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除思想束縛 引發創意 (雷鼎鳴)

(暑期出差多 ﹐太忙 ﹐要減產 ﹐每兩周才寫一篇新的文章 ﹐ 否則生活太苦﹐不符經濟原則 。下載舊文一篇 ﹐成篇年份已忘記 ﹐可能寫於2004年初。)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香港經歷過不平凡的一年，當然希望頹氣盡去，揭開歷史新的一頁。政府自稱香港是「動感之都」，充滿活力動感雖也不錯，但要香港轉勢，若是只懂得亂郁亂動，無的放矢，則顯然不夠。在全球經濟一體化所帶來的強大競爭壓力下，香港要殺出生路帶領潮流，「創新」精神及能力是必需的。

在過去幾十年的歷史中可以看到，港人的「創業」精神十分足夠。如果不是，也不能湧現出這麼多企業家。但港人的「創意」是否得到發揮？我們懂不懂得怎樣培養「創新」精神？

不懂保謢知識產權

    這些問題不易回答。有位搞「創意工業」的朋友，最近找我就有關問題搞個講座，我頗有自知之明，對這個近乎問道於盲的要求只有拒絕，但卻同意問題的重要性，認為值得我們思考一下。

      香港在今天並不以「創新」精神聞名於世，我們的創意被甚麼力量壓抑著？經濟學家一見到這種問題，必定會從回報率及成本效益的角度觀察。年前我在《星島》的專欄上也提過「創新」問題，立時有一位素未謀面的企業家來電告訴我，關鍵是政府不懂保護知識產權。現時若侵犯報刊的版權，會觸犯刑事法，但工業界發展出來的創意產品，只要稍有市場價值，都會迅速被人抄襲，受害人只能通過殺傷力較低的民事法去追究，起不了阻嚇作用。我很同意他的觀點，為甚麼報刊文章的知識產權有刑事法保護，工業及科技產品的知識產權卻沒有？創意得不到足夠的法律保護，創新活動的回報率便偏低，誰會願意搞創新？

      做不做一件事，有時並不一定要看你可以得到甚麼效益，而是要看倘若你不做，會招致甚麼損失。在學術界有publish or perish (不出版就滅亡) 的壓力，出版好文章必定需要發揮創意，而這些創意是被壓力逼出的。在有點名堂的大學裏，讀博士學位的研究生多多少少都在恐懼中度日，寫不出有分量有創意的論文，教授便不准畢業，獎助學金會消失，生活頓成問題，於是想爆腦袋也要弄點新意出來。(後記﹕曾聽說過有些研究生竟要求大學提供保障﹐確保他們都能畢業﹐不禁啼笑皆非。)

危機感引發創意

      有人說「憤怒出詩人」，我認為「危機出創意」，雖不中亦不遠矣。在面對生死存亡無路可走的局面下，平常沒有想到的意念也會湧現。中國歷史上思想最具創意的年代是春秋戰國，在危機繫於一髮的社會中，最懂用腦的人才能生存。

      成本效益固然可為發揮創意提供誘因，但創意的境界也有高低之別，要發揮出高質素的創意，還需要多一些條件。最重要的條件之一可能是智力。有些人可以不斷發表一些新意見，但若是邏輯混亂，新意也變成胡言亂言，毫無用處。有個報導說，香港人的智商在世界排名第一，我對此說極度懷疑，但既有調查得到這個結果，或許港人不至於太蠢，若創意得到發揮，質素也不會過低。

獨尊神學遺害八百年

    有一種說法是人人皆天生有創意，但後天的種種束縛卻使它不能充分發揮出來。我很同意這種說法，思想上的束縛最能窒礙創意。在西方哲學史上，有人認為聖奧古斯汀 (公元354年出生) 是影響力最大的思想家，原因不在於他比帕拉圖、阿里士多德等高明，而在於他去世後，西方世界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根本沒有出現過甚麼可與他競爭的思想家，況且當時很少人懂得希臘文及其經典，所以談不上直接受到希臘哲學家的影響。

