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花學運的理據 (雷鼎鳴)

台灣學生佔領立法院的所謂「太陽花學運」曠日持久，綠營當然希望它能繼續下去，影響台灣政治生態，藍營中人則有些認為此事已在退潮。我不知它會維持多久，一天半天在政治中也可發生很多事情，但我卻認為鼓動學生最初參加佔領的理論「根據」正在瓦解，亦即他們的行動是基於錯誤認知，所以運動若要繼續下去，學生需要不停找尋新的站得住腳的理論作為精神支柱，否則便只能靠民粹作動力。

第一個「根據」是服貿協議會對台灣經濟不利，失業增加，大學畢業生月薪繼續維持在五、六千港元水平，無法寸進。有位經濟教授曾以「懶人包」的方式簡略地總結服貿協議的負面經濟後果，在學生中流傳甚廣。但近日對此已有不少反駁，有人找來13位台灣各大學的經濟系主任問此事的意見，其中12位便認為服貿協議對台經濟有利。台灣中央銀行行長彭淮南及多個經濟領袖都紛紛表態支持協議，當中又以台灣著名的中華經濟研究所的報告最為具體，它認為此協議會增加台灣對大陸服務業的出口37％，多創造12,000職位。


台政治掛帥 礙經濟發展

台灣是個社會撕裂頗為嚴重的地方，解讀這裏的分析評論，不能不小心翼翼，避免輕信。幾年前某位台灣的大學經濟系主任告訴我，他們系內的人事安排，時會基於某人是屬於藍營還是綠營，黨同伐異往往取代專業準則作為升級的決定性因素，有時爭持不下，還真會大打出手。沒錯，是文革式動手動腳的打！這位朋友所作的描述使我十分震驚，這提供了對我一個疑團的部分解釋：台灣人才很多，但其經濟學在國際學術上的地位卻遠低於香港，太捲入政治鬥爭的學者很難有學術成就。

 

民進黨執政期間，我被陸委會邀請擔任過其諮詢委員兩年，每月都要開會一次，當時陸委會主委是蔡英文，我眼中所見，蔡十分能幹，待人禮貌周周，使人好感，她後來搞的教育基金會，為民進黨培訓政治人才，最近佔領立法院的幾位學生領袖，據台灣媒體披露，都曾參加基金會的訓練，可見蔡的遠見。在陸委會開會所見，藍營綠營對不同議題的立場涇渭分明，大家雖都客客氣氣，但卻不會有多少共識。


損利益違程序 指控似是而非

既然如此，要了解服貿對台的影響，必須獨立地閱讀原文及分析，我花過些工夫，卻只能得出利遠大於弊這答案。以銀行、保險等行業為例，台商到大陸投資，融資受到法例影響，十分麻煩，所以不少台商都利用香港的融資，而不用台灣。台灣的金融界怎會不希望服貿快點為他們鬆綁？但從香港的利益角度而言，我們會多了一個競爭對手，未必希望協議成功。

另一理論「根據」是立法院30秒內便要通過協議，違反程序正義等。台灣的評論人近日已多有指出，這指控不符事實。根據《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協議內容未涉及法律修訂，只需行政院核定送立法會備查便可，其過程必要時還可保密，在民進黨執政年代也按這準則，所以今次事件，我們大可說馬政府在政治上不夠敏感，未有為協議作足夠公關工作，但其過程沒違法，也無違反程序公義，卻是彰彰明甚。

違反經濟利益及程序公義的指控，是運動開始時的巨大動力，原來卻都是似是而非，那在理據上，運動參與者便只好另找「理論」作其最後的避難所。這個「理論」是甚為方便的陰謀論，即聲稱將來可能出現台灣經濟上太過倚賴大陸，要受其控制。先不理會此說是否誇大其詞，我們暫且可假設兩岸出現更加互相倚存的關係。這又有何不好？貿易的目的正是要世界更加互相倚賴，這不但能推動經濟增長，還有助減少軍事或政治摩擦，大家都有抵押品捏在對方手上，不想破壞關係。以香港為例，港人確甚為倚賴大陸，但大陸經濟亦十分倚賴香港的金融與進出口物流業，我們就算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看此問題，亦可得出結論，如無金融物流等行業替中國帶來利益，中央政府也許不用顧忌，對港政策可強硬很多。以中國經濟、政治與軍事影響力發展速度來看，不用太長時間，美國終不會阻撓得住中國統一台灣，但若兩岸人民通過經濟或文化等交流，變得更互相依存，反可避免戰爭，更易和平地融合，真正關心兩岸人民福祉的，都應細想此點。

(Sky Post 2014-3-31)

 

對《長遠財政計劃報告》評論的一些回應 (雷鼎鳴)

「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自3 月3 日發表一份《報告》後，因涉及的問題對香港經濟影響深遠，頗引起一些爭議。我自己便曾翻閱近百篇長篇評論，當中有些觀點很有價值，有些則源於對《報告》的誤讀，也有一些無的放矢。小組成員之一的廖柏偉教授多次敦促我回應一下這些評論， 但我估計有些環節他比我更熟悉，等他自己說更好。篇幅關係，這裏我只挑幾項經濟學含量較高或重要的觀點回應。先說簡單的部分。

 

估計基建開支太高？

 

《報告》指出，未來香港的實質基本工程開支若維持在過去三十年平均佔GDP 3.4％的水平，到2041 年開支會高達5146 億元（以到時價格計算），即等於到時GDP 的7.2％。一些評論質疑為什麼會這麼高（但也有人認為應為基建應用更多的錢），他們似乎都忘記了兩件事：一是建築成本近十多年來均跑贏通脹，不斷飛升，未來此現象會維持多久，我不知道，但建築成本會在一段頗長的時間內升幅超過其他物價，卻是很明顯的趨勢。

 

二是基建開支其實並不只包括修橋起路， 建設醫院及學校等公共設施也還包括在內。由於出生率低企，學校還好應付，但我們只要想想，到2041 年，六十五歲或以上的人口會等於現時的二點六倍，而退休老人平均住院時間一定較長，便知對醫院及病床數量會構成多大壓力。香港人口密集，擴建及新建多所醫院必須依靠多造土地，交通尚要方便快捷，基建成本不易壓下去。

 

我一向認為政府壓縮開支才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工具， 政府擴大開支時會浪費資源，不利增長。不過，我更加相信教條地說要增加開支或要減少開支都不是最正確的做法。基建開支據說有利經濟發展，但此說容易為一些利益團體誇大。真正的原則，應是每一項目都要經過嚴格的成本效益論證， 社會效益大於成本的，盡量做可也，反之則下馬。

 

更妥當的做法，是把基建賬目與其他政府開支項目割離，某項目應否落實，主要看它能新增多少有價值的土地，以及帶動鄰近土地升值多少，用新造土地的賣地收益去支付相關的基建成本，便最能體現用者自付原則，政府也不用一力承擔財政壓力。

 

估計經濟增長率太悲觀？

 

《報告》有一系列對未來經濟增長的估算， 得出的基準結果是2015 至2018 年GDP 仍有平均3.5％的年增長，但增長率逐步下降，2015 至2041 年的平均年增長只有3.1％。

