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讀林行止先生8 月28 日大作〈論政負責當如何 怕亂怎能防害生〉，頗生感觸。我三年前在《信報》寫過兩篇有關社會兩極化的文章【註】，其預言竟一一應驗。
我在這些文章中，要解答的其中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問題是：「在一個社會中，很多時人民的價值觀非常接近，所觀察到的事物訊息也大致相同，為什麼也出現意見嚴重對立的兩極化情況？」見到相同的事，大家也可能有南轅北轍的解讀，若是連事實也搞錯了，有些陰謀論式的揣測豈不自尋煩惱？
眾所周知，我雖不是「幫港出聲」的成員，但對它卻大力支持，我甚至可自稱為它的催生者之一。6月中，鄭赤琰教授託一位朋友約我到陸羽午茶，在我年輕時他曾幫過我很大的忙，若沒有他，我是不可能赴美讀研究院的，幾十年未見，鄭教授當時顯然已忘記此事。他的約會我是一定會去的，席中尚有初見面的吳宗文牧師及他教會的一些信眾，大家一見如故。吳牧師生具童顏，望之如三十許人，我便有點倚老賣老，後來才知他年長於我，真正失敬。
社會意見「雙峰分布」
大家談話焦點很快便涉及香港的時局，對香港主流媒體的一些評論頗不以為然，而且認為其脫離了實況。我們所接觸到的各階層人士，很多都認為不少媒體是非不分，對「佔中」活動也十分反感，卻苦於無法發聲，相當壓抑。我大力鼓動他們應組織起來幫沉默的大多數說話，席中人也甚表認同。隨後有一些飯局商討大事，我因常不在港，不能全部參與，但知何濼生及周融也有參加；大家事忙，周融肯犧牲時間，很多具體事務當然是他負責了。我不是正式成員，原因十分簡單，自我二十七、八歲以後，除了學術團體外，從不參加任何組織，而且今次參加者起碼要每人捐助五千大元，而我除了願意給教育團體捐款外，其他一切免談，總不能不捐錢便厚著臉皮當成員也！
由此可知，「幫港出聲」的出現只可能是自發，絕非與其他同道或不同道團體「分流」對付什麼不同的對手。近來較激進的組織的有關人等，我記憶力不足，想不起有誰是我認識的。至於在報章賣廣告的「一寶」，我至今仍未讀他的廣告（我不買報紙多年，只靠Wise News，廣告我不會見到），我問過「幫港出聲」的辦事人，被告知無人知道他是何方君子，我工作極度忙碌，也就不評論他的觀點了。至於鄭赤琰所寫的文章，是「幫港出聲」唯一一篇回應行止兄的文章，這是我們都贊同的；行止兄德高望重，不回應便是不敬。
講完我所知的有關「幫港出聲」出現的前因後果，我們還須分析判斷香港在發生什麼事。
首先，我認為香港當前最須注意的問題，是社會正在被撕裂，它的重要性比選舉制度更甚。什麼才算撕裂？按照我三年所寫文章的定義，倘若社會中人的意見、價值觀、判斷等等出現所謂的「雙峰分布」（bimodal distribution），而且兩峰之間距離甚遠，各自的人數也頗為接近，這便是撕裂。在一個正常穩定的社會，大多數人的意見、判斷等等會十分接近，中間的人多，兩個極端的人少，這便是「單峰分布」（monomodal distribution）。兩種分布所引起的後果十分不同。
我們就以「佔中」一事為例。主流傳媒過去在不少事上能反映大多數港人的意見取向，但在此事上已經是不能了。主流傳媒所組織或刊登的文章中，支持「佔中」的顯然是大多數，但我自己接觸各院校的學術界朋友或大學時同學，卻鮮有認同「佔中」一事，有些還意見強烈，常希望我多替他們說話。我在街頭上、地鐵裏，時有陌生人告訴我他們認同我的觀點；在參加過不少的論壇中，我聽到的反對「佔中」聲音也是很強的，其中不少還理據十足。會否這些只是個人印象，殊不可靠？這有可能，但我所讀到的各種民意調查，反「佔中」的人數都遠高於贊成「佔中」的，有些還高出100%以上，讀者可自行審閱各種報告。當然，既有主流傳媒的支持，贊成「佔中」的人也不會太少，這便滿足了我上面所的撕裂的條件：人數差不了多少，但意見兩極。
撕裂已經出現的另一特徵，是極端的思想亦早已出現。我在《信報》近年寫過百多篇文章，篇篇皆花過大量時間作考據，完全以說理為基礎，但過去亦曾收過一些語帶恫嚇的信件，這類信件我看來頗具娛樂性，可惜近來少收了，頓感失落。反對「佔中」的吳宗文牧師告訴我，他曾收過刀片、陰司紙及恫嚇信，此種疑似黑社會行為帶有政治意圖的活動，在港早已出現；但事實歸事實，當然不可能是政府主使的，中間派的泛民顯然也與此無關。
重回中間做法合理
我數月前到梵蒂崗參加有關失業問題的學術會議，蒙教宗接見祝福。回港後與吳牧師午宴，聽他在飯前禱文中說感謝上帝，因為祂奇妙的安排，得以找到我當上反對「佔中」的工具云云，對此我當然感到汗顏。日前某報的八卦版卻說反對「佔中」之人「群魔亂舞」，我是平凡一個，非聖非魔，卻連忙對號入座。上帝工具與魔之間差異大得使人啼笑皆非，但這也是香港不同人等價值觀撕裂的另一旁證了。
