逛最好的書店 (雷鼎鳴)

(下周才有新稿，這是八年前的舊文，書展期間找出來。)  

          「打書釘」是我的癖好，每個星期我總會找一、兩個機會到書店跑跑，否則便會渾身不自在。就算在外地旅行，若知道有好的書店，我也會把那裏看作是遊覽重點。任何習慣若維持了幾十年，練出的功力必會非同小可，所以我對判斷書店孰好孰劣，信心十足。以我跑遍大江南北及美加的經驗所得，我最喜歡的中文書店不在台灣(誠品也不錯﹐但書太貴)，不在香港，而是在北京的「風入松書店」；最好的英文書店則是在芝加哥大學校園內，但又不屬於芝大的「芝加哥神學研究院合作社書店」(Chicago Theological Seminar Co-op Bookstore)。(後記﹕北京清華大學附近的「萬聖書園」不遜于「風入松」，風格也接近，但我更喜歡後者，原因可能是「風入松」名字起得好。北京上海眾多的巨型新華書店太大，書太濫，不夠理想。)

高人揀書優

「風入松」英文是Forest~Song，名字起得優雅，但外觀卻毫不起眼。它在北京大學南門往東走一、兩分鐘便可到達。書店在地庫，面積不算大，絕對比不上上海或北京巨無霸的圖書城，甚至比台灣的誠品都要小，但不知怎地，總會使人感到其藏書之豐。我猜原因有二，一是它有高人選書，所以書種極佳；二是它的書更新很快，幾天不去便面目全非。近年大陸出版業十分發達，但劣書亦充斥於市，在一些大型圖書城中，讀者雖可見品種繁多的書籍，但花多眼亂，我們要耗費太多時間去找尋真正的好書。北大附近的胡同，在未清拆前，也有一些質量極好的小書店，到那裏使人忘憂，但它們規模太小，可供選擇的書不足夠。「風入松」卻是恰到好處，好書的比例高，到那裏找書十分節省時間。不過，那裏書香處處，大家又會太容易忘掉時間。

「神學院書店」在美國大名鼎鼎，記憶所及，甘陽及李歐梵都曾在香港的報刊中介紹過它。這書店十分奇特，也是在地庫中，面積不比香港的中型書店大，但藏書極是驚人。入到書店中，你會覺得進入了迷宮，書架密密麻麻，從地上直到天花板，任何一尺的土地它也會利用到。在窄窄的通道上，你又會發現一些板凳，供人坐下看書。我到過哈佛、耶魯、史丹福等大學書店，面積比「神學院書店」巨大的，比比皆是，但在社會科學及文史哲方面的選書，無論在數量及質量上，卻是遠遠不及。

沒有商業味的書店

在「神學院書店」中，你會嗅不到商業味道，若你付出五十美元買入股份，便一輩子在買書及郵購上有九折優惠。沒有商業味，文化味卻是自然而然的在空氣中流動。店中有一大書桌，桌上放滿店主自選的幾十本書。不要看輕這張書桌，它是美國文化的重要指標，能夠上桌的，大多會產生深遠影響，作者若看到自己的書放在那裏，必會感到莫大的光榮。

香港的書店又如何？大學書店本應是文化的要地，但不少香港的大學書店，幾乎已淪為文具店，或主要售賣課本。香港的二樓書屋是我喜歡的地方，多年前在這些地方可買到不少禁書，使我十分雀躍。時代「進步」了，二樓書屋的文化味也淡薄了，但它們仍能生存下去，總也說明香港還有讀書人。不過，有個現象叫我們慚愧不已，大學書店不成氣候，必定與學生不願買書有關。外間的書店生意好點，則又或許告訴我們，社會中人對知識也許有點追求 (希望不只是買些「炒股必勝術」 之類的)。

香港缺乏自由人教育

一葉知秋，從書店賣什麼書，可以看到一地的經濟及文化發展，甚至可知道將來當地的人會遇上甚麼問題。我與不少僱主接觸過，從他們口中，我極少聽見有批評大學畢業生專業知識不足的，但其他批評，例如有關語文能力、溝通能力、判斷力等等，卻不絕於耳。

不過，針對從外國名校回來的，後一類的批評很少。我相信問題的關鍵是在三年制的大學中，學生嚴重欠缺了一種「自由人教育」(Liberal Education)，而這又正是香港經濟發展最需要的。

