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貪與不敢貪 雷鼎鳴

總理李克強在3月17日的記者招待會上表示要「建立和完善不能貪，不敢貪的反腐機制」。從字面意義來說，他是切中了要害。

「貪污」是我早年博士論文的題目，在我有關貪污的學術生涯中，總共寫過三篇長文、一篇短文，都是理論性的。根據「谷歌學術」搜查，這幾篇文章曾被千餘篇學術論文引用，三篇長文亦全部被收入《國際經濟學關鍵性文獻庫》中。「貪污經濟學」現已有大量文獻湧現，我當年做開荒牛工作，已算有交代。在眾多結論中，其中兩條恰好是要造成「不能貪不敢貪」的局面。李總理不可能讀過我用英文寫的文章，他上述的看法顯然是在實踐中自己領悟出來的，但這既然與我多年前的發現相同，我是理所當然贊同的。


權力是貪污關鍵

怎樣才能做到「不能貪」？貪污的定義是行使別人所委任的權力，違法地去做出一些對自己或自己偏愛的人有好處的事，收受賄賂是最常見的貪污腐敗行為。從以上定義可知，權力是關鍵，沒有權力，貪污不能發生。政府官員是最擁有權力的人，若資源配置不靠行政權力，而靠競爭性的市場機制，貪污的空間會大大地收窄。

內地從前種種資源配置，從房屋、職位、生活所需，往往都要建基在行政權力之上，賄賂官員自然無可避免。但在改革開放後，資源配置慢慢更倚靠市場的供求關係，官員的權力縮減，貪污的空間亦然。以前買輛單車也要走後門，現在則跑到百貨公司便可，無人會為了得輛單車而要賄賂官員。


市場化可剷除貪污

市場化代替行政化可剷除貪污溫床，是官員「想貪也貪不了」的重要方向。公司與公司之間，或消費者與消費者之間的資源配置可以走向市場化，但機構內部或公司內部卻未必可以，社會中的權力不可能全部根除，所以必需要另有機制去補充，才能防止貪污。

不少人以為這個機制應是民主監管或完善的法制。這些很可能都有用處，但不足夠。印度是民主國家，其法律制度源自英國，但卻是貪污大國，近似例子在世界中有很多。由此可知，民主法制對防止貪污並不可靠。要使貪官「不敢貪」，便要使他們感到畏懼，貪污的預期成本大於預期利益。嚴刑峻法是一種途徑，但在現代講求法制人權的社會中，這並不可行。代用方法是增加被捕被檢控的機會。而後者又與社會中有多少人貪腐有密切但反面的關係。

貪官愈多，他們愈容易官官相衞，結集為攻守同盟，反貪者難以搜證，更可能被倒打一耙。因此貪官眾多的地方反貪必定用盡全力增加資源，才能使貪官減少。但他們減少後，誰若再貪便會失去拱衞，容易被發現檢舉，那麼就算不再用這麼多反貪資源，貪污也不易再爬升上去。

內地曾涉及貪腐的人太多，正如上所說，不大幅加大資源反貪，不易使人不敢再貪。另特赦過往的貪官，但下不為例，正如七十年代香港政府特赦警隊貪官一樣，也可能有效，但反貪資源必要同時增加。

(Sky Post   2013-3-27)

日本加入TPP的影響 (雷鼎鳴)

日本安倍晉三政府在3月15日決定加入一個由美國主導叫「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簡稱TPP）的「自由貿易協議」（FTA），亞太的經濟政治格局將會出現微妙但可能深遠的變化。

FTA一般是指幾個國家簽訂協議，互相遵守一系列保障自由貿易的規則，例如互不設或大減關稅，又不設置進口配額等等。東盟、中港間的CEPA都是FTA的例子。

「世貿組織」（WTO）不是已大大降低了眾多成員國的關稅及消除了不少貿易障礙嗎？為甚麼不同組合的國家還要互相再聯在一起搞FTA？這是因為WTO的條文在保障自由貿易上大有漏洞，而其中最大的問題是各成員國可以指摘別國以低於成本價的方法向他們「傾銷」貨物，不用提出任何證據也可以單方面設置進口限額或提高關稅，以懲罰對方一年半載，直至WTO有仲裁為止。事實上，有了WTO後，世界上還是存在或新出現了為數極多的FTA，由此可知WTO的局限性。


美國主導TPP

TPP又是怎麼一回事？它本來是2005年6月文萊、智利、新西蘭與新加坡四個細小經濟體簽訂的一個協議，與其他FTA無大分別。但在2008年2月美國卻突然看中了TPP的前身，要自告奮勇地加入，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條文。這些條文雖仍在討論階段，尚未落實，而且現在加上日本及其他國家已共有12個成員國，但主導權卻顯然在美國手上。討論的條文很「辣」，包括零關稅、競爭政策、市場透明度、反貪污、嚴厲的保護知識產權等等。在經濟層面上，樣樣有利美國；在政治層面上，配合了美國重返亞洲並圍堵中國的策略。美國在眾多FTA中，選中了本來無足輕重的TPP加入，可說是極聰明的「借殼上市」之舉。


