註 ﹕本 週 假 期 ﹐ 不 用 交 稿 。 附 上 兩 篇 有 關 最 低 工 資 的 舊 文 (寫 於 2006年與 2008年 ﹐ 被 引 用 過 無 數 次 )。
最低工資是香港政經界最關注的議題之一。支持設立最低工資的人認為，香港貧富懸殊嚴重，有些人辛勤工作，但只得微薄收入，是香港的恥辱；最低工資恰好可以簡單直接地使「弱勢社群」的收入不致處於太低水平，從而使他們活得更有尊嚴，所以這是符合「公義」的政策。
反對者則認為，最低工資是典型的好心做壞事。天下沒有免費午餐，市場亦自有其供求規律。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倘若某件產品價格變得昂貴，消費者對它的需求量便會下降。同理，薪金因實施最低工資而上升，僱主就會少僱用一些工人，失業率因而增加。在競爭性的勞動市場中，僱員的邊際生產力決定他的工資，假如僱用一個工人只可為僱主帶來多10元的收入，後者不會願意付出11元的工資。假設最低工資是每月5千元，生產力低於5千元的工人大部分便會失去工作；一些生產力接近但低於5千元的，有可能仍保留到工作，這是因為一大批同事已被開除掉，剩下來的僱員工作量相應上升，生產力仍可保留在5千元以上，不用被「炒」。至於薪酬本來便稍高於最低工資的（他們一般包括工會的基本會員），設置最低工資對他們亦可能有利，因為生產力比他們低的勞工已被逐離市場，不再對他們構成競爭威脅。
老掉牙的命題
假如反對者的觀點正確，受最低工資打擊最大的恰好是因它失去職位、生產力最低的弱勢社群。最低工資的實質作用便等於剝奪弱勢社群的就業機會，這顯然很難被視作符合「公義」的政策。究竟最低工資符合「公義」還是「不義」，在剝去政治包裝的外衣後，可還原為一個可驗證的科學命題：「最低工資會否減少弱勢社群的就業機會？」
這個命題在經濟學中是老掉了牙的問題。自從羅斯福總統在1938年簽訂美國第一次最低工資法後，經濟學界進行過數以百計、用不同國家、不同時段及不同方法的有關最低工資的實證研究，其基本結論與上述反對者所持的相同，即最低工資將打擊低生產力勞工的就業機會（中產階級除了生活成本上升外，一般不會受最低工資影響），最低工資訂得愈高，失業的弱勢社群便愈多。
這個基本結論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曾一度受到挑戰，領軍的是兩位傑出的經濟學家卡德（David Card）及克魯格（Alan Krueger)，前者得過克拉克獎章（Clark Medal），後者曾在克林頓任內當上美國勞工部的總經濟師，為克林頓推出的提高最低工資政策護航。他們的觀點，主要基於四篇論文（其中一篇有另一位作者 合著），而這些論文又被整理成一本有點影響的著作Myth and Measurement : The New Economics of the Minimum Wage。他們的結果可歸納為三點。
第一、他們檢視過以往部分研究後，認為前人的研究方法有缺陷，所以「最低工資會減低弱勢社群就業」的結論十分脆弱。
第二、他們用了四種不同的方法，做了四個核心研究，並聲稱增加最低工資後，青少年的失業率不但沒有上升，而且還有輕微下降的迹象。
第三、他們提出了幾個理論，解釋為什麼工人價格上升，就業卻可能增加的「反常」現象。其中最重要的是「買方壟斷」（Monopsony）理論。假如市場 中只有一個（或只有少數）僱主，他們在購買（僱用）員工時，自會有能力把工資壓至低於市場供求平衡的水平。在真正具競爭的市場中這不可能出現，因為你付出 的薪水若低於別的公司，則工人會跑光。政府若設立最低工資，可迫使公司付出的薪酬升回至市場的均衡價格，更多的工人也因而願意參與工作。
卡克著作學界引用者不多
聲稱最低工資有助就業的報告，過去不是沒有，但因為它們研究方法粗疏，被人一駁即倒，所以不成氣候。卡德與克魯格的研究所以受到較大重視（包括香港一些支持者），主要原因相信是他們都非等閒之輩，所用的方法也頗有新意。在有關最低工資這樣一個古老、但又是勞動經濟學的核心問題上，有高人帶入新方法並得到與以往相反的結論，自應引發大量研究活動，卡克二人的大作也被預期會成為經典。不過，其後的發展與早前預期頗有差距。我查過卡克最低工資一書被學界引用的紀錄 (用SSCI數據庫 )，發覺至今共有二百餘次，這是很不錯的紀錄，但與有真正巨大影響力的「經典」相比距離仍遠。我們可用在同一年（即1995年）出版的一篇題材較「冷 門」的文章作比較，ＩＭＦ的摩羅（Paolo Mauro）所著關於貪污的文章也被引用三百多次。為什麼卡克的書並沒有產生太大的影響力？原因很簡單，經濟學界很快便發現，這本著作同樣犯了一些並不顯眼但卻是在方法學上難以辯護的錯誤，所以其結論也站不住腳。