 

有人以為這過於悲觀，政府把餅造大便可解決問題，也有人認為這過於樂觀。我研究經濟增長的規律近二十九年，對此種種說法應有點發言權。

 

首先，《報告》是用什麼方法推導出這些結果？推算的工作由政府公務員團隊所做，我們只是針對其假設及方法提意見。政府用的方法是先估算出一個「哥貝─道格拉斯生產函數」（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這是大學二三年級經濟學生的必讀課，世界銀行、聯合國及學術研究中也多會把類似的生產函數視作標準推導未來經濟表現的工具。

 

要估算它，須從人口普查的原始數據中計算出勞動力收入佔GDP 的比例，政府得出的答案是0.51。我過去多次用不同年份的人口普查數據估算這個數值，所以一聽政府說出這個數字，便知不會錯到哪裏去。此外，政府也要估算出香港的資本總量有多少及將來如何變化， 這須要知道過去很多十年以來每年的投資比率及折舊率才能算出。這類習作十分機械而無趣， 但卻是必需的，我過去做過多次，但政府比我用的折舊率複雜得多。通過這種習作，不難找出生產效率（或所謂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趨勢及轉變。

 

本報專欄「經濟3.0」的幾位作者有深入研究《報告》中的估算，這比起空洞評論「一味靠估」的人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但他們的計算顯然仍未夠徹底，沒有自己動手從頭開始估算香港的資本量及生產函數，所以才會得出《報告》的相關結果「來歷不明」的印象。此點難怪，不能苛求，這類習作我已是熟手工人，也起碼要用電腦計算一整晚才能有結果，其他人可能要數天或更長時間。

 

順帶一提，曾國平教授曾在本報專欄中說過，《報告》中推算GDP 增長時，似乎犯了一個技術錯誤，忘記把勞動力的增長乘上0.5（其實應是0.51）。工作小組中的公務員團隊對此批評似乎頗為上心，促我代為解釋。

 

其實，他們根本沒有錯，在計算上，國平可能是誤會了「資本深化程度」（K╱L）即「資本量」（K），他只要花五分鐘時間把方程式再小心推導出來，便立可知道在原來政府的計算中勞動力增長率是不用乘上這0.5的。

 

從1997到2013年，香港全要素生產率的平均年增長率有1.8％，但《報告》卻「落了些手腳」， 使到2018至2025年的增長率上升至2.2％。這是極高的生產效率的進步，速度遠勝新加坡等地，政府如此做，可能是為了回應社會中某些樂觀人士所相信的香港正面臨重大發展機遇一說。

 

我認為這組數字樂觀了一點， 但若沿用1.8％的效率增長率， 等於經濟發展更慢，《報告》中所提的警報更為嚴峻。由此可見，《報告》在此處及多處其他地方都力圖減低，而不是加深數據所顯示的「驚嚇性」，此點讀者不可不察。

 

政府何不把餅造大？

 

社會中頗有人認為政府可把餅造大，從而增加收入，避免財困。這是誰都想發生的事，但我們必須認真定量計算，這真的可以解決問題，還是泛泛之談？

 

研究經濟增長的人都知道， 靠基建或其他投資項目去推高一兩年GDP 並非難事，例如政府出錢僱人在地上打洞再填平，在表面數字上當年的GDP 會因多了人「工作」有收入而上升，但這樣做沒有用，因為不會為社會帶來效益。真正的困難是保持經濟的長期增長，即GDP 上升了一年後，不會停止，而是繼續拾級而上。小小的增長率增幅，長遠而言也會造成巨大的效果。

 

基建項目不是沒有效益，它可以把經濟推上一個新台階，但卻極難把增長的速度持續地不斷推高。

 

我們姑且排除某些基建會變成大白象此一可能性，把注意力放在教育投資之上。多種理論與實證研究都告訴我們，教育可把GDP 的增長率推上去，我也很希望政府能多投放資源在教育上，但縱使如此，我們也不能高估它的效用。現時教育的經常性開支約佔GDP的3％，遠低於世界中位數的5％左右。

 

假設政府有大手筆，立時把教育開支增至GDP 的5％ ， 即增加等於GDP 的2％，並且以後維持在這水平，那麼這動作對GDP 有多大的影響？例如會不會把GDP 的長期平均增長率也從《報告》的3.1％增加兩個百分點到5.1％？答案是幾乎絕無可能，只要小心計算一下(計算並不簡單)，便知要做到這點，教育的成本效益必須高得遠離實際：每投入1 元成本，要拿回超過10元效益才成。我崇尚教育，但不能如此誇大其效益。

 

為何不發展銀髮市場？

 

類似的計算可用於其他項目，例如有人提醒我們可發展銀髮市場等等，但在數額上，此等提議都難成大器。《報告》中有個結果很重要，我們雖無水晶球確切知道將來的情況，但卻可算出，若過去的開支增長形勢不變，香港GDP 的增長率要幾十年內維持在5.4％才能避免結構性財赤。我遇到的每一個經濟學家都知道這是幾乎不可能的任務。

 

有一種意見認為長壽或人口老化對經濟也會有正面影響，因為它會提供誘因，使人更肯投資在自己及子女的教育之上或增加儲蓄等等，從而推高GDP 的增長。我是這套理論的原創人之一，1991 年我在《政治經濟學報》（JPE）及以後的一些論文有研究過壽命與經濟的種種複雜關係。

 

這裏可提到其中一個結果：年輕人死亡率下降， 健康改善， 的確對刺激投資有用，但長者更長壽的效果卻是好壞參半，對經濟增長無甚正面作用，原因是他們的消費大於生產，總會為經濟帶來壓力。

 

財赤根本不足為患？

 

也有一種很有趣、但只是部分正確的意見認為，政府多用錢（或少用錢）對形勢並無重大影響，因為大家都知道如此一來政府將來便要加稅，人民會懂得積穀防饑，現在先多把錢儲起，以備將來政府加稅時，自己或自己的後代仍有錢維持消費。此種理論是李嘉圖等同（Ricardian Equivalence）的一種應用，但香港欠缺它所需的條件：香港年達四十五歲的女性有38％沒有子女，她們（或她們的家人）不用考慮下一代是否須要承擔更高的稅率，對她們來說，現在政府大幅開支是好事，他們是受益人， 稅可能要幾十年後才加，這是經濟學中的道德風險在起作用。

 

這帶來另一項問題，有些樂觀的評論人認為可能出現的財赤根本不足為患，因為若一旦有結構性財赤的跡象，政府自會把關，到時才把開支打下去或增加稅收也不遲。我天生樂觀，但對此卻不敢茍同。日本二十多年前政府收入佔GDP 三成，開支也是GDP三成，收支大致平衡。

 

現在收入仍是GDP 三成，開支卻已增至四成，赤字嚴重。

 

