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雷鼎鳴)

下周「中國經濟學會」在上海舉行年會，籌辦人找我在「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環節中發言。在我的研究生涯中，有幾篇論文都與「陷阱」有關，所以對這題目感到興趣，於是欣然應允。

「中等收入陷阱」似乎是近年才較多人討論的一個概念，以前經濟學中，對「低收入陷阱」或「貧窮陷阱」較為重視。什麼是「中等收入陷阱」？我相信是泛指一些經濟實體的人均GDP 上升至每年4000 至10000 美元後，便停滯不前。這些經濟實體已經擺脫了「路有凍死骨」、人民在飢餓邊緣掙扎的貧窮，但又遠遠未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不論收入、教育、科技或文化等等，發展水平都十分有限。

具爭議的「陷阱」

在實際世界中，有些什麼國家算是跌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最常被引用的例子是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但就算是這些國家， 收入也不至於毫無增長， 從1980 至2008 年，她們的平均經濟增長率每年也有2.7％。

一些成績較好的國家，例如「金磚四國」中的巴西，亦已成世界排行第八大的經濟體，以購買力平價計算，GDP 超過法國，增長速度亦遠勝。由此可見，拉丁美洲國家是否跌入陷阱，頗有爭議之處。

另一些例子是亞洲的某些新興國家，例如馬來西亞。她在1991 至2000 年經濟平均每年增長7％，如此高速的增長使其國人充滿自信，把下一個十年的增長目標訂為7.5％，但可惜事與願違，2001 至2010 年最後只錄得每年4.6％的增長。馬來西亞人也許對此有點失望，但以此成績，我們也很難把她視作陷於停滯當中。

在經濟發展理論中，我不認為「中等收入陷阱」這概念有堅實的基礎。有些國家的確因發展策略有誤，總是進不了發達國家之列，例如一些靠輸出石油或其他天然資源的國家，其人民也許相對富足，但其科技及教育水平只算世界的中下，完全談不上發達。

又有一些國家，依靠廉價勞工製造出口商品來推動經濟，從而進入中等收入水平，但她們的專業技術卻未有相應提升，在高科技上鬥不過先進國家，在廉價勞工上也敗給新加入的更低發展程度的競爭者，上下都進退不得。但這些國家陷於困境，只是因為其政府不懂得在教育與科技上投資，並非跌入了一個無法爬出來的陷阱。

但有些陷阱的確是很難爬出來的。據已故經濟史學家麥迪遜（Angus Maddison ）的研究，中國自漢朝至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人均實質產值總共只是增加了20％左右。二千年才有這丁點的增長，中國絕對算是跌入了貧窮陷阱中。究其原因，是歷史上中國的糧產一增加，人民認為有足夠的食物可養活更多的人，便立刻生兒育女，極盡繁衍之能事，人均收入也就停滯不前。

危機意識遇上兇險環境

「貧窮陷阱」是一個事出有據的概念，但「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楚卻是較為薄弱，但後者卻似乎是中國領導人十分關注的問題。中國為什麼十分害怕自己會跌入陷阱中經濟止步不前？

首先是中國社會中雖有不少未富先驕的人，但更具主導思想的似乎是危機意識。我參加過無數內地的經濟論壇，以我印象所得，沒有哪一個論壇的參與者是只懂樂觀的。現在強調居安思危，是管理預期的不錯步驟。

第二，中國現在要面對的國際環境是兇險的，歐債美債危機不用多說，中國的出口顯然會減少，所持有的外匯資產大有貶值危機。至於內部經濟，2008 年的4 萬億元救市方案推出後，銀行太易放款，現在中國可能要面對頗為麻煩的呆壞賬風險。

從1978 年到今年，中國的實質人均GDP上升了15 倍，今年的增長應也可達9％左右。在如此強勁的增長記錄下，若說中國經濟會頂不住上述的困難，從而掉入陷阱中，這是否可信？要回答這問題，我們應先檢視中國過去成功的原因有沒有消失或減弱。

1978 年中國推動開放改革後，產品因要在國際市場中競爭，所以企業的運作不能不大力調整，從此中國大量利用勞動力充裕的優勢，生產勞動密集產品，而且從大規模的生產中，日漸積累經驗掌握到更高技術水平，今天這優勢仍然存在，尚可繼續推動經濟增長，但若員工的質素未能繼續提高，則此動力會減弱。

