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預算案看理財之道 (雷鼎鳴)

過去二十多年來，每年的二、三月間研讀「財政預算案」已成為我的一種習慣。「預算案」若有糖可派，我絕不會拒絕接受，因為我相信人民為自己理財，勝於假手政府、要它為我們理財，所以我一向支持還富於民。但「財政預算案」也是政府宣示其理財理念的地方，對於研判未來的政策發展，會提供極重要的資料，所以我更重視其字裏行間，是否透露了財爺及其團隊的甚麼經濟思想，及他們要面對甚麼樣的制約。

經濟學的核心是如何在各種制約的束縛下達到最理想的目標，這既有重視現實的一面，亦有追求理想的一面。政府有責任要支持經濟的發展，它的理財工具主要便是決定把多少錢配置到不同的項目上去。它要面對的制約自然是可以配置的資源有限。


開支愈大 增長率反下降

在制約上，香港要應付的問題比較特殊。在去年年底，「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已把一份長達二、三百頁滿布數據的報告交了給財爺，這份報告下周一或以前便會公布（印刷出來的報告是否有二、三百頁或更長我不得而知），報告的部分內容，預算案已有透露，據此我們可以得知，香港政府中短期的財政狀況的確尚好，但因人口老化及其他因素的影響，將來有很大的財政風險，除非政府現在便更加重視審慎理財，按基本法的要求，量入為出。這情況好比某某家庭，現在每月收支仍稍有盈餘，銀行也儲有一筆資金，但這家庭卻知道幾年後家中有幾個孩子要進大學，到時必會入不敷支，那麼現在如何是好？答案自然是節衣縮食，及努力賺錢儲蓄。從預算案所見，雖然這份報告不見得會被政府完全接納，但財爺已明白其中對未來的警示，用錢已較為小心，不想增加將來的困難，派糖也派少了。

我信任自由市場多於信任政府，但我卻反對無政府主義，政府在社會中有其必要的功能，因此，政府必須有資源支持它的運作。哈佛大學的巴羅（Robert Barro）多年前便有篇經典的定量研究論文，他發現政府用錢的規模若是很低的話，經濟增長率會乏善可陳，若政府增加開支，經濟增長率會有所提高，不過，當政府開支愈來愈大時，經濟增長率便會掉頭而下，因為政府用錢往往效率極低。

巴羅又發現，在實證上，用錢比例愈高的政府，經濟增長率都會偏低。這些發現其實意味着世界上幾乎所有的政府都已過大，增加開支只會使它們更尾大不掉。我們只要看看日本與歐洲近年的境況便可知巴羅所言不虛。所以從來都認同香港理財官員所相信的「大市場小政府」路綫。


基建教育 社會效益較高

不過，這並不意味着政府一見到要用錢便要皺上眉頭，變成一個守財奴。大多數人可能都會同意，應用則用，應省的便省。這說來容易，但實際上用甚麼標準可判斷是否應把錢用在某某項目上。我認為標準只有一個，便是這些項目是否符合社會的成本效益。若是經過仔細的研究計算後，某項目的效益（折現值）大於成本，錢不妨多用，反之則不撥錢。十多年前，我認為政府與迪士尼合作不符成本效益，所以反對。四年前，我用過多種方法估算高鐵的成本效益，認為它帶來的效益大於成本，所以贊成建高鐵。在今年的預算案中，財爺顯示出他很重視基建與教育，這是對的。香港最有價值的資源是土地與人才，基建可開發出更多有效益的土地，教育則可增加人才，社會效益都很高。

不過，我們在預算案附錄中，卻可見到，來年的公共開支中，基建的實質開支只增加0.1％，而教育的實質開支更會減少2.4％。反之，社會福利開支在扣除通脹後，卻會增加高達8.7％。由此可見，財爺縱然是認同基建與教育可為社會生財，但仍不敵民粹的政治壓力，福利大幅增加了，但基建及教育的開支都在減少，這並不理想。

(Sky Post  2014-2-28)

 

港獨與恐怖主義：答沈旭暉教授 (雷鼎鳴)

2 月20 日、21 日，沈旭暉教授在《信報》發表《雷鼎鳴教授與丕平理論： 「港獨恐怖主義」警報準確嗎?》上、下連續兩篇大作，探討與恐怖主義相關的一些問題，亦順便評估港獨發展成為恐怖主義的可能性。在文章發表前旭暉已經與我溝通過，我對於嚴肅認真的學術討論一向極為興奮，旭暉關於恐怖主義的部分觀點雖然與我的不盡相同，但他在此問題上所下的工夫顯然是有益有建設性的，可以刺激我們作更深入的思考。

 