由此可見，赤字出現後不見得政府能有力壓減開支，至於稅率，也會因大家反對而不能增加，政府惟有靠借債度日。 現在日本一個小孩出生， 因政府欠債達GDP 240％，所以等於這小孩要負上二點四年總收入的巨債。還不起本金嗎？無限期還利息也可以， 但壓力一樣沉重。歐洲等多個人口老化的國家也是欠下巨債，問題相若。香港憑什麼這樣有把握？

 

新加坡政策適合香港？

 

我曾說過，我希望這份《報告》是一個「自我擊敗的預言」，但要擊敗它，必須面對問題多管齊下才能有效。《報告》的推論也絕非是一個不可驗證的假說，若不未雨綢繆，必定出事，但若多管齊下，則有機會化解將來的危機。

 

至於用新加坡等例子，說別人有超過5％的增長率，為什麼香港不能？這只能視作為麻痹自己思維的豪言壯語。新加坡經濟效率的進步速度，低於《報告》中對香港的假設，新加坡的增長，是靠冠絕世界超高的儲蓄及投資率，若我們強要港人的儲蓄率從現在佔GDP 的四分之一提升至如新加坡一樣的GDP 一半，港人肯嗎？別處能做的，香港不一定能。

 

(HKEJ     2014-3-28) 

民調的科學性 (雷鼎鳴)

上周在一個座談會過後，一些在場的記者突然離題問我對民調的看法，頗感愕然。

在大學中，民調一般不會被當作學術，我也從來未見過有大學開設民調學系或有重量級學者去研究民調學。但這個事實並不意味着民調不重要。這好比政府會有一個統計署，專門負責收集GDP、生育率、犯罪率等等數據，沒有這些數據做學術研究會很不方便，大學統計系不會花多少時間教授學生搜集數據的方法，但卻會用上幾年時間教學生一些數理統計理論。民調也如是觀，不少大學附設一些負責民調的單位，但這些單位不被視為學術單位。

民調有無科學性？有的，但要看它是否按照以隨機抽樣為核心的科學方法去進行。民調若做得好，從幾百人的抽樣找出來的答案與幾千萬人不會有很大的分別，但成本便宜得多。有時，隨機抽樣的民調比起某些有樣本偏差的大型投票更加可靠，例如，有些人可以搞個網上投票，但結果必定可疑，因為喜歡上網的多是某些年齡或有某種思想傾向的人，代表性不夠。


主觀意願 影響統計結果

隨機抽樣是民調的科學基礎，但這尚未足夠保證民調的結果可靠。最近不少人有關特首合格程度的爭論其實反映了一些深層次問題。這次爭論是兩種計分方法哪一個合理？一是每人給特首打分，從1到100，再找出其平均，因為低於50，所以有人認為他不合格。二是以50分為合格點，再看看多少人給分超過50，多少低於或等於50，因為給予50分以上的比例較高，所以有些人認為特首合格。

這兩種方法誰對誰錯？其實兩個都對。第一種方法把回應者對特首觀感的強烈程度也加了進去，可以多提供對他支持度的信息，但假若在通常的投票活動中，大家被告知只有兩個選擇，合格還是不合格，結果是他會贏。

我在本欄過去討論關於投票制度的文章中曾指出過，用不同但又都各自合理的投票方法所得出的結果，可以南轅北轍，因此，真正的民意究竟若何，連用投票方法也不一定能夠肯定。經濟學家數十年前已明白此點，它也是民主制的一個盲點。以上所說雖然是關於民調，但實質含義與投票一樣。今次的爭論只是反映到一個我們知之已久的道理。

上述問題還隱藏着另一陷阱，即民調或投票結果都可被人操控。假設某人對特首的真正評價是他值30分，但他卻很想特首在評分輸得難看一點，他可以故意只給0分，這樣便可影響結果。此類選舉中的操控方法，是經濟學中的重要難題，連諾貝爾獎得主也研究。若是民調或選舉中有人不誠實地投票，那麼得出的結果也就殊不可靠。


隨機抽樣調查 易有偏差

就算沒有上述的問題，民調也有很多容易行差踏錯的地方。多年前「鍾氏民調」有替一所教育機構調查那一個大學校長最有學術地位，當時得分最多的是我校的朱經武校長，但民調的回應者卻真是隨機抽樣而來的，連「牛頭角順嫂」也包括在內。我在學術界多年，才敢勉強說朱校長對物理學很有貢獻，普通人又如何有此資訊？這好比物理天才諾獎得主費曼（Richard Feynman）曾說過的，你找一大堆人投票說中國的皇帝鼻子有多長，然後把大家給的尺寸平均一下，所得的答案與這皇帝的鼻長會毫無關係。

尚有一點不可不提。兩年多前中聯辦要員對有關國民身份認同的民調，批評只要回應者選擇他是中國人是香港人，是不合邏輯的問題設計。我同意這批評，我自己是中國人也是香港人，只選一個，怎選？簡單的解決方法是多設一些選擇，例如「我是香港人但不是中國人」，大家的答案便清楚了。但負責民調的人似不願意，理由是過去的民調沒有這選項，所以新結果不能跟舊結果作出比較。這是很牽強的回應，社會科學研究中常有新的情況出現，怎可抱殘守缺，永用舊法？

 

(Sky Post 2014-3-28)

台灣綠營學生佔領立法院 (雷鼎鳴)

台灣數百名綠營學生自3月18日起佔領當地立法院，使到香港一些傾向激進路綫人士甚感興奮，希望效法之情，溢於言表。我不認為道理在學生一方，他們的做法，與其自以為相信的核心價值頗有牴觸。

學生倉卒決定佔領立法院，導火綫是他們反對台灣與大陸所簽訂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此「協議」是甚麼的一回事？它是2010年6月兩岸簽訂的「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內容集中在銀行、金融、旅遊、醫療、運輸等服務業的貿易上，兩岸逐步減少此等貿易的障礙。學生反對理由不一而足，例如害怕失去職位、太倚靠內地、認為得益者只是大財團等。

ECFA及「服貿協議」都只是現今世界上盛行的自由貿易協議（FTA）的例子。2013年世界上共有384個FTA，由不同組合國家互相簽訂。不是已有了推動自由貿易的世貿組織（WTO）嗎？為甚麼還會出現這麼多FTA？原因是WTO保護自由貿易時頗有漏洞，但各國政府多明白，自由貿易對本國人民福祉有重要貢獻，所以互訂出各種FTA以作補充。
 

FTA作用 經貿互補

FTA最能起到正面作用的地方是簽約雙方（或多方）經濟發展階段不同，因而有互補性。台灣與內地經濟發展階段頗為不同，2013年台灣服務業已發展至佔GDP 68.6％（數據採自美國CIA《世界事實書》，下同），但內地卻只是45％，內地亦早已是台灣最大貿易夥伴，台27.1％出口是到大陸，入口則16.1％來自大陸。台灣與大陸經濟上的互補性甚為明顯。但台灣最忌憚的競爭者是南韓﹐後者輸出品與台接近﹐其中24.5%的目的地便是大陸﹐入口則15.6%來自大陸﹐台灣政府甚為關注自己在國際貿易中被邊緣化﹐經濟一沉不起﹐大陸市場更被南韓搶得先機。幾年前民進黨在選舉中落敗﹐原因之一正是其經濟政策乏善可陳﹐國民黨不想重犯此錯。