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二個動力是極高的儲蓄率及投資率。2009 年中國的投資總量佔GDP 的47.7％，為世界最高。投資雖可加快資金積累，有利將來的經濟，但「報酬遞減律」會起到作用。當中國建第一條公路或第一個機場時，對經濟的作用會很大，但到已經建了一百條公路或一百個機場時，再加建新的公路與機場，作用便會減弱，中國既然在資金積累或投資上已做了這麼多，除非想得出更多有效用的投資項目，否則資本的作用會愈來愈小。

第三個動力是城市化的過程。三十年前中國八成人口在農村，兩成在城市，去年城市人口已上升至總人口的49.7％。城市化的過程使到更多的農業人口可轉為更有生產效率的工業或服務業人口，但當農村人口大減後，城市化的速度會放緩，經濟增長也會受到負面影響。

第四個動力是中國的科技有後發的優勢，即她可向先進國家學習，不用從起點出發，可直接掌握較先進科技。不過，中國與歐美的科技水平差距日漸縮減，這方面的優勢也會轉弱，除非中國自己建立到一支優秀的科技研發隊伍。

第五是中國人口日漸老化， 從大約2015 年開始，中國便要從「人口紅利」的階段進入「人口赤字」的階段，即適齡就業的人口比例將會日漸減少，從而拖慢經濟增長。

以上所點出的幾個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似都有日漸減弱的可能，如此說來，中國是否難以跨越「中間收入陷阱」，經濟增長會停下來？

尋基建外的新增長動力

這又未必。關鍵是中國能否找到新的經濟增長動力。

中國的出口未來一段時間會遇到很多風浪，把注意力轉向內銷是必要的。對中國有利的是，中國人民數量眾多，市場龐大，出口轉內銷仍可保持大規模生產。但若要增強中國的內部購買力，最簡單的方法之一莫如使到農村的土地能自由轉讓。

這樣做可增加農村土地的價值，從而使農地的擁有者更感富足，有利他們放膽消費。

中國近年大興土木，北京2008 年建了個巨型機場後不久，現在又說要再建一個全新的，另有其他54 個城市也計劃要建新機場。中國的高鐵（火車時速200 公里以上）鐵路長度在去年底共有8358 公里，現在的計劃是2020 年要有5 萬公里。

這些建設雖也許對經濟有貢獻，但上述的「報酬遞減律」不可能不起制約作用。基建的一個新方向是多建房子，即所謂「保障房」。今年中國已多建了1000 萬個單位，在十二*五計劃中總共要建3600 萬個單位。因中國在城市化過程中房屋是一尖銳問題，所以增加房屋的供應量對經濟應有實際的正面貢獻，但這麼驚人的建屋量（按人口比例計，等於香港每年多建35000 個單位），中國的財政可否承受得起？

教育與科研為當務之急

假設保障房的建設費每單位是20 萬元人民幣，那麼每年建720 萬個單位的成本便是1.44 萬億元，約等於明年中國GDP 的3％。以中國的總投資量佔GDP 近半的往績看來，用3％的GDP 建房子財政上可行，但供應是否增加太快影響樓市則是另一問題。

有了興建保障房這一足夠大的新項目，可暫時抵消「報酬遞減律」的影響。

不過，靠基建支持增長並非長久之計，它或可替中國的持續增長多爭取幾年時間，但中國總要找出更根本的持續經濟增長的動力。

教育與科研仍是當務之急。中國的教育投資佔GDP 的比例極低，在世界排名中連100 名也入不了。沒有足夠的人才，中國的產業升級不易進行，將來會受到其他能提供廉價勞工的國家的競爭威脅。中國的科研水平也會因人才的不足而拉不上去。

在歐美國家，起碼有十萬八萬名高級的中國科技人才在工作或學習，他們不少仍不願回國，但對移居香港的興趣會大得多。中國及香港政府若能合作，在港設立合適他們的產業基地，那麼對中國及香港的經濟發展都會大有好處。

中國的經濟發展雖有困難，不能保證高增長能否持續，但我不相信她跨越不了「中等收入陷阱」。不過，基建只是暫時的增長動力，不把更多的資源投入科研及培訓及吸納人才，增長慢下來的機會便很大。