日本加入整體有賺

日本的意圖又怎樣？在經濟上「零關稅」的措施對日本廣大的消費者大大有利，但對其農業卻有致命性的打擊。日本地少山多，本來不適合搞農業，更倚靠自由貿易才是正道，但它在大米進口的關稅卻高達778％，小麥也有252％，由此可知，其農業實在要靠保護主義才能生存。農業的利益集團勢力龐大，足可騎劫消費者利益，要他們「食貴米」，安倍加入TPP其實符合日本的經濟利益。據日本自己的估計，其GDP可得到333億美元的好處，作用不顯著，這是因為農業代價頗大的關係，但整體而言，總算有賺。賺得更多的是美國及越南等農業輸出國。

日本政府要闖政治關，不理國內利益團體的反對，冒上的風險很大，其更重要的意圖也是要圍堵中國。加入日本後，TPP成員國的GDP，用購買力平價計算，已達世界總產值的31.7％，用官方匯率計算，更達38.4％，是世界最大的FTA，比歐盟更大。成員國之間的經濟相互倚靠必會因「零關稅」而大大增加，例如日本成為美國農產品的龐大市場，美農民會更加支持美國偏袒日本的政策。日本也會認為，自己加上美國，GDP佔了TPP的77％（購買力平價計算），可以有不少話事權。

中國從來未被邀加入，而就算被邀，中國相信也不願加入，因為TPP的條文雖然方向正確，但以今天中國的國情，不大可能立刻實施。此點相信亦早已被美國計算清楚。別人要在各領域圍堵你，怎會方便你破局？中國應付這一招不易，這要考量中國人合縱連橫的能力了。

尚有一點要留意。越南也是TPP的成員國，「零關稅」對其產品打進美國、日本十分有用，而越南正是珠三角的重要對手。香港的廠家不能掉以輕心。

 

(Sky Post   2013-3-25)

塞浦路斯的存款稅危機 (雷鼎鳴)

我一向是歐洲經濟的大淡友，認為歐債危機會時隱時現，因為它的根本問題根本未解決。
歐洲的問題是甚麼？27個國家加入了歐元區後，等於入了一個貨幣同盟，從此各自喪失貨幣、利息與匯率政策的控制權，大家等於都統一在同一個國家中。但怪就怪在這些國家又都原則上保持有獨立的財政政策。換言之，有些國家可以是「大花筒」，入不敷支後，只能靠借債度日，不能靠印鈔票支持債務，也不能靠貨幣貶值增加出口。更要命的是，有些國家可以欠下巨債也毫不在乎，因為它們知道別的國家一定要「割肉餵鷹」去打救它們，否則它們一旦離開歐元區，歐元可能被衝擊得支離破碎，釀出巨禍。為了防止此等道德風險，德國等歐元區大國惟有強迫所有國家謹守財政紀律，否則出事時不肯出錢救亡。


債務危機與存戶無關

塞浦路斯去年中已向歐盟、歐洲央行及國際貨幣基金這三頭馬車提出救援要求。上周末，「三頭馬車」答應借出100億歐元，但條件是塞浦路斯要向銀行存戶徵收存款稅。塞國政府最初打算向存有10萬歐元以上的存戶徵收9.9％的稅，10萬以下的6.7％，立時引起軒然大波，方案經修改後仍被國會否決，最後結果如何不得而知。

銀行存款是存戶的財富資產，早已完了稅。向利息徵稅並不罕見，但針對存款抽稅，卻是「明」火打劫的行為。有人也許可為這政策開脫，說塞國人民坐享福利這麼久，用存款稅懲戒這些「大花筒」也無不可。但這回卻是有些冤枉他們了。

沒錯，塞浦路斯政府近三、四年出現過赤字，部分原因是福利開支增加了。這是因為2008至今年二月的政府由相信共產主義的「工人進步黨」領導，搞了好些福利政策，但按歐盟標準，用度不算太離譜。把塞國經濟搞垮的是希臘債務危機。塞浦路斯是一個人口只有110萬，GDP不及香港十分一的細小經濟體，十分倚賴金融服務業。它十間主要銀行中，有兩間買了太多希臘債券，後者年前要剃頭減低欠款額，塞國的銀行首當其衝，傷亡慘重。但這與其銀行存戶又有甚麼關係？存戶不是造成塞國債務危機的元兇或幫兇，卻要承擔損失，十分無辜。


歐盟大國欺小國

若說有誰最有資格評論塞浦路斯今天的經濟局面，當世無人能及皮薩里德斯（Chris Pissarides）。他是塞國人，亦是2010年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他與其夫人魏莉華教授長期在英國LSE任教，今年初二人加盟科大。魏莉華是我系1996年畢業生，所以我們戲稱皮兄是「科大經濟系女婿」。他們二人正在成都訪問，但卻被國際傳媒找到。理所當然地，皮薩里德斯狠批存款稅的荒謬，認為這是歐盟的大國欺凌小國的作為，而前者更應該做的，是在歐盟中的小國受外圍衝擊出現困境時幫助它們。至於有傳聞說塞浦路斯來自國外的存款主要是俄羅斯的黑錢，皮氏指出，雖經多月調查，至今找不到絲毫證據支持。

塞浦路斯的危機如何收科？也許三頭馬車在別無選擇下還是會提供一些緊急信貸，也許它們不願再花錢救援塞國，讓它離開歐元區。但存款稅這笨招，不但打散了塞浦路斯的銀行業，也替歐元區的穩定性帶來新的變數。以前誰會想到把錢存在銀行，部分存款會被人充公。此等招數既出現了一次，誰敢擔保歐盟將來不會重施故技！