自由貿易之優點本來是數百萬字的文章也分析不完，但我們緊記一點便可：為甚麼消費者不買本國貨品而買進口貨，原因只有一個：他們認為進口貨更為價廉物美，買進口貨能增加其利益。若進口貨差勁，人民沒得益，他們也不會花錢購買。由此可知，在自由選擇條件下，貿易會為人民帶來總體利益。


退回服貿 阻消費投資自由

不過，佔領立法院的學生顯然不會對貿易帶來多少利益有興趣，他們要求的是退回「服貿協議」，或起碼重新與大陸談判。假如此協議對台的消費者或投資者真的不利，就算有協議，他們也大可不光顧大陸到台提供的服務，或乾脆不到大陸投資（到大陸投資的台商，九成以上是中小企，不是大財團），但當然此種事情不會發生，因為這些消費者及投資者都會以行動作出符合本身利益的選擇。

學生所要求的，其實是毫不尊重人民，阻礙他們在消費及投資上的自由選擇！若人民自己選擇不與大陸有任何經貿來往的話，就算有「協議」，這些活動也不會發生，學生何懼之有？因此，學生只是基於個人情緒，限制人民自由，這怎會符合人民追求自由的核心價值？

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民主制度，若要運作良好，都需要代議制度，每幾年由人民選出代表，在議事廳中審議法案。若有代表表現差勁，再選舉時把他們踢走便是。若某些人輸打贏要，不滿對方陣營合法地行使他們的權利，盡他們的責任，而糾合與己同聲同氣的群眾衝擊議會，這只會造成沒完沒了的亂局，整個社會都付出沉重代價。不要以為只有己方才可出此下策，別人也一樣會這樣做。發動幾百人或甚至幾十萬人去癱瘓政府，並非難事，但社會卻會因此沉淪。

馬英九是反共之人，在70年代中他在美國主編極右刊物《波士頓通訊》，打了無數保釣人士的小報告，使他們無法回到台灣，在保釣人士圈中是極多人都知道之事。但他可能出身於貴族家庭，似乎也有公子哥兒優柔寡斷的另一面，對打擊人民選擇自由，不尊重民主程序，違法佔領立法院的幼稚學生，竟然毫無動作，使人奇怪。

 

(Sky Post   2014-3-24)

內地網上金融有何問題？ (雷鼎鳴)

多年前我曾問過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教授，為甚麼中國沒有個人支票這回事？答曰：「中國銀行金融市場的發展早已躍過支票這一階段，已不再需要這落後的支付方式。」

易綱是我認識三十多年的朋友，說話從來謹慎，不會胡言亂語。的確，中國社會利用了新科技，比支票更為方便與可靠的支付系統已不斷地出現。香港有十分方便與安全的「八達通」，大大減少了小額交易的成本，但「八達通」需要終端機，亦不適應日益流行的網購，所以有其局限性。內地「支付寶」、「微信二維碼支付」、「虛擬信用卡」等等電子支付系統早已發展至擁有數以億計的用戶，深度影響人民日常生活中的小額買賣及轉帳繳費，當然比支票來得方便。


新科技衝擊傳統業務

近年更有「餘額寶」的出現，客戶可把錢存入此等戶口中，其資金可用作「支付寶」的買賣交易，其餘額則可用來購買貨幣基金，賺取高達6％的利率（近日利率已減），其存款尚有「平保」100％無上限的保證。「餘額寶」的業務已近乎銀行，它的優越條件使其存款出現爆發式增長，據說其資產已增至6,000億元，將來前景還不可限量。

上周人民銀行卻對此等網上金融潑了冷水，要暫停及限制其部分業務。徵詢意見的草案中，有建議個人支付帳戶的單筆轉帳不能超過1,000元，年累計不能超過1萬元，單筆消費不得超過5,000元，月累計不得超過1萬元。至於像「餘額寶」此類存款，亦有人建議要其仿效銀行，設置存款準備金，以策安全。
中國網上金融現在遇上的問題十分經典，在新科技帶來的衝擊下，一此傳統業務受到頗大的影響，其利益也因要面對競爭而受到損害。但新的商業模式也帶來新的風險，政府的監管跟不上新科技的進展，人行這次便煞費思量，惟有叫聲暫停，使其有時間去搞清楚如何應付。

人民銀行要考慮甚麼問題？首先是使用網上金融客戶的安全性問題。例如「虛擬信用卡」並不涉及真人的身份辨認及簽名便可發卡，安全性或許不足。

用二維碼支付系統，理論上每一部手機都可成為有掃描功能的終端機，把自己手機對準商戶提供的二維碼，「咇」的一聲便交易完成。但中央電視台揭露，有人可把病毒植入二維碼中，手機掃描了它便會中招，以後手機傳出的信息，包括帳戶密碼等等資料都可被人截獲。甚麼支付流程及附範措施才可減少此等非法活動，監管機構不能不考慮。


不設存款準備金 安全成疑

第二，傳統的銀行接納了客戶的存款後，不能把款項全部貸出，要保留一部分用作存款準備金，以保客戶的安全。存款準備金愈高，銀行便愈少資金可用作借貸圖利。銀行也可向央行借入資金用作存款準備金，但要按貼現率付出利息。有人批評，「餘額寶」之所以能付出比銀行存款高出兩三個百分點的利益，正是因為它不需要設置存款準備金，成本較低，若它也要與銀行看齊，同樣也要有準備金的話，它的成本便要增加，其存款利率也要應聲下降一個百分點。
但就算利率真的有此下降，它仍會遠高於傳統銀行所設置的存款利率。我們難免會問，傳統的國營銀行是否有利用自己的壟斷力量人為地壓低了利率，損害了存戶的利益？倘若如此，它們受到新興的網上金融的競爭衝擊，正是打破其壟斷的大好機會。

第三，若「餘額寶」只是涉及小規模的存款，央行大可不加理會。但以目前發展的走勢看，將來其存款很可能以萬億元計算，央行控制貨幣量政策的有效性，會因此大打折扣。世界各國的貨幣政策，多會包括通過提高或減少存款準備金，或改變貼現率，但若社會中有大量類似貨幣的「餘額寶」、「支付寶」、「虛擬信用卡」等等交易或儲值工具出現，而它們又不用設有存款準備金的話，央行會認為自己的武功部分被廢掉，不會沉默不語。

 

(Sky Post    2014-3-21)

真理在胸 無私與無畏 (雷鼎鳴)

上周三黃昏到醫院探望劉進圖，到了病房外嚇了一跳，只見有大群似是記者的年輕人坐在那裏不知等候甚麼，後來才知道原來案件有新進展，懷疑涉案的刀手在東莞被捕，港人出了一口烏氣。