      在聖奧古斯汀以後，下一位有份量的哲學家要等到阿奎拿的聖多默 (St. Thomas Aquinas) 才再出現。阿奎拿在1224或1225年才出生，這一等竟等了八百七十年，期間西方世界竟沒出過有點思想的人才，其創意的斷絕不能不使人觸目驚心。

      究其原因，中世紀的神學定於一尊，一旦質疑聖奧古斯汀綜合起來的神學哲學，便變成大逆不道，肯定不利創意的出現。在西方文藝復興後，人民思想得到解放，其後出現的藝術、文學與科學上的大量創新，正好說明束縛思想的惡果。經歷過文革的中國人對此應深有體會。香港學生在上課時多舉手提問也會被視作搗蛋，創意怎不被壓抑？

對經典既欣賞又批判

      創意不但不應壓抑，還需要培養。在教育上，我最贊成的方法是從小就讓學生多閱讀人類文明史上最重要的經典之作，因為這些作品之所以能成為經典，原因正是它們內含的創意。中國舊一套的教學方法也要求幼童熟讀百家諸子，這個取向其實正確，中國代有才人出，部分原因也許在於此。但要求強記不准挑戰前人思想的做法卻十分錯誤，使到前人的創意變成後日的教條。在今天西方頂尖的名校中，熟讀經典也是重要的教學要求，但西方人不會要求強記，而是要學生把批判性及欣賞性的態度並用於經典，這與只懂背書相比，高下立判。

    香港要變身為知識型經濟，發展創意工業，還有待我們檢討社會上有甚麼因素不利於港人發揮創意。年輕人創意本應最強，在教育上我們也要研究一下，現存制度有沒有摧殘他們的創新精神。   

希臘債務危機與歐洲的教訓 (雷鼎鳴 )

6 月13 日標普把希臘國債連降三級至CCC， 亦即世界之最低，降無可降。這隨即引發新一輪的環球金融危機，美匯因避險情緒而上升，恒指則雪上加霜。法德兩國首腦都要開腔警告，若各國不聯手挽救希臘，危機可傳染至歐羅區諸國，隨時可重現「雷曼時刻」。在希臘本土，人民對政府削減開支的緊縮政策極為不滿，反政府及反歐盟浪潮不絕。

上述種種，與去年希債爆發危機時的情況並無根本性的區別。我曾在本報兩度撰文分析形勢（見2010 年5 月10 日〈希臘危機帶出的四個問題〉及2010 年5 月31 日〈歐羅危機對香港投資者的啟示〉）。我當時認為，歐盟不可能願意坐看希臘經濟崩潰，否則希臘可能要脫離歐羅區，以求可以通過多印鈔票的方法還債及以匯率貶值的方法刺激出口自救。但這樣一來，歐豬五國的其他成員可能相繼效尤，歐羅解體的壓力便迫在眉睫，其對世界經濟的衝擊，不堪想像。現在看來，希債及歐羅形勢既格局未變，我也不用修訂看法，但有不少資料值得補充，這有助於我們更準確判斷未來的形勢發展。

工會不接受有條件信貸

嚴格來說，希臘就算不脫離歐羅區，法德英美等國一樣可以因為希臘政府破產而立時蒙受巨大損失。在金融海嘯前後，歐洲的不少銀行都認為，借錢給一些歐洲主權國家是一種不錯的投資方法，既可取得高息，又相對安全。現時希臘欠債4850 億美元（佔GDP 超過150％），而其中法國的銀行及政府總共持有了567 億美元的希臘債券，德國持有339 億美元，英國146 億元，美國73 億元。希臘一旦「爆煲」，這些巨額債務，立時便要撇賬，銀行危機隨時可出現。法德兩個最大的債權國對此當然膽顫心驚，力勸各國要「顧全大局」。

對法德兩國的「慷慨解囊」，希臘的工會及反對派並不領情。他們斥責歐盟（尤其是二次大戰時曾侵略過他們的德國）為帝國主義，目的是要把希臘兼併。為什麼別人肯借錢救命反應仍這麼大？答案是這些信貸都有條件，一定要希臘政府削減開支，給予別人終有還債能力的信心。一向享受慣了高福利的希臘人民對此反感不足為奇，但他們當中的左派在「口水戰」中對法德諸國的「揭發」卻是頗為有趣。

