滬港金融中心的競爭與互補 (雷鼎鳴)

上周在上海參加了一個「滬港兩地金融發展論壇」與會者不少都有將香港上海的金融業前景互作比較。我對上海不算太熟，但有些情況卻是十分明顯的，只要稍加觀察，也可作出判斷。

先說香港的金融服務業。香港有多方面優勢，首先是人才集中。香港就業人口中，有超過6％的人在金融業工作，更重要的是，不少從業員都是來自世界各地的高質量專才，這多少都拜香港開放的人才市場之賜。第二是資金流動自由，不似一些國家地區限制多多，縛手縛腳。第三是監管制度相對嚴格，大家按本子辦事，走後門較為困難。第四是稅率低，商業環境的可預測性較高，減少了一些不必要的不確定因素。第五是面對的腹地是珠三角，後者的產值等於整個中國的GDP的16.5％，而且香港的金融機構駁通世界各處。第六是基建不錯，租金雖貴得要命，但地小有地小的好處，從商業區的一端跑到另一端，稍作步行便可，大家見面時節省的時間不少。


政治風險成本港障礙

基於以上條件，再加上香港的金融業近年大力推動國際化，香港的確有殺出重圍，以前美國人創造了「紐倫港」一詞，把紐約排第一，香港第三，殊不知英國人對此似乎不痛快，以倫敦為基地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索性把倫敦放在第一位，紐約第二，但香港連續幾年仍力保世界第三。

香港金融業是否從此便一片好景，無憂無慮？它面對最大的風險是政治。港交所等機構雖盡力把業務國際化，但自93年青島啤酒在港上市後，慢慢地股票市場的半邊江山已經與內地掛鈎，而香港竟有人要與內地「漢賊不兩立」，要搞甚麼「佔領中環」的自殘活動。我用簡單而保守的方法估算過，一天佔領中環損失起碼16億港元，不少金融業朋友都說我是低估了。也有人說在家裏用電腦上網也可運作，不怕中環被佔領。若然佔領的時間短，這也許對，但時間一長，難度便大了，否則若中環無用，各商戶為甚麼會肯付出天價把中環的辦公室租下？

上海的優勢也是明顯的。到過上海的人都容易為它近年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摩天大廈而目瞪口呆，它的基建也是十分發達的。不過，我總是覺得那裏的交通不大方便，從一處到另一處，往往要浪費不少時間。但上海像香港般，也有幾所優秀的大學，如上海財經大學、復旦、交通大學等，有能力培養出大量金融人才。上海的交易所交易量比香港更大，上市公司總值也極具規模。其腹地是中國極活躍的經濟區長三角，後者GDP佔中國的比重，高達21.4％，比珠三角更大。


資金流通不便是內地弊病

雖則如此，上海的GFCI排名，2013年只得24，遠低於香港，為甚麼會這樣？我相信這主要受制於中國的政策，而政策中，又以資金的跨境流通仍受限制及國企仍受優待，影響最大。資金流通不便，使上海只能主要面對內地。國企壟斷則浪費資源，使內地股價受到遏抑。股價長期不振，這個金融中心便不易發展起來。但這些缺點卻可以因相關的攻策撤銷而自動消失。

從中國的整體利益看來，是否需要香港及上海兩個金融中心？有兩個的話，可以互相競爭，也可分散了風險。若有一處地方出問題，仍有另一金融中心支撑着。中央政策當然希望維持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但既然已有了上海，將來還會有前海，就算香港退化了，中國的金融業仍有險可守。

 

(Sky Post   2013-6-28)

槓桿周期 (雷鼎鳴)

近日市場猜測美國聯儲局何時退市，內地人民銀行則似乎策略性地製造錢荒現象，以打擊金融機構的「表外業務」。此等形勢對股價的短期走勢有頗大壓力。前天我在本欄已討論過美國退市問題，至於「表外業務」，涉及複雜分析，希望下周有空詳述。今次先談一些相關的理論背景。

一星期多以前我在北京參加了「計量經濟學會」（Econometric Society）在中國舉行的第一屆學術會議。此學會是國際經濟學界的頂尖組織，因現任會長諾貝爾獎得主赫曼（James Heckman）的大力推動，在中國成立了一個委員會，每年都舉辦國際學術會議，我也是此委員會的成員之一。上次北京的會議中，我負責的任務之一是主持一位主題講者的演說。此位講者叫堅拿哥普魯斯（John Geanakoplos），是耶魯的托賓講座教授，同時也是一個對沖基金的研究主管，有多年實戰經驗，他主講的，正是他研究多年的「槓桿周期」（Leverage Cycles）理論。此理論對了解過去幾年雷曼爆煲前後的美國金融狀況及人民銀行的政策考量都大有裨益，也可提醒我們居安思危，增加危機意識。


以小博大風險高

香港不少投資者大都會懂得甚麼是投資槓桿。假如我們要買入一項價值100萬的資產，但只拿出20萬現金，其餘80萬要向銀行借貸，亦即用20萬取得100萬的資產，那麼槓桿比率便是五倍。由此可知，槓桿化是以小搏大的一種手段，當然比率愈高，風險便愈大。