HKEJ  2011-11-28

意大利: 大到不能倒？大到救不了？ (雷鼎鳴)

希臘政府取消公投，決定接受歐羅區成員的援助後，國際投資界驚魂甫定，隨即把注意力放在另一債務違約的「熱門」國意大利之上。

不料意大利領導層生性浪漫，不知好歹，視質疑其理財能力的國人為不忠，前總理貝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更大談意大利是富裕之國，餐館都是客似雲來，對債務危機不當作一回事。

但金融市場已成驚弓之鳥，夜行人吹哨子的方式不會增強市場信心，大家深恐遭意大利攬著.一起跳入深淵，意大利國債息口隨即升至7％新高，令一場危機一觸即發，貝盧斯科尼惟有下台，改由前經濟諾獎得主托賓（James Tobin） 的高足蒙蒂（Mario Monti）接任主持大局。

為什麼市場對意大利的局面感到如此驚慌？我相信主因是意大利的經濟體及債項都是大得不能讓她倒下，但同時她們又都大得難以拯救。必須要救，但似乎又救不了，怎麼能讓人安心？

蒙蒂表現有板有眼

2010 年，意大利的GDP 是2.06 萬億美元，是世界第八大經濟實體，在歐洲排行第四。歐豬五國中的其他四國，西班牙、希臘、葡萄牙、愛爾蘭的GDP 全部加起來，也只是稍多於意大利。至於她的債市，其規模之大，更在全球排第三。由此可知，若要控制歐洲的債務危機，意大利實乃兵家必爭之地，意大利一旦失守，其衝擊波必禍及全球，遠超金融海嘯。

不過，意大利一旦出事，卻絕非易救。

她的公債在2010 年已高達2.4 萬億美元，佔GDP 的119.1％。假如市場對她信心不足，借貸利率升至7％，那麼她光是償還利息，每年要付出的代價最高可達至1680 億美元，佔GDP 2.2％。「歐洲金融穩定設施」（EFSF）加上槓桿的作用後才可擔保到7800 億歐羅（折合稍多於1 萬億美元）的資產，是否有足夠實力保衛意大利，頗惹人疑竇。世界各地的金融界不能不把新上台的蒙蒂視作救命草，希望他的技術官員班子能在意大利把彈拆掉。

蒙蒂上台後的表現初步觀之，似是有板有眼。他把意大利當前困難一一列出，要改變勞動市場中年輕人的高失業、改革退休制度、打擊逃稅及增加市場競爭，促使意大利停滯多年的生產效率得以復生。蒙蒂沒有迴避問題，與他上任的諱疾忌醫大異其趣。

蒙蒂若真有決心改革，意大利的局面能否給穩定下來？我對歐洲和意大利經濟的遠景並不樂觀，但卻相信目前意大利尚有一拚之力，經濟還未到一敗塗地之境。

這可從其數據中看到端倪。

意大利即時要面對的困難是她欠債太大，光是還息也使她吃不消，若市場對她的還債能力沒有信心，利率必會上升，她便會百上加斤，更加應付不了還債的要求，從而陷入惡性循環中，應付之道顯然是要減少財政赤字，甚至扭虧為盈，她能辦得到嗎？

中小企業逃稅嚴重

去年意大利的財赤是941 億美元，等於GDP 的4.6％，雖比歐羅區要求的3％為高，但以歐洲標準而言，卻尚未失控，起碼比法國的7％及世界平均的5.3％為低。

意大利的地下經濟（或稱影子經濟）很大，估計可能達GDP 的兩成，而且她的家庭擁有的中小企特別多，因而逃稅十分嚴重。貝盧斯科尼曾估計過每年逃稅總額可能高達1200 億美元，若全部把稅追回，足可填補財赤。這些估計雖不一定準確，但去年意大利實施追稅政策後，卻的確可追回200 多億美元的欠款。又意大利政府開支佔GDP 51.2％，其政府削減開支的空間其實很大，這些都是控制赤字的有利條件。