我這裏不把Liberal Education譯作博雅教育，因為這繙譯失去原意。Liberal 的拉丁文字根是Liber，可以是「書」，也可以是「自由」。但從西方Liberal Education發展的歷史中可以知道，此等教育的目的，是要開放人的心靈，使他們能從日常營營役役的生活中解放出來，重得自由。用的方法並非只是要他們擴闊知識，而是要他們讀一些偉大先哲的原著經典。

這些先哲，很多年才會出現一位，但我們卻可在書店中買回不同年代哲人的著作，同時捧讀。這等於聆聽到他們的對話，而他們的意見又往往互相矛盾，這便迫使我們不斷對他們的結論作出判斷。這種訓練是最高級的訓練，外國名校的本科生多要讀大批經典原著，這就造成了氣質及學問修養上的不同，在判斷力、自信心、及在溝通能力上都大有裨益。

香港現在缺乏真正的領袖人才，嚴重阻礙經濟發展，又豈會事出無因？倘若有一天我們可以在香港的書店中看到大量在「風入松」或「神學院書店」所擺放的經典書籍，也許香港的經濟前景便足可樂觀矣！           

(2003-9-10)

為通脹破謬 (雷鼎鳴 )

金融海嘯後，美國政府實施量化寬鬆政策，大手向銀行體制注入資金，購買其持有的證券；當時一般估計，貨幣量會大幅上升，通脹率亦會急劇增加。

這情況並未發生。聯儲局的資金注入銀行體制後，竟有如泥牛入海，無聲無息。銀行把新到的資金都放在倉庫中以作「壯膽」之用，不敢把錢借出，美國的貨幣供應量也就增加有限，物價也飛升不起來。但其中一部分資金卻慢慢滲出，流到投資環境不錯的新興市場，反替這些地方造成通脹壓力。香港雖不算「新興」，但亦有資金流入，政府對通脹便十分擔心。中國政府對通脹壓力同樣如臨大敵，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領導人不時要跑到菜市場，看看糧食豬肉等的價格有無上漲，並表示關注云云。

香港5 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比去年同期上升了5.2％，與八、九十年代平均的8％、9％的通脹率相比，仍算偏低，但與幾年前的通縮和低通脹作比較，已不可同日而語。至於中國，6 月份通脹率是6.4％，引起了內地公眾的普遍關注。其中的一個焦點是，食物價格同比上升了14.4％ ， 而豬肉價格更增加了57.1％。

豬隻並無騎劫通脹

據內地的說法，光是豬肉一個項目，已獨力「推高」了整體通脹率1.37 個百分點，所以有內地媒體認為，現在是豬肉價格騎劫了通脹。香港食物主要靠從中國進口，這些現象，當然也加劇了港人對所謂「輸入通脹」的憂慮。

內地也好，香港也好，通脹是否可能由豬肉（或其他商品）的價格上升而造成？按照標準的經濟理論，答案是否定的。豬肉價格上升不是造成通脹的原因，而是通脹及市場供求產生的結果。真正決定通脹率高低的因素是貨幣供應量、GDP、以及對通脹的預期。貨幣供應愈多，則每一張鈔票的購買力便愈低，亦即物價上升。

GDP 高企，社會的交易便增加，對貨幣的需求便增大，鈔票便更有價值，所以在其他因素相同或不變的條件下，GDP 上升會引致物價下跌，而不是上升。

若社會普遍預期通脹升溫，大家便不想持有太多貨幣，改為購買實物保值，物價也因此會上升。但因為社會對通脹率的心理預期，是基於過去的物價變化而形成，而過去的物價又受過去的貨幣量及GDP影響，所以從經濟理論可推導出一些方程式，決定今天通脹率的因素是今天及過去的貨幣量及GDP。

這些方程式曾以大量的數據驗證過，我自己也曾用計量經濟方法對香港過去幾十年每季的貨幣量、GDP 及物價統計數據作出分析，發現貨幣量及GDP 足以解釋超過98％的通脹變化。什麼肉價菜價等等都扮演不了推高通脹的角色，它們都是結果，不是原因。

用另一角度看，假設貨幣量及GDP 長期都沒有變，但因為豬肉供應不足而導致豬肉價格上升，這會不會引起通脹？答案是不會，通脹率很可能與以前一樣，是零。豬肉價雖然上升了，但某些其他商品的價格會因此下跌，從而保持平均是零的通脹率。

再假設貨幣量有上升，社會於是有通脹，而豬肉又因供應短缺而價格上升，政府可不可以通過管制豬肉價格而為通脹降溫？答案是這沒有用。就算豬肉價不能上升，只要貨幣繼續增加，其他的商品一樣變得更昂貴，通脹率降不了。