丕比（Robert Pape，旭暉把他譯作丕平）有關恐怖主義的名著《以死爭勝》（Dying to Win）我在它多年前剛出版的時候已寫過評論，此書使我印象最深的結論有二：第一是恐怖主義的其中一種形式，即「自殺式恐怖主義」，在1980至2003年期間，絕大部分都涉及非宗教十分世俗的訴求，尤以民族自決或獨立運動為最。

 

第二是這些恐怖分子很多都擁有普通人或甚至是「住家男人」的背景。這裏指的「住家男人」是說他們生活正常，重視家庭，下班後甚至可能有回家煮飯的習慣，與不事生產喜歡打機的「宅男」不同。當然，在真正執行恐怖活動前，他們需要經過訓練。

 

這兩個發現，是丕比根據其資料庫整理出來的，我認為應使我們有所警惕。我不相信香港的港獨分子在可見的將來能成氣候，他們人數目前不可能很多，組織似乎鬆散，他們可能仍處於思想的形成期，亦不見得有膽識當真正的恐怖分子。但若將來（絕不是現在）他們自以為有一萬幾千人的支持，思想走向極端，那麼只擁有普通人背景的港獨分子也可滋生出恐怖主義。就算有這麼的一天，到時的港獨恐怖分子也不見得與現在的一群人相同。

 

旭暉說我為「港獨恐怖主義」發了警報，這「警報」一詞稍為誇大了點，港獨太脫離香港的現實，未成氣候，我認為用「關注」或「警惕」較準確一些。我在友報發表的拙文《港獨會否發展成恐怖主義？》題目用上一個問號，思路與此相符。

 

旭暉在他兩篇大作中提出了七點對丕比一書的質疑，例如他不喜歡把恐怖主義的討論局限在丕比的「自殺式恐怖主義」中，也不認同宗教訴求或全球性的議題無關重要，而且有些分離主義的組織並未發展成恐怖主義等等。我對旭暉的這些觀點不會置喙，他讓讀者更多地知道學術界的一些爭論，自是好事，但他認為港獨分子發展成恐怖分子，與「反港獨分子」走向恐怖主義，機會相同，此點我倒是不同意，其核心原因可能是我們對丕比的方法學評價不一樣。

 

旭暉與其他的一些學者認為，要得出「分離分子有相當風險出現恐怖主義」這一結論，便應列出世上所有分離主義運動，再研究當中有多少變成了恐怖主義，而不是像丕比那樣，列出自殺式恐襲的組織，再看看它們多少存在搞分離立國的目標。

 

要判斷丕比的方法是否合理，我們可進行一個假想性的思想實驗。假設恐怖分子被發現有兩個特徵，一是他們70％是分離分子，二是他們100％都懂得呼吸。有了這兩個觀察，很少會有人認為呼吸會引致恐怖主義，但很多人卻會相信分離主義有可能滋生恐怖主義，為什麼？

 

世上幾乎100％生存的人都懂得呼吸，因此在恐怖分子中發現100％的人都在呼吸，不會帶來新的訊息，我們不能得出呼吸會引致恐怖主義的結論。不過，世上只有很少的人是分離分子，假設每一萬人中才有一名吧，那麼若在恐怖分子中竟有高達70％是分離分子，我們很難說分離分子與恐怖主義無關。但這當然不等於分離分子都一定變成恐怖分子，要變成後者，還需要一大堆其他條件。

 

此種推斷方法，在醫學或社會科學中屢見不鮮。例如，糖尿病人中，很多都曾喜歡甜食，醫學界據此便可判斷多吃糖會增加糖尿病的風險；有心血管病的很多都十分肥胖，因此我們可說肥胖很有可能是造成心血管病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考試成績優越的「狀元」中，有很大比例的人讀書十分用功，因此我們可說勤力讀書可增加高中狀元的機會。

 

由上可知，丕比的方法雖比不上計量經濟學中的定量因果檢驗方法，但仍十分合理。既然在自殺式恐怖分子中，分離主義分子充斥，其比例遠高於普通人口中分離分子的比例，那麼懷疑分離主義或港獨有可能導致恐怖活動，是順理成章的推論。

 

但旭暉也指出，有港獨傾向的人尚未有恐襲的先例，但「反分裂」的人卻有，在1967 年香港暴動期間，不少在街頭放炸彈的，都可視為「反分裂分子」。這個例子舉得稍欠恰當，當年放「菠蘿」的抗議人士，因為明知會傷及無辜，但仍如此做，所以他們的確可視為恐怖分子，但這是否意味今天「反港獨」的人也有均等機會成為恐怖分子？不見得！

 