探索真理 愈辯愈明

進圖精神極佳，但我不想打擾他的休息，討論了對此案的一些猜測及他引用的「真理在胸」詩句便離開，鄭國漢校長託我問候他的叮囑反而忘記了。我十分相信此案與打擊新聞自由有關，原因是其他的可能動機可用排他法排除掉，除非有新的證據才能否定我這看法。劉案與其他似是與新聞界有關的案件性質不同，除了1996年梁天偉被斬案與此頗有共通之處外，其他的都糾纏着太多的與新聞自由無關的因素，就連近月的施永青案當事人自己也說不出個所以然。

 

劉進圖情況不同，他的背景單純，認識他多年，實在想不到與打壓新聞無關的解釋。不過，有多少證據便說多少話，到目前為止，我們並不知要恐嚇或報復的主謀者是何方神聖，也無證據顯示是否與政治有關，進圖本人對行兇動機似亦頗感茫然，根據《明報》梳理出來的資料看看得罪了誰，雖有必要，但能否破案，則主要還是要看警方的能耐了。我相信最希望此案得破的是中聯辦，否則內地公安不會如此賣力。

據進圖所言，他引用的詩句來自王希哲轉引的一首文革時廣泛流傳的詩，我在網上搜查，果然在文革期間有這麼一首詩，但版本甚多，主要是其中一句不甚工整，被人改來改去。各版本中，可用以下的作代表：「真理在胸筆在手，無私無畏即自由。陽光如浪淘泥土，砥柱觸天立中流。」至於原創作者是誰，似不可考，有說是毛澤東，也有說是農民知識分子楊偉名在1967年春之作，但都頗有疑點。

我對進圖說首兩句頗為全面，若要真正的自由，便需三個條件，一是確有掌握真理，二是無私，三是無畏，進圖對此也欣然認同。不過，回家後再細想一下，這三個條件與自由的性質仍有頗堪玩味之處，值得再加思考。

首先是「真理在胸」。已有論者說過，最怕是一些不明世事卻誤以為自己掌握真理之輩，他們亢奮起來，會對持不同意見者橫加打壓。但真理是需要長時間的理性探索的，不理會「真理愈辯愈明」的人會與真理愈走愈遠離。要真正的自由的話，我們必要懂點認識論，學曉怎樣觀察事物，層層抽絲剝繭地地倚靠證據與邏輯，有多少證據便說多少話，逐步接近真理。有一些論者不知為何，對談論證據十分抗拒，他們是在設置障礙，阻止別人走向自由而仍不自知。

偏諸私心 公器私用

「無私」與「無畏」都是捍衞新聞自由很重要的因素，若有人懷有私心，公器私用，當然與新聞自由相牴。但「私」的涉及面很廣，面子也是一種。有些人信念的形成是基於道聽塗說的偏見，未有經歷過嚴格的實證考核，他們的信念容易被事實推翻，不少人對此會十分懼怕，一聽見不同意見便如遇上殺父仇人，必須誅之而後快。在這個意義上，「無私」與「無畏」是一個銅錢的兩面，這些人的私心含有對自己信念被瓦解的畏懼，他們當然是不自由的。我也遇過很多師長朋友，他們胸懷廣闊，追求真理之心昭昭可見，他們歡迎對其意見有質量的批評，他們都是自由人。

不過，事事要求人人都無私無畏，可能有點違反人性。更正確的做法是在制度上提供足夠的誘因使到自私與恐懼都變成正能量。從亞當史密斯開始，經濟學家開始明白在自由市場的機制下，私心不但不是自由的阻力，還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在市場中作出貢獻的人不是因為他們有偉大理想，而是因為他們追求利益。市場機制的確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它能把私心轉化為公利。不過，新聞自由與市場自由性質有別，新聞界自己需自設另外的機制，使到對追求真理有貢獻的人得到獎勵，胡說八道以偏見不以實證作判斷準則的人受懲，若有此機制，私心與恐懼都可幫助社會走上自由之路。

 

(Sky Post    2014-3-17)

理想化與侵犯性 (雷鼎鳴)

最近有一宗不起眼的國際新聞，頗為有趣。事緣3月13是教宗方濟登位的一周年，他似乎頗受意大利人民歡迎，近日有當地報章「報道」他常晚間秘密地從梵蒂崗溜出來，在街頭向窮人派食物救濟他們，有些刊物還把他漫畫化為超人。但教宗對此並不領情，否認有潛出教廷外，還說出一段充滿智慧的話：

「如我沒搞錯，佛洛伊德曾說過，每一次理想化的過程，當中都含有侵犯性。」（If I am not mistaken, Sigmund Freud said that in every idealization there's an aggression。）

我大學時讀過幾門心理課，另在通識課中，佛洛伊德的幾本經典著作也是必讀課本。教宗之言，倒是促使我要從塵封的心理學書本中找出上述話語的準確出處。我尚未找到，但回顧了佛洛伊德的理論，他確有此意。

佛洛伊德對人性中的侵犯性十分重視，因它輕則可造成人際間的摩擦，重則可釀成戰爭大禍。他對侵犯性的來源在不同年代有不同的論述，有一種說法是此來自戀母情意結，小時候孩子見到父親與母親相好，會產生對父親的妒忌，長大後若擺脫不了這陰影，可能會把此種負能量轉化為無故反抗權威。


分析事物 可用不同角度

另有說法是人皆有死亡本能與生存本能。死亡本能使人有自毀傾向，但在生存本能的制約下，也可轉為攻擊他人或外在的事物和觀念。人性中的侵犯性便是從生存本能與死亡本能中獲得強大的動力。

我不是心理學家，一向認為經濟學對人類行為的解釋更加有力。不過，有一事使我印象深刻。芝加哥大學有一座古意盎然的大樓，名喚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大樓，但在Science一字的右邊，有被剷去一字母的痕迹（名字刻在石上），據說，大樓初建時，是用眾數的Sciences的，但眾教授認為，只應有一種社會科學，最能解釋到世事的才算社會科學，不用人為地設置藩籬。我同意此說，不管白貓黑貓，捉住耗子的便是好貓，因此毫不介意用經濟學分析別的領域範疇，也不介意別人用其他工具分析經濟，學科要在競爭中發展。在分析理想化與侵犯性方面，我們不一定認同佛洛伊德，但他是心理學的祖師，他的觀點觸及人性最幽暗微小處，不可忽略。

港人有無侵犯性，或我們可稱之為戾氣的東西？我相信在部分人中，此等心態顯然存在。君不見網上或報章或電台，每天都有言詞刻毒而無甚理據的互相謾罵？一些群眾活動中的肢體語言具有強烈的侵犯性，有如動物間的爭奪佔地或乾脆弱肉強食，我們又哪會見得少？有時這些事見得多了，也難免感概部分港人是不是病了？！

此種侵犯性究竟是源於未得化解的戀母情意結，還是生存本能與死亡本能的互動，又或是其他的挫折感，留給精神病學家去分析更為洽當。但教宗與佛洛伊德都把理想化與侵犯性掛上鈎，卻是使人一新耳目。 此兩者看似風馬牛不相及，但卻在不少人身上並存，它們有何關係？原來此派心理學家相信，把某些人神化，或把某些觀點的重要性不適當地拔高，都只是潛意識造出來的偽裝，用以掩飾自己具有侵犯性的本質。