眾所周知，經濟有起有落，形成一個個周期，但在這些周期當中，資產價格（例如股價）的波幅遠遠大於實體經濟（例如GDP）的波幅。換言之，股價十分敏感，輕微的經濟滑落或上升，都可能造成股價的大幅波動。為甚麼會這樣？
實體經濟表現不錯時，人人對前景樂觀，容易貪勝不知輸，借貸時勇者無懼，少少的資金便要做大買賣，把槓桿比率推得很高。若經濟真的這麼好，這批樂觀主義者往往會賺得很多，採用高槓桿的公司股價也會升得很多。但倒過頭來，經濟形勢逆轉時，高槓桿便可能造成災難。當資產價值跌穿借貸時所用抵押品的價值時，銀行便要求補倉，這又會迫使缺乏現金的投資者把部分資產出售套現。銀行眼見風險增加，會提高利率，以保護自己。下雨收傘本來便是銀行的常見回應，但投資者的壓力卻更大。由此可知，實體經濟的一些變化，可以經由槓桿機制而被放大，不但影響到資產價格，後者的變化亦可能倒回頭加劇了實體經濟的波幅。


實體經濟同受影響

面對如此情景，金融海嘯後美國的策略之一是靠聯儲局買入大量有毒資產，亦即那些因槓桿化而價格早已跌到低於借款的資產。這個做法的意圖是在去槓桿化的過程中，風險由聯儲局承擔，金融機構的風險不致擴大，但代價之一是製造道德風險，容易使投資者相信就算胡亂投資，不控制風險，出了事後也會有政府打救。

中國社會因為儲蓄率高達GDP的52％，資金多至可以大量出口，雖有胡亂槓桿的借貸投資，某些銀行不理存款準備金的要求，發放太多借貸，但情況仍然可控。不過，金融體制若不整頓，風險也會愈來愈高。現在人民銀行行事與聯儲局相反，收緊銀根，短綫會製造風險，但卻可警戒銀行，要其為自己行為負責。最終後果如何，還有待分析。

 

(Sky Post 2013-6-26)

退市不出奇 加息仍遙遠 (雷鼎鳴)

上周香港與美國股票都曾大跌，有點小股災的味道，原因顯然是在炒作美國量化寬鬆政策何時退市。記憶所及，97年10月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的那一天，我剛在北京開會，08年9月金融海嘯出現時，我也正好在東京開會，上周四則在上海開會，怎地幾次股災我都不在港？只見同行開會的曾淵滄不斷要回應香港記者的電話查詢，我則按習慣把手機關掉，樂得清閒。恒生的總經理馮孝忠信息靈通，我可靠他掌握最新消息，不亦樂乎。

究竟聯儲局及伯南克說了些甚麼，會使人認為美國快將退市？其實他們說的並不多，在6月19日聯儲局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發布的新聞中，它只是說現時的買債政策會繼續下去，將來買債步伐可能加快或減慢，並重申現時把聯邦基金利率維持在0至0.25％的策略，在失業率仍在6.5％以上時，不會改變。伯南克本人也強調「如果你們從我的談話中所獲得的結論是我們將於明年年中結束購買債券政策，則實屬錯誤，因為我們的購買動作將與經濟實況互相聯繫。」「目前尚未訂出決定性或既定計劃。」問題是聯儲局把明年失業率的預測下調至6.5％至6.8％，QE3退市的參考目標已非遙不可及，這便容易使人炒作新聞，說今年年底便會減少買債，明年中便會完全不再買入新債。

不跌至6.5％或以下政策不變

美國量化寬鬆政策行之已有幾年，我們可稍為回顧一下它的發展過程，才可幫助我們判斷美國甚麼時候真的會退市，2008年11月25日聯儲局宣布會買入6000億美元（下同）債券，其中5000億是用房地產作基礎的證券（MBS），此等證券，在當時的次按危機環境下，毒素甚高，銀行持有它們，十分驚慌，聯儲局買走它們，目的正是要重建對銀行體制的信心，當時若無此政策，美國經濟恐怕會步30年代大蕭條的後塵。伯南克師承佛利民對大蕭條的研判，終使美國避過一劫，此可視作QEI的上半部。到了2009年3月18日，聯儲局宣布加注，要買入7500億 MBS，另加3000億政府長債及1000億機構債券。這是QE1的下半部。

到了2010年11月13日，聯儲局稍為改變政策，MBS已買得差不多，改為宣布買入6000億長債，目的已從替銀行資產解毒改為把利率維持在低水平。此乃QE2，此策對失業率回落似乎作用不大，2011年9月21日聯儲局變招，推出「操作扭曲」（Operation Twist），賣掉短債，買入同量的長債，希望使人相信息口長期會低企，鼓勵投資，但失業率仍是居高不下。