當年放「菠蘿」的人雖認同中國與港不應分裂，但他們只是在港英政府治下搗亂，如果港英政府因此而垮了下來，他們只會高興。但今天與將來的「反分裂分子」基本上親中國親政府，他們是否可能通過暴力搞亂香港？機會很低。就算他們要這樣做，與他們友好的中國政府只要一聲令下，制止他們替港「倒米」，這批「反分裂」的人自會知所進退，停止任何恐怖活動。

 

由此可見，港獨思潮有可能滋生出恐怖活動，但反分裂的人變成恐怖分子的機會便小得多。

 

(HKEJ   2014-2-27)

 

古往今來誰最富有？ (雷鼎鳴)

每年《福布斯》雜誌都會搞個世界富豪排名榜，香港一向都有人能進榜，近年內地超級富豪湧現，據《福布斯》估計，現在內地已有168人擁有超過十億美元資產，當今首富是擁有860億人民幣的地產商萬達集團的王健林，而前400名富豪共擁有資產3.47萬億人民幣，約等於中國GDP的6％，或中國總資產的1.6％左右，中國的資本主義似已日漸成形。

《福布斯》榜的富豪當然都擁有了天文數字般的財富，但從歷史意義來看，他們是否最富有？哪一位富豪才是歷史上最有財力的人？這個問題不易有明確的答案，不同年代的物價不同，歷史上的一些數據也未必準確，但這也不妨礙我們做一些粗略的估計比較。

未作計算前，我先把歷代各國帝王刪掉，否則一句「普天之下莫非皇土」，不是把整國的財富土地都歸到皇帝手中？若然如此，成吉思汗佔地最多，不用再計算，冠軍便屬於他，相當無趣！


西方富豪 收入回報勝萬人

世界銀行一位前主要經濟學家米蘭奴域（Branko Milanovic）寫了本有關世界財富分布的書《有與沒有》（The Have and Have-nots），我因為今年五月會再次應梵蒂岡之邀，到那裏參加一個有關「全球不平等」問題的學術會議，要再次覲見教宗，所以不敢怠慢，要做些功課以作準備，其中一項功課便是找來米蘭奴域的著作閱讀。上述一書十分淺白，其中一章節正是用他自創的標準去比較歷代富豪的財富。

能入米氏名單的都是西方人，他首先提到羅馬時代公元前50年的富豪克拉塞（Marcus Crassus），他擁有當時的貨幣兩億個單位的資產，據米氏計算，這兩億資產平均每年可賺取6％的回報，而這筆1,200萬的回報每年可僱用3.2萬人。

走到現代，能入米氏法眼的有幾位，第一位是鋼鐵大王卡內基（Andrew Carnegie），在1901年他財富高峰期擁有2.25億美元資產，按每年利率6％計算，他的年收入等於當時48,000人的GDP（當時美國人均GDP約282美元），所以卡內基相對而言，比克拉塞富有。但卡內基並不是米氏眼中的首富，石油大王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才是。在1937年時，他擁有14億美元，用以上同樣的方法計算，他每年的收入等於116,000人的GDP。

蓋茨（Bill Gates）又如何？據米氏估算，他一年的收入等於75,000人的GDP，比不上洛克菲勒，所以米蘭奴域認為洛克菲勒有資格被視為歷史上的首富。

這個說法可能不完全符合事實，被普京抓去坐牢，去年底才獲釋的俄羅斯前首富霍多爾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ovsky）在2003年被捕前的高峰期財富可能達到240億美元，在當時的俄羅斯，他的年回報等於25萬人的GDP，高出洛克菲勒。墨西哥的首富史林（Carlos Slim）在2009年有530億美元，等於墨西哥44萬人的GDP，更是高人一等。

米氏不熟悉香港與中國，李嘉誠的平均回報，用上以上同一標準，等於52,000港人的GDP，未能挑戰洛克菲勒。中國內地首富王健林的年回報等於內地12.3萬人的GDP（內地人均GDP較港低），卻是勝於洛克菲勒。


巨貪和珅 財產富可敵國

但歷史上真正的首富不會屬於上述人等。明朝宦官劉瑾與乾隆年代貪官和珅都比他們厲害。和坤被抄家時，其總資產值（包括房屋、字畫、金銀等等），據一些歷史學家估值可達九億兩白銀（我看過和珅的炒家清單，但計算不出這個數字）。若然此數屬實，以今天白銀價格，其資產可折合為260億美元，而乾隆年代的人均GDP，用今天的物價算，大約是250美元。如果和珅資產的年回報率也是6％，他每年的回報約等於當時630萬人的GDP，跑贏了上述所有人。這位貪官可能才是古今歷史上真正的首富！

 

(Sky Post  2014-2-24)

科學精神與新聞自由 (雷鼎鳴)