德國正在把退休年齡從六十五歲提高至六十七歲，但希臘現時退休年齡只是五十多歲。德國對希臘提供信貸的其中一個條件，便是要希臘把退休年齡也提高至六十五歲。上月德國總理便公開聲明，德國可以幫忙南歐諸國，但若要德國人辛勤工作，而南歐人卻可輕鬆早日退休，便絕不可接受。希臘的反對派大表不滿，他們認為，據歐盟統計數字，希臘人在2006 年平均每周工作42.7小時，比歐盟平均的37.3小時高得多，所以怎能說希臘人太過懶惰？不過，上述數字既未有把希臘人一早便退休及每年假期悠長的因素考慮在內，似無甚說服力。

希臘的工會又認為，政府的開支龐大（2010 年在緊縮政策實施後開支仍有1429 億美元，佔GDP 46.8％），主要是政府無能及貪污盛行，與高福利無關。希臘固然是貪污成風，但其每年的福利開支幾佔GDP 的三分一，其債務危機顯然與高福利脫不了關係，豈是指摘官員貪污便可推搪過去。

不過，希臘的工會及反對派之所以能對德法「強權」反唇相譏，卻也並非全無根據。希臘人的確懂得消閒嘆世界，但歐盟其他國家的人民也不見得都是勤奮用功。希臘的國債固然龐大，去年的財政赤字在緊縮政策下仍有284億美元，等於GDP 的9.3％，但法、德等國也好不了哪裏去。法國政府欠債等於其GDP 的83.5％，赤字是GDP 的7.7％，早已違反了歐羅區諸國要把政府收支赤字控制在GDP 3％以下水平的馬城協議（Maastricht Treaty）。

德國經濟稍好一點，但她的政府欠債也高達GDP 的78.8％，政府開支佔了GDP 的45.7％，赤字則佔3.6％，同樣違反了馬城協議所要求的3％。由此可見，德法等國本身並無佔據道德高地，在揮動指揮棒時，難免要被質問是否五十步笑一百步。

其實真正有資格詰難德法等國的，應是有貫徹審慎理財的國家，希臘本身是欠債人，並無此資格。從德法的角度而言，她們早已是自身難保，如果希臘不合作，她們為什麼還要提供援助？

話說回來，包括希臘在內的歐羅區，若要真正脫困，斷斷離不開人民多生產多儲蓄以償還債務這一必由路徑。但歐洲的勞工市場卻是失業率高企（ 希臘去年失業率是12％），如何能降低失業率，使生產回升？

傳統的經濟學觀點是歐洲的工會勢力龐大，失業後福利優厚，所以失業率高企。不過，克魯明（Paul Krugman）曾質疑這個說法。在五十與六十年代，歐洲早已有這些福利制度存在，但那時歐洲的失業率卻是低於沒有如此優厚福利的美國，所以傳統觀點有問題。

稅率大幅提升成躲懶主因

對於克魯明的質疑，宏觀經濟學家早已提供了答案。在5 月9 日拙作〈為什麼干預勞工市場會帶來沉重代價〉一文中，我曾引述過我的同學、現任普林斯頓教授的羅傑信（Richard Rogerson）及我的博士論文指導老師之一、諾獎得主普雷斯蓋特（Edward Prescott）的研究結果。他們發現歐洲人近三十年來「變懶」的主要原因是有效稅率大幅提升，在市場中工作得益大打折扣，所以大家無心工作，寧願躲在家中。

我在明尼蘇達時的另一老師（現在紐約大學）、諾獎大熱沙琴德（Thomas Sargent）與他的學生亦對此問題展開過一系列的研究（ 最新文章在2008 年權威刊物Econometrica 發表）。沙琴德指出，從五十與六十年代至今，歐洲的企業若要開除僱員，要付出不少補償。這種政策可以減低僱員被解僱的機會，從而降低失業率。（但僱主也可能因怕聘用了某人後， 將來不易解僱而不肯隨便招聘）。不過，歐洲的失業福利優厚，失業人士樂不思蜀，卻會推高失業率。既然五、六十年前的情況跟今天沒有大分別，為什麼今天歐洲的失業率自七、八十年代起便持續高企，遠遠高於從前，致使歐洲經濟前景黯淡無光，甚至造成歐債危機？

