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2/2011

小班教學與學校管理 (雷鼎鳴)

(旅途中抱恙﹐ 這是三年前的舊文﹐希望下星期寫稿回復正常。 ) 


 教育局局長孫明揚上月底在立法會致辭時透露,二○○九年派位的中一學生,每班人數從三十八人下調至三十六人,二○一○年再降至三十四人,二○一一╱一二學年又再全面檢視中學標準班額。政府似乎正在開始回應教育界的訴求,在中學逐步落實小班教學。

  小班教學是重要及長遠的教育政策,我們必須考慮其成本效益。它的成本是顯而易見的,班額減少,所需的老師便會增多,政府支出便愈大。現在適齡學生人數大跌,就算推行小班教學,政府也不用增加太多的經費,但納稅人總也會問,為什麼不可把學童人數減少所省回來的經費收回來?況且現在計劃中三十餘人的班額,離小班教學的標準,差距仍大,將來班額若真正大幅減少,政府財政上是否吃不消?我曾參觀過一些美國頂級的私立高中,每班人數不會超過十四、五人。香港若要做到這點,成本可想而知。

成效未有定論?

  不過,經濟學家都知道,一項投資應否進行,成本固然是要考慮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它能否取得豐厚的回報。所以我們更應注意小班教學是否有不錯的效益,及如何可改善其效益。

  小班教學能否提高學生的學業水平?這簡單的問題其實頗有爭議性。從常識角度去看,班中人數少一些,每個學生所得到的照顧或發揮機會不是更多一點嗎?這對成績當然有好處。不過,我們也可以很容易找出一些相反的理由,例如,校內若有優秀老師,要他們只困在一小班房裏,沒有機會在人數眾多的課堂中春風化雨,不是有點暴殄天物嗎?這類普通常識層面的正反理由,我們可以羅列一大堆,但若要以此作為涉及數以十億元計的政策根據,則顯然有所不足。

  年前我中學時母校的舊生,成立了一個叫「華仁一家」的基金會。其負責人之一謝錦明兄有天給我打電話,告訴我基金會正考慮是否籌款支持前校長狄恒神父的夢想,即在華仁推行小班教育。錦明兄素知我阮囊羞澀,找我捐款猶如在老糠中榨油,所以一開口便叫我不如替基金會做項研究,看看小班教學是否有足夠的效益,我當時便一口答應。基金會的這個要求,我十分認同,要別人捐錢捐得放心,必需有足夠的問責性,亦即使他們知道所捐的款項會否被浪費掉。這個道理,我相信與政府是否善用公帑是相同的。

取材美國研究

  我接下任務後,不少同學都給過不少意見,但我思前想後,深覺常識性觀點雖然重要,但總比不上國家決策時所會倚賴的科學檢證來得可靠。而經濟學家因為掌握了社會科學中最先進的定量實證工具,所以有關小班教學是否有效的研究,竟是數目眾多。

  根據著名經濟教育學家韓努石(Eric Hanushek)的一篇文章所統計,到八六年為止,這方面的學術研究,文獻中竟有四百多項。我最後決定,我根本不需要自己進行什麼原創性研究,只介紹一下國際上最新及最具權威性的幾項研究結果便已足夠。我相信文獻中的結論,不但有助捐款人了解小班教學的效益,同時對政府亦有參考作用。

  影響學生成績的因素很多,例如著名社會學家高爾曼(James Coleman)遠在一九六六年時便發現,學生的家庭背景似乎比學校對學生的學業成績有更大影響。要找出小班教學對學業的影響,必須在各種因素中把小班教育的效果抽離出來。在科學方法上,這便需要用所謂「控制實驗」(control experiment)。我所選用的文獻,其重點都在實驗的控制方法上。

  一九九九年普林斯頓的克魯格(Alan Krueger)在《經濟學季刊》(QJE)發表了一篇報告,結論是小班教學的確對學生學業有幫助。他所用的數據來自美國田納西州所進行的一項實驗(簡稱 Project STAR)。

忽略荷芳效應

  當地的教育當局在一九八五╱八六年開始把幼稚園的畢業生隨機抽樣地分為三組,第一組進入每班只有十三至十七人的小學,第二組二十二至二十五人一班,第三組班額與第二組一樣,但多了助教。老師也是隨機分派到各種類別的班中任教。學生一旦被分配到某類型的班中,便必須在同類班中就讀四年,以看其成效。參加實驗計劃的學生人數有一萬一千六百人,學校八十所,不同貧富城鄉背景的都有。在每學年結束時,學生都要參加一個標準測驗,以斷定其學業成績。結果顯示,經過小班教學的學生,平均成績顯著優勝於在大班學習的學生。

  克魯格在計量經濟學中頗有名氣,他的方法與結果也頗有道理。不過,其研究中最大的弱點是沒有注意到所謂「荷芳效應」(Hawthorne effect)。田納西的教師被分配到小班時,是知道實驗會帶來什麼影響的。倘若實驗結果顯示小班有成效,那麼政府將來便會多撥資源早日實施小班教學,老師也就成為得益者。正因如此,小班的老師大有誘因施出渾身解數教好學生。反之,大班老師則可能得過且過,虛應故事。所以小班成績優勝,可能並非小班本身的功勞,而是老師的額外投入。