在阻止息口上漲方面，意大利尚有一招可用。她的持金量頗為豐富，在今年10 月，她總共持有黃金7880 萬盎斯，市值1407 億美元。理論上，若環境惡劣，息口上揚，意大利可以發行以這批黃金作抵押的低違約風險債券，從而減少借貸成本。

不過，意大利經濟的長遠性難題，卻不是這麼容易解決。首先是她的人口結構問題。

歐豬五國中，除了愛爾蘭外，總和生育率都極低。全球排名中，葡萄牙排185 名、西班牙188、意大利201、希臘202。這些國家的經濟都出了問題，與低生育率脫不了關係。意大利的婦女平均一生人只生育1.39 名小孩，數量雖比香港高，但仍是意味.下一代人口會比這一代要少。然而，意大利的人均預期壽命是81.77 歲，世界排名第十（其他歐豬四國人民的壽命都很長）。

「人口赤字」不利經濟

意大利的低生育率及長壽，情況與香港相似，必會造成人口老化，出現所謂的「人口赤字」（demographic deficit），社會中適齡工作的人口比例愈來愈低。

就算每一名工作人口的生產力還能夠上升，但因為有參與工作的人口正在減少，所以人均GDP（即GDP 除以總人口）會有下調壓力，不利經濟發展。

對於政府而言，人口老化（意大利人口年齡中位數高達43.5 歲）所帶來的最大困局便是退休保障。意大利的退休保障制度頗為複雜，有西方慣用的隨收隨支部分，有強制式供款儲蓄部分，亦有私人自願的儲蓄部分。政府的財政困局基本上與強制或自願的儲蓄無關，這裏只討論隨收隨支的部分。

意大利隨收隨支式的退休保障強制每名僱員每月交出等於他們總薪金33％的稅款（尚未包括其他的強制性儲蓄供款），自僱員工的供款比例則較低。支付了這麼大比例的收入後，退休人士可拿回多少退休福利？

在九十年代中以前退休的，每月可取回他們退休時薪金的80％，直至去世。

這是很高的福利，但天下沒有免費午餐，意大利進入人口老化後，再無能力應付這筆開支，惟有在九十年代中開始逐步削減福利。新的計算方法是虛擬把退休稅款用作投資，並假設投資有相當的回報率，從而算出退休時大家可取到多少福利。

要注意的是，這只是虛擬的計算，收回來的稅款早已直接被當作退休福利派發了，根本未用作過投資。用這種方法，意大利人的退休福利立時比前減低三分一，但因為計劃是分期逐步實施，對年輕人的影響較大。

但問題是，對人口已經老化的意大利而言，她根本沒有足夠的年輕工作人口去供款養活退休人口。隨收隨支制的這個問題在任何人口老化的地方都是死症，意大利的供款率雖有薪金的33％，仍解決不了問題，現在意大利政府的財赤，很重要的一部分正是來自其退休制度，所以蒙蒂不能不想方設法解決（香港有人以為隨收隨支制可以行得通，應先看看意大利及歐洲其他國家債務危機的教訓）。

退休制度的開支已經使得意大利政府頭大如斗，但原來他們尚要面對一個港人似曾相識的問題。意大利的失業率在2011年9月份高達8.3％，但同月十五至二十四歲青少年的失業率更是升至29.3％。為什麼青年失業率高得如此厲害？

化解危機應有能力

意大利的低生育率其實同時製造了不少只有一名子女的家庭。這種家庭出身的子女，很多自少便受到父母的過分保護，在就業市場中不一定能夠適應。因為父母有工作，而且意大利的退休福利十分豐厚，所以他們根本不用負起供養父母的責任。

實際情況甚至剛好相反，意大利三十五歲以下的年輕人，有過半數與父母同住，原因不是他們要在家孝順父母，而是因為他們交不起房租，生活費入不敷支，要托庇於父母！在這種環境下成長的年輕人，他們的工作態度、經驗的積累及創造力的培養與發揮，怎可能不受到嚴重的破壞？

蒙蒂有見及此，坦言指出這是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所以要重點解決青少年的高失業問題。意大利過去十年來生產效率已經停滯不前，我相信與青少年的受保護而缺少奮鬥機會有關。

意大利經濟有沒有救？她的問題其實是清楚明顯的，蒙蒂政府應可看懂。若他有足夠的意志，不用太顧慮政治上因素，意大利應有實力化解這場債務危機，不會製造新的骨牌效應。但人口老化及隨收隨支制度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卻非容易應付。意大利中線可以避免危機，但長線的衰落仍可能會出現。