非黑即白 難免有所偏頗

此說見諸香港，頗有道理。有部分港人，尤其是少不更事的，看事情只懂得非黑即白，沒能力理解太極圖中黑白雙魚互相轉化，及大黑中藏一點白，大白中藏一點黑的千古哲理。把一個人，或一種觀念理想化了，絕對化了，可以使擁護者自以為反對他們的，都是千古罪人，全都是別有用心搞陰謀詭計的主謀或幫兇，對這些人不用再客氣，攻擊之可也。這是人性中侵犯性的表現，與理性並不相容，向他們要求證據以支持他們的想法嗎？他們的潛意識對此只會十分抗拒。

倘若這些都只是人性表現的自然現象，我們也不易要他們改變。不過，作為重視理性的人，我們難免對一些站在極端位置的人，要思考一下他們的觀點是用理想化掩飾的人類侵犯性，還是其他？例如，我在本欄中曾多次分析過選舉制度的局限，任何制度得出來的選舉結果，也不一定能如實反映民意，正如美國憲法之父麥迪遜總統所主張的，只要有普及的參與及當選者任期有限，便已是民主的全部，民主再不需要其他的條件來作定義。那麼，堅持某某別處地方不一定採用的條件作為所謂「真普選」的標準，是否也只是潛意識中侵犯性的偽裝工具？

(Sky Post   2014-3-14)

財赤是結構性還是周期性？ (雷鼎鳴)

《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報告》指出，如政府不想辦法控制開支，任由它按照過去十多年增長軌迹移動的話，那七年後香港便大有可能出現結構性赤字。

人在安逸中往往會對未來的風險麻痹大意，社會中頗有些評論對出現赤字不以為然。但他們忘記一個事實，在回歸的頭十年，香港出現了五年赤字，這些赤字加起來數目龐大，達1,961億元，且其出現沒有預兆。就算另有五年盈餘，但盈不抵赤，回歸頭十年的總和仍是赤字。


忽略通脹 金錢購買力將下降

但自2007年至今，港府倒是年年有餘，這方面要得力於十多年前政府眼見勢色不妙，惟有狠手大力減赤，而中央在2003年亦釋放支持香港經濟的訊號、自由行、CEPA等措施的直接效應雖有限，但投資者的信心終回復，上揚的經濟得以推高政府收入，光是2007年股市交投大升，所帶來的印花稅，便使政府盆滿缽滿。

不相信政府會出現結構性赤字的人，有部分顯然是因不願相信而不相信，毫無理據可言。工作小組不是有份近300頁的《報告》，詳列推算的假設與數據嗎？《報告》印刷了三百多份（另在網上可輕易找到），但從評論人的論述可知，他們絕大部分未讀完《報告》，我個人估計讀畢《報告》的人不會超過30人。這也難怪，這麼沉悶的推算誰有興趣詳讀？）不過，有些人倒是十分奇怪，屬「聲大夾冇準」，如有份英文報紙的某些評論人認為，將來基建開支不可能如報告中所推算的這麼大 (也有人說《報告》預留給基建的太少)，所以整份報告都是廢紙云云。這些人錯在甚麼地方？竟是他們不知有通脹這回事，二十多年後的錢與今天的購買力不同，且到時GDP比今天高得多，社會的訴求也非一樣。

但並非所有批評都是如此無的放矢，有些是頗值得思索並尋找使人滿意的答案的。其中有說《報告》推算中以1997年作起點年，頗有不妥，若是用其他年份作起點，例如1992（黃元山）、1998（羅致光）及2008（徐家健），結果便十分不同。

政府內部作推算時曾以80年代中作起點，結果分別不大，但上述諸君皆非胡言亂語之人，為何用他們的起點年份會造成不同的結果呢？他們的觀點倒促使我再次詳細檢閱數據，終有兩點體會。


人口老化 財政開支勢大增

第一，政府開支並非年年跑贏GDP，在很多年份GDP增長都快於開支增長。但在91至93、98及08三段時間內，開支都大幅拋離GDP，91至93的一次，開支增幅減GDP增幅等於25％，98年是28％，08年是31％，就是這三次，開支累積增幅才遠大於經濟增幅。若以這些年份作起點，便等於忽略了最關鍵的增長年份，所以才會得到與《報告》不同的結果。這有如二人賽跑，甲只有三段時間發力狂衝，把乙拋離，其餘的時間甲的速度都與乙差不多，甚至更慢，我們若忽視了這三段衝刺時段，便不能明白為何甲會勝出。

第二，在檢查數據中，我倒是發現在過去，政府開支與GDP的關係頗有波動。這便帶來一個重要問題，究竟現在可預見的赤字是結構性（亦即持續性不易逆轉的）還是周期性。例如，在2001至04年間，政府開支很大，但後來被各種緊縮政策打了下去，政府當時本來是擔心有結構性赤字的，但終因其努力而把赤字從結構性改為周期性。未來會否歷史重演？這會比從前困難得多，因為未來造成財赤的一大動力是人口老化，而人口老化絕對不是周期性而是長期性的。此外，香港事事都已變得政治化，要政府控制開支的增長是政治上不討好之事，政治因素或已成為結構性問題了，財赤也結構性的機會大增。

日本本來也是一個懂得量入為出，人民有高儲蓄率的國家，但縱使在此種國家，在人口老化的壓力下，政府開支一樣從二十多年前佔GDP的30％上升至今天佔40％，但大家都不願加稅，所以收入維持在GDP的30％不變，香港人口老化比日本晚了大約15年，日本的經驗豈能不察？

 

(Sky Post   2014-3-10)

如何化解香港財政困境？ (雷鼎鳴)

「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剛公布了一份《報告》，我是這工作小組的非官方成員之一，其中的一些結論，我在本欄過去已稍有透露，但當時因為保密關係，我不方便用「工作小組」所掌握的數字，所以我改為用一些早已公布的數字作出獨立推算，結果基本上也與《報告》中的脗合。

《報告》其中一種假設情況是，若政府提供的醫療、教育、福利等的水平，能與過去十多年來改進的速度相符，再加上人口老化的壓力，到了2021至22年度，香港便要出現結構性赤字，到了2041至42度，不但財政儲備用光，還會欠下超過十萬億的債務，等於到時的GDP的154％，與今天希臘的情況相若。


經濟需重拾動力 保持增速

我們都不是預言家，不可能確知將來發生甚麼事，但根據分析事實與數據，卻可以說：「如果條件A存在，結果B便大有可能發生。」上述的不妙局面是否一定會發生？不是的，《報告》的目的便是希望成為一個「自我擊敗的預言」（self-defeating prophecy）。香港政府在人口老化的壓力下存在的風險十分真實，若不理會潛藏的問題，將來自然會危機四伏。但問題若已知道，倒是有機會把它解決，那麼《報告》中的「預言」便不用發生了。

在甚麼情況下香港政府才可避免由富甲一方變成一窮二白的局面？其中一個重要的考慮方向顯然是經濟能否快速增長，從而政府庫房可以繼續豬籠入水。但這卻帶來另一問題：香港需要多高的GDP增長率才可抵銷掉上述的財政壓力？《報告》中的結論是要5.4％的GDP實質增長率。要注意，這不是指某一年或某幾年有5.4％，而是指在現在到2041年期間，香港能持續地平均有5.4％的經濟增長。