曾國平教授在友報的大文「左右之爭與不膠之論」（見本欄周一的評論）中，提出了一個有趣而重要的問題：為甚麼在正規嚴肅的評論界中，「膠論」（即他指的水平低下的言論）如此充斥？

這是一個標準的經濟學問題，但答案可深可淺。要解釋網上的膠文數量眾多，並不困難。寫膠文比寫有根有據的文章容易得多，產量自然高企。況且讀者多寡與作者的寫作動力似無強烈關係，這正如在公廁的門上，往往遍布塗鴉，「讀者」會否明白或欣賞其內容，根本無關宏旨。一些報刊上八卦娛樂新聞內容可能全無憑據，但一樣受人歡迎，要解釋此點也無難處，讀者追求的根本不是嚴謹的分析，而是滿足八卦心理。困難的是要解釋，沒根沒據全靠臆測「嗡得出就嗡」的文章，也大量在理應嚴肅的政治評論中出現。

此類文章的供應充足，並不難理解，因為不去找尋根據的文章總比做過研究的文章易寫。但為甚麼讀者對此類文章有需求？市場力量為甚麼淘汰不了劣質的文章？這才是困難之所在。


滿足閱讀膠論　難分是非曲直

在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中，某人可得到多少報酬，主要取決於他對所屬機構貢獻多少，而後者又要視乎他的能力及工作態度是否認真等等。在此種社會中，大家有足夠的誘因努力工作並提升自己的能力與知識，因為這些都會導致他們所獲的報酬上升。但假若社會中的報酬系統失靈，大家都捲入所謂的「尋租」或「搵着數」活動，都在搶奪資源，而資源如何配置，並不考慮當事人有多大貢獻，而在於其鬥爭技巧是否熟練，那麼漸漸地很多人都會把精力投放在對自己有利但對社會無益的非生產活動上，久而久之，這些人也會形成一種「尋租」集團，學懂黨同伐異，人生目標便是據有別人努力生產的成果。此種局面，在文革中出現過，「讀懂數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要讓位給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紅小兵。在香港的政治市場中，參與者的回報又如何會與嚴謹的分析掛鈎？他們需要的是符合其立場的文章，分析是否有據，是很次要的需求。

這種情況會帶來甚麼後果？現代社會是「食腦」的社會，喜歡或滿足於閱讀膠論的人，日久腦袋會退化，分不清是非曲直，他們本人的事業容易受到挫折。但香港總也是一個理性社會，崇尚理據的人仍是主流，這樣便會造成社會中的一道鴻溝，肯事事獨立思考對別人言論抱批判態度的，事業上較易成功，與此相反的，則容易失敗，兩類人的收入會出現差距。要記着，批判精神並不等於事事攻擊別人，而是對甚麼觀念都先掛上一個問號，並且努力找尋自己的答案，把這個問號踢走。但假若整個社會都變得不崇尚縝密的理據分析，大家會慢慢墮入「均貧」的陷阱，在全球化的競爭中遭別國打下馬來。

不崇尚理性，尊重科學精神，很多時都會使已方跌入困局。再以近日熱炒的「新聞自由是否受到干預」為例。我認識的傳媒中人，大部分，尤其是資深的，頭腦十分清醒，但無可否認，亦有一部分人思想渾沌。就李慧玲離職一事，因為她拿不出絲毫的合格證據說新聞自由受到干擾，在法庭上或學術界中，她的指控便不能成立，社會中的主流反應也認為如此。但傳媒中竟有人為此強辯，其內容不外兩點：


努力尋求證據 莫濫用自由精神

（一）可以合理懷疑政府會為此額手稱慶。但就算此事屬實，也只能說明政府有干預新聞自由的動機，不等於它有行動。例如三十多年前列根總統被行刺，當然想他死的人不知凡幾，是否這些人都等同是行刺他的人？

 

（二）政府是高手，干預的證據很難找到。若是沒有證據，你又憑甚麼說這次是政府出了手？若你真的相信政府有干預，更不應自廢武功，努力搜證可也。在未有證據前，強撑下去反會使大眾反感，懷疑你過去的言論都是沒根沒據的。況且搜證困難絕非傳媒獨有，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中，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尤其是後者，基本上是便是學者的主要工作，有不知多少項搜證工作是難比登天的，但學術界若有人因搜證困難而說不用證據也可得出結論時，必會被人恥笑。

自由與新聞自由是需要捍衞的，但新聞界中人必須自我檢討是否自己在破壞新聞自由。當他們認為不講證據胡亂指控別人也屬新聞自由時，必會引起反彈，反而更多的人要限制他們濫用的自由。這正如美國人有擁有槍械的自由，但當有人用槍狂射，亂殺無辜時，社會也會出現限制擁有槍械自由的聲音。新聞界是第四權力，必須堅持科學精神排除膠論。