金融與經濟危機系列．之四

HKEJ  2011-11-21

金融危機可催生改革 (雷鼎鳴)

馬克吐溫據稱曾說過： 「歷史不會重演，但它總會餘音渺渺。」金融海嘯的餘波尚在盪漾，更加麻煩的歐債危機恐怕十年內都不能完全化解，究竟這些危機與過去的經濟金融危機有什麼共通之處？我們從過去可以汲取什麼教訓？

1907 年10 月美國爆發了一場恐慌性的金融機構擠提。紐約市一所頗有地位的信託公司尼卡波卡（Knickerbocker Trust Company） 被擠提倒閉，隨著有25 所銀行及17 所信託公司同樣受不了擠提壓力陸續破產，從1906年9月到1907年11 月，美國的股價總共下跌了37％。這場風暴的破壞力只稍遜三十年代的大蕭條，但它卻促使美國政府打破傳統，決意成立了中央銀行，這便是聯邦儲備局在1914 年成立的由來。

這次金融危機有什麼前因後果？

鍍金年代早種危機

在1865 年內戰結束後至1900 年間，美國的經濟興旺發達，鐵路網絡不斷擴大，電話、留聲機、打字機及愛迪生所發明的電燈相繼出現，1890 年美國工業產量首次超越了大英帝國，從1870 至1913 年聯儲局成立前夕，美國的實質GNP 平均每年以4.3％的速度增長，在1894 至1906 年間工業生產的增長率每年更高達7％，史稱這是美國的「鍍金年代」，其時間之長，影響之大，與今天中國的高增長相比不遑多讓。

「禍兮福所倚， 福兮禍所依。」歷史上每一次重大的經濟恐慌必定是緊隨一次快速的增長之後。

「鍍金年代」雖使到不少美國人春風得意馬蹄疾，造就了不少如鐵路大王、煤油大王、鋼鐵大王等等超級富豪，但衰退及危機的種子亦早被埋下。

當經濟增長迅速時投資的機會處處出現，資金的需求自會急劇上升，人民願意承受的風險程度也水漲船高，沒經過歷練的暴發戶更易貪勝不知輸，金融體制中的風險管理制度往往形同虛設，不堪一擊。

經濟的持續增長雖云可以使絕大部分的人民受惠，但部分本領高強或運氣較好的人顯然可得益更多，這樣必然擴闊收入差距，慢慢造成仇富現象。此種情況並非今天的香港或內地所獨有，1900 年左右的美國一樣出現。以道德掛帥的老羅斯福總統（Theodore Roosevelt,1900-1908）開始的所謂「進步年代」，便包含了對美國企業家及富豪的不信任，民間的階級對立情緒變得強烈。

反壟斷法Sherman Act 早在1890 年已立法，但不一定時常執行。Sherman Act 最著名的案例，當是在1911 年把標準石油（Standard Oil，在中國向四億人賣火水，使用「美孚」的品牌）強制分拆為34 間小公司。老羅斯福總統在任時，美國政府的政策及法庭判案的取向已漸變得對商界不友善，美國經濟潛在的風險不可能沒有增加。

不過，經過40年高增長所建立起來的美國經濟實力總會十分強橫，不會輕易倒下。它需要一個巨大的震盪作為引子才會把潛藏著的問題引爆出來。

1906年4月舊金山發生大地震及大火，全城幾被摧毀。災難造成的損失大約在3.5 億至5 億美元之間，佔1906 年美國GNP 1.2％至1.7％左右。美國及歐洲的跨國保險公司紛紛要變賣資產籌集資金賠償地震所造成的損失。牽一髮而動全身，保險公司受壓，整個金融市場亦感同身受。金融危機條件逐步體現。至於2008 年四川的地震及2011 年日本的海嘯及核危機對兩地的金融體制有多大的衝擊，則有待考驗。

尼卡波卡本是一所財政相當穩健深受紐約人民信任的財務信託公司，為什麼會出現擠提？這倒要從一間銅礦為業務的公司「聯合銅業公司」（United Copper Company）說起。

