有關媒體研究的文獻中，Mullainathan 和Schleifer 所給的「傾斜」（slant）定義，正是在報道時故意漏掉一些不利自己陣營的資訊【註】。
假設人民希望讀到準確的報道，得知更多的事實真相——這種要求雖然十分卑微，但我們應視之為社會的基本要求，若提供資訊的媒體也沒有公信力，港人便更加悲嘆還有誰可以相信？不過，這個要求其實並不易達到，不論是在香港，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如是。
媒體立論和報道的準確性受到三個緊密相連的因素左右，第一是媒體老闆個人的意識形態和偏好；第二是讀者群的多樣性（reader diversity）；第三是媒體市場的競爭。
新聞自由往往不等同編輯的自主權，而是媒體老闆的自由選擇權，此等觀察在世界各國的媒體操作中都很容易找到；編輯是僱員，不可能不理會老闆的意見。不過，據以下要討論的一份實證研究所發現，起碼在美國，老闆立場對媒體報道的傾斜程度作用其實並不如想像中重要；這結果是否能引申到香港的私營媒體，則不得而知。
競爭反而帶來惡果？
讀者的多樣性意味他們各有所好，更有自己既定的立場或信念。當某篇報道的內容與讀者預設的信念相符時，讀者往往會大聲叫好，認為報道公正，提供該報道的媒體和作者在讀者心中的形象便會拔高。反過來看，就算某報道是事實，評論亦公正，但若與某些讀者的預設立場相矛盾，在這些讀者心中，刊登該報道的媒體和作者的公信力隨時會下跌，地位變得不值一文。
長遠而言，或許讀者能擺脫預設立場，慢慢接受到客觀的報道；但短線而言，也許大多數讀者都只能接受他們所喜歡見到的立論。
首先假設以上對讀者群行為的描述大致準確，媒體市場的競爭會否帶來更公正和高質素的報道？不少人認為答案剛好相反，競爭只會帶來惡果。
一些世界知名的媒體如BBC，不用面對私營媒體所要面對的競爭壓力，所提供的報道的公信力一般不錯。反而在私營媒體中，謬誤的報道往往長存。市場競爭不但涉及擴大讀者群，同時也涉及要降低成本。傳媒的僱員很多便不會喜歡競爭，因為這可能會減少他們的就業機會和壓低薪酬。當然，能力傑出的新聞從業員也可在競爭中得益，收入得以提高。
真正要了解競爭帶來什麼影響，不能單靠理論，而要靠實證。
報紙的政治用詞視讀者而定
2007 年， 出道不久在芝大當「貝卡研究員」（Becker Fellow）研究媒體的新星薩皮奧（Jesse Shapiro） 與他的新婚夫人同樣著名的奧斯特（Emily Oster）到科大經濟系訪問，宣讀他與Gentzkow 合寫的一篇文章，該文已於2010 年1 月份在頂級權威刊物《計量經濟學報》（Econometrica）正式發表，內容正是研究媒體傾斜與市場競爭的定量關係。
他們發現，不同政黨在政治演說或文章中，用字遣詞往往差別甚大，例如在民主黨口中， 「遺產稅」被稱為只有富人才要繳付的Estate tax；但共和黨卻稱為似乎人人有份的Death tax。
他們首先選出六十組帶有兩黨不同色彩的最常用詞彙，然後再檢視二百多份不同地區報紙（佔美國報紙總銷量七成）的文章內容，看看它們使用這些詞彙的比例，從而訂出各份報紙對兩大政黨的傾斜度。他們也找到按郵區劃分，每個地區居民支持民主黨或共和黨的比例。最後，他們用計量經濟學的分析工具，發現在支持共和黨愈高的地區，報紙的用字會向共和黨傾斜，反之亦然。
以上的研究結果顯示，在市場競爭中，媒體報道的內容的確有可能為自己的讀者度身訂造。這樣做雖有偏頗，但它們並不在意。如此一來，市場競爭並無導致媒體自律，擺脫偏頗。更常見的是，媒體與讀者群各自歸邊，正如不同顧客買不同商品，自動互相結合。
該研究也發現，傳媒老闆的個人政治立場對其屬下媒體的偏頗程度並無甚影響。在市場競爭下，是否得到讀者支持才最重要。
以上結果，是否意味着競爭不能帶來足夠的資訊，使讀者得不到正確的判斷？
假如某個媒體能夠壟斷一個地區的資訊，它最能賺錢的做法，是只提供該地區最多人喜歡看到的觀點與報道。多談一些只是少數人想知道的事實，不但要多耗費採訪或評論的資源，而且可能吃力不討好，不為其主流讀者所喜。
為讀者釐清資訊
但假如沒有壟斷，不同的媒體在競爭中各自搶奪自己的讀者群，其報道雖各有不同的偏頗，但理性、求知欲強的讀者卻可通過不同的報道，更有機會自行找出事實的真相。在此意義下，市場競爭能對理性讀者帶來好處，雖則媒體的各自偏頗度會更高企。
按照這種邏輯，當一種新的媒體出現，因而導致市場競爭加劇，媒體各自的偏頗度會受到什麼影響？
1995 年《蘋果日報》的出現、近年互聯網的興起、銷路龐大的免費報紙都是新媒體的例子。我認為衝擊的方向不盡相同，不易判斷其最終結果。新媒體出現後，舊媒體往往要把自己的市場定位與新媒體區分清楚，所以立論和報道可能比前更偏頗，所以媒體的總體偏頗度可能更高。
另一方面，讀者多了一個獲得資訊的渠道，對某些報道是否偏頗，可能有更好的判斷力，這又會反過來制約媒體，使它們不能胡來。
如是之故，媒體市場的競爭對讀者來說，可以是好事，也可以是壞事。好的原因是百家爭鳴，不同的觀點和報道都可在市場中找得到，讀者不易受騙。壞的方面，是媒體可能會各自更加傾斜，讀者若按照個人偏好，只在一種媒體中找尋資訊，聽自己喜歡的，甚至自己加入搖旗吶喊，便很易受誤導，走火入魔。
理性讀者若要利用媒體市場得益，多讀不同立場的報章報道才是上策。但這很耗費時間，我已很少購買報紙，新聞和評論來源已改為倚靠學校提供的各報電子新聞，多篇社論、頭條、評論一起並列而讀，對次要新聞已不夠時間顧及。
香港主流媒體面對着的主要競爭對手之一，是互聯網中各種資訊的提供者。我認為主流媒體若要生存，最重要的還是保證質素，即對報道的準確性和評論的嚴謹性要把關。互聯網雖然有大量資訊，但當中垃圾橫流、謠言滿天亂飛的狀況也不是什麼秘密。
讀者需要有公信力的媒體替他們過濾資訊，把一些毫無根據的報道或偏激的評論清除，這樣有助於他們降低搜尋真相的成本。
註：本文用到幾篇文獻的結果：
Sendhil Mullainathan and Andrei Schleifer, “The Market for New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Sept 2005.
Matthew Gentzkow and Jesse Shapiro, “Media Bias and Reput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pril 2006.
Matthew Gentzkow and Jesse Shapiro, “What Drives Media Slant? Evidence from U.S. Daily Newspapers,” Econometrica, January 2010.
HKEJ 2011-4-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