QE3見效中失業率目標近

去年九月，伯南克在傑克遜洞（Jackson Hole）的銀行家會議後，參考了其舊同事伍德福（Michael Woodford）教授的建議，又再出新招，宣布會每月買入400億MBS，到了12月，又再宣布會每月另購入450億長債，等於每月增購850億證券，直至失業率回落至6.5％以下。此乃QE3也。我當時曾在報刊撰寫文章，分析此事含義，認為頗有可能起到效果，因為此政策的目標是預期管理，投資者過去擔心經濟一旦好轉，息口便會上升，故不敢勇進投資，現時聯儲局卻給予明確信息，失業率不跌至6.5％或以下，聯儲局政策都不會變，大家不用無謂擔心。但現在6.5％的指標已非可望不可即，再加上過去大半年QE3的確生效，現時市場擔心退市並不出奇。

美國退市會有甚麼影響？聯儲局過去雖有大量買債，但銀行因而新增了儲備，卻只把儲備放在「倉庫」中備而不用，以求壯膽。美國貨幣量M2的增長率，從08年9月至今，平均年增長率只有6.86％，甚是溫和，因此通脹也低企。現在若走相反道路，可能只是把銀行倉庫中的過剩儲備抽走而已。至於息口，若退市的話，少了聯儲局借錢給美國政府，利率應有上調壓力，港人買樓，不可不防。但我同意伯南克所言，加息的時間應仍在遙遠的將來，退市不等於息口立時上升。

 

(Sky Post   2013-6-24)

大學校長應否由學生投票選出？

　　嶺南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選出了我的老朋友鄭國漢教授，其校董會亦大比數接納委員會建議，委任他為校長，但以學生會為代表的部分學生反對，他們似乎認為，校長應由他們投票選出。國漢兄回答質詢時，反問學生世界上有哪一所大學的校長由學生選出？那是否醫院院長也要由正在住院的病人選出？有學生辯駁，為甚麼不能把嶺大變成是世上第一所由學生選出校長的大學？

　　我是實證主義者，把世上所有名校都想遍了卻想不起有哪所名校校長由學生選出。會否有些名不經傳的野雞大學校長由學生選出？網上查找，同樣找不到。看來不論是名校還是野雞大學都不肯這樣做。若要勉強找出先例，最多可說文革期間紅衞兵敢把學閥拉下馬，大學校長都被當作牛鬼蛇神鬥垮鬥臭，未經紅小將點頭的人都不能上台。但文革十年浩劫，重災區正是教育界，中國為此失去幾乎一代人的知識。

從大學角色及校長職能說起

 

　　我們固然可說，別的大學不搞學生選舉校長，我們可自己搞，但更正確的問題應是：為甚麼沒有大學肯這樣做？這要由大學角色及校長職能說起。大學核心技能是創造與傳播知識。現代優秀大學可分兩類：從19世紀初開始，在德國出現，後來在美國等地發揚光大的研究型大學，以及以教學為主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本科學院。這兩類大學都有研究活動及教學工作，但比重並不一致。

　　研究型大學校長是幹甚麼的？有人說懂得籌款便可，有人說是推銷，保住學校聲譽；更多人可能說，他應是學術上的精神領袖，但要有管理才能，知道如何提供誘因激勵同事走上正確方向。他對科研及學術發展方向要善於思考，有時一個科研項目按一次鈕隨時用掉以億計資源，校長不能不有極佳的判斷力。

　　教學型大學校長工作同樣不輕鬆，他們必定要思考現在教的東西十年三十年後是否仍有用。遠見及判斷力都重要，例如近年熱論的網上教學，會否侵犯老師的知識產權？又或這是個不可逆轉的趨勢？這類問題在校長的生活中，恐怕天天都要面對，有些還遠為困難。

票選校長有三問題

 

　　由學生投票選舉校長，立時便會出現三大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學生有沒有專業能力判斷校長的綜合能力。先以校長的學術地位為例。你問牛頭角順嫂某人國際學術地位如何，她的答案有價值嗎？問未出茅廬的大學生，答案也不會好很多。就算問教授，也要同本行才有意義。這類判斷涉及科學成分很重，五四運動時的先輩已懂科學的歸科學，民主的歸民主，用民主方法試圖應付科學問題，牛頭不對馬嘴，錯誤是必然的。一個有判斷力的人，在科學問題上，其可靠性高於千百萬人的投票結果。

　　第二個問題是利益。以哈佛為例，它每年開支約37億美元，用在本科生教育經費頂多每年三億（本科是賺錢業務，研究生則虧本），不及總開支十分一。由此可知，本科生教育只是很小部分。若由本科生選校長，他們會否要求校長大減學費或大加開支津貼？若把大學儲備用光也只是影響未來的學生（他們沒有投票權），現任學生已從中漁利。大學校長的權力獨立於學生，他才能真正從長遠利益，總體利益考慮問題。

　　第三，夠資格的校長候選人都絕不是自動申請的。我當過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深知只有三顧草廬才能說動高質素的人申請。他們若知道過程中身份會暴露，是絕不會答應申請的。這沒有例外，如果有學生參與，這些候選人必認為洩密風險太高，不會肯來。換言之，校長若由學生投票選出，夠分量的人一定不會玩這遊戲，最後當上校長的，定是平庸之人。