這所公司的老闆是「銅王」軒茲（Augustus Heinze）。當時美國早已進入了電氣時代，銅的導電性強，採銅生意大有可為，軒茲與他的拍檔摩斯（Charles Morse ）合作，錢途燦爛。1907 年軒茲在審核他的公司的市場狀況時發現，公司正有45 萬股在市場中交投，但其實公司的總股數只有42.5 萬股。為什麼被買賣的股份比實際存在的更多？軒茲認為一定是有人以借回來的股份沽空，只要他大量增持自己公司的股票，市場中再無該公司的股票供應，那麼那些在沽空的炒家必被挾死，要拚命高價買入股票補倉，軒茲便可狠賺一筆。

牽一髮動全身

人算不如天算，軒茲夥同摩斯進行此計劃時，滿以為沽空的炒家必會快速投降，加入購買股票。不料市場中股票供應不絕，並沒有什麼炒家要被迫跟他對搶股票。軒茲眼見勢色不對，要停止買入本來答應買入的股份，市場立時感受到變化，股價便由最初50 元升到60 元後，急跌至10 元左右。軒茲及摩斯都因此輸得傷亡慘重。

這種炒賣本來與尼卡波卡信託公司無甚關係，但市場卻認為尼卡波卡有參與並資助軒茲與摩斯的炒賣活動，尼卡波卡的老闆班尼（Charles Barney）更飽受嫌疑，被迫辭去職務，以便尼卡波卡可與聯合銅業劃清界線。但這似乎起不了什麼作用，存戶都在懷疑尼卡波卡的財務因炒賣聯合銅業而遭到虧損，紛紛跑去把存款提走。

為什麼存戶如此慌張？1906 年以前美國的信託公司並不需要存款準備金。在1906 年紐約州立下新的法例，信託公司一定要有15％的存款準備金，但其中只需要三分一是現金，其他可以是證券。信託公司不用或只需少量準備金可大大增加公司的投資靈活性，從而推高利率，吸引更多存戶。但如此一來，信託公司的投資風險也會增加，存戶也知道它一旦出事，並無多少儲備可供存戶提取，因而一有風吹草動，大家便都一哄而至，公司就算財務狀況良好，也是百口莫辯，只能到處求人借錢救急。

若有中央銀行，政府可跑出來作出無限量保證。但當時美國並無中央銀行，反而要靠其他的銀行或信託公司是否自願地參與集體性的打救行動。據維珍尼亞大學商學院院長布魯納（Robert Bruner） 及卡爾（Sean Carr）的大作《1907 的恐慌》所描述【註】，當時幸得有銀行界大老摩根（J. Pierpont Morgan）主持大局，銀行界內部的打救行動才略見規模。

不過，恐慌是會傳染的，存戶不但對尼卡波卡失去信心，對不少其他銀行亦是，摩根等人雖努力應付，但其中四十二所金融機構還是回天乏術。

促成中央銀行誕生

尼卡波卡的老闆班尼在1907 年11 月吞槍自殺。有人在他死後研究過他的財務狀況後發現，情況其實並不惡劣，他連破產也不用，但他的離奇自殺卻可使我們對人性有更深的體會： 「人言可畏」。班尼財務狀況雖足可使他脫困，但傳媒中並不一定有據的傳言卻對他個人及公司打擊甚大，他的朋友及同僚對他也是一沉百踩，使他極度鬱悶，遂萌死志。新聞界素來嗜血，有些無根據或誇張的報道，在此可見，可引發金融風暴，亦可致人於死地，古今中外皆有先例，媒體不應以「新聞自由」作擋箭牌。

1907 年的風暴倒也帶來好處。佛利民素來主張經濟自由，但在貨幣制度上，他卻強烈地認為政府要把控制貨幣量的權力牢牢拿在手中，並且要有中央銀行扮演「最後信貸人」（lender of last resort）的角色，他的觀點相信部分源自他研究1907 年及其後大蕭條的經驗，銀行之間的自願性互救，會因大家同床異夢而變得殊不可靠。1914 年美國終成立了聯儲局，紐約聯儲局分局局長史創（Benjamin Strong）便是在1907 年幫助摩根處理危機的得力助手。我們可以說，沒有1907 年的危機，美國可能還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沒有中央銀行，沒有最後信貸人。