 

(Sky Post    2013-3-22)

 

捐農地建青年住宅 (雷鼎鳴)

恒基老闆「四叔」主動建議「捐出」部分他擁有的農地，興建2,000個單位，每個約三百多呎，以建築成本價100萬左右發售，幫助年輕人置業。

有評論判斷這是地產商「搵笨之舉」，目的是為己謀取更大利益，但也有評論懷疑，如此好事怎會從天而降？政府的立場不清楚，似乎是對此建議抱着戒心。我則是樂觀其成，因為這有助香港樓市的發展，對年輕人亦顯然有利。


捐地建宅 動機何在？

「四叔」是超級富豪，此建議的動機不外乎以下的其中一樣或兩者同時兼備：
第一種動機簡單，便是對社會作出捐助貢獻。2,000個單位建築費20億左右，對超級富豪而言，並非大得不能負擔的數目，他對社會過去的捐助，早遠超此數，況且建成的樓宇可以賣出，建築成本可以收回，所付出的代價只是農地的機會成本而已。新界多處農地因補地價及需要基建等等問題而擱在那裏未能應用，價值暫時不高，捐點地出來以助社會和諧，富豪願意這樣做沒有甚麼奇怪。

其實，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最好的模式便是做生意時按照市場規則，追求最大利潤賺到盡。若不如此，無法保證資源能作最高效率的配置，但成功的富豪賺到錢再主動將利潤捐出一部分，幫助有需要之人，則更是大大值得鼓勵之事。巴菲特、蓋茨與施永青等都計劃捐出大部分身家，十分值得讚揚。

第二種動機是這個建造青年住屋的計劃經過小心精準的計算，地產商有利可圖。但就算如此，那又有何妨？恒基得到的好處，最大可能是政府要負責搞基建，使部分荒置農地變成「熟地」，有利於恒基開發未有捐出的土地，從而提供新的利潤來源。


發展農地 樓價降溫

香港樓價高企的根本原因是供應不足，私人樓宇現在全港共佔地2,500公頃，但農地面積卻共5,000公頃。由此可知，發展農地實在是解決樓價高企的根本法門。補地價與基建之爭是需要解除的障礙，否則政府又如何達到「寸土必爭」的目標？

其實，富豪捐地的動機何在根本無關宏旨，只要有更多人能夠負擔得起自置房屋，地產商就算多賺一些利潤，也只是造就雙贏局面，我們不用「憎人富貴」。

按此邏輯，我並不認同政府目前高調打擊另一地產商分拆酒店用作住宅售賣的做法。住宅樓宇短缺價格高昂，把一些酒店單位改作住宅，正是合理的資源配置，有助樓價降溫，政府不但不應打擊，還應出招方便發展商行事！政府反其道而行，可能是認為發展商在剃其眼眉。但即使如此，把此事訴諸法庭，看看有無違法之舉便可（我不相信地產商沒有研究清楚法律），不用靠查找麻煩這種方法來作阻撓。有新的，更廉價的樓宇推出市場政府不要，會使人覺得政府太重面子，並不願務實地「寸土必爭」。

 

(Sky Post   2013-3-20)

市場失靈還是政府失靈？ (雷鼎鳴)

在眾多經濟問題上，社會中往往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人相信自由市場機制能帶來最大的效率，但也有人認為政府出招干預，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以近二百年世界的經驗看來，市場機制的表現比政府干預優勝得多，美國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期是它最繁榮的年代之一，電燈泡、留聲機等等創新產品不停出現，這時代被視為第二次工業革命。但不可不知，這時期政府的角色很小，薪俸稅一度是零，其經濟進步基本上靠市場力量推動。

20世紀，共產主義國家搞計劃經濟，摒棄市場原則，結果一塌糊塗。70年代末開始，中國走向市場化，立時帶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脫貧運動。至於香港，她經濟起飛所倚仗的政策也是自由貿易自由經濟。歐洲多國政府控制了GDP的大半，但卻弄至歐債危機。


無形之手引導 作最大貢獻

我是個古典的自由主義者，相信自由選擇的機制一旦受到侵害，經濟發展必遇挫折，但我卻最討厭一些人所說，某某政策不對，是因為它違反了自由市場原則。此種說法容易衍生教條主義，更加可靠的做法是對每一項政策都從起點開始分析論證，不用先預設甚麼答案。此種方法其實更能確立市場機制的優越性。

從亞當史密斯開始，我們已發現市場機制根本不用假設社會大眾都是心懷愛國為民的道德家，就算人人都自私自利，市場機制的無形之手一樣可引導他們作出對社會最大的貢獻。近大半世紀以來，數理經濟學的發展亦為亞當史密斯的理論提供了堅實的根據。反觀政府，其經濟政策往往受到政治壓力所左右，而壓力卻是在不同利益集團爭奪利益的過程中所產生的，其效果是否正面，十分成疑，利益集團為了爭取對己有利的政策，手段之一正是要力言市場機制的不是。