工資也屬一種價格

既然豬肉價格上升根本影響不了通脹，它是否對民生毫無影響？也不是。經濟體系中豬肉的「相對價格」會改變，人民要用更多的蘋果或布疋（或其他的商品）才能換取到一斤豬肉。豬農會是得益者，城市中的工人會是受害者，這不由政府不關注這些變化。

中國過去長期倚靠壓低農產品價格以補貼城市人民的生活，因而造成了城鄉收入的差距，現在食物（包括豬肉）價格上升，有助縮窄這差距，是件好事。但我們必須注意這一趨勢，中國與印度等人口眾多的新興國家收入持續上揚，其人民對食物的質與量的要求必會不斷加強，肉類雖耗費甚多飼料糧食，但肉類的消耗量一定會上升不止。由此可知，食物尤其是肉類的相對價格長遠而言，總會上漲人民的消費模式亦不可避免地會有變化。若要減少這方面對民生的衝擊，政府須加強農業生產技術的研究。

世界各國政府大都關注通脹，通常的原因是怕物價上漲後人民叫苦連天，容易引致政治不穩。但工資也是價格的一種，通脹率若高企，工資平均上升的速度也會加快。在八、九十年代香港通脹厲害，工資加得也快，社會怨氣不見得大，不少人甚至懷念當時每年雙位數字的加薪。

通脹遺禍並不大

有人認為部分打工仔加薪幅度追不上通脹，所以不能讓通脹升溫。這個說法也很有問題，假如是零通脹，這些加薪速度低於通脹的員工會面對什麼局面？他們很可能面臨減薪。部分人工資追不上通脹，不是因為通脹率高，而是他們的勞動力在市場中價值正在下降，壓低通脹率對他們沒有大幫助，改善其生產力才是正確的方向。

一般而言，除非通脹率很高，因而扭曲了市場中的資源分配，否則我不認為通脹遺禍很大。不過，通脹有另一特性，卻是足以使人民對它痛恨。

既然造成通脹的主要原因是貨幣量增加，那麼我們便要問，為什麼一些政府要多印鈔票？政府印鈔票後可以用此支付開支，不用向人民徵稅也可有錢可用。但代價卻是人民所擁有的財富購買力因通脹而下降，這有如用通脹的方法向人民抽稅。

例如，美國聯儲局擁有1.63 萬億美元的國債，在購買國債時，聯儲局等於印了1.63 萬億元給美國政府使用，但物價卻會因此而上升。通脹率愈高，等於政府向人民徵收更多的稅，政府得益，人民則受損。

香港的情況有點不同，在聯繫匯率制度下，政府並不能通過印鈔而令自己得益。假設美國聯儲局開動機器，多印100 美元，並拿著這100 美元到香港購物。這10 0 美元的印刷費微不足道，可以不理，但這張「廢紙」卻可在港換走有價值的商品，得益者是美國政府，香港有無損失？

香港拿不到任何好處

這100 美元最後會跑到金管局中去，後者也接著容許銀行多印780 港元，香港的物價因而被（稍為）推高。假如金管局不想通脹出現，大可發行外匯基金票據把這780 港元從市場中都借回來，市場中貨幣量便不變，沒有新增的通脹。但金管局早前吸納的100 美元怎樣處置？答案是把它借給美國政府，買它的債券。

在整個過程中，當美國聯儲局多印100 美元後，可在香港取走100 美元實物，代價只是多欠香港金管局100 美元而已。假如金管局一直把這100 美元的美債當作儲備，長期得益的是美國，香港政府拿不到任何好處。就算香港的通脹沒有因此而被推高，這價值100 美元的實物等於是給美國政府而不是香港政府徵走了。在沒有「鑄幣利潤」（Seignorage，即可通過印鈔而支付政府開支）的條件下，香港的通脹顯示出更多的實物被人取走，得回的是一些不會去兌換的債券，香港是輸家。

上述的情況對中國也相當大程度地（但不是全部）適用。中國通脹增加，同時也伴著用處不大的外匯儲備上升，跟香港一樣，有點吃虧。應對之法是外資流入後，這筆錢可主要用作入口外國商品之用。香港與中國的外匯儲備都太多，繼續增持，效益低於成本。把部分儲備用掉有好處。

(HKEJ 2011-7-18) 