 

(Sky Post    2013-6-21)

 

直資學校還是津貼學校﹖ (雷鼎鳴)

最近，名校聖士提反女子中學擬轉為直資學校，在社會中頗引起一些爭議。教育制度的好壞深刻影響國計民生、社會穩定，不可等閒視之，但究竟津貼制度優勝，還是直資制度美妙，卻並非一些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的人所想像的是一個黑白分明的問題，中間爭議性大，各校家長與校友的取態，也頗有分歧。

從家長角度看，直資意味要加學費，此點大多數家長不會喜歡。但家長及校友卻又多希望學校成績及聲譽能不斷提升，若認為直資有助達到目標，便可能支持。


學費低未必減貧富差異

從決定搞直資的學校角度看，直資的好處可能主要有二：一是收生自主權增加，學生質量較有保證；二是資源可會豐足一些，有利改善教學。

學生的質量對學校可以構成很大的壓力。我讀中學時，同學來自香港各區，我校在大道東，但同學中竟有天天從長洲坐船上學的，住在九龍的更不計其數。因此，學校可從全港挑選優質學生，而貧苦家庭的子弟，只要肯用功努力，也不用因為住不起名校附近的昂貴住宅，而與這些學校絕緣。自從70年代末實行了學校收生分區制後，不少名校學生質量頗有下跌。我校校友對此現象常感失望，我不認為分區制有助社會流動。現時因香港生育率下跌，生源減少，各校收生時面對的優質生源下降的壓力只可能比前更大。

直資學校學費較高，這有好有壞。若新增的資源能被善用於教育學生（如推動小班教學），便對學生有好處。但經濟學界早有實證研究指出，增加資源後如無適當的管理，教學質量也難見提高，變成浪費資源。更有甚者，一些豪華學校，易成為貴族學生的集中地，不但容易引起外界側目，學風也不一定能純正。

津貼學校對學生來源失去了不少自主權，家長的學費負擔可較低，但這對減低跨代貧富差異是否有幫助？這也不一定，學費就算校校劃一，重視子女教育的家長，往往也願意多作犧牲，花費大量金錢讓子女上補習班或參加各類的技能藝術音樂學習活動。周末在港隨處可遇上父母陪同子女參加各種課程，便可知父母對投資在子女教育的態度十分熱切。


充足資源要善用

學校最理想的營運模式是資源要充足，並且能善用，但在收生時，卻只是擇優而選，不看其家庭經濟能力。若付不起學費的，學校按差額全數補足。要做到此點，學校財力必要十分雄厚，在美國也只少數幾所中學做得到，在香港恐行不通。既然理想可望不可即，我們只能求其次。

我不認為要限制直資學校的出現，直資學校也得到某些政府資助，若取消這些資助，恐怕只會更推高國際學校的需求學費，不利香港中產。但我對直資學校在資源上是否真有很大的優勢，卻十分懷疑。這些「優勢」，可能對學生課堂以外的活動及訓練有幫助，但在申請大學時，課外活動對是否被取錄，作用只是十分輕微。我在大學負責收生工作近20年，亦曾密切觀察外國名校收生的過程，對此問題算是專家。一般而言，除非你音樂或其他技能取得國家級的獎項，名校的收生處是不會太重視這些項目的，鋼琴取得演奏級也不太管用。名校一般對面試的比重也看得極輕，因為它們相信，家境優裕的人在面試中較有優勢，對窮人子弟不公平，入學絕大部分則仍是看學業成績，貴族學校的額外資源不見得有顯著效果。不過，若資源使用得當，情況又當別論。經濟諾獎得主赫曼（James Heckman）近年大量研究發現，政府或社會可介入教育，但介入的時間和方法卻十分重要。在學前便有適當的投入資源，比在後期才投入作用大得多，此點將來有機會再詳述。

真正能在有限資源的情況下改進到教育質量的，我相信焦點不應在直資還是津貼，而是要兩招並行：一是政府停止對學校的直接資助，改為學券制，增加學校的競爭壓力；二是取消分區制，容許持有學券的家長自由選擇心儀的學校。好的學校需要有一定高的優質學生比例，才能帶動起學習風氣。

 (Sky Post   2013-6-19)

 

伏格爾：用經濟學重構歷史 (雷鼎鳴)

　　近年與久未見面的朋友重聚，很多時候都是在殯儀館中。我們這一代的長輩，因年紀關係，陸續排隊等著仙遊。日前有財金高官丁憂，在殯儀館家屬謝禮的短短幾十秒中，我不懂說甚麼安慰說話，他卻用此機會表示認同我所說的「假如中港經濟被極端分子推至互相分離，香港樓價起碼跌九成」。香港做官的確不易，家中有事，腦筋仍要思量政策。

 