沙琴德認為，福利制度雖然未有大變，但在微觀經濟的範圍內，每一個僱員在勞工市場中都要面對比以前大得多的波動。這些新出現的波動來自「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影響，世界各國的生產重新分工，所需要的技術及人力資本都要重新整合。

Thomas Friedman 的名著《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對這些變化有不少通俗的描述。

這些新出現的波動意味著什麼？若有人失業後因貪圖優厚的福利而不願接受新的工作，很快地他們便會發現自己的技能跟不上時代的進步，無人肯再用過去較高的薪水僱用他們。在歐洲一些國家的福利制度中尚藏有一頗為不妙的玄機：某人失業福利的數額部分取決於他失業前的薪酬水平，若他貿然接受一份薪酬不高的合約，將來一旦失業，可以取得的福利便會下降，所以他可能寧願找不到工作而不接受一份不太理想的合約。但如此一來，他的失業時間便會延長，技能更加退化，不切合市場需要，終跌入失業陷阱中，「永不超生」，年長者情況尤其嚴重。

失業福利豐厚由奢入儉難

據沙琴德的理論，歐洲的豐厚失業福利並非對失業率毫無影響，在全球化分工，能跟上時代進步的專業技能日益重要的條件下，福利制度會造成大量人力資本因長期失業而退化消失，失業率於是便會高企。

歐債問題短期而言，可以通過歐洲中央銀行靠大印鈔票再把資金借予希臘等國而暫得紓緩。這不但可引致歐羅貶值，而且亦絕非治本之道，每隔一段時間，頑疾又會發作累己累人。但長期的治本方法涉及人民是否願意節衣縮食，不領取或減少領取福利及勤奮工作，這些又豈是十年八載可做到的事？

既然福利制度不易扭轉，由奢入儉難於登天，歐洲的經濟走下坡的態勢很可能要維持幾十年。但中國以歐洲為榜樣，從德國抄來新勞動合同法，香港也學別人搞什麼最低工資最高工時， 顯然未懂從歐洲的經驗中汲取教訓。

下周作者外遊，暫停一周

HKEJ 2011-6-20

中國的儲蓄率為何這麼高？ (雷鼎鳴)

中港經濟融合的趨勢已不可逆轉。香港早已是中國的一個融資中心，現在又要爭取成為人民幣離岸結算中心。內地人到港買房子對地產市場已造成巨大影響，在尖沙嘴的商場舉目所見，一個個都是拉着行李箱子在瘋狂購物的內地遊客。人民幣已在香港廣泛流通，升斗小民的銀行存款中，人民幣的數額不斷上升。在此等環境下，中國的經濟與金融已成為港人的切身問題，我們已不能置身事外。

假設中國的官方統計數字大致可靠，那麼中國的經濟結構的確有很多使人疑惑的地方。2009 年中國的私人消費只佔GDP 35.1％，政府消費則佔12.9％，沒有消費掉的便是儲蓄。

由此可知， 中國的總和儲蓄率便佔了GDP 的52％。儲蓄起的部分主要用來作本土投資，中國的投資佔GDP 的比重是47.7％；沒有在本土投資的儲蓄等於GDP 的4.3％。這筆資金其實也等同於中國的貿易順差，它是被拿到外國投資了。

高儲蓄率的四種原因

根據以上的數字，我們可知中國的儲蓄率與投資率都極高，兩者在世界排名榜中都是當世第一。這便引申出一系列的問題：為什麼儲蓄率與投資都那麼高？中國的GDP 雖遠大於從前， 但為什麼人民的消費比重只得35.1％這麼低？他們為什麼在節衣縮食把錢儲起來後，又再視錢財如糞土把錢借給不斷揮霍的歐美人民，坐等外幣貶值蠶食自己的財富？

今年3 月，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突破三萬億美元，等於GDP 的五成，這還未包括中國政府及人民在境外擁有的證券、樓宇等以外幣計算的其他資產，中國幹嗎要這麼多外幣資產？將來人民幣若可在國際上自由兌換，資金會流入還是流出？人民幣匯率會升還是降？