 

(Sky Post   2014-2-21)

 

 

假說、定論與膠論 (雷鼎鳴)

同文曾國平教授在友報的專欄中發表大作「左右之爭與不膠之論」，對香港「膠論」充斥的原因及如何減少「含膠度」提出分析。我與國平素未謀面，他的觀點我不一定同意，但他顯然是新一代使用經濟分析工具最優秀的評論員之一，假以時日，找他寫評論的人必定絡繹不絕，希望這不會影響到他造學問的時間。

據國平的定義，膠論是指低水平的言論。眾所周知，這是網絡世界發展出來的詞語，「膠」一字是某粗口的諧音，可能與荒謬的「謬」字也因形似而帶有其含義。我雖不排斥粗口，但從不爆粗，因為我認為說粗口等於承認自己語文能力有限，非我所願。我既對粗口無興趣，若有人與我爭論粗口的意義，我必定不會應戰，急急落荒而逃。但我性喜古雅，「膠」是古字，莊子的《消遙遊》中也有出現，所以也喜追究其含義。在好一點的字典中你可找到，它有粘着、舟船擱淺、拘泥、牢固、欺詐、戾、擾亂等等含義，與今天潮語中所指的「低水平言論」也有接近的地方。

國平提出三點「防膠」的意見，第一是言論要不含糊，第二是以數字說理，第三是不因人廢言，這些我都同意，但要再加上一條，便是掌握邏輯方法及科學方法。


具實例支持 經推論驗證

我常對人說，在大學中甚麼專業知識都學不到並不重要，但若學不到甚麼叫「證明」及科學上的分析方法，那麼大學便是浪費了。其實中學時期也應學懂這些，我中學時幾乎全港都用一本Clement Durell所寫的灰色的幾何課本，它教曉了我們甚麼叫證明，經過甚麼推理才敢寫下QED幾個字母。除了鐵一般的數理邏輯外，科學方法也要求我們如何在觀察事物後建構出一些「假說」，但假說必須原則上是可用實證推翻但又同時多項實證都未能把它推翻，這些經得起考驗的假說才值得我們相信，甚至可上升成真理定論，把沒有實證支持的假說當作是真理，這便是膠論之最了。

舉一個例子。李慧玲被離職的原因眾說紛紜，其中一個假說是她與公司上層不和。有甚麼證據？有兩點我們是確知的，第一，年前曾傳出她要跳槽到另一電台，第二是她被炒前一天公開說其上司是有破壞無建設。優秀的管理人員都知道，若員工有去意，有兩種方法回應，一是先判斷她是否值得挽留及可否挽留得到，若答案是正面的，可盡力挽留，若答案不是這麼清楚，懷疑員工隨時會離開的，主管便必定存有戒心，不想委以重任。正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主管與員工的關係極易因此變壞，傳出李要跳槽的人可謂把她害慘。（大學校長的遴選過程一定要保密，原因也在於此。）至於第二點，在私人商業機構中可算是死罪，私下批評或許可以，但公開攻擊上司，卻等於替公司耗損資產，不炒者幾稀矣！商台總經理事後回應商台與李的互信與合作基礎已經蕩然無存，李既已被炒，當然已無合作基礎，為甚麼還要如此說？這當然是指炒之前已無合作的基礎了。因此我相信與公司不和是一個有證據支持的假說。


僅捕風捉影 缺理難立論

另一假說與商業理由有關。有報章引述黃毓民說李的節目收聽率不斷下降，若如是，這假說也可升級為有根據的解釋，但科學方法中也要求我們要注意證據的質量，我沒有收聽率的數據，所以我不會用此假說。當然，最受人關注的另一假說是梁振英政府有無干預新聞自由。我不知梁會否因李的離職而十分高興，也許他會，也許他不加理會，但關鍵是現在沒有任何證據支持這假說，所以它只能停留在假說的階段。倘若把沒有根據的假說當作要信得出鼻血的定論，便是思想混亂的膠論了。當然，若有新證據出土，此假說也可升級。

有人認為傳媒這麼多事情發生，不可能是巧合，他們的假說是有人在干預新聞自由。既然這也只是拿不出證據的假說，我也不妨拋出另一套我認為更合理但同樣仍需驗證的假說。有經驗的傳媒都會替自己定位，搞清讀者或聽眾是誰。但近年正規的傳媒中，大量湧現了捕風捉影，把未經驗證的假說當作是定論的膠論，對不同人等「屈得就屈」，一百次屈人當中也許有一次是碰巧撞正的，這些人立刻便會邀功，但另外被屈的卻是不用理會了。例如「佔中」一事，多種民調都顯示大部分港人都反對，但有傳媒卻把佔中說成是代港人替天行道，這不是屈是甚麼？此種不顧根據的文風不可能不把中間溫和但不喜歡被屈的讀者趕跑，廣告量也可能受影響。傳媒老闆若是有腦的，當會重新檢視編採方針是否與訂定的讀者群脫了節，從而作出相應改變。此乃市場原則，政府並無角色。