　　仙遊的不止朋友的長輩，近年來我的不少老師亦陸續離世。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約翰遜（D. Gale Johnson）、赫維奇（Leo Hurwicz）、何炳棣等，不是諾貝爾獎得主，便是一代學術宗師，我欠他們很多。上周二又一位巨星隕落，他是1993年經濟諾獎得主伏格爾（Robert Fogel）。

 

　　我在芝大時，他有段時間不在，沒有選過他的課，但他的著作，卻是同學們都爭取捧讀的，我一樣從中得到過很大的幫助。

 

　　伏格爾是一個以計量經濟學重構歷史的專家，他1948年在康奈爾本科畢業後，本來是一個共產黨員，積極在美推動共產主義運動近十年。後來他決定專注搞學術，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師從1971年的諾獎得主，對如何計算GDP的方法有莫大貢獻的庫茲涅特（Simon Kuznet），在1964年即發表了轟動學界，顛覆了美國歷史既定說法的有關美國鐵路的貢獻的論文。

 

　　傳統觀點認為美國19世紀所建的鐵路（有不少華人參與了工作，我的祖輩亦有）對美國的經濟發展居功至偉，但伏格爾卻用精密的數據分析證明此說不確。若沒有鐵路這當時的新科技，美國會發展運河等其他價格相宜的交通方法代替，鐵路總體貢獻的折現值加起來也只等於1890年美國GDP的2.7％，絕非想像中的這麼大！

 

推翻鐵路貢獻證黑奴制賺錢

 

　　伏格爾的夫人是黑人，他對黑奴及南北戰爭也特別感興趣。他1974年與人合寫的兩冊巨著《十字架上的時間》（Time on the Cross）又再推翻了前人之說。不少人認為，黑奴制度不但是壓迫性的，而且經濟效率很差，不用打南北戰爭，它也會自動崩潰。但伏格爾用了大量原始數據，包括教堂中數以萬計的洗禮紀錄，證明了黑奴制度十分賺錢，在市場中把黑奴兒童買回後，「飼養」至七歲左右，便可開始要他們工作。對他們提供充足食物，養好身體，不但工作更有力氣，亦且在市場中把他們轉售時價錢更高，他們若是生兒育女，也可視作有價值的回報。伏格爾估計，投資黑奴的內部回報率可達6％以上，高於當時銀行中心波士頓的利率，值得投資。

 

　　伏格爾十分同情黑人，他的著作清楚明白，十分易懂，弄幾個數字出來，大家便爭論一番。不要以為他的結論易明，便誤以為他不懂學術。《十字架上的時間》一書兩冊，其中整整一冊便用以詳述他得到結論的方法與數據。

 

　　唐代白居易的詩易懂，據說他的目標是要鄉中老婦都能明白他的詩，伏格爾的風格也接近，我從他的著作中受啟發甚多。分析問題估算結論時要對數據有「感覺」，計算方法要嚴謹，過得了同行的審核，但結果與論點要「師奶」也能明白。這個不扮高深的目標，不容易做得到。

 

　　伏格爾近年研究人口經濟學，其結果對香港人可以有很大的啟示，以後再找機會討論。他在2010年寫了篇震驚世界的文章，「預言」到了2040年，中國的GDP會佔世界的40％，美國則只佔14％，歐洲則5％。

 

　　他的根據之一，正是我一直強調的中國人的人力資本。他到過中國多次，觀察到中國年輕人的勤奪好學，故有此歷史學家的判斷。

 

　　去年底在北京林毅夫六十華誕的學術會議中，伏爾格傳來錄像恭賀，但他說已不能再到中國了，思之使人悵然。

(Sky Post   2013-6-17)

中歐的光伏貿易戰 (雷鼎鳴)

歐盟是中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而中國則是歐盟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兩地經貿關係密切，但近月卻爆出雙方史上最大的貿易紛爭。

去年九月六日，歐盟立案要調查中國在光伏產品（即太陽能電池及相關產品）方面有否傾銷及補貼。到今年六月四日，歐盟委員會公布了調查的初裁結果，決定在六月六日至八月六日期間，對「涉案」的中國光伏產品徵收11.8％的臨時性反傾銷稅，並表示如果在八月六日前，雙方達不到解決方案的話，會將反傾銷稅增至47.6％，但這也是暫時性的，可維持至今年12月，到時歐盟委員會再決定是否把此懲罰性關稅多實施五年。不可不知，歐盟27個成員國中，有18個不贊成委員會與中國打貿易戰，但在臨時性徵稅上，其法例容許委員會不理多數成員國的反對。不過，在12月要作的最後決定上，成員國卻可投票。

中國面對歐盟委員會挑起的貿易戰，也迅速還以顏色，在六月五日便宣布要調查歐洲輸華的葡萄酒有否傾銷。歐洲出口至中國的葡萄酒去年達到7.63億歐元，相比於中國向歐輸出的210億歐元光伏產品數額不大，但葡萄酒的供應商在歐洲影響力很大，中國算是找對了壓力團體作反游說。