如上所述，這本著作是建基於四篇論文之上，而其中最重要及最有趣的，是他們在《美國經濟評論》發表的有關新澤西州及賓夕凡尼亞州快餐店的研究。1992年4月1日，新澤西州把最低工資從聯邦政府所訂定的每小時4.25美元增至5.05美元，而鄰近的賓州沒有跟隨。卡德、克魯格與他們的助手在新法實施之前及以後對四大連鎖快餐店（McDonald, KFC, Wendy's及Roy Rogers）旗下數百所分店利用電話進行了簡單的問卷調查，「發現」在增加了最低工資的新澤西，快餐店反而僱用了更多工人，而在賓州，工人數目則基本上 沒變。
搜集數據程序出錯
上述的「天然實驗」，看似言之成理，用沒有增加最低工資的賓夕凡尼亞作為比較，更是神來之筆，使其結果可信性大增。不過，研究的方法及格，卻不等於其搜集數據的程序沒有出錯。卡克二人的論文一出，其數據便備受質疑。例如，著名的勞動經濟學權威韋柱（Finis Welch）便指出，卡克的電話問卷設計有嚴重漏洞，雖問及全職及兼職工作，但卻沒有界定清楚什麼才算全職或兼職，使作答者無所適從。而從所得數據而論，其中可能涉及的誤差非常顯著。韋柱又發現，在卡克的數據中，有一部分青少年員工的薪酬早已超過最低工資，但在後者被提高後，他們的薪酬反被降低。韋柱對此大感驚奇，急忙致電克魯格詢問，但後者對此則茫然不知其解。韋柱由是推斷其數據搜集過程不夠正規，數據也不可靠。
韋柱的推斷隨即被證實。另兩位勞動經濟學家紐麥克（David Neumark）及華沙爾（William Wascher）在《美國經濟評論》的論文中指出，他們重複了卡克二人的研究，但卻不採用他們的電話問卷數據，改為收集了相同郵區內四大快餐連鎖店幾百所分店遠為可靠的正式出糧紀錄，發現最低工資被提高後，僱員的數目果然顯著減少！這個發現頓時使卡克二人狼狽不堪。
卡德和克魯格論據所依的另外三篇文章重要性遠不及上述那篇，但也值得在此稍作討論。其中一篇是卡德關於加州的研究。1988年加州提高了最低工資，但喬治亞、佛羅里達、新墨西哥、亞利桑拿及達拉斯市卻沒有，可以用作比較的樣本。卡德分析這些地區的宏觀就業數據，發現加州青少年的就業的確在最低工資被提高後有所下降，但隨後便回升至原有水平。卡德於是便下結論，提高最低工資對加州就業沒有影響。
這個研究在方法學上的錯誤倒是很快被同行指出。加州當時經濟處於擴張期，但卡德用作比較的南部各地區經濟卻停滯不前，卡德的結論只應被理解為：加州最低工資所帶來的失業，正好侵蝕並抵銷了加州經濟增長所創造就業機會。
卡德另一篇文章也有新意。在九十年代初，美國聯邦政府要全國統一提高最低工資。卡德認為，如果最低工資真的減少就業，那麼，原本薪酬最低的地區所受到的 衝擊便愈大，失業人數便愈多。不過，這個研究方法也被梅菲（Kevin Murphy）等人指出其錯誤。在九十年代初，南部諸州的工資仍然較低，但其就業情況卻剛剛好轉，職位增長最快。最低工資被提升的百分比雖然較大，但失業人數不一定比別的地區多，這個研究所以也被認作無大意義。
卡克二人依據的第四篇文章是關於德州的一百所快餐店的調查。這篇最不被經濟學界重視，因為文章的結論只是「研究無法確定最低工資是否帶來失業。」這篇文章混淆了兩件事：在某項研究中找不到確切的證據，並不等於事實不存在。
十年文獻證最低工資不利弱勢社群
綜上所述，卡德與克魯格的研究雖然大有新意，無負他們的大名，其採用的「差別的差別」（difference of differences）方法，近年也風行一時，但他們的錯誤也是嚴重的，這便大大削弱了其影響力。至於卡克二人為其「實證」結果提出的解釋，即「買方壟斷」，則基本上不被同行認同。美國的勞動市場競爭程度很高，沒有什麼僱主可獨霸市場。但既然要解釋的「事實」本身便不存在，那麼，這個解釋我們也不用介懷 了。
可是，卡克的著作尚有一重要的貢獻。他們在書中批評了部分上一代有關最低工資的研究，認為它們的方法不夠水準。一些經濟學家雖然正 確地指出了二人言過其實，但他們的批評總算鼓勵了一些研究者採用了更現代的方法去審視最低工資與就業的關係。我在今年春天曾利用電腦搜尋過這個領域近十年 的文獻庫，發現最新的專業研究結果又是壓倒性地支持最低工資不利弱勢社群就業的說法。這些研究的對象包括十七個ＯＥＣＤ國家、葡萄牙、愛爾蘭、加拿大、美 國等等個別國家，因篇幅關係，不能在此細述。這便難怪諾獎得主、勞動經濟學的權威貝克(Gary Becker）會作此評論：「卡德─克魯格的研究是錯誤的，它無法否定現在及過去積累了的大量研究結果，後者都顯示增加最低工資對就業會造成重大的負面影 響。」
政府作決策，理應有正規並合格的研究作依據，而不能受一些利益團體所左右。到地獄之路由善意鋪成，對最低工資這種傷害弱勢社群的政策，我不會支持。香港鄰近有數以千萬計的廉價勞工，可輕易取代本地的低技術工人，最低工資怎可實施？
HKEJ﹕ 2006-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