 

(Sky Post   2014-2-17)

學術自由與新聞自由 (雷鼎鳴)

最近香港的新聞界頗有些風風雨雨，《明報》總編輯被換，其網上新聞錯誤地刊登了一個網民惡搞偽造的電視畫面，把港英旗放在冬奧選手呂品韜的旁邊，遭到無綫電視投訴，另李慧玲被商台封咪，社會中不少人都對新聞自由表示關心。

我不是新聞界中人，但絕對支持新聞自由。不過，甚麼才是新聞自由？甚麼才是干預新聞自由？答案卻不見得如部分年輕人所想像那樣。新聞自由與學術自由其實有極多的共通之處，我長期在學術界工作，懂得甚麼是學術自由，若把一些學術自由的準則套在新聞自由之上，相信也不會有大錯。


千錘百鍊 唯真為善理相同

學術界最重要的產出是發表論文，論文的題材一般由學者自訂，但這自由也不是無限制的，例如學者可能要申請經費才能作研究，而經費卻不一定批下來，研究便只得作罷。倘若不批經費的原因是基於意識形態的問題，那麼這便可算是干預了學術自由。如果是研究題材質量欠佳，得不到資助，沒有人可以說學術自由遭到破壞。研究完成，論文寫好後，並不表示論文便可以發表。一般而言，學者會先請求同行專家對初稿給予意見然後再作修改，接着才會投稿。專業學刊，尤其是大有名氣的，如《自然》、《科學》、《計量經濟學報》等等，要求都極嚴，甚至是吹毛求疵。論文會先交到起碼兩名同行專家匿名審閱，並提出嚴厲或可能是不公的批評，論文若不立時被拒，投稿人便要一一回應審稿人的批評。最後能刊登出來的，可能只是投稿量的十分一左右而已。

花了大心力寫好論文後而無處刊登，並不被認為是失去了學術自由，重要的學術刊物都有其聲譽，論文若被刊登，作者會聲價大增，若論文質量不夠，而又被刊出，等於破壞了刊物的聲譽，所以刊物嚴於把關，只被認作是好事，不會被視作干預學術自由。有些學者出版論文十分順利，他們是比別人有更多的自由，但這種自由是他們長期因辛勤嚴謹工作所賺回來的，其他人要有這種自由，一樣要先付出代價，保證質量，才能有此地位。

新聞界的產出當然不可能如學術界般千錘百鍊，但求真的目的卻是相同的。為此，正規的新聞界也會自設制度，力求確認報道屬實才可刊登，媒體公信力的高低便是由此而來。但近年香港媒體在求真方面的表現卻頗不及過去，有些報刊胡亂寫了些東西後，被人追究才會偶爾登一兩句沒多少人看得到的道歉便算交了差，但胡亂捏造的作風卻毫不更改。以《明報》網上版所登的呂品韜與港英旗事件為例，我倒是不相信編輯故意偽造新聞以達到某種政治目的，但當中卻反映了認真程度不足。


嚴謹專業 忌與意識形態掛鈎

為甚麼不少報章失去過去的嚴謹及持平？我相信這是一個價值觀念顛倒的問題。若力求報道準確，有多少根據便說多少話，有些頭腦混亂的人會說這些報章被「河蟹」了。反之，一些毫無根據的猜測，只要是說得動聽的，就算是「噏得出便噏」的言論，也會有人自我臉上貼金。漸漸地，意識形態的考慮便超越了求真的重要性，新入行的一些傳媒中人便被此等思想腐蝕了。

歷史往往不斷重演。文革時期內地有「紅」與「專」哪個更重要的爭議。所謂「紅」，便是指革命思想充盈，亦即能符合當時意識形態的需求。所謂「專」便是有專業能力，可把工作做好。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官方雖要求「又紅又專」，但實質上，「紅」比「專」更重要，中國進入了十年浩劫也因此而起。回想那時，有白卷「英雄」張鐵生在高考中完全答不出問題，惟有在考卷中批評考試題目都是坑害工農兵，阻止他們進入大學的手段，但他迅即被四人幫捧為樣板。當年另有一叫《決裂》的電影，有無進入大學的資格，竟是「考生」手上的繭有多粗糙（以顯示其是否勞動人民），而不是他們是否有學識。今天，只要誓神劈願說自己支持某種立場，嚴謹求真的專業態度就算有所虧欠，也有人不加理會了。到後來若社會中有人不滿此風，也可被視作干預新聞自由，香港的思潮竟與文革的極左思潮相似！