索價低遭懲罰的荒謬

要搞清楚此次貿易戰的來龍去脈及未來的發展，我們要回答幾個問題：甚麼是「傾銷」？按照世貿組織WTO的定義，傾銷是指出口國以低於產品在本國的價格在入口國發售該產品。假若出口國不被承認有市場經濟地位，入口國可找另一國該產品的價格作參考，以判斷是否有傾銷。歐盟不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今次指控中國傾銷，理據是中國的光伏產品價格低於美國。

光伏產品其實不算高科技，製造技術容易模倣，中國製造光伏產品的器材設施85％來自德國，材料不少也來自歐洲，中國能以低價生產，相當大程度上是人工便宜，而且產量驚人，有很高因規模效應所帶來的效率，若用美國價格作準則，指控中國傾銷當然易如反掌。

但「傾銷」有甚麼值得可反？在兩人互相交易中，雙方本應都會希望對方以較便宜的價錢把產品賣給自己，現在歐盟的反傾銷，等於是說「你賣東西給我，但索價太低，我要懲罰你！」只要我們從基礎性的角度看此問題，便知整件事都透着荒謬。


中國光伏產品不敢加價

歐盟的辯解是中國的廉價產品會摧毀歐洲的光伏產業。這當然有可能，但國際貿易理論不正好告訴我們，若歐盟在光伏產品沒有相對優勢，根本便不應生產它們，資源應改為生產其他。會否中國光伏產品價錢低，只是因為有政府補貼，將來中國佔據了市場後便會大幅加價，使到歐洲受苦？

若是中國真的肯補貼光伏出口，歐洲消費者可買平貨，他們應該感謝中國政府，還埋怨甚麼？擔心中國將來加價嗎？我們只要了解光伏產品的性質，便知此無意義。太陽能產電的成本一般遠高於用煤或天然氣等發電，具體高多少，要看使用太陽能的地區陽光有多充沛，但據美國能源局估計，太陽能一千瓦小時電力，成本要0.16美元，用煤則為0.1美元左右，這已經是因為光伏產品比以前降價很多所致。中國若將來把光伏產品大幅加價，歐洲只要減少進口，改用其他較廉宜的能源便可，中國如何敢胡亂加價？

歐盟委員會現在的決定，只是政治性的，它選擇了保護已是奄奄一息的歐洲光伏業製造商，使其苟延殘喘，但代價卻是打擊了消費者，增加其使用乾淨能源的成本，並帶來中國的貿易報復。李克強說這是「損人不利己」並沒有錯。歐洲經濟不景，須出口中國，這場貿易戰相信不能打多久。

 

(Sky Post   2013-6-14)

《中國合伙人》失落的香港精神 (雷鼎鳴)

陳可辛導演的《中國合伙人》在內地叫好叫座，一周票房已衝破二億元。這電影故事的原形顯然取材於「新東方」與它的創辦人俞敏洪的奮鬥史，但細節及人物性格卻有藝術加工。俞敏洪早已表明，他不喜歡被塑造成一「土鱉」（電影中主角成東青由黃曉明飾演），此詞應是回流留學生「海龜」的對立面。

留學教父 助七成出國學子

香港人可能對「新東方」不太熟悉，但在教育界及留學生的圈子中，它卻是如雷貫耳的名字。它本來是一所替學生補習英語以應付TOEFL、GRE等出國留學考試的學校，於1993年創立。後來生意太成功，2006年還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上周五它的市值已達34.73億美元，俞敏洪本人的財富，據福布斯排行榜，已超過10億美元。「新東方」本身從一廢棄工廠搞起來的「校園」，如今已在中國48座城市及多倫多設有分校，累計就讀的人次達1,300萬。據說七成的內地出國留學生都曾就讀此校，難怪俞敏洪本人早已被稱為「留學教父」，即使他本身從未留過學。去年我赴美時，遇到一大批十四、五歲的乘客，原來他們正是參加了「新東方」的遊學團。近年其業務更包括幫助「海龜」回國創業。由此可知，此公司的業務十分多元化，主事人生意頭腦極為靈活。

我初聽「新東方」的名字時已是十多年前，當時有學生要到美國讀博士，誰都知道，這要考GRE，而它的英語生字是個大難關。那同學毅然跑到內地「新東方」上課。據她說，每天都見到同學努力溫習，在此感染下，不敢不用功，所記得住的生字大有進步。學生時期，我也考過GRE，並無時間熟讀這麼多生字，分數普通，但後來見到申請我校學生GRE的分數等閒滿分800，正常的美國人是考不到這麼高分的，得滿分的，似乎大多是「新東方」培養出來的內地學生。後來，在好奇心驅使下，我跑到深圳書城一口氣買了幾本俞敏洪着的、俗稱《紅寶書》、《藍寶書》、《黃寶書》等等的英文生字書，倒很奇怪學生如何能背誦到裏面的全部生字。但顯然有人做得到，中國從科舉年代累積下來的考試功力，已成為我國的國技。