註：Robert Bruner and Sean Carr, "The Panic of1907: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Market's Perfect Storm" 2007

金融與經濟危機系列．之三

HKEJ  2011-11-14

商地供應緊繫民生經濟 (雷鼎鳴 )

    一個地方的經濟能否繁榮，主要取決於三個條件：一是其制度和政策是否有利於吸引人才，造就人才，使他們能安身立命、努力工作；二是其土地資源是否有足夠空間容納人民的居所和多元化的經濟活動；三是此地有否足夠資金支持生產活動。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環境下，資金到處流動，某地只要有賺錢機會，資金自會從四方八面涓涓流入，所以資金是否充裕，反而不是達致經濟繁榮的最大問題。至於人才，當然事關重大，但這可留到將來有機會再談。今次我只討論土地。

  今年5 月30 日，我在本欄寫過一篇題為〈善用土地才能壓抑樓價〉的文章，文中提到本港共有土地一千一百零八平方公里，但私人住宅只佔地二十五平方公里、公屋十六平方公里、鄉郊居所三十五平方公里、工業用地十平方公里、商業╱商貿辦公室四平方公里。

  只要對這些數字稍作思考，便可知香港土地極為稀少，而且配置並不恰當，香港的經濟發展和民生都會因而受到很大的制約。

  高昂租金吸走利潤

  我們先簡單地討論一點經濟理論，這樣足以使我們明白土地問題的嚴重性。

  假設政府不去造地或發展基建，交通方便的可用之地只有固定不變的面積。用經濟學的術語，便是土地的供應曲線是垂直的，即不論地租（用地價也無不可，但地租較方便）是高是低，大家也就只可使用同樣面積的土地。這與其他商品不一樣，後者的價格若上升，生產商自會增加供應量。

  在土地供應量固定不變而且土地不能（或很難）代替的條件下，若是對土地的需求上升（即需求曲線往上移動），將出現什麼情況？答曰：租金會上升，但使用者付出較貴租金後，並不能得到更大面積的土地可作使用。換言之，得益者只是土地的擁有者（ 亦即發展商），土地使用者（ 例如住戶、商戶） 卻得不到好處。

  近日尖沙咀或中環等購物黃金地段多了內地遊客到來購買名牌商品，商戶生意興隆，但它們的利潤是否能水漲船高？不一定。根據上述理論，商戶對商舖的需求會因顧客量大增而上升，但在土地（或商舖）總面積不變的條件下，租金會隨著增加，把新增利潤全部吸走，一滴不留。

  2009 年香港的貨幣基礎增加近倍，反映資金大量湧入。這些資金一般不用作買入柴米油鹽，但會用作購入物業或租用辦公室，以便公司能在香港大展拳腳。同一道理，這些流入的資金會增加對土地的需求，租金被推高，利益全部被「地主」吸納。資金流入愈多，對土地的需求便愈殷切，地產商的得益便愈大，但其他人不會分享到好處。

  管制租金擾亂機制

  這種情況絕非香港獨有，也不是什麼所謂地產霸權所造成，而是因為背後有其經濟規律存在，誰當地產商，後果都一樣。例如，在倫敦，租金樓價一樣貴得驚人，以前是因為中東油錢湧入所致；但據新加入我們經濟系的同事Hamid Sabourian（來港前是劍橋經濟系主任）告訴我，現在跑到倫敦的資金，已主要來自印度。

  我們據此可作推理，若土地供應量死不改變，就算我們把香港建設得環境更優美，政通人和，到處鳥語花香，生活在此有如在天堂，世界各地人民都羨慕不已，但這些都只會造成對土地（或樓宇商戶辦公室）的需求節節上升，大家都要繳付更貴的租金，才可得享如此和諧之福，真正的得益者一樣是發展商或其他在港早有物業之人。

  有些人會因此而心生不忿，為什麼香港的進步或吸引力上升而帶來的好處，全都跑到土地擁有者手上？他們有人或會建議一些如租金管制等的方法，以抗衡上述的局面。但這類方法其實可能使問題更糟。在物業市場中，是誰願意付出更高的租金把物業從現有的租客手中搶過來？