這是極高的目標，一兩年達到或超過它完全可能，但要香港這麼一個較成熟的經濟體做到這一點，卻是有些不切實際。97以後，香港的經濟增長率已跌至平均3.4％的水平，將來可否把增長率重新推上去？

推動經濟增長的因素，簡略而言，不外乎以下：第一是勞動力，但因人口老化，勞動力不但不會上升，而且快將下降，所以它對提高GDP增幅，並無助力。第二是資金積累的速度，但香港的投資額佔GDP的比重，近二、三十年來並無上升的趨勢，例如在2013年，香港的投資是GDP的23.5％，而二十年前的1993年卻是27.2％。既然投資的增長動力不再，我們對資金積累的貢獻也不能寄以厚望。第三是生產效率（包括科技的進步）能否有足夠快的增速。


投資科研及教育 推動增長

從前香港與外國先進國家技術水平差異甚大，容易通過「偷師」而提升生產效率，但現在差距已縮小，再通過學習他人所能起的作用也減弱，此亦是不利香港增長的因素。但當然，香港可自行投資在科技研發及教育上，這些都對經濟增長有益處。不過，美國、日本等國家的科研也搞得不錯，但其力量仍遠遠不能把經濟增長推到5.4％的水平。剩下來的是香港的地理優勢及中國崛起所帶來的機遇，若香港能把握到此等機遇，的確有望能推高經濟增長，紓緩上述的財政困局，但港人能早日擯棄政治爭拗，重建企業精神嗎？

若經濟增長的前景不足以解決《報告》中所顯示的問題，剩下來的便要在控制開支上着手了。加稅不是不可以，但政治阻力大，而且加稅對GDP的打擊可以很大，與香港發展的目的背道而馳。若控制開支，便要確立用錢的優先次序。某些開支不能不用，例如維護治安、保障人民的健康等，有些基建項目也大可上馬，但關鍵是這些項目是否符合成本效益。若經過論證後，一些項目的效益大於成本，當然應該投資。這份《報告》也可視為晨早的鬧鐘，它發出的聲音雖使人不高興，但現在若不加重力度控制開支，我們的下一代會苦不堪言。

(Sky Post    2014-3-7)

 

香港的長遠財政形勢 (雷鼎鳴)

香港人口加速進入老化期，已是幾乎必然會發生的事。香港的總和生育率幾乎世界最低，預期壽命則幾乎全球最高，意味將來適齡工作人口愈來愈少，但須要照顧不能工作的退休人口卻愈來愈多。 此種格局，對政府的理財會造成很大的挑戰，只要看看日本、意大利、西班牙等比香港更早進入人口老化期的國家，從其債務的不斷擴大，便可知香港政府將來要面對多大的財政壓力。

 

去年中，香港政府成立一個名曰「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主要目的便是替香港政府的未來財政狀況作一「全身檢查」，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常秘謝曼怡女士當主席，我是十名成員中的其中一人，參與了大部分的會議，知道周一（3日）工作小組發表的《報告》的來龍去脈，並對其結論中內含的警示深以為然。

 

相信對很多人來說，包括我自己在內，開始時都可能覺得這個「全身檢查」有點多此一舉。一個身強體壯的人哪有太大興趣作全身檢查？《財政預算案》剛公布香港目前有7459 億元的財政儲備，再加上交託金管局管理、去年底已累積至6372 億元的基金權益， 政府理論上可動用的資產高達13832億元，等於去年GDP 的65％，況且自2004 年度開始，政府年年都有新的盈餘，它是否更應設法把這些錢用掉？不過，表面上的健康並不一定代表沒有隱患， 「工作小組」花了五六十個小時的會議時間及背後更長得多的工作時間， 分析政府各部門交來的數據後，卻是不由得不發出適當的預警。

 

本文見報之日，這份二百多頁的《報告》已經公布，讀者可自行詳細閱讀，我在此只須稍為點出其重點。我們都不是預言家，不可能未卜先知說出2041 年以前香港的財政狀況一定會如何如何，但條件性的預測卻是可能；換言之，我們可以講得出「如果政府這樣做，後果便會如何」。

 

《報告》假設四種不同的情況以作未來開支的推算，為了節省篇幅，這裏只談兩個最有參考意義的假設情況，然後再分析得到其結論的原因：

 

【假設情況一】

 

第一種情況是假設政府從現在到2041 年，凍結了教育、福利及醫療等的服務，亦即將來的服務水平按今天一樣，原地踏步。那麼，政府的開支仍會因人口老化及通脹因素而上升，但增幅會較低。顯而易見，在此情況下，香港財政較不會出現問題，但人口老化的壓力仍在，2029╱30 年度結構性赤字一樣會出現，收入頂不住開支，但到時因已有更多的時間積累財政儲備，可以持續地撐住仍在上升的開支， 到了2041╱42 年度才耗盡財政儲備，並欠債2710 億元，等於當時GDP的3.8％。

 

上述結果並不糟糕，欠債率3.8％在世界標準上是很低的，反映過去香港審慎理財所積累的財富，對應付人口老化可以起到關鍵性的幫助。但問題是，政府提供的服務質量或水平可否在政治壓力下仍可以維持數十年不變？答案讀者可自行判斷。

 

【假設情況二】

 

第二種情況是假設教育、福利及醫療等的服務水平能不斷改善，平均每年改善的幅度與1997╱98年度至今的速度一致；按廖柏偉教授的說法，是天氣報告中常聽到的「按現時途徑移動」，這自然需要政府投入更多的資源。工作小組估算出的結果當然比第一種情況嚴重得多，結構性赤字2021╱22 年度便會出現，2028╱29 年後用盡財政儲備，開始進入借債期，到了2041╱42 年，政府欠下的債務將高達10.965 萬億元，等於到時GDP的154.3％，與今天希臘的情況相似！不過，這仍比不上日本接近GDP兩倍半的欠債率。

 

這是不是最「悲觀」的結果呢？

 

我們很難這樣說。誰敢說社會中人都很滿意過去十餘年政府服務提升的速度，而不會要求增加更快？天下沒有免費午餐，這只會使香港欠下更大的巨債。更嚴重的後果不是沒有，但「工作小組」不願予人過於悲觀的印象，所以不提；況且這推算結果已可足夠警醒我們，香港過去十多年開支的增長速度並不可能持續下去，不早作控制，將來必會陷入尾大不掉的財政困境，無法自拔。

 

以上的兩種推算，當然尚有其他假設，最重要的是名義GDP 從2014至2041 年平均每年有4.4％的增長（實質GDP 增長率是2.8％），開始時增長會快一些，後來會放慢一點。

 

至於政府的收入，跟得上名義GDP的速度，每年有4.5％。事實上，我們若檢視過去的數據，政府的收入長遠而言，基本上與GDP 沒有脫節，從1997╱98 年度至2013╱14 年度，名義GDP 增加了54.6％，但收入也上升了59.2％，這反映在政治壓力下，加稅或增加收入來源都不容易。不過，在同一段時間內，政府開支卻增加了124.2％，遠遠跑贏了GDP上升的幅度！