(Sky Post   2014-2-14)

從歷史看本土化 (雷鼎鳴)

香港本來是一個移民城市，上兩三代的港人，泰半都是從內地移民到港，或其父母是新移民。香港也是一個國際大都會，整個經濟體制與外地都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土生土長的港人與外地人過去也一向相安無事。但毋庸諱言，近年香港在部分人當中出現了一股本土主義的思潮，當中包含有一些健康的元素，例如珍視本地的文化習俗，又或有建設本土之心，但當中也有不少走火入魔的思想，小部分人努力不懈，以妖魔化整個中國、整個民族為己任，內地人的優點隻字不提，但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卻被無限量地放大。這不但是缺乏修養心靈封閉的思想，對香港的經濟發展亦頗為不妙。


美改革移民法 盼減萬億財赤

美國與香港有一點十分相似，便是這兩個社會也是由不同年代的新移民所建成。美國的主流思想，清楚明白新移民的重要性。奧巴馬1月28日在國會發表的《國情咨文》中，提到改革移民法，吸納更多的新移民時，便三次被鼓掌聲打斷。奧巴馬引用經濟學家的估算，改革了移民法後，20年內可把財政赤字減少一萬億美元，當更多外地人希望到美國學習、發明，對文化作貢獻，不但這些人可以圓夢，而且他們可使到美國的吸引力大增，並為其他人創造更多的職位。奧巴馬的經濟理念雖不時有錯誤，但他對新移民貢獻的評估卻合乎經濟學中大量實證研究的結果，在這方面，他可算是有見識之人。

但不要以為排他性與歧視外地人在美國歷史中沒有土壤。舉兩個例子。

1865年，美國的鐵路公司要修築鐵路，把加州與猶他州連接起來，直接打通東西兩岸的幹綫，但因工程艱巨，以愛爾蘭人為主的白人鐵路工人很多都不願進行此工程，鐵路公司於是開始大量從廣東省（估計以台山為主）進口大量華工。他們每月薪酬只得28元，低於白人的35元，而且尚無住宿供應。白人鐵路工不但懷有敵意，諸事挑剔，不相信華工的能力，甚至對他們的飲食文化也大感不滿，大肆批評。事實上，白人工人每餐只懂吃牛肉薯仔、渴飲山泉，不少人得了腸胃病，但華人則自己養雞，吃海鮮，用沸水烹茶，食物平衡得多，也健康得多。更重要的是，華人刻苦耐勞，工作可靠，技術高超，漸漸便取得公司的信任。但可惜，因華人生活、文化、背景與白人有所不同，一些排華法案也曾出現。但歷史的真實，後來終有復原，今天我們若當遊客，不妨到加州的首府薩卡門托（Sacramento）著名的「鐵路博物館」一遊，當可知道華人鐵路工人當時貢獻之大，白人工人心胸之窄與無知，而曾被歧視的華工及其後人，終也得回尊嚴。


歷史每有重演 港排外終需悔

1939年美國作家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出版了他的名著《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寫實地描述了上世紀三十年代美國史上最大的人口遷移之一的事迹。在此之前，因美國政府的一些錯誤政策，導致了在俄克拉何馬州及其附近的農民深度耕作，整個草原幾乎消失，泥土風化，漫天黑塵亂吹，農民沒有收成，民不聊生，惟有沿着66號公路（此公路連結芝加哥與羅省，當時被稱為美國的Main Street）步行或坐順風車跑到加州謀生，史稱「沙塵碗」（Dust Bowl）現象，後來羅斯福總統下令種了兩億株樹才部分解此困厄。這批數以萬計的新移民到了加州找工作，但三十年代大蕭條的威力仍在，工作也不好找，加州本地人（亦即較早時，例如在1849年尋金熱年代已到加州的移民後代）對這批俗稱為Okies的新移民一樣是充滿敵意，讀者可借閱《憤怒的葡萄》一書或電影，當可明白當中敵意的詳情。由此可知，他們雖然同文同種，對外來者一樣當作異類。但今天，約八分一的加州人口便是當年Okies的後人，現在已沒有人再願意提起當年的加州人如何排他歧視外地人了，一提此事，加州人會感到慚愧。

歷史常常都在重演，我相信若干年後，今天的港人年華老去時，有些人也會對今天妖魔化內地人的舉措而感到可笑與後悔。

 

(Sky Post    2014-2-10)

新興市場的貨幣貶值危機 (雷鼎鳴)