  這些新租客一定是認為物業在他們手中能起到更大的價值，更能物盡其用，否則他們為什麼肯不惜交貴租也要把物業弄到手？由此之故，既然物業在他們手中更能創造價值，把物業分配到他們手上，更符合創富原則，租金管制等把戲卻會擾亂市場價格機制，窒礙了創富。

  但如此一來，是否等於沒有擁有土地或物業的人民永遠無法分享到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好處，只能逆來順受？情況倒也不是如此。要注意，我以上所說的，都是基於土地供應固定不變的條件，倘若土地供應量能因租金上升而增加，人民倒是完全可以分享到經濟的繁榮。

  商用土地應予增加

  須知道，市場機制的一個重大功能便是提供訊息，告訴大家要購買還是要賣出、要增產還是要減產。租金上升，正是市場在發放訊號：土地正面臨不足，快點多造土地！但控制土地供應及有能力造地的政府若對此種訊號置若罔聞，上述我們不願意見到「人民不能分享繁榮」的現象便會出現。

  如果政府有注意及回應市場的訊號，從而及早增加土地供應，局面將完全不同。土地供應量若能隨著需求的上揚而調節，租金雖一樣會上升，但幅度不會如土地面積完全不變時那麼大。土地供應量增加後，生產力便不會太受土地的約束而有所改善，地主和租客都可分享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

  尖沙咀和中環的商舖在顧客增加後，可不用害怕租金急升而租用更多的地方擴展業務；各商業機構也不用因受不了寫字樓租金上升而倒閉，或要把總部搬離香港；就業率和薪金都會因土地供應增加（因而租金下降）而得以改善。

  林奮強老弟（據他告知，原來他是我中學校友）近月鼓吹香港政府應大量增加商業用地，否則不能把握因中國急劇發展所帶來的商機。此說大有道理，香港只有區區四平方公里的土地用作私人寫字樓，而香港號稱是國際金融中心、進出口貿易物流中心，九成多的GDP 都是靠服務業，四平方公里的土地怎會不造成樽頸，窒礙新增職位的出現？

  若不增加商業用地，內地經濟愈發達，到港的資金愈多，除了發展商和擁有物業的居民外，其他人的經濟利益恐怕還會受損，對社會和諧十分不利。

  商樓短缺影響更大

  土地供應不足所造成的問題，其實在有關房地產的統計數據中早有體現。從1999 年至今年7 月，私人寫字樓租金指數上升了71.6％（去年7 月至今年7 月則上升了15％，甲級寫字樓更不止此數）。同一時期，分層工廠單位租金則上升了22％、私人住宅上升了36.2％。

  由此可見，社會雖然把注意力放在私人住宅之上，其實商用樓宇的短缺，其程度只會比住宅更嚴重，它造成的後果亦更大——商業樓宇租金昂貴會減低就業職位，港人的往上流動性會因而減弱。

  我從前在不同場合也提過，香港已沒有多少工廠，但工業用地有十平方公里，多於商業用地的四平方公里，顯然土地配置有問題。從1999 年至今，工業分層單位租金上升幅度不及商用單位的三分一，是十分合理的現象。

  「起動九龍東」

  政府多年來沒有對市場發放出來的訊號作出反應，因而造成土地不足，今年《施政報告》終於意識到此點，政府也開始研究如何造地，這是不錯的發展。如上面的分析，多供應商業用地自然十分重要，但這卻不是容易的事。也許香港要多發展幾個CBD（商業中心區），九龍灣變身為新的CBD，應該是對的，就怕規模不夠大，政府可能仍要多作思維。

  商業用地固然重要，但若住宅用地不能增加，商業活動更活躍、人民收入上升都會使到樓價和租金增加，市民得到的好處便有限。

  香港的私人永久性物業共有約一百八十四萬個單位。假設每個單位平均壽命一百年（實際上會遠低於此），光是拆建更新，平均每年香港便需一萬八千四百個單位；加上市民要求改善生活，要居所有更大面積，實際上香港平均每年所需的新建私人單位便應該起碼有二萬個。

  當年香港推行「八萬五」（私人單位佔三萬五千個）時，數量可能太大。但今天造地的速度仍追不上每年二萬個單位，樓價不易大幅下滑，政府仍要想方設法造地。

  

HKEJ  2011-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