這都是一些一環扣一環的相關問題，要解答，首先便要明白為什麼中國的儲蓄率有GDP 的52％這麼高。

儲蓄率高企的第一個似乎是言之成理的解釋，是中國人民喜歡積穀防饑，文化因素造就了高儲蓄率。若我們細看歷史，便知這個答案十分可疑。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莫迪格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在他2003年離世前的最後一篇遺作，便是與他一位學生對中國儲蓄率的研究論文【註1】。他們發現，在1978 年改革開放前，中國的住戶儲蓄率通常都在5％左右上下移動，比起美國及歐洲的住戶儲蓄率更低。高儲蓄只是近三十多年的事，我們很難以文化因素解釋為什麼今天的儲蓄率這麼高。

中國資本市場頗為扭曲

第二個解釋是高儲蓄是政府強制的。政府控制了很多社會資源，高儲蓄只是因為政府從人民手中取走大量資源再用以投資而已。這答案同樣經不起推敲。中國政府的確佔用了很多資源，但政府消費佔GDP 的比例卻是頗為穩定，1978 年是13.3 ％，2009 年是12.9％，變化不大；反而私人消費佔GDP 的比重由1978 年的48.9％跌至2009年的35.1％，反映出總體儲蓄率的上升主要源自人民的行為，而不是政府的儲蓄率在上升。更重要的是，在七十年代，住戶儲蓄一般都低於收入的5％，但在今天卻升到接近40％。【註2】

第三個解釋是中國投資回報率甚高，所以提供了誘因，人民願意把收入節約下來儲蓄投資，換取高回報。我在拙作〈中國的投資回報率為何能一直高企〉（刊5 月23 日）一文中曾計算過，中國的資本邊際生產力（亦即平均的實質投資回報率）在2010 年仍高達22.5％。這是很高的投資回報率，足以吸引大量的投資。

不過，問題是一般住戶不見得能分享這種有豐厚回報的投資機會，他們只能把儲蓄起來的資金放在銀行中收息，而中國的利率極低，減去通脹後一般都接近零或是負數，亦即中國有負實質利率的問題。由此可見，中國的資本市場頗為扭曲，投資的回報率雖高，但回報都跑到能集到資的企業和銀行手中，銀行存戶得不了多少好處，低息環境顯然不能解釋到為什麼住戶儲蓄率會這麼高。

第四個解釋是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比起改革開放前高得多，所以儲蓄率也隨着增加。這個說法有理論與實證根據，理論是莫迪格利安尼的消費與儲蓄的「生命周期假說」（Life Cycle Hypothesis），實證是根據中國近數十年的數據，儲蓄率與GDP 增長率（不是GDP 本身）幾乎完全亦步亦趨，一起移動。

對前景感不安帶高儲蓄率

根據莫氏的假說，當GDP 因某種原因而增長後，它一樣需要更多的資本才支撐得住新的大規模的生產。根據我所得的統計，中國的資本大約是GDP 的2.85 倍，關係相當穩定。假如GDP 增加了10％，資本也要相應地增加10％。資本的增加靠儲蓄投資，所以GDP 的增長率影響着儲蓄率。在莫氏的數學推演中，他可證明儲蓄率受GDP增長速度影響，但卻獨立於GDP 的水平，亦即一個國家是富是窮，並不決定其儲蓄率是高是低。

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經濟增長率猛漲，這可部分解釋到為什麼儲蓄率也隨着上升。但這解釋足夠嗎？

我在科大十多年前的一位舊同事，現在清華與美國聯儲局工作的聞一教授最近撰文，認為對經濟前景的不安全感，才是中國住戶儲蓄率上升的根本原因。此說言之成理，中國過去靠社會主義，事事政府包辦，現在則自己照顧自己，儲蓄自然是自我保障的重要途徑。

其實莫氏在他最後遺作中也早已發現，中國的人口結構與儲蓄率息息相關。養兒防老本是中國家庭理財的重要手段，但在一孩政策下，年老時是否得到獨生子女的扶養已不是那麼可靠，有些家庭甚至完全沒有子女，儲蓄便變成養兒防老的極自然的替代。