過去五、六年來，世界經濟境況並不理想。日本二十多年來經濟衰退欠下巨債不用再多說，安倍經濟學能否使其敗部復活，我極度懷疑。2008年美國出現的金融危機衝擊全球，其後雖有伯南克從三十年代大蕭條經驗中偷師，懂得應對之道經濟才不致崩潰，但歐債危機卻在2010年開始便被誘發出來，現今歐洲表面上平靜，但其高福利、高稅制所造成的困局，其實只是暫時隱藏，絲毫未被解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這回輪到新興市場出事，香港股市急挫，顯然是有投資者擔憂新興市場的貨幣貶值潮會否殃及池魚。

所謂「新興市場」，其實是一個很籠統的概念，一般而言，其最重要的成員是高速增長了三十多年的中國，其他成員包括有俄羅斯、印度、巴西、南非、土耳其、阿根廷、印尼等等。這些國家其實千差萬異，把它們弄在一起，可能只是西方的財金分析員自尋的方便而已。例如，中國以製造業及基建締造經濟奇蹟，印度則靠高科技，巴西及俄羅斯靠輸出天然資源到中國以推動其自身的經濟增長等。但這一次的新興市場貨幣危機卻也顯示出不少國家的確在面對頗為相同的問題。


錢不夠花 印鈔應付開支

去年五月，伯南克稍作暗示會退市後，俄羅斯、墨西哥、南非、土耳其、巴西、印度、印尼等國的貨幣立時貶了3％至15％不等，到了九月，伯南克表示暫未有行動，這些幣值立時又稍作回升。十二月真正減少買債，退市開始後，一月份不少新興市場的貨幣立時受不了，土耳其的貨幣在一月份貶了6％、南非7.5％、俄羅斯7％，但最矚目的顯然是阿根廷，在1月23日，一天內阿根廷披索便貶了15％，阿根廷的貶值可算是這次傳染性貶值潮的源頭。我們可從這次「危機」中注意到甚麼？

先說阿根廷。1991年阿根廷的經濟部長卡法友（Domingo Cavallo）決定行使與香港聯繫匯率十分接近的「鈔票局」（Currency Board）制度。在此之前，阿根廷通脹如脫韁野馬，難以收拾，原因是其政府愛做「大花筒」，錢不夠用便大印鈔票應付開支。卡法友用上「鈔票局」制度後，沒有外資流入便不能印鈔票，每張鈔票都有等值的美元外匯支撑，其兌換率也訂在一披索兌一美元。得此政策，高通脹應聲消失，經濟也蓬勃起來。我1998年5月到訪阿根廷的中央銀行，與行內的同行交流，深覺他們頗為專業，其時早已下台的卡法友也是一位優秀的經濟學家。但可惜好景不常，阿根廷政府亂用錢的惡習並未消失，以前財赤靠印鈔票支撑，後來只能改為借債，開始時國際社會還對其政府有信心，IMF也肯借錢，但後來阿國政府全無還債意願，只想繼續借貸，國際社會眼見勢色不對，才關上水喉。2002年1月其政府正式宣布賴債。接着十年，阿國放棄「鈔票局」改用匯率浮動制，披索大幅貶值，出口改善，更因全球利率超低，借貸成本下降，經濟得以復甦。


低息不再 加劇貶值壓力

不過，美國退市意味着低息環境將會不再，以阿根廷為代表而欠債頗多的部分新興市場立時出現警號。這些國家素有賴債的風險，借錢給它們，必需要利息高人一等才可補貼此等風險，美退市也意味資金或不再願意流入這些國家，加劇貶值壓力。但阿根廷政府這回卻發揮經濟文盲的本色，為了防止貨幣流出，竟對外匯兌換徵以重稅。但如此一來，等於告訴世人，錢入了此國離開便難了，誰還會送錢進來？此乃「好心做壞事」的另一典型例子，不懂經濟的政府確會禍國殃民，披索大幅貶值不用奇怪。

以上事實說明，要長期保持經濟增長及平衡，是何等複雜，大多數新興國家都是步履維艱，隨時中箭下馬。中國三十多年來能夠維持高增長，確是世界經濟史的奇蹟，以為這很易做得到，只是一種十分幼稚的觀點。

至於香港，暫時其實未見有危機。反映資金流動的貨幣基礎，近日並無下降迹象。二月五日的貨幣基礎比起去年12月底上升了1.37％，比起2012年的12月更是上升了4.57％，顯示資金仍有流入，而不是流出香港。大家恐懼的，只是恐懼本身。

（致讀者：我今年驛馬星動，人常在旅途中，尚要組織時間完成一些著作，所以暫只能一星期為本欄寫兩篇評論，致歉！）

 

(Sky Post   201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