  哈佛的賀西比(Caroline Hoxby)有見及此,在二○○○年的《經濟學季刊》中發表了另一篇論文,其中的實驗,可有效清除掉「荷芳效應」。賀西比發現,在康涅狄格州,總共有一百四十六個小學校區,共六百四十九所小學。自一九八六年起,所有學生在第四、六及八年級每年都要考一標準測驗,自一九九二年起,每一所學校每一班的測驗成績都有記錄在案,存在數據庫中。更特別的是,學區之間學生的流動性很大,某校某班人數多寡主要為學生流動性所決定。數據顯示,該州學校每班的人數,可以少至八人亦可大至三十四人一班。有了這些數據,研究者大可比較大班與小班出來的學生成績是否有別。因為教大班或小班都不會影響到政府的資源分配,老師並無誘因額外努力,所以「荷芳效應」可消失於無形。賀西比的研究發現,小班教學並無明顯改善成績!

顧此難免失彼

  賀西比的研究並非無懈可擊。我們可以問為什麼某某校區的學生都跑到別的校區去,以致剩下來的學生每班冷冷清清的只有八、九人?原因也許是這校區學校或老師平均質素平庸,這又從而導致小班教學的威力不能彰顯。賀西比的研究可能是前門進虎、後門進狼,排除了「荷芳效應」後,又因未控制老師的質量,而使研究結果受到干擾。

  韓努石與其他一些研究者在二○○五年的權威刊物《計量經濟學報》(Econometrica)發表了一篇重要文章,特別針對老師的質量問題,並在小班教學的效果上有新的發現。韓努石等人認為,要斷定老師的好壞,必須追蹤他們過去在不同時段不同學校不同班級的表現,而表現高低的參考,可以用教出來的學生成績作準則。但追蹤大批老師的表現,所需的數據是極為龐大的。他們剛好發現德薩斯州有一個UTD學校計劃的數據庫,包含了自九十年代中期起,每屆二十萬學生的數據,足以使他們可找出精準的結果。

  他們的發現頗為重要。第一,小班教學的確可提高成績;第二,老師的質素對成績有極重要的影響,甚至可完全抵銷學生家庭背景的不足(例如家庭收入偏低);第三,擁有碩士學位對老師的質素並無幫助;第四,頭一年的教學經驗對老師十分重要,以後則改進較慢;第五,校長通常都會清楚知道誰是好老師。

師資最為關鍵

  從以上發現中,我們可得兩大結論:第一,小班教學確有效益;第二,老師質素極為重要。要真正改善教育質量,二者皆不可缺。班中人數過多,老師辛勞,就算能力超凡,也不一定發揮出應有效果。反之,若不注意老師的質素問題,把班中人數減少,大有可能使到懶惰的老師更加懶惰,徒自浪費了珍貴的公帑。

  改善教師質素的關鍵是學校的管理。我這裏說的管理不是指近年出現使人眼花繚亂的教改。後者或許也有些我不知道的成績,但以我在大學的長期觀察,倒未發現新入學的學生有什麼明顯的進步。不過,在教改中,不少老師都因多參與了種種行政工作而疲於奔命,甚或被搶去了正常可用於教學的時間,則使人擔心。

激勵獎賞並重

  經濟學的核心思想是誘因或激勵皆可改變人的行為。我所指的學校管理主要是如何為老師提供誘因及創造條件,使他們更有動力在自己的專業上追求卓越。根據韓努石等人的發現,我有幾項建議:第一,評核老師主要看其教學效果,他們有多少張學位文憑並不那麼重要。第二,對新老師必需要有認真及嚴謹的評核制度。華仁的狄恒神父有很獨到的觀人之術。他曾告訴我,若見到某老師整天都愁眉苦臉,貌似憂鬱小生,則此人根本不應入行當老師。有教學經驗的人都會知道,每一堂課都是一次老師的表演,觀眾是學生,若長期地提不起觀眾的興趣,對表演者是一種折磨,他們難以臉露歡笑,學校應早點鼓勵他們轉行,以免誤人誤己。第三,對好老師應有獎勵,例如加薪或辦些「優秀老師選舉」之類的活動,這亦有利於建立教師中的團隊精神。有獎有罰從來都是管理上的重要方法,在大學中已行之有年。至於獎罰的比例多寡在中小學中如何界定,則要看各校老師的承受程度。第四,持續培訓老師的實戰能力或安排老師交流先進的教學經驗。老師若認為改善教學可提高自己的收入或更被尊重,會對這些課程更感興趣。

  多年前我參觀過美國東岸一所頂級私立高中Phillips Exeter Academy,該校有一傳統,上課時十多個學生都要圍繞一張橢圓形的橡木桌討論。我奇怪在數學等課程上此方法是否有用,便特意要求參觀他們的微積分課,結果大開眼界,學生爭相討論如何把某些數學證明弄得更漂亮簡潔。能把學生引入此境界的,老師一定下過苦功,而且只有在小班環境下才能發生。它們的學生有四成來自低收入家庭,須要學校資助,但畢業生中很大的比例是進哈佛耶魯等名校。

  香港目前尚未有條件做到此點,但政府全面資助小班教學,卻是提高社會流動性,使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都有機會接受優質教育的重要方法,為社會帶來的效益不可限量。但學校也該回應,改善管理的制度。

HKEJ   2008-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