我們不用在此爭論如此強記背誦是否合乎教育之道，我不認同死記硬背對帶有分析及創造能力的學科有甚麼幫助，但據OECD（經合組織）國家主辦的跨國學能評估考試PISA的主事人，對中國學生成績作出的分析，他們不但在靠記憶力的題目上高分，在分析性問題上的能力一樣卓越，為甚麼是這樣？需要研究一下。

《中國合伙人》電影所帶出的問題當然不是考試制度的優劣，而是香港人似乎日漸失掉的一種精神，就是為了夢想，即使付出多大的代價，遇上多少挫折失敗，也肯奮發上進的精神。電影中，學生在惡劣環境下用功之勤，正可反映他們追求夢想之熱切。這種精神，我是十分熟悉的，當年的香港不但有「獅子山下精神」，它孕育出的年輕人，就算跑到國外留學，一樣有「打下門牙和血吞」的勇氣。我自己讀本科期間，雖有獎學金，但為了生活（尚要賺錢寄回家中）一共在圖書館執書四年，在護士宿舍每周兩晚12時至早上8時當保安員；另在兩個暑假在餐館洗碗。這種生活不會被視作「無處話淒涼」，大家倒是快快活活、自我感覺良好，這是當年香港留學生的普遍心態。電影中所捕捉到的內地年輕人奮發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我們這一輩人年輕時的重現。

年輕人勤奮中國經濟不會崩潰

中國過去三十年來，幾乎每年都有人說中國經濟即將要崩潰了，此事至今尚未發生。他們錯判的，便是不懂得就算在窮鄉僻壤，課室連書枱也沒有的學生，他們考PISA的成績，竟與發達國家的富學生不分高低，這沒有驚人的努力如何做得到？有如此勤奮的年輕人，經濟如何崩潰得了？港人若仍活在自我製造的、把內地人民抹黑的認知中，如何能不在競爭中失敗？

 

(Sky Post    2013-6-10)

 

再談中港經濟融合 (雷鼎鳴)

這星期在本欄寫了兩篇關於本土主義與經濟融合的文章，此事複雜，涉及多層次的經濟學，我們不應留下任合一塊未經翻轉的石頭，才不致把主觀願望當作客觀結果，把自己放在可笑的位置。

正如我說過，中港經濟實質上已相當大程度地融合了。內地與香港正在同坐一條船，不論我們視對方為合作夥伴還是對手，都應各自制定最優的策略與相應的態度，才可能為己方尋求最大的利益。

博弈論中有所謂「非合作性博弈」及「合作性博弈」（Cooperative game，或稱「談判博弈」），數學家納殊（John Nash）在六十多年前，對這兩種博弈分別各寫了一篇開創性的短文，在1994年時便據此拿到經濟學諾貝爾獎。在「合作性博弈」中，雙方（或多方）各自希望得到最大利益，但這要經過談判，取得共識，才可達到。但如何保證對方也顧及自己的利益，相互的承諾不致成為空談，關鍵是雙方都要有一「威脅點」（threat point），意即指我若不滿意談判結果，有能力做出一種使對方大受損失的動作，即使是一拍兩散、玉石俱焚也在所不惜。當然，若我們採取此威脅策略時，對方只是損失輕微，但自己卻是元氣大傷，那麼，這個威脅便不足為憑。所謂「談判地位」，無法不取決於雙方的「威脅點」的強弱對比。

香港GDP弱勢已成

在1990年，香港的GDP仍等於中國的25％，去年則跌至3.1％。當年香港的談判實力比今天強得多，所以才有今天的《基本法》出現。GDP的弱勢香港是難以化解，但我一直相信，若港人沒有走錯路，不把精力浪費在內耗，以港人的創意，必有機會發展出更多不可取代的產業，從而保得住自己的「談判地位」，不但經濟更發達，政治上亦有更大自由。但部分港人，我相信是很小一部分，是不知己不知彼，胡亂挑釁，甚至推動分離主義，那把雙方「威脅點」重新檢視卻甚有必要。

我曾經說過，本土主義有好的部分，但若把它推至另一極端，搞出個「港獨」來（雖然我不相信這會做得到），那麼樓價起碼會跌掉90％。要注意，我說的是「起碼」，即實際上不止此數。有朋友告訴我，《晴報》為此議題搞了個「投票」，有81％的人認同我的看法。我一般不大相信網上投票，但對此結果也頗感驚訝：香港的讀者理性的仍佔大多數。

但這裏仍應更詳細分析這數字。在香港的所謂豪宅，建築面積呎價等閒要2,000美元，那麼實用面積呎價便是2,500美元左右了。樓價眾所周知，取決於location、location、location（地點），但我們不妨先參考一下其他城市的樓價，以作比較。我到一個新的城市，素來有到處打聽當地樓市的習慣，在三藩市附近十分繁榮的東灣，100萬美元（約780萬港元）隨時可買到實用面積4,000呎以上的豪華大宅（花園、車房另外贈送），那麼呎價是250美元以下了，等於香港呎價的不到十分一。倘若香港經濟崩潰，香港的樓宇會比美國大城市的房子更有價值嗎？若不能，那麼樓價下跌便不止90％了。