為背書平反 (雷鼎鳴 )

(七八月都事忙﹐信報文章暫時只能兩周一篇﹐九月份或能回復正常。 以下為七年前舊文。)

      香港年輕人的語文水平近年似乎頗有退步。僱主批評大學畢業生，說他們文句不通，中英文都辭不達意，早已不算甚麼新聞。我們在學校審批學生考卷時，眼見文中詞句 「飛沙走石」 ，也是見怪不怪，習以為常。

    我以上用「似乎」 一詞，是因為我並不肯定今天年輕人的語文水準平均而言，是不是真的比前退步。二、三十年前的香港，當然有一些人的中英文造詣極高，但他們在社會中並不佔多數。今天教育遠為普及，一些能力一般的年輕人也可讀上大學，經此薰陶，他們應該是有進步的。

語文能力不足

      在校園中，我們也隨處可遇到一些講英文如母語的學生，說話及寫作英文都十分流利 (但中文未必通暢)，他們多是國際學校的畢業生，或經過家庭特殊培養。不過，若細察他們的修詞遣字，常會使人覺得不夠典雅，不算好的英文。

      我雖然不敢說今不如昔，但倒是相信香港年輕人的語文能力十分不足，必須改進。香港是國際大都會，亦是中國與世界商業、資訊及知識交匯的樞紐，港人不具備優秀的中英文水平，怎可擔此重任？

語文能力如何才可改進？我十分認同余國藩教授的見解。

     

      余國藩是芝加哥大學橫跨四個學系的講座教授，亦是比我高出半輩的香港華仁書院及芝加哥大學的學長。他博古通今，懂得包括梵文、希臘文等六、七種語言，而且樣樣皆精。其重要工作之一，便是把《西遊記》作了權威性的繙譯。

背誦文章益處多

      余教授曾言，某人在某種語文上的功力，與他曾背誦過這種語文的多少篇優秀文章有正面關係。背書愈多，腦袋自會慢慢摸索出這種語文的規律。要注意：這裏說的是好文章，強記一些劣文，當然得不到應有的好處。

    我最近讀完在芝大時一位老師何炳棣的巨著《讀史閱世六十年》，覺得其用字精準，文風自成一格，語文能力比我輩高出幾個層次，使我十分佩服。

      在書中得知，何教授年幼時便被父親引導背誦過《論語》、《孟子》、《禮記》、《檀弓》、《王制》、《禮運》、《月令》等篇章，他雖謙稱不能像前輩學人般熟誦一部又一部經史古籍，但他的根基已是我輩望塵莫及。

    幾年前何教授過港在科大短暫停留，他在舍下見到時年十二歲的小兒，便問犬兒已讀完《古文觀止》沒有。我告訴何教授還沒有，他感到十分奇怪。我當時既驚且愧，小兒在外國出生，主要在外國及香港的國際學校上學，中文是疏忽了。但由何教授的角度看來，沒有背誦過《古文觀止》中一些千古傳頌的文章，是教育上的極大缺失。

朗讀提升語文能力

      何教授《讀史》一書及他年前在香港中央圖書館的傑出學人講座中 (書店中有錄像光碟出售)，都有提及十八世紀英國偉大歷史學家吉朋 (Edward Gibbon) 所著的《羅馬帝國衰亡史》。這本巨著不但思想深刻，而且文辭優美，何教授年輕時不但熟讀精華所在的最初十多章，而且很多段落都能背誦如流，幾十年後，他在一次學術研討會中，便技驚四座，大演功架，把吉朋一段重要評論背誦出來，反駁另一位學者的觀點。

      何教授英文傑出，在年輕時已是如此，我估計這與他背誦過吉朋著作很有關係。

      背誦或甚至只是朗讀都可以有效提高語文能力，這點我自己有親身經驗，所以完全相信。

      九三年《信報》找我寫專欄，我當時已有十多年沒有用中文寫作，執筆忘字，更遑論詞句通順。剛巧那時小兒年幼，央我把金庸的武俠小說讀給他聽。經過幾個月的每晚誦讀，我寫文章時竟變得手順起來。後來我再沒有空讀下去，寫稿時立覺窒礙難行。這個「控制實驗」，可說明誦讀的重要性。