我們就算解釋到中國的家庭為什麼要有高儲蓄，但尚未解釋為什麼資金要流到國外買資產。2007 至2009年三年內，中國的外匯儲備增加了1.31 萬億美元，但同一時期中國的外貿盈餘總共只得九千億美元左右，遠低於新增的外匯儲備。儲備當然能賺取回報，但這些回報不足以解釋為什麼儲備增加這麼快。

由此可知，中國外匯儲備的來源並不只靠貿易盈餘，中國有外資流入，部分資金被銀行體制吸納後可變成外匯儲備。中國同樣有人民幣資金流出，這筆錢可換成外匯，部分外匯最終可變成儲備，部分則變成境外投資，例如在香港買房地產便是。所以外匯儲備迅速增加及內地買家到港買樓投資，其動力皆來自中國的龐大儲蓄額。

對香港樓市需求仍高

這些錢為什麼要跑到經濟環境欠佳的境外？我相信主要原因是中國的負實質利率的環境，住戶的資金又因金融制度被政府干預，而到不了渴望得到資金的企業手中。既然把錢留在內地的銀行也只是得到負利率，那麼購買美國債券或在香港買房子，便不值得奇怪。只要內地的金融體制不改革，利息仍受到人為遏抑，找不到投資出路的大陸資金仍會千方百計往外跑，包括到香港買樓。

假如將來人民幣可自由兌換，資金自由流動，後果會怎樣？人民幣匯率會升還是跌？聞一認為人民幣可能會大幅貶值，而不是美國人所希望的會升值，原因是追求金融安全及分散投資的中國人民，能夠把更多的資產轉移到國外；資金大量外流，自然可引致貶值。

聞一的說法有可能出現，但卻非必然。情況如何，完全取決於金融制度會怎樣改革。假如外資容易進入內地，買下一些企業的股份，又或中國的銀行利率能順應市場動力而得以提高，資金能從住戶手中可有效地轉移到高效率的企業手中，那麼資金不見得會有淨流出，而是淨流入。

中國20％水位的投資回報率的吸引力，應大於境外風雨飄搖的歐美市場。至於香港的樓市會承受更輕還是更重的壓力，卻很難斷言。內地投資選擇多了，投資者對香港的興趣會減弱；但中國這麼大，香港這麼小，只要有很小部分的內地投資者對香港有興趣，而資金又隨時可南下，對香港樓市的需求量仍可上升。

註1： Franco Modigliani and Shi Larry Cao, The Chinese Saving Puzzle and the Life-Cycle Hypothesi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March 2004.

註2： Yi Wen, Making Sense of China's Excessive Foreign Reserve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Working Paper Series, Feb 2011.

HKEJ  2011-6-13

幫 香 港 算 算 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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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高估第三條跑道的效益？ (雷鼎鳴)

近十多年來，香港經濟增長遠遜過去， 人均GDP 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去年已給「宿敵」新加坡超越35％！以目前走勢看來，十多年內人均收入亦會給中國內地第一富裕城市深圳趕上。這些都是使港人心焦之事，但為什麼香港似是事事都慢了下來？港人過去決斷明快高效率的作風去了哪裏？

慢下來的例子很多。九年前政府告訴我，都市固體廢物的問題已迫在眉睫，堆填區快將飽和，邀我加入一個諮詢架構討論這個問題，並僱用一家顧問公司進行研究。我當時是經濟小組的召集人，討論了幾年後任務完成，小組便解散了。不料再過兩三年，我又獲政府新僱用的顧問公司邀請參加研討會，其中討論的內容，竟又與之前討論過的雷同。原地踏步，竟至於斯！眾所周知，垃圾問題今天仍在拖拖拉拉。

愈遲建造成本愈高

香港的機場需要第三條、甚至第四條跑道，已是不少有識之士的共識。2008 年機管局已在介紹這個問題，其後亦聽過一些顧問公司的相關報告；當時聽到的，是說建造成本要六七百億元。拖了幾年後，現在估計的費用分十多年支付，更要1362億元，但若用更合理的折現值計算，等於今天即時支付862億元；若兩三年後不能動工，費用自然更貴。