我們隨時可列舉大量例子說明所謂的市場失靈其實源自政府的干預。第一個例子是所謂的奶粉短缺事件。這麼多人當水客買奶粉，原因不在內地徵收奶粉關稅，此種稅率已經很低，從某些國家進口的奶粉還不用抽稅，因而關稅解釋不了這麼多人在港買奶粉的現象。真正原因是幾年前內地的毒奶粉案嚇怕了內地父母。但為甚麼會出現毒奶粉如此缺德而且損害奶粉公司自己品牌（及相應而來的利益）的事？這是因為內地以為要保障民生，所以要管制奶類製品的價格，但同一時期，養牛成本卻急升，致使奶粉商根本難以營運，遂鋌而走險，造成社會的共輸。這是政府干預，好心做壞事的典型。


政府干預扭曲市場

第二例子是香港強積金的高收費。若政府不是法例容許僱主替僱員選擇基金，在市場競爭壓力下，基金怎可能不用理會僱員的利益而胡亂收費？若說強積金市場被扭曲了，扭曲者正是政府本身！

不過，上述的例子並不導致政府沒有角色可扮演這一結論。市場機制要合理運作，基礎之一是私有產權要得到保護。金融海嘯發生之前，投資銀行進行過大量風險極高的買賣。為甚麼這些銀行不去控制風險？這是因為投資銀行的股權十分分散，根本沒有老闆去把關。交易員投資高風險產品，贏了可分紅，輸了卻是客戶的事，就算銀行本身被拖累倒閉，交易員損失也不大，甚至連同是打工仔的CEO或主席也不會輸掉身家，因為他們也不是擁有此等銀行的老闆。在這些缺乏私有產權的情況下，政府倒是有其監管功能。但可惜在現實世界中，政府往往應管的不管，不應管的卻去管，政府失靈的後果卻又賴在市場失靈之上。

 

(Sky Post   2013-3-18)

中國經濟會否崩潰？ (雷鼎鳴)

我們對一些不喜歡的事或人，往往會採取一種迴避的態度，假設或希望它／他自我滅亡或消失。這種下意識的反應雖是人之常情，但卻是分析問題的大忌，容易使我們作出錯誤判斷。

中國無疑在世界舞台中正在崛起，但其代價之一正是不少國家對她會產生戒懼或不安。日本經濟規模被中國超越了，又要竊取釣魚島，很難要求日本對中國十分友善。歐洲人歷史上怕「黃禍」，中國輸歐的商品價廉物美，有利消費者，但有人會認為中國工人搶走了他們的職位，是「黃禍」的現代表現。美國科技軍事超強，但GDP幾年後會被中國超越，已幾乎是沒有懸念的現實，歐美同樣都會忌憚中國。歷史上，當某個國家崛起，打破過去的平衡時，往往會出現極大的政治或軍事上的衝突。工業革命後的歐洲，到處派軍佔據殖民地。19世紀末以後的德國，科技經濟進步神速，直接威脅到英法，兩次世界大戰的根源，都與此有莫大關係。


中國仍處高增長期

中國近年經濟崛起的速度，遠勝歷史上所有的先例，希望各國政府能保持理性，延續和平環境。

不過，我常在一些國際評論上聽到，讀到一種「理論」，指中國的政權極度不穩，原因之一是她的經濟增長難以為繼，甚至會隨時崩潰。有些作者過去還言之鑿鑿，出書「論證」某年某月中國經濟必定命懸一綫，返魂無術。這些預言雖全部都落空，但它們絕不會就此消失。

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會不會突然停止，甚至崩潰？經濟表現有周期性及長期性的部分，所謂周期性是指大約每幾年一次的好景及衰退，但每次周期多長及深度如何，在理論上是不可能預知的。周期有其必然性，中國經濟不可避免地會有起伏，但這與崩潰或長期增長是兩碼子的事。我相信中國未來二、三十年仍處於歷史上的高增長期。

中國經濟增長近七成的動力來自人民儲蓄率高，從而有巨額資金用作投資；另三成左右來自她生產效率的迅速進步。至於勞動力對增長的貢獻，近年已趨近零，這是因為中國快將進入「人口赤字」期。但增長這麼倚靠資本積累，容易受到報酬遞減律的制約。建第一條公路時，這條公路會貢獻很大，但若建了100條，第101條的貢獻便會很小。同理，資本已多，再靠投資去推動增長，作用便不大。因此，質疑中國經濟增長能否持續之並非無理。不過，這類分析往往欠缺了精準的定量估算，結論也因此容易出錯。我曾用正規的經濟學方法，估算過中國的資本回報率，現時的實質回報率超過20％（與世界銀行去年的估算幾乎一樣），就算報酬遞減律起作用，只要中國生產效率進步的速度能維持在過去十年的水平，按照目前投資佔GDP的比重，到了2042年，投資回報率（實質）仍可維持在15％左右的超高水平。我們若沒有這麼樂觀，生產效率假設完全停頓，但投資比重繼續，到了2042年，實質回報率仍有5％左右。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前景仍十分正面，離崩潰甚遠。


中國經濟前景正面

生產效率會否停滯不前，從而拖住經濟增長的速度？中國在未來二、三十年，仍是人口與生產城市化的階段，大量人口離開生產力較低的農村到城市工作，這本身便是生產效率進步的重要動力。中國年輕人在學習上的努力，也是使人驚詫的，二、三十年後，現在用功學習的小孩便要變成社會棟樑。只要見識過他們的勤奮，都會相信他們能把棒接下去。對中國經濟，不宜悲觀。