沒了中國香港樓價靠甚麼支持

這裏的前提是香港與內地若分離開去，香港變成中國的「敵國」，港人被視作「漢奸」，香港的經濟能否不崩潰？不少港人可能以為，自己的工作與內地沒有經濟關係，例如在港教教書，做點裝修工程等等面對本地的服務業，或許香港獨立後，他們仍能保得住飯碗？這會是十分困難的。香港沒有天然資源，要消費，只能靠進口，但香港拿甚麼東西去賣，才能換得外幣購買進口貨物？賺不到外邊的錢，整個香港經濟便成無源之水，很快乾涸，港人便再也無力支撑本地服務業的消費了。但香港有的是人力資本，快點轉型搞高新科技或創意工業不行嗎？百多年以來，香港的核心技能便是扮演貫通中國與世界的橋樑的角色。香港若脫離了中國，怎會不被全面封殺？誰會願意在港投資搞這些玩意？香港的經濟若就此垮了，本地人或內地豪客預期樓價下跌，誰會願意投資樓宇？一個沒有經濟命脈的香港，說它的樓價能高於美國的芝加哥或其他大城市，豈不天真？

 

(Sky Post   2013-6-7)

本土主義與經濟融合 (雷鼎鳴)

前天說到香港的經濟支柱幾乎都與內地有密切關係。香港貿易總額等於GDP的 3.6倍，但本地出口卻只佔GDP的2.8％。金融服務業近來雖大走國際化路綫，但主要份額已轉到內地去。旅遊業佔GDP總量雖不大，但絕大部分旅客已靠自由行支撑。就算是香港的專業服務，如會計、法律諮詢等，內地的比重也愈來愈大。香港的工業家自八十年代開始，也早已轉戰神州大地，內地的直接投資中，來自香港的資金從來遠遠高踞首位。由此可知，中港經濟早已很大程度地融合。


內地不用靠港 港極靠內地

若說兩地唇齒相依，卻並不準確。嚴格而言，內地已不用怎樣依靠香港，但香港卻極度依靠內地。以進出口貿易為例，上海、深圳，甚至天津的港口，已超過了香港。金融服務業香港仍然重要，但上海羽翼已豐，前海能部分取代香港，也只是早晚的事。內地富裕遊客首選目的地已是歐美，而不是香港，沒有天然資源的香港能獨自生存嗎？

本土主義的其中一個極端是要從內地分離出去。我不相信這可以做得到，但這卻無礙我們考慮一下，後果會是怎樣的一種光景。首先，內地必然把香港看成是敵國，處處抵制。它根本不用出動解放軍，只要切斷與香港的一切經濟來往，香港便活不了多久。

首先樓價會大瀉，我看起碼跌九成。但樓宇仍然存在，可供人居住，若是想賣出套現救命，卻換不了多少錢。香港的股價也會大跌，內地的股票則不一定。香港的外滙儲備在今年三月有2.886萬億港元，但扣除欠債後，只有1.374萬億可以動用。這筆錢等於八個多月的GDP，可用作購買糧食消費品，但頂不了多久。港人儲蓄起來的資產甚豐，但很多在富人手上。他們可以輕易看到香港經濟崩潰，一定會盡快走資，以避此劫。他們從此不願留港剝削港人，後者卻是無工可開，沒有收入了。


新加坡模式不可行

要搞新加坡模式嗎？不要忘記，新加坡一樣極度倚靠國際貿易與金融，香港與內地關係搞僵了，還有空間搞這些行業嗎？發展高科技如何？這需要很長的時間，而且香港的高科技人才（其中很多都是內地人）肯繼續留港嗎？港人從外滙儲備及私人儲蓄積得的彈藥，也許夠支持港人一兩年的生存，再長便十分困難了。這麼短的時間，經濟不會成功轉型到不用倚靠內地。

由此可知，若把本土主義推到一種極端，港人連生存都成問題，香港的人才都醒目，哪會不懂趨吉避凶？他們一早便跑掉了。

分離主義的愚蠢之處是不懂得香港與內地早已是坐在同一條船上，有如《少年Pi的奇幻漂流》的一人一虎同坐一船，若是雙方劍拔弩張，能生存下去的機會大減。首先死掉的毫無疑問是香港的經濟。一些意氣用事的說話，如孔姓某人說「港人是奴才走狗」，或香港某些憤青或別有用心的人用乖張的「邏輯」，把愛國說成是罪惡，別人用真金白銀來購物，卻被說成是「蝗蟲」，統統不利香港發展下去，而且十分無知。我與我的朋友接觸的內地人及來港讀書的學生，優秀傑出的極多，他們是中國將來的希望，哪裏與某些偏執評論人所描繪的有半分相似？不少人認為部分港人的排斥內地人，是源自他們在競爭中的挫敗，從而轉化為憤怒。我是個樂觀主義者，仍不肯相信大部分港人會墮落到這地步。（二）

(Sky Post   201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