平情而論，假如以後一切順利的話，機管局這次的舉措與政府其他的一些項目相比已不算太慢。但從諮詢文件的數據看來，其中的經濟分析應是三年前已基本做好，報告便放在那裏到今天才見天日。假若不是，為什麼報告中2008 至2010 年的GDP 都是過時而沒有經過更新的數據？以我觀察，機管局中人似都是精明能幹之士，並非吃飽無憂米、不顧時間成本和效率之輩，他們過去幾年在等什麼？要知道，等得愈久，建造成本便愈高。

我相信他們要等待的部分原因是，要做好工夫，面對政治及可能出現的訴訟問題。若果沒有充分的準備，港珠澳大橋的官司不是樣板嗎？機管局既然要立法會通過撥款，很難對此類問題毫無準備。

有人也許以為訴訟是保障公義的必需程序。對於部分社會問題，這的確是對的，但廣義來看，我卻沒有這麼樂觀。香港的法官和律師絕大部分都沒有受過嚴格的經濟學和社會科學訓練，對涉及基建項目誰對誰錯的判斷力，老實說，我沒有信心，因為我即時可想到不少錯判的例子。

十多年前，我讀過兩份經濟學家寫的學術報告。他們根據世界各國的數據進行實證研究，不約而同地發現，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一個國家的律師人數比例愈高，當地的長期經濟增長率便愈低！律師的工作部分與捍衛公義有關，值得我們尊重，但部分則涉及利用技術問題替自己的客戶謀取利益，這正是經濟學中的所謂「尋租活動」，與公義風馬牛不相及。律師數目愈多，尋租活動也會愈普遍，社會中的浪費也愈大。

成本效益定量分析

美國的訴訟官司，眾所周知，多如牛毛，對其經濟長遠發展頗有問題。但美國人不是笨蛋，早在大半個世紀以前，法庭便引入了大量經濟學原理作判案的根據，直至今天，美國法庭引用的文獻中，竟是經濟學的文獻佔最多。經濟學是分析與界定利益的重要工具，所以美國的一些判案雖不致於無可爭辯，但從經濟角度看，有板有眼的也數不在少。至於香港，若走上事事把問題推向法庭的道路，法律界根本沒足夠的知識和能力應付，我相信錯判和浪費會不斷出現，司法制度的聲譽會蒙受損害，真正的公義更難保障。香港的法律界應有自知之明。

話說回來，機管局若要減低潛在的政治和訴訟風險，最好的辦法還是小心做好第三條跑道的研究報告。這條跑道涉及巨大金額，是否建造，便絕不能只靠印象或高呼與其他競爭城市決一死戰的口號便足夠。我們必須把這條跑道的成本和效益作出仔細的定量分析。若總體社會效益大於總體成本（包括對環境的影響），社會便應支持。

計算成本和效益的方法很多，若是正確使用的話，不可能出現自相矛盾的結論，所以隨便選用一種便可。機管局用的是淨現值，即是把未來五十年每一年得到的社會效益減去該年的建設成本（不一定把環保成本充分考慮），再把這些淨效益（或虧損）用每年4％的折現率還原為今天的折現值，把這五十年的淨效益的折現值加起來，便是機管局所稱的淨現值。

為什麼用折現值？假若我們有兩個選擇，一是今天可得一百元，二是明年可得一百元。明顯地，我們會揀第一選擇，因為今天拿到一百元後放在銀行賺息，明年可得超過一百元。由此觀之，將來收取的效益或付出的成本，都必須用折現率打個折扣，才能還原為今天的價值。理論上，若總效益的折現值減去總成本的折現值（即淨現值）大於零，相關項目便物有所值，可以進行。

回報甚大似被高估

據機管局的中性估算，我們可以知道，它認為第三條跑道可在未來五十年帶來9982億元折現值的經濟效益，但要付出862億元折現值的建造成本，前者減去後者便是9120億元的淨現值。根據這組數字，不去建第三條跑道，便等於即時放棄以今天價值來估算的9120億元橫財，沒有誰可以負得起這個罪名。就算再把環保等成本也考慮在內，淨效益也一樣極為明顯。