香港有些政治活動家，似乎也在假設中國內部出現不穩，從而有利在港的「革命」，起碼在經濟領域內，這個假設是虛幻的。

 

(Sky Post   2013-3-15)

 

財政司司長理財應否保守？ (雷鼎鳴)

財爺在解讀預算案時，被問及是否過於保守。財爺答謂，若有人說他保守，他會視之為稱讚。這是符合他身份的回應，當財政司司長不能不保守，否則便不會稱職，後患無窮。

財政司司長的主要職責應有兩項：第一是按基本法的要求，量入為出，亦即維持香港政府的收支平衡；第二是參與制定香港經濟發展的策略。


用錢方法要講究

關於第一項，眾所周知，香港目前庫房仍然水浸，外匯基金有二萬多億港元資產，扣除萬多億的負債後，仍有1.35萬億可供財爺行使酌情權，決定如何使用。有如此巨額的款項（平均每名港人擁有近20萬元），香港確有條件還富於民或減稅。不過，用錢的方法必要講究，若每年有大筆經常性開支，終也會坐食山崩，香港政府一樣可退化至有如歐洲政府般欠下巨債。因此，我不相信負責任的政府會願意推行「全民退休保障」之類的政策，此等政策輕易可使政府每年耗掉千億元，我以前多次在不同地方已有詳細論述，不贅。

較為穩妥的方法是用一次性的派錢或減免某類稅種（如薪俸稅或差餉等），而不是增加每年都要支出的福利項目，這類開支一「上了身」便不易擺脫。我一直認為現任特首是個「福利派」，從中央政府的角度看，找個福利派當特首有風險，因為其政策容易導致連年赤字，長期赤字則會帶來巨債，後者又容易引發金融危機。香港社會政府就算動盪不安，中央雖絕不會樂見，但對中國影響有限。不過，假若香港金融銀行業出現危機，中國的經濟隨時傷到「入肉」。去年政府換屆時曾俊華、陳家強、陳德霖等傾向保守的財經巨頭得以全部留任，可能正是中央為求保住香港經濟命脈的平衡術。

財爺及他的團隊要參與制定經濟發展政策，這只是參與，未必事事有決策權。例如賣地多少、教育或基建可投資多少，權力便不見得都在財爺手上，他的角色可能與銀行十分接近。若有客戶要向銀行借錢投資，他必須提供抵押或提供資料，使銀行相信此項投資足夠安全或有利可圖，否則，銀行不會願意冒險把錢借出。同理，財爺肯向各政策局撥出多少資金，應取決於這些政策局能否有論據顯示這些錢能用得其所，而不是財爺說他有多少錢可用，大家想辦法把它花光花淨。


保守好過「大花筒」

粗放型的凱恩斯主義者認為只要政府肯用錢，無論錢用來幹甚麼，經濟都會受到刺激而向上。但此類政策近半世紀以來在理論上早受到根本性的挑戰，在實踐上亦遇到巨大挫折（日本建的大白象機場、橋樑還不夠多嗎？其經濟哪有復甦迹象？），經濟學界的主流意見仍是政府可以用錢，但其效益一定要等於或大於成本，否則便是浪費。此等理財方法往往被視作保守，但其道理與銀行不願隨便貸款製造呆壞帳基本一致。假若我們遇到的銀行總管是個花花公子型的「大花筒」，我們必不敢把自己的身家都存放在該銀行。同理，若財爺理財審慎，就算被人視作保守，我們反而可放心一點。

 

(Sky Post    2013-3-13)

 

中文科應否用範文 (雷鼎鳴)

去年中學文憑試放榜後，有件意外頗使各大學負責取錄新生的同事感到躊躇。事緣考生當中能夠在中文科考得入學最低要求三級的，不及一半。換言之，一半的考生即被中文科篩走，就算他們其他成績如何優秀也進不了大學。


中文水平緣何退步？

我一個「隱蔽」的身份是科大商管學院本科生課程的「總管」，一切有關商管學院三千多本科生的事宜，都有責任要過問一下。當時，同事對如何處理那批中文科達不到三級但其他學科優異的學生，曾有激烈的辯論。有一種主流觀點認為，該次考試中文科評分的過程出了問題，若學生被這科卡着，對他們殊不公平。但另一觀點是教育局不會希望見到大學當局出爾反爾，降低入學的標準。最後處理的方法是只挑選出極少數其他成績非常優異的學生逐個取錄。去年底，有一次機會與不少中學校長聚會，發現他們也對該次中文科評分的結果很不滿，希望大學也要對教育局「曉以大義」。

近來的報道卻似乎顯示，問題不是出在中文科的評分方法，而是學生的中文水平真的顯著退了步！尋根究柢，退步的原因很可能是自2007年開始，中文科取消了「範文」的學習。
不讀文言文的經典「範文」，會否傷害學生的中文能力？我完全相信答案是肯定的。優秀的文言文篇章不但要閱讀，而且必須死記背誦！我在芝大有位學長余國藩教授，他是位名重學林的宗教與文學的傑出專家，我若有任何有關世界各種宗教或文學的問題，一請教他，必可得到極深入的論述。國藩兄文字工夫極為了得，中文、英文不在話下，還通曉梵文、希臘文、拉丁文等八種語言。他曾總結經驗，某人對某種語文所擁有的水平，相當大桯度地取決於他曾背誦過多少篇用這種語文所寫成的優秀文章。記着，是優秀文章，而不是劣文。