社會撕裂可帶來什麼？民主制度可以使人民送走他們不喜歡的官員，但即使這是最好的制度，在撕裂了的社會中，它也不可能運作良好。歷史上一些國家因宗教或種族等問題而致人民嚴重對立起來，當中所衍生出的戰爭、動亂和暴力都是民主制度無法化解的。我三年前的文章引用過一些研究報告，指出在民主社會中，因自由較多，對立的社群更易出現暴力。我當時亦提過牙買加一例，此國比香港更民主，但社會撕裂問題嚴重，暴力事件層出不窮。現在我們大概可加上埃及作為例子，民主與暴力並存，管治舉步維艱，經濟建設是談不上了。從這些經驗看來，若港人嚴重撕裂，就算有所謂的「真普選」，香港的管治也會十分困難。兩派勢均力敵，裂縫可能也難以彌補，這會是香港的不幸。
社會撕裂的不利是顯而易見的。三年前我的文章曾引用兩位著名經濟學家的數理模型詳細解釋「單峰分布」的社會，理論上如何可演變成「雙峰分布」，篇幅所限，現不再重複。不過，香港這幾年的經驗，也確有啟發性。香港社會的撕裂，在開始的階段，很可能源自立法會選舉中的「多議席單票制」。各區選舉中，只得幾個百分點選票的人也可能與得票20%以上的人一齊進入立法會平起平坐，這自會引發一些人專攻極端路線；但他們絕不會滿足於幾個百分點的選票，接著一定希望挖走較接近他們的中間黨派的支持者。我與一些中間泛民的頭面人物交流時，明顯覺得他們最憎惡的是激進泛民。眾所周知，在去年選舉時，後者的主要攻擊對象不是民建聯等黨派，而是中間泛民。中間泛民如何應付？他們可以堅持立場，但亦有可能為了減少攻擊，自己也被拉扯向極端處，這已是撕裂的開始了。
在同一時候，我們也隨處可看到語言暴力的湧現。從前此等侮辱性的攻擊語言只充斥於網絡，現在則早已傳染到主流傳媒中去。此等語言， 「明屈」別人的居多，自會引起別人反感，從而反擊。語言暴力會衍生更多的語言暴力，更而再衍生出真正的暴力，現在香港恐怕已漸漸步入這階段。一些親泛民的評論員在泛民的語言暴力及諸如「維園阿哥」出現時怯於批判、甚至作出愛護姿態，到今天便要面對必然會因此而出現較極端的捍衛建制派的人士，這是很不幸的。他們只把此種進一步撕裂的責任推到他人身上，是對歷史的不忠實。
從中間建制派的角度出發，他們或許為一些激進建制派的出現而感到吐了一口烏氣，但這也可能是危險的。目前中間與激進建制派也許沒有大矛盾，但正如激進泛民與中間泛民互相視對方為最大仇人一樣，將來激進與中間建制派一樣可能出現矛盾。若從香港整體利益而言，堅守中間路線，不走極端，勸喻已分裂的人下下火，重新走回中間，減少撕裂，才是最合理的做法。
我反對「佔中」，原因之一是它本身正是一撕裂行動。主辦人說他們倡議愛與和平，我在多篇文章及公開場合中反覆維護他們的人格，但對行動的本身卻強烈批判。「佔中」諸君雖有媒體不遺餘力拱護，但始終得不到多數人的支持，原因是很多人不滿自己會無端遭到損失。中環是香港經濟的心臟，在那裏搞佔領，有如在油站開野火會，當中風險所引發的損失卻要由無辜者承擔，你要他們生不生氣？民主從來講法治與授權，你要用反民主的方法去爭取民主，正是走向了自己的對立面，如何可取信於人，你所說的愛與和平是真心實意的？況且也沒有多少人相信倡議「佔中」的人有能力防止暴亂出現。
佔中佔維差別巨大
我與一些泛民領袖交談過後，感到他們雖是騎虎難下，但已經開始害怕這是會失去選票的舉措。有些參與者可能天真地認為，「己方」只是在虛張聲勢，把「對方」嚇怕而讓步（其實我不肯定他們的「對手」是誰）。若然如此，則把「對方」看得太低了。
其實「佔中」若要得回道德高地，贏到多一些人支持，只要稍為調整方法便可。經濟學上有一概念叫「以昂貴成本作後盾的訊息發放」（costly signalling），你就算自吹自擂說自己其實是和平的，別人也會認為口說無憑；要取信於人，必須 put money where the mouth is，肯付出代價證明自己沒有侵害別人利益之心。最簡單方法莫如改為「佔領維園」，不是中環；至於自稱願意坐牢，別人並不關心。
這個改變了的行動因為破壞不了香港的經濟利益，所以「聲勢」會稍弱，但這個代價卻是要付的，否則別人不會相信你。行止兄說可佔領遮打花園，可見他也知問題之所在，但遮打花園太小，佔領此處不犯法，所以來者一定太多，街道最後一樣被人群佔領，行不通。維園不然，地方可容納數以十萬人計，暴力較難發生，港人經濟受損輕微，大家抱著包容之心便可把怨恨抹去，與中環大大不同。
香港政府需要和諧，爭取民主制度的人一樣需要明白撕裂香港不利民主，同時也損害經濟。「佔領中環」強要別人承受損失，嚴格來說是一種暴力行為，加劇撕裂香港。但「佔維」卻可把此種暴力因素化解掉。
【註】〈社會兩極化的成因與後果〉與〈優質民主與政治兩極化〉（寫於2010 年6 月21 日、28 日）兩文，載於拙著《幫香港算算賬》，在我的博客中亦可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