通常某個項目的效益折現值比成本折現值高出幾十個百分點，我們已認為該個項目的回報不錯，值得進行。但第三條跑道中性估計的效益卻是成本的11.6 倍，我反而感到不安。不安的原因是，懷疑效益有否受到高估，效益比成本高出這麼多是很罕有的事，對此我不得不用上一段時間，反覆推敲機管局的數據。

機管局的估算，很大程度上是基於未來二十年香港、內地與世界的GDP 的增長速度，GDP 愈高，所需飛機航班亦愈多，跑道帶來的效益便愈大。機管局估計香港GDP 每年平均會以3.2％速度增長，中國是7％，世界是4％。我大致同意它對香港的預測，但認為它對中國的看法稍嫌保守，對世界的看法則太樂觀。保守預測的部分可被樂觀預測的部分抵消，就算修改GDP 的預測，對跑道效益折現值的估計不會有重要影響，我們的注意力不用放在GDP 的估算是否出錯之上。

高鐵的出現，理論上會對航空業構成競爭，降低第三跑道的效益。但對港人來說，到不太遠的內地城市才會用高鐵（我坐過高鐵，的確比坐飛機舒適）。據機管局的數據，只有3％的航空旅客是以這些地方作起點或目的地，所以高鐵對航空業的影響不大。我認同這觀點。

兩項估算應予釐清

不過，有兩處地方我不同意機管局的估算。

第一，機管局所說的效益有雙重計算的部分，應該剔走。按照其計算方法，更多的航班及旅客會帶來「直接」、「間接」和「連結」（譯作「衍生」其實更恰當）的效益；前兩者是指旅客在機場以內或以外例如酒店、購物、交通、參觀展覽等等開支，帶來對GDP 的貢獻。我對這兩種效益沒有異議，但卻認為「連結」效益不應包括在內。按機管局的解釋，在「直接」及「間接」作用下作出貢獻的員工，因為有薪酬可領，他們除了儲蓄外，會把薪酬一部分用作消費，所以應把消費的金額也算作效益。

我反覆思量這問題幾個小時以後，認為這些員工收到薪酬後的開支消費，絕不應再計算在跑道的效益之內。他們的薪酬早在計算「直接」與「間接」效益時，已納入對GDP的貢獻之中。計完收入又再計同一人的開支是重複計算了。扣除了不應存在的「連結」效益後，據機管局的數字，第三跑道的效益淨現值會由9120億元降至7091億元。

第二，機管局對效益的估算，在概念上只是旅客增加後，香港經濟的總體需求究竟增加多少，而沒有考慮到在生產力及總體供應上香港是否跟得上，所以對GDP 的貢獻也是給高估了。

用通俗一點的語言說，我們可把機場的升降量比作一道河流的樽頸。河流可以有多處地方淤塞，流水不通，我們疏通了一個樽頸後，流水可更為暢順；但若不把其他淤塞處打通，河水的流通仍然存在問題。同理，若香港沒有更多的土地興建酒店吸納這些旅客，酒店的價錢便會更貴，就算有航班到港，他們可能也不願意來；又或假如香港沒有足夠的人才搞好金融業，也不會有很多銀行家這麼有興趣飛來香港。

這些問題都需要額外的代價才能解決，若不解決，第三跑道的效益隨時因生產力的制約而跟不上，可能要再打個五折六折才是更合理的估算，亦即效益的折現值可從7091億元跌至4000億元左右。我們若採用機管局報告中較悲觀的估算數字，淨現值還可能降至1400億元，遠遠低於9120億元的估計。

經過這些調整後，我反而認為效益不致於離譜地高出成本這麼多，便更加可信和合理。但這是否意味著第三跑道不應建？剛好相反，4000億元的淨效益也是不容失去的，跑道如何可以不建？

若要把跑道的效益提高，也不是不可能。香港只要肯面對將來更多旅客到港，多撥土地與其他資源去應付這新增需求便可。但這又帶來另一問題，香港的經濟增長及隨之而來的新增職位，與保育可能出現矛盾，這種魚與熊掌的選擇，我們避免不了。

HKEJ  201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