我中學時期課程所需，唸過的文言文起碼會有數十篇。我比不上很多用功及語文有天份的同學，現在仍能隨便背誦出來的文章數量，遠遠不及他們，但總也記得點曹植文采華麗的《贈白馬王彪並序》、柳宗元平實優雅的《始得西山宴遊記》、諸葛亮感人肺腑的《出師表》，至於韓愈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的文章風格，或王安石下筆如生鐵鑄成的千古典範，今天在中學同學的聚會中，大家對這些文章仍會津津樂道。我在美國讀書與工作期間，絕少機會用上中文，後來寫專欄，能夠靠的便只能是少年時食過的這點「夜粥」，及朗讀過的金庸武俠小說。見到朋友文章有氣勢，總是後悔年輕時沒有背誦更多的古文。


不背書是否最好？

不少人認為學習只應着重理解分析，不應背書。這是淺見！沒錯，理解力、分析力十分重要，是必要的，但每個學科的學習都有其各自的規律，違背了便學不好。學中文若沒有背誦過足夠多的文言範文，便不會受到中文語境及字句結構的潛移默化，寫不出有氣勢及典雅的文章。就算是數學、物理、經濟等重視數量分析工具的學科，若在學習時沒有足夠的操練，做過大量的習作，一樣不會有大成，分析水平老是搞不上去。

香港的教育界正醞釀重設文言文範文的學習，我大力支持這方向。實踐結果已證明，取消範文時背後所持的「理論」，是完全錯誤的，有錯必要早日糾正，要求學生背誦的文言文愈多愈好。

(Sky Post    2013-3-11)

 

中國過去十年的經濟表現 (雷鼎鳴)

溫家寶當了兩任共十年的總理，離任前所宣讀的政府工作報告，頗有為這十年，尤其是最近五年，總結成績的意味。這十年中央政府的經濟政策有功有過，單單突出任何一面都容易使人迷失方向。

在總體GDP增長方面，我的評價是功大於過，但第二任的五年比不上第一任的五年。從2002到2007年，中國GDP上升73.4％，年均增長率是11.64％，但從2007至2012年，GDP的增幅已下降至55.7％，年均9.26％。

這些都是非常亮麗的數字，遠勝其他國家的表現，中國亦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脫貧運動，中央政府不可能沒有功勞。


改革令外貿增長維持下去

不過，我們若細看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這十年卻看不到多少改進。朱鎔基年代中國致力要加入世貿，這便需要大量在經濟領域開放自由化的改革，否則不符合加入世貿的條件。這必然會觸動很多人的利益，朱鎔基說為自己準備了棺材，並非開玩笑之言。

正是由於有了這些改革，中國的外貿增長能強悍地維持下去，國內企業亦在國際競爭壓力下能得以繼續改進；溫總第一任的經濟成績，部分應是來自朱總為入世進行改革所帶來的紅利。

我們也許還可以說，九一一之後幾年，美國要拉攏中國的支持，中國在國際上得到多點發展空間。

溫總的第二任期間，國際環境已經變得複雜，金融海嘯與歐債危機接踵而來，美國又意圖實行圍堵政策，中國面對的困難自然增加不少。不過，這些都不應是經濟改革原地踏步甚至倒退的理由。


救市四萬億 用不得其所

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經濟進步的一個強大動力來自民營企業蓬勃發展，超越了國企對經濟的貢獻，但過去五年，中國卻出現了「國進民退」的現象，民企面對不利的競爭環境，這會窒礙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其起因之一正是金融海嘯後中央政府四萬億的救市方案。

當時政府沉不住氣，對金融海嘯的影響作了誇大的估計，這四萬億益了效率低下的國企，甚至是一些有關係人士，並不能用得其所，其後部分地區出現資金鏈斷裂，相當部分的原因亦是這四萬億胡亂配置所造成。


貧富不均 半數因城鄉收入差距

在收入分布方面，近五年中國政府卻有貢獻。中國的貧富不均在數量上有大約一半的原因來自城鄉收入差距，「三農」問題一直困擾中國。1978年城鎮居民平均收入是農村居民的2.93倍，其後農業走向私有化改革，城鄉差距改善至1984年的2.15倍。但好景不常，到了2002年這比例竟回升到3.63倍。

溫總的第一任對此並沒有貢獻，2007年此比例維持在3.62倍，但其後政府開始幫助農民，到了2011年差距比例降回到3.34倍，算是有些成績，但路仍漫長。


「科研開支」只是吃喝玩樂？

在推動經濟的長遠增長方面，研究與發展開支佔GDP比例從2007年的1.4％猛增至2012年的1.97％，這本是可喜現象，但我恐怕在企業中部分所謂的「科研開支」，只是吃喝玩樂的開支，在填報稅項時，「科研開支」有稅務優惠。幸好在大學的科研開支上，此現象據說不算嚴重。

另一點港人或許會注意的，是內地城鎮人均住房面積是32.9平方米，農村更高達37.1平方米，遠勝香港。

 

(Sky Post  2013-3-8)

 

 

 