 

最後一點頗使人要問一句，香港政府的理財是否有違反《基本法》的嫌疑？《基本法》第107 及第108條指明，香港要實行低稅政策，政府的預算要量入為出，收支平衡；更值得注意的是，預算與GDP 的增長率要相適應。從1997 到2013年十六年這麼長的時間內，開支竟跑贏GDP 這麼多，我認為已經在踩界了。倘若政府將來能真的把政府開支壓在GDP 20％的水平，尚可自辯沒有違反《基本法》，但若按上文第二種情況的推算，到了2041 年度， 開支已從現在等於GDP 的19％上升至41.5％，怎可能不違反《基本法》？

 

這些結果都是重要的，我們必須用多角度檢查有無出錯。首先是計算與假設是否有誤。《報告》中所有計算都是根據政府不同部門提供的數據，由公務員團隊中人計算的，我是非官方成員，不參與計算，自我委派的角色是搞清楚政府有無計錯數，從政府官員在開會期間介紹計算結果時，倒是並無發現他們有錯。當中對某些數據的處理方法，我不一定認為理想，一度曾頗有爭論，但後來大家達成共識。我近日找來相關數據，躲在家中演算，所得與《報告》中的主要結果並無不同。

 

至於假設，開會時各成員都曾長時間推敲，在《報告》中也詳細寫下，讀者可自行判斷。有人也許會懷疑《報告》有政治考量，我不知道不同的人物對此《報告》會預設什麼態度，但從開會所見，各人都只有興趣研判數據及其含義，記憶中無人理會過政治。

 

但這些仍未有解釋為什麼在現時如此豐厚的儲備及連年的盈餘下，將來仍可能有嚴重的財政風險。

 

要解此疑團，我們宜以史為鑑。最適當的參考樣板是日本。

 

日本是當世發達經濟體中人口最老化的國家，其人口的預期壽命稍長過香港，總和生育率卻比不上香港這麼低。不過，日本進入老化期遠早於香港，所以我們要問，日本過去二十多年由人口問題帶來的財政壓力會否是香港將來的寫照。

 

九十年代初，日本政府的欠債約佔GDP的六成，現在則約240％；換言之，每十年，日本新增加的債務約等於GDP 的90％。香港現在開始進入老化期，但現有的財政儲備（先暫不理會基金權益的部分）等於GDP 的35％，因為有儲備而不是有欠債，起點比日本好。

 

假如香港將來如日本一樣，每十年增加的債務等於GDP 的90％，那麼，三十年後，香港的總欠債，在吃掉了這35％的儲備後，會欠上等於GDP 235％的債。當然，日本有其他因素使到她的債務如此高，但《報告》中的推算，也只是說香港在2041 年期間欠債可能等於GDP 的154％，而不是235％這麼高。由日本的先例可知，香港在人口老化壓力下要面對巨大的財政風險，並不出奇。

 

二十多年前，也沒有什麼人會相信日本會陷入今天的巨債困局，但若細看《報告》第130 頁中所列出的日本政府收支圖表，當可發現二十多年來，她的收入基本上凍結在GDP 30％的水位，但開支卻上升至40％，此種情況與香港相似，在政治壓力下加稅不易，但增加開支卻無多大阻力。

 

《報告》觸及的問題既然重要，而且它的目的是要把政府喚醒，它的結論會遭到一些人的質疑，是無可避免的。有人認為《報告》推演未來收支時，只是以1997 年至今的趨勢作根據，只要用不同的年份作起點，結果大不一樣。這個批評可以理解，但並不正確，原因如下。

 

「工作小組」中人並不擔心政府的收入有大問題，過去幾十年來，收入上升的幅度與GDP 的增幅雖非年年一致，但平均而言，算是同步，問題是開支的增幅是否一直跑贏GDP；倘若如是，不但財赤終將不可避免，而且會違反《基本法》。所以這裏我只集中分析開支過去二三十年的發展態勢。

 

政府開支與GDP 的關係有兩個值得注意的特點：

 

【特點一】

 

從1989 年（或更早一點也可以）開始，並非每年開支的增幅都會超過GDP 的增幅，但有三次，開支卻是突然猛增， 遠遠跑贏GDP，第一次是1991 至1993 年（開支增幅減GDP 增幅等於25％）；第二次是1998╱99 年度（亞洲金融危機年， 開支跑贏GDP28％）；第三次是2008╱09 年度（ 金融危機年， 開支增幅超出GDP 增幅31％），其他的年份則雙方互有小勝小負。開支每一次如此巨大的增幅過後，都把GDP 拋在後面。這好比二人競跑，甲有三段時間發力，每次都拋離了乙，但拋離了以後，速度又減慢至與乙的差不多，只不過已是在前方領先了。

 

我們倘若不理會這三次發力，只比較發力以後雙方的速度，自然會以為甲與乙跑得差不多快，但這樣卻正正忘記了甲遠遠領先的原因。回到開支的走勢上，幾位朋友所用的起點年份卻剛好無意中忽略了開支的發力點，黃元山用1992年作起點，羅致光用1998 年，徐家健用2008 年，在計算上全部都是漏掉真正關鍵的年份，所以他們會得出與《報告》不同的印象。

 

【特點二】

 

開支真正跑贏GDP 的態勢是大約2005 年才明顯開始的。 1991至93 年那一次，年代久遠可以不用花篇幅論述，1998╱99 年後，政府因連年巨額赤字，不得不大力壓縮開支。但自沙士以後，政府的理財出現了變化，開支跑贏GDP的幅度愈來愈大。附【圖】把這現象表達出來， 例如， 從1989 至2013 年，開支的平均年增長率是7.83％，GDP 則是5.9％，所以開支增長率跑贏GDP 增長率1.93％。從2012 到2013 年，開支增長則高出GDP 增長11.31％。從此【圖】可看出，開支增長比起GDP 的增長愈來愈大，且未有衰竭之勢，政府理財的負責人，對此不可能不加理會。

 

人口老化是人類歷史上一個很新的問題，世界上沒有國家懂得如何妥善解決，只要看一看日本與歐洲諸國等人口老化國家搞得焦頭爛額，便可見一斑。當然，經濟若能高速增長，上述的很多問題也可迎刃而解，但倘若開支按過去十多年的態勢移動，我們須要多高的經濟實質增長率才能頂得住，不致出現《報告》所顯示的惡劣情況？答案是未來二三十年間，不是某一年或是某幾年，GDP 的平均年增長率要高達5.4％！未聽過哪一位合格的經濟學家相信這要求可達到！

 

香港潛在的財政風險是十分真實的，若現時不早作準備，將來會噬臍莫及。但這並不意味香港政府財政前景一定悲觀。這份《報告》應扮演一個「自我擊敗的預言」（Self-defeating prophecy）角色，把風險弄清，自可想法解決，那麼《報告》中的「預言」也就可以不用發生了。