背書可以練志

      背書對語文有好處，但我很少遇上甚麼人會喜歡背書強記。華夏文化中包含「艱苦卓絕」精神，要有卓絕成績，便必須肯艱苦付出，這便需要一點意志力。

      意志力是可以練出來的，何教授大作中便詳記了他少年時如何練志。他用的方法是下定決心後，便「紮硬寨，打死仗」。我讀書時期，也有不少同學在考試前願意「死谷」，奮力「衝殺」，不勝不休，與何教授在清華大學時的情況或許相似。不過，何教授尚有一絕招，他稱作 「自我詛咒」。一旦抵不住玩樂的引誘，他會自我詛咒一頓。

      他十二歲時的農曆除夕，家人去了看戲，他竟選擇留在家中背誦林肯總統1863年葛蒂斯堡 (Gettysburg) 戰役後的演說！香港今天的孩子有誰可做到這點？何教授八十多歲仍能大量生產傑作，其動力部分應源於少年時的練志，而背書也可以是練志的手段之一。(後記﹕ 何教授今年94歲﹐還在用功著述﹐去年尚有劃時代的大作發表﹐真奇人也﹗)

      我們可不要低估練志的效益。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赫曼 (James Heckman) 在一本新書中，闡明了紀律及毅力的重要性。證據顯示，投資在一些可磨練學生紀律毅力的計劃上，可收到巨大的效益，每投資一元，可收回八元七角的回報！

      香港教育體制現時的走向，似乎是太過呵護學生，不敢叫學生背書，也談不上搞甚麼練志計劃。年輕人語文能力低下，沒有足夠毅力決心去挑戰難題，豈會無因？

背誦非「洪水猛獸」

      話說回來，以往香港教育亦有出現另一極端，只是要學生死記硬背，不用理解，這當然不對。

      但熟誦經典與批判性地理解它們，二者並不相悖，我們今天也不應走向另一極端，自稱重視理解而把背誦說成是「洪水猛獸」。理解最重要﹐但背書也有益，我要為背書平反！

(3/24/2004)

再論中國儲蓄率為何居高不下 (雷鼎鳴)

上周末在北大及清華連續參加了兩個國際學術會議，無獨有偶，會議中宣讀的文章有多篇都是要解釋為什麼中國的儲蓄率近年一直居高不下。由此可見，中國的高儲蓄率已成為國內外經濟學家及政府所關心的熱點問題。

2009 年中國的總和儲蓄率是GDP 的52％，是世界最高。外國人注意它，主要是害怕中國人民忙於儲蓄，不肯消費，於是缺乏進口外國商品的動力。但其實就算中國的消費量沒有大漲，中國所儲蓄起來的資金也不見得會投閒置散，它會被用作投資，一樣可促進貨物進口。

尋找黃金儲蓄率

中國自己也應關注高儲蓄率，但這應該是基於另外的理由。第一，國外金融市場動盪不止，用出口推動經濟增長殊不可靠，減少儲蓄提高內需也許是可行辦法之一。第二，儲蓄多意味著現時的消費減少，但儲蓄起來的資金可用作投資，從而增加將來的收入與消費。反之，若今天多消費，將來的消費便要減少。

究竟儲蓄率（或消費率）訂定在什麼水位，才最合乎人民的長遠利益？

經濟學中有所謂的「消費黃金準則」（Golden Rule of Consumption）理論，可有助我們反思儲蓄率高企是否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假設我們把全部收入都用清，永遠不留一分錢，那麼我們現在的確可享高消費所帶來的快樂，但退休時卻會不名一文，餓死街頭。

如果全國所有人都不儲蓄問題則更嚴重，過去積累的資本終會用乾用淨，難以支持生產，整體經濟也會一沉不起。反之，若我們的儲蓄率接近100％，經濟增長似乎可因資金積累快而得以提高，但這也意味我們都要為高儲蓄而紮緊褲頭，未到將來美好的明天便已餓死，得不償失。由此可見，零與百分百的儲蓄率都非好事，能夠把人民長遠快樂最大化的「黃金儲蓄率」必在二者之間。

我不確知中國52％的儲蓄率是否高於「黃金儲蓄率」，但偏高的可能性很大。

高儲蓄的確會帶來很多好處，國庫充盈，人民的銀行存戶飽滿，就算在金融海嘯的壓力下，中國經濟仍可履險如夷，但高儲蓄不但意味著人民犧牲了部分今天的消費，同時也意味著積累到的資金有部分可能被浪費性地消耗掉。