奶粉廣告應否禁止？ (雷鼎鳴)

上屆政府的衞生署曾成立一個專責小組，研究有關規管奶粉商賣廣告的事宜。去年底該小組已完成任務，撰寫了一份要求奶粉商自願性遵守的「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草案，其重點是奶粉商不應（將來可能禁止）為36個月以下小孩食用的奶粉賣廣告。

這份守則雖說是自願性的，但有可能是為將來立法強制執行所走的第一步。奶粉商對守則不滿，認為只應規限六個月以下嬰兒奶粉的廣告，六個月以上的不應有限制。

為甚麼有人希望禁止奶粉商賣廣告？他們所提出的理由主要是不少廣告帶有誤導性，有損消費者的利益。

我與奶粉商毫無關係，他們賺多賺少與我無尤，但我卻相信若政府真的禁止這些廣告，便是多管閒事，甚至是越權的行為。


有多少廣告沒有誤導性？

沒錯，不少奶粉廣告的確帶有誤導性，廣告多有暗示，吃了某種奶粉後孩子會變得聰明伶俐健康活潑，培養孩子哪會如此簡單？但世上又有多少廣告是沒有誤導性，哪怕只是輕微的？地產樓盤的廣告從圖片到用字，都在意圖說服受眾一旦住進該樓盤，立可過着貴族的生活。化粧品廣告只會找美女作代言人，在經過刻意安排的背景燈光種種效果的襯托下，也是要人相信用了這些產品便可變得美若天仙。消費者看了這些廣告後，又有多少人會無條件接收信息？頂多是多了點憧憬，自我幻想一陣子而已。

奶粉廣告與其他產品的廣告又有甚麼分別？若要禁奶粉廣告，為何不禁其他廣告？


奶粉是一種食物 不是藥物

主張禁止奶粉廣告的人包括有醫生，也有主張用母乳的人士。但奶粉是一種食物，不是藥物，除了內地的毒奶粉外，未聽說過使用香港行銷的奶粉孩子的健康受到甚麼摧殘，某些醫生那用多管閒事禁止奶粉廣告？至於使用母乳，又有誰不知這是最好的？不能用母乳的多為工作或生活模式所逼，與廣告無甚關係。而且現時的焦點是六個月以上孩子用的奶粉應否賣廣告，香港又有多少孩子在六個月以上仍用母乳？廣告與母乳又能扯上甚麼關係？

從經濟利益的角度看，奶粉商其實巴不得禁絕初生嬰兒奶粉的廣告，據說部分這類奶粉缺貨，奶粉商根本不用花錢賣廣告推廣。奶粉商更有興趣的，相信是六個月以上孩子的奶粉。到此階段，孩子的食物可選擇的項目隨着年齡而增加，不一定全部用奶粉。


輸家可能是社會大眾

那麼，奶粉商為了擴大市場，願意用錢賣廣告不足為奇。但這與其他商品賣廣告的性質一樣，家長不會對廣告內容全部信以為真，孩子吃了這些奶粉後也不會受害，不明白為甚麼要針對奶粉廣告而不理會其他廣告。

禁止廣告後最大的輸家可能是社會大眾。電視報刊少了廣告收入，那能提供免費電視免費報紙？廣告是市場經濟的一部分，禁之無聊。

 

(Sky Post   2013-3-6)

 

 

中產的爭議 (雷鼎鳴)

財爺說他也是中產，引發了不少有趣的評論。究竟誰是中產？香港有多少中產？
現代的中產階級這一概念，很可能從「資產階級」（bourgeoisie）演變過來。1789年法國大革命前夕，法國人口約2,500萬，其中2,200餘萬人是農民，極少數是王公貴族士紳，處於中間在城市營商的新興階級便被視為「資產階級」。但這批人在資產、收入、地位等光譜中橫跨甚廣，當中又可細分為「小（petite）資產階級」、「中層（moyenne）資產階級」、「高層（grande）資產階級」、「上流士紳（haute）資產階級」。某人屬於哪一個層次，要視乎其收入、資產，但也要看看其過去幾代家世如何，有無貴族血統等等，甚至在衣着上也有區分，穿及膝馬褲及絲襪、不穿普通褲子的，才算像個資產階級。


現代社會走向知識型
時移勢易，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農民人口已大幅下降，貴族也近乎絕迹，上述劃分方法有點不合時宜。馬克思以是否掌握工業社會的生產資料，如資本、機器、廠房等，來定義資產階級，概念同樣需要更新。

現代社會日漸走向知識型，以知識為主要內涵的「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變成最重要的生產資料，所以「資產階級」中的「資產」，已不能不把「人力資本」也包含在內。因此，擁有知識的專業人士，如教師、醫生、律師、工程師等等其實已可視為資產階級，而不單只是工商界的老闆才有此身份。

不過，你若問這些專業人士誰會認為自己是資產階級，可能絕大多數人也不會承認。現代社會中普遍已用「中產階級」代替了這概念。「中產」的「中」，代表他們既非大資本家或幾乎不再存在的貴族，也不是主要靠勞力過活的草根階層。但這個「中產」光譜，同樣也是橫跨極廣，最起碼也要分為普通中產（如技工、秘書等）與上層中產（如高級公務員、醫生、律師等）。


港逾半人口是中產
上述割分，以職業身份作標準，但中產卻絕不止一種特徵，收入高低，擁有多少財富資產、生活享受，社會中的地位影響力也往往被視為界定的標準，各家自有各家的說法定義。財爺提到有文章說喝喝咖啡、看看法國電影也是中產的特性，這是十分正確的。這些文章當然不是指不喝咖啡便不是中產，一個農民跑去看場法國電影卻又突然變成中產，它們顯然只是說喝咖啡看電影只是中產常見的行為。有些人拿此大做文章，顯然是邏輯不通的「智障評論」，不利港人的智力發展。

雖然中產難以準確定義，但我估計香港大約有多於一半的人是中產。香港30％的人口住在公屋，4％人口住在宿舍，14％租住房子，52％住在自置物業。香港樓價貴絕全球，以房屋的市值而論，住在自置物業的家庭以國際標準而論，絕大部分很難說自己不是中產，再加上部分其他人士也可能有中產的收入或中產的消費或生活模式的訴求，稍多於一半的港人是中產應是合理的估計。

至於財爺，以其成長背景及資產（他不能像常人般買賣投資，資產多極有限，不可能是億萬富豪）而論，屬中產，但他收入高、權力大，住的官邸有大花園網球場，屬上流社會。現在說自己是中產可被質疑，但退休後卻可還原為中產。

2004年以前，中央並不明白香港有中產這回事。2003及2004年七一示威後，中央才驚覺中產的重要，接着大談中產，這是正確的。香港的中產的確付出的多，得到的少。

(Sky Post   2013-3-4)

還富於民與審慎理財之間 (雷鼎鳴)

我沒有讀過有關財爺職權範圍的正式文件，但相信不外乎兩大項。其一是制定有關香港經濟發展及民生的政策，其二是總管一切涉及政府收入與開支的事宜。其實第一項的權力並不都在財爺手上，各家的婆婆各有一張嘴，政府部門眾多，各有各的考慮，財爺不可能在一切涉及經濟民生的問題上都說了算。財爺真正的「核心業務」應是第二項。

香港去年12月外匯基金資產總值2.782萬億港元，扣除負債（主要是用以捍衞聯繫匯率的貨幣基礎）後，總共有0.624萬億基金權益及0.734萬億（此數字乃預算案的最新估計）政府財政儲備，財爺有法定權力去決定這總值約1.358萬億的巨額財富如何運用。這筆巨資是甚麼概念？它等於平均每一港人有接近20萬存款放在政府的庫房中，政府如此水浸，市民相信自己更有管理這筆財富的能力，要求還富於民，十分合理。


全球準備面對「貨幣戰」
但財爺另要面對另一難題。香港回歸快將16年，但其中有五年政府出現巨額財赤，而正如預算案所正確指出，全球都要準備面對「貨幣戰」、「貿易戰」和「地緣政治戰」，而香港是開放型的經濟體制，處於這些戰爭的夾縫當中，未來的風險可想而知。政府理財，絕不可不堅持審慎。

怎樣用錢才可還富於民而又不違反審慎理財原則？這是一個不易平衡的困難。前年政府在水浸的條件下每人派6,000大元，雖則在細節上有授人話柄的地方（如為甚麼離港數十年從未交過稅的移民都可回港領取6,000元），但我認為這是合理的還富於民方法，我自己決定這筆錢怎麼用要比別人替我決定來得舒服。不過，當時不少評論都認為政府應把這涉及幾百億元的款項用在如何解決香港的長遠發展問題之上。

這種觀點可能是對政府的功能太過樂觀了。二十多年前，哈佛的大教授巴羅     （Robert Barro）寫了篇經典文章，在理論上，指出政府一定程度的開支有其必要，對經濟增長有利，但超越了這個最優點的支出比例後，政府開支愈大經濟增長便愈會下降，這個最優點在甚麼位置？不同國家情況不一樣，但巴羅文章的實證研究部分卻發現，在實際世界中，政府開支愈大，在其他因素相同或接近的條件下，對經濟增長便愈有負面影響。在邏輯上這顯示出各國政府早已過大，其用度已超越了它們開支的最適當水平，寄望政府增加開支去助益經濟發展，我不敢樂觀，香港過去也搞過多種乜乜港物物港，又有哪一個成功例子？


盡量減少經常性開支
有兩種政策政府可考慮。第一是盡量減少經常性開支（這有利審慎理財），但把大量儲備用作成立不同目標的基金，其收益（而不是本金）可以長遠地用來支付這些政府目標。政府似乎也是往這個方向走，值得肯定。

第二是取消薪俸稅。香港的薪俸稅總額與財政盈餘大致接近，政府根本不用倚靠這筆錢。取消了薪俸稅對世界會發放一個強烈信息，香港財政穩健投資環境優越，由此而帶來的新增投資與人才流入，對政府的其他收入十分有利。

倘若政府膽量不夠，不行此着，尚有一招可考慮。大家照樣可交薪俸稅，但若每捐出一元予教育、醫療，扶貧等法律認可的慈善團體，可少交一元的稅。這與捐款有免稅額不同，力度大得多，等於讓納稅人自己決定而不是由政府決定福利開支應用在甚麼項目上。將來團體爭取福利資金時對象會從政府改為直接向納稅人爭取，這是真正的民主方法。

(Sky Post     201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