為什麼儲蓄起的資金有部分可能被浪費？這需要我們仔細分析高儲蓄的來源。

國家資本主義浪費性極大

我近日再檢視過一些更深層次的數據，認為6 月13日拙作〈中國的儲蓄率為什麼這麼高〉中部分的說法要稍作修訂。

正如上述拙作所言，中國的家庭儲蓄率（儲蓄佔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的確連年上升，政府消費佔GDP 的比重也是十分穩定，但這裏也隱藏著另外兩個現象：第一，家庭收入佔GDP 的比重持續下滑，更多的資源跑到政府及企業手中。第二，政府的消費率（包括支付公務員薪金等消耗性開支）雖穩定不變，但政府的儲蓄率及投資率卻在上升。

2008 年來自家庭的儲蓄額佔GDP 22.9％，與1994年的21.9％分別不大，原因是家庭雖把更大比例的收入儲蓄起來，但家庭收入的增長卻比GDP 增長緩慢，所以儲起來的總額佔GDP 的比例變化緩慢。同是2008 年，來自政府的儲蓄是GDP 的8.4 ％，比1994 年的5.9％有所增加。2008 年的企業儲蓄是GDP 的22％，比1994 年的14.7％更是大幅上升。

君子儲蓄求淑女

從上可見，我們需要回答幾個問題。政府的儲蓄及投資比例比九十年代時顯著增加，國進民退，這是否好事？

企業的儲蓄及投資為何上升如此迅速？家庭的儲蓄（佔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為什麼也在不斷上升？

第一個問題涉及有意無意的國家資本主義的策略，我並不認同。我在去年11 月22 日拙作〈國家資本主義不利中國發展〉一文中，已剖析過為什麼這種發展策略表面看來可十分風光，但浪費性極大，在此不贅。

第二個問題不難回答。我在今年5 月23 日的拙作〈中國的投資回報率為何能一直高企？〉中曾指出，中國的實質投資回報率平均仍超過20％，在如此高的回報吸引下，企業把大量收入儲起來投資，是不值得奇怪的事。

第三個問題最難回答。中國的銀行利率扣除通脹後是負利率，為什麼普通的家庭願意選擇這麼高的儲蓄率？這問題我以前已試著回答過，現再補充一些新的答案。

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大名鼎鼎的魏尚進老弟對此有獨特的看法。他認為，這是八十年代初中國大量引進超聲波驗孕技術所引致。有了超聲波，孕婦便可及早知道腹中胎兒是男是女，於是可以決定是否墮胎。這技術在二十多年前在內地已經普及，據清華的李宏彬所發現，內地年輕人口男遠多於女，與此技術關係密切。

內地年輕男女比例高達113 對100，十分失衡，男的如何可在婚姻市場中有效地求得佳偶？提高儲蓄率，增加自己的財富顯然是途徑之一。我們雖或不喜歡如此的求偶方式，但卻不可否認此乃不少人所認定的有效策略。此種方法不但在中國普遍，在國外亦然。

魏尚進找到跨國數據，證明年輕男女的比率對一國的貿易盈餘有顯著影響（高儲蓄引致低消費、低進口，再造成貿易盈餘），因而也可推高匯率。港人回內地娶妻，把已經不夠的女人帶走，或者可被視作把人民幣匯率推高的「罪人」！

儲蓄防老推高儲蓄率

魏尚進的發現當然有其道理，但若論人口因素，我相信有另一原因未受足夠關注。中國近年來生育大幅下降，在大城市中，據我的研究發現，有近四分一年過四十的婦女並無子女，一孩政策所給予她們生育的權利，她們根本不感興趣。在沒有子女的家庭中，養兒防老的方法並不適用，取而代之的便是靠儲蓄。

中國自九十年代中開始，基本上廢除了過去以企業為單位所提供的「隨收隨支」退休保障，改用類似新加坡「中央公積金」的「社保基金」為核心的退休保障制度，其效果與香港的「強積金」有共通之處，就是有了強制性的儲蓄。這也應該是儲蓄率上升的原因之一。

中國大城市的樓價驚人，直逼不是很多年前的香港，內地人無處覓蝸居的心情，香港人不會感到陌生。買房子需要節衣縮食，不先儲下大筆首期，如何有資格買房子？倘若中國的城市化過程與過去三十年一樣發展迅猛，以億計的人口從農村湧到城市，儲錢買房的現象還會繼續下去。

中國的家庭及企業都採用高儲蓄的策略，背後有其理性的原因，政府不用干預，但政府佔用的資源愈來愈多，意味著人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速度受到壓抑，消費比率不能合理地上升，這終不是好事。國退民進才是正確的政